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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统:毛泽东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上) 
作者:[刘统] 来源:[三联书店三联书情2016-10-17] 2016-10-19

 刘统,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

    长征开始的时候,当时是博古、李德、周恩来当家,他们采取的行动就是大搬家、大逃跑。红军经过湘江之战之后,一下损失了三分之二,中央高层内部开始了争论,毛泽东利用这个时机,策划了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的结果是改变了中央的最高决策层,博古、李德下来,张闻天、毛泽东上位,形成了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的新的三人领导机构。

    在毛泽东重新回到决策层之后,红军长征的方式有了变化,开始变得机动灵活,于是就有了所谓的四渡赤水。四渡赤水的路线弯弯曲曲、绕来绕去,就是为了避战,因为毛泽东心里非常清楚,这支走了几千里地的红军队伍已经是精疲力竭,没有战斗力了,如果要打,就是全军覆没。没有红军了,还谈什么革命?毛泽东当时在中央军、川军、黔军、滇军的夹缝里求生存,所以行军路线才会那样地绕来绕去。就在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最困难的时候,突然接到雪山那边的电报,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渡过了嘉陵江,在今天的川西北建立了一块根据地,等着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对红一方面军来说,这是绝处逢生,疲惫之师一下鼓足了勇气,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1935年5月一、四方面军终于在川西北会师了。

    走了一万多里地的红一方面军只剩下两万多人,衣衫褴褛,骨瘦如柴,受到了红四方面军八万多人兄弟般的迎接,当时心情是非常激动的,红四方面军的同志拿出了粮食、皮袄等各种各样的礼物来慰问红一方面军,使红一方面军的同志觉得非常温暖,大家都感觉到这是长征中的一大胜利,好像是过节一样。

    但是毛泽东说,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别人都那么高兴,怎么成了毛泽东最黑暗的时刻呢?因为毛泽东遇见了党内最强劲的对手张国焘,张国焘当时依仗着在党内的资历和权威,最重要的是他手里的人、枪比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还要多得多。张国焘在会师之后提出,两大主力会师应该统一组织、统一指挥。对不对?完全对。问题是谁指挥谁?张国焘说,当然我指挥你了,你们还剩下几个人了?毛泽东就躲避、回避这个问题,不肯把权力交给张国焘,于是张国焘就摊牌了,不解决组织问题,我就不走,看你怎么办?

    中央对张国焘束手无策,为了解决组织问题和权力分配的问题,中央和张国焘在川西北整整相持了两个月,在这两个月里红军消耗尽了当地所有的粮食,当时全军处于饥饿之中。在这个关键时刻,张闻天表示实在不行就把总书记让给张国焘,但是毛泽东坚决不同意。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方案,“宁可让出总政委,不能让出总书记”,张国焘想指挥红军咱们就让他当总政委,但是总政委也得听政治局的。这样的话,中央在1935年8月的毛尔盖会议,决定改组红军的最高领导机构,张国焘担任了红军总政委。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之后,他的权力欲望得到了满足。

    这个时候毛泽东提出来,咱们要北上,过草地。毛泽东又生一计,说草地人烟都没有,粮食也没有,十万大军哪儿能一块行动呢?咱们还是兵分两路吧,于是毛泽东就提出,中央还有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跟着徐向前、陈昌浩指挥的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组成右路军,从毛尔盖北上;让朱德和刘伯承陪着张国焘组成左路军,从阿坝北上。张国焘也不知道是计策,于是就同意了。他一同意,毛泽东马上就分家,催着徐向前、陈昌浩赶紧过草地。

    草地是当时从松潘到若尔盖的一大片沼泽区,红军为什么要过草地?明明知道草地是死亡之地,为什么还要从那儿走?没人想过草地,红军一开始的愿望当时是打开松潘城,当时想按照我们今天的路线,从松潘过草地,从松潘到九寨沟,上了雪宝顶,就到了今天秦岭的通道了。

    原来中央想的是挺好的,从松潘过草地。但是松潘城是川西北的军事要塞,城墙是乾隆皇帝征服了大小金川之后修的,到今天城墙还非常坚固。守城的就是国民党嫡系部队的著名将领胡宗南,胡宗南当时率领一个师在守松潘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指挥下,联合进攻松潘城,结果没想到胡宗南坚守不退。红军长征的时候翻山越岭,把所有的炮都扔光了,就剩下轻武器,这个松潘城,这么厚的城墙怎么爬得上去?结果红军就包围松潘城,盼着胡宗南逃跑,胡宗南就是不跑,最后一直饿到松潘城里面的粮食都没有了,胡宗南一天只让他的士兵喝一顿稀粥,也还是坚持不退。红军一看没办法了,松潘打不下来了,九寨沟、黄龙都过不去了,没办法才调头转向了草地。

