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贝淡宁教授在文中提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两个特征：政治统一与选贤任能。其实支撑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理论基础是以内圣外王为主旨的道法文明。在政治操作层面，中国在选贤任能上曾经有过不同形式的实践和创新，比如秦汉时期的以军功爵制为主的社会功勋制、连带责任制，唐宋以后以科举制为主的公务员选拔制度。古代的政治实践，西方一党派为核心一人一票的选举制，都为当下中国提高治国理政能力提供了足够的借鉴。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是目前中国确实存在贪腐且极为严重，确实存在不作为。中国人民以及执政党有勇气和胆识解决自己的问题，既不能教条地复活历史经验，更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以系统教育为基础，以功勋制为主干，以舆论和连带责任制为监督，三者并用，会极大的提高当下中国公务员队伍治国理政的能力。
导读：2016年8月25日，《世界邮报》主编内森·加德尔斯发文“中国为何担心西方煽动颜色革命”，建议西方避免挑战中国的根本性政治制度，并指出中国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的形成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对此，美国历史学者华志坚和梅凯悦发表“专制对中国微妙的政治传统构成危害”一文反驳加德尔斯，强调中国存在多样的政治传统，指责中国政权和殖民者有相似的思维，都不愿下放权力，放开民主化进程。鉴于华梅二人对中国政治传统的理解存在失实之处，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贝淡宁撰文阐述中