    红军的右路军在徐向前、陈昌浩的率领之下,当时中央机关跟着右路军一起过草地。过草地,在红军长征历史上是最悲惨的一幕。我们看当年的记载,红军右路军过草地一共走了七天,怎么能造成那么大量的死亡?今天去草地一看,那个地方真是风景如画,但是在红军长征所有亲历者的回忆录里,没有一个人写到景色,写的都是饥饿和痛苦。我们现在气候转暖,草地中的沼泽地大量消失,都变成干地了,但是当年红军过草地的时候,这个地方气温还非常低,植被非常茂盛,湿地非常的大。所以红军到了草地,第一,海拔3500米,我们今天去旅游,到若尔盖草地一看,到处像一片绿毯一样,一望无边的大草地,真美啊,但是人人都有高原反应,头疼欲裂、恶心、头晕得厉害。车继续往前开,开到了海拔2500米的拉卜楞寺,大伙儿的高原病一下都好了。所以我就知道,草地的海拔高度,在那么缺氧的情况下,红军要徒步走,那是多辛苦的事儿!

    第二,草地昼夜温差非常大,气候变化无常,白天阳光普照,但是一会儿乌云来了就是一阵冰雹,狂风暴雨,让人找不着东南西北。红军在草地的七天中,整整五天是露营。你想,他们走了一整天,晚上又高原缺氧又低温又饥饿,露营的时候,突然来一场狂风暴雨,冰雹打在身上,暴雨打在身上,简直是痛苦不堪。

    在草地露营,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得有篝火。你要是能点起一堆柴火来,就能活过这一夜,要是点不起这一堆柴火来,第二天早上很可能就被冻死。很多人就是这样被冻死的。所以当时红军这些干部说,就是拼着徒步走,我也得让我的马驮上二三十斤干柴,这样我露营的时候才能点起篝火来。但是,点篝火也非常不容易,读红军写的回忆录,像罗荣桓这样的大学生知识分子,红军总政治部的干部,晚上露营的时候点火,别的工农干部都会吹火,一会儿把一堆火吹着了,结果这些知识分子到这个时候反而显得非常笨拙,吹得一脸的黑烟,火就是点不起来,比别人要晚一两个钟头,他们才拼命点着这堆火。可见在草地那个环境,人最原始的野外生存能力胜过任何知识,什么学历、什么知识到那儿都不管用,先学会点火。

    第三,就是饥饿。我们知道两个月的时间,红军在川西北消耗尽了几乎所有藏族的粮食,过草地的时候,每个人也就背着一口袋,几斤粮食。没想到过草地就是七天,结果绝大多数人都断粮了。在那些夜晚,能够煮一些糌粑糊糊、青稞糊糊,都是最好的享受。缺氧、低温、饥饿、高原,这些对红军来说都是无形的杀手。红军怎么能够在这些沼泽地里一步一步地迈过去?有很多同志当时就是凭那么一口气,这口气一松,倒在地上,就再也爬不起来了。我们也是夏天到的草地,开着吉普车,下来以后在草地上感受感受,在开车的过程中还遇到几次暴雨、冰雹,我们就想到当年那些穿着单薄、破烂的衣服,风餐露宿的红军,他们过着什么样的日子。

    有一次张爱萍的女儿张小爱跟着一群红二代去考察,过草地之后,有人就问张小爱,如果当年你跟红军一起过草地,你会怎么样?张小爱非常认真地说,我一定死了,一定活不成,因为我感到没有那么坚强的意志,能让我一步一步地走出草地。由此可以想见,对过草地,红军的回忆都是非常痛苦的,当时是非常饥饿难熬的。好不容易出了草地,到了若尔盖的巴西,红军终于住进了房子,像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他们这些人住进了喇叭庙,普通的红军战士能有牛屎房子住就很满意了。住在房子里的感觉真好啊,比露营不知道好到哪里去!

    这个时候,毛泽东催着张国焘赶快率领左路军北上。说句老实话,张国焘那会儿非常犹豫,因为在草地的时候还不知道陕北有刘志丹呢,队伍往哪儿去呢?中央当时说,张总政委带队伍北上,我们去川陕甘建立一个新的苏区。张国焘想,怎么建川陕甘呢,你们这帮留苏的不就是想往往苏联跑吗?我这几万人都是四川兵,我带他们去黄土高原他们能跟着我走吗?结果张国焘一犹豫,阿坝一带突然天降暴雨,连续下了几天的大雨,草地上又没有河流,阿坝地区变成了一片汪洋,也不知道哪儿深不知道哪儿浅。张国焘一看,这怎么过去呢,粮食又快没了。张国焘下定决心,召集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开会、讲话,张国焘振臂一呼,我们不北上,我们南下,回成都老家吃大米去!张国焘手下的四川兵一听说要回老家,一个个欢呼跳跃。后来说这是错误路线,但是当时红四上上下下都赞成。

    结果张国焘就给中央发了一封电报,说现在茫茫草地过不来了,粮食又没有了,痛苦如死,干脆我们南下吧。毛泽东一听,焦急万分,连续给张国焘发长电报,国焘,你一定要执行政治局的决议,一定要北上。在这个关键时刻,1935年9月9日的早晨,叶剑英参谋长从徐向前、陈昌浩的前敌司令部跑回来,向毛泽东报告了一个秘密,说张国焘给陈昌浩政委发了一封密电,上面写着:“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封密电是草地分裂的一个关键,这封电报究竟有没有,从哪儿来的?1937年1月,在批判张国焘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当着张国焘的面说,电报上写着,“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草地分裂所有的证据都是张国焘的这封密电,依据的是毛泽东1937年1月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建国后80年代修战史,我们就找这封密电。到中央档案馆找所有的电报,在那么艰苦的年代,中央的电报一封都没丢,当时在草地、雪山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尽量地节约纸,用这么窄的一条一条的纸,用最小的字在上面写电报原稿,粘贴在一个本子上。一条一条的电报都在,唯独就没有9月9日的所谓密电。这些话,毛泽东在的时候,没人提出异议。

    后来叶帅也没了,徐帅多活了几年。到了1988年,徐帅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了一个谈话,说没有这封电报,我没看见过。结果这引起了轩然大波,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说没有,红一方面军的干部都说有。谁见过?谁也没见过。这个时候出来了一个帮倒忙的少将,叫吕黎平。吕黎平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他在这里伪造了一封张国焘密电的全文,说张国焘这封电报是他当年在红军总部看见的,上面写着:“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陕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如果中央北上,不同意南下……武力解决中央……”不用别人看,这封电报我一看都知道是伪造的,因为张国焘在给中央的电报里,从来都是“弟如何如何”,从来不会说“余如何如何”,张国焘电文里面没有一封称“余”的,都是“弟怎么样”,“兄长们你们认为如何如何”。第二,党的电报是有级别的,最低级的叫“秘密”,然后叫“机密”,然后叫“绝密”,最高的一层叫“指人译”,指定人翻译。指人译的电报谁有电码本呢?就是张国焘有一个,陈昌浩有一个,他们两个人才能互译电报。叶帅能看见密电?他能看到的就是一堆电码,根本译不出来。张国焘当年的电台主任,后来在湖北省当副省长叫宋侃夫,宋侃夫就教训吕黎平,“你懂不懂红军的规矩,红军的电报机要室是你这样的小兵能进去的吗?这些电报你还能背得出来啊?”所以这个账越弄越糊涂。

    我们不纠缠这些问题,我们只看结果。在那一天、那个时刻,毛泽东绝对相信有这回事。毛泽东就让叶剑英先回去,装做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毛泽东抱着最后的希望去争取徐向前和陈昌浩。他问陈昌浩,昌浩同志,你觉得我们是应该北上,还是应该南下呀?陈昌浩是“二十八个半”,是张国焘最得力的干将。陈昌浩就说,主席,总政委指挥红军,我们就得服从总政委,至于总政委和政治局有什么事儿,我们也管不了。把毛泽东一个钉子碰回过去了。毛泽东再找到徐向前,说,向前同志,你认我们这个事儿怎么办呢?徐向前说得很委婉,主席,两大红军主力会师了,就别再分开了!徐向前还是要南下。毛泽东在徐向前、陈昌浩那儿碰了两个钉子。

    回来怎么办?毛泽东一咬牙,想了一个下策,半夜中央机关和一、三军团先开拔,先北上,看看徐向前、陈昌浩敢不跟着中央走?这样当天夜里中央机关,还有一、三军团就悄悄地北上了。北上走一宿,也不过就走了20里地,天亮就宿营了。天一亮,红四方面军的前哨就打电话到徐向前、陈昌浩的司令部,说中央扔下我们先逃跑了,我们追不追,怎么办?陈昌浩破口大骂,中央怎么背信弃义,扔下我们,不要我们了!徐向前说,算了,让他们走吧,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当时红四参谋长李特咽不下这口气,李特说,我去,我把四方面军的同志都追回来。于是李特带上了几十个骑兵,骑着马去追中央。李特追到了之后,就高喊,说四方面军同志跟我回去,不要跟着这些人北上逃跑!结果彭德怀大骂,毙了你这个混蛋,李特跟彭德怀差点就打起来了。在这个关键时刻,洋顾问李德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一把搂住李特,让李特抽不出枪来。毛泽东就对李特说,别吵了,别吵了,你们不愿意跟我们走,你们可以回去,但是我告诉你,南下是绝路,只有北上才是唯一的出路。

    之后,跟着毛泽东北上的红四方面军的机关干部、红军大学里的学员全都和李特回去了,这就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八万红四方面军,没有一个人跟他走,而且还把朱德、刘伯承和五军团、九军团扔在了张国焘的左路军。这个时候张国焘有九万人,毛泽东是一万人,你说谁能成气候?但是毛泽东没有退路了,不惜一切代价,也得带着队伍北上。

    当时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一个藏族小村子,开了一个会。俄界会议就是在这个地洞里开的。当时毛泽东非常得愤怒、伤心,说我们党内又出现了危机,分裂的人就是张国焘、陈昌浩,他们现在不听中央的,怎么办?我们还是得北上,我们先要通过一个关于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决议,但是这个决议只传达到中央委员,对下边的干部要严格保密。

    这次俄界的会议上,毛泽东和其他的政治局委员觉得,还是要坚持北上,去寻找出路,于是他们就进入了甘肃。第一个障碍就是甘肃和四川的交界——腊子口。腊子口现在因为开了公路,把山劈开了,当年的腊子口是很窄很窄的一个峡谷,甘肃的军阀设了一圈碉堡在那儿,红军正面攻不动,红军的先头部队找人攀岩,爬上了高山,绕到了腊子口的背后,向甘肃的军队发起了攻击。这一夹击,把甘肃的军队打跑了,于是红军就突破了天险腊子口,进入甘肃之后,又爬了一座很高很高的山,叫铁梁子。

    我们去腊子口的时候,是从甘肃方向走下山路去的铁梁子,到腊子口看一看。这个下山子路,我们的吉普车都开了半个小时,回程的时候吉普车往山上开,我在想,从草地出来饿成鬼的红军,当时是怎么有力气爬上了腊子山,爬到了铁梁子的山顶的?到了陇东高原,就到了一个回族人的小镇子,吴起镇。黄镇到了吴起镇就画了一幅画,出了番民区域,终于见到汉人了,真是高兴极了!语言通了,开始有老百姓跟他们说话了。

    结果红军来到一个小镇子——哈达铺。我前些年去哈达铺,这个地方是甘肃甘南特产当归的集散地,我们知道甘肃出中药当归,哈达铺是当归的交易中心,明清古街上的一百多家店铺都是做当归生意的,所以这个镇子比较有钱。红军到了这个地方,终于有饭吃了,花钱,杀鸡、宰羊,吃顿饱饭,在草地真是饿坏了。红军政治部给战士发了一个大洋,让大家要吃得好、吃得饱。邓小平等人的回忆录里说,坐在回族人家里的炕上,奇怪这个炕怎么烫屁股,这么暖和?弄了半天这是北方人的炕,在炕上美美地吃了一顿辣子鸡丁,真是解馋。

    我到哈达铺的镇子上,他们当地的特产是锅盔,这么厚这么圆的大烧饼,一斤一个。当年的小战士到处买吃的。一个小战士一下吃了三个锅盔,吃完三个锅盔以后不能动了,这怎么办?问连长。连长说,你一口水也不许喝,今天晚上不许睡觉,就在院子里给我走,走到什么时候消化下去了再说。这个小战士听了话,最重要的是没喝水,就没有胀死。总供给部部长林伯渠,终于可以买到粮食了,那匹战马跟着他走了两万多里地,过草地饿得皮包骨头了,林老说,我得好好犒劳犒劳我的马。买了一口袋麦子,20多斤。这个马饿的,把麦子全吃完了,当天晚上就撑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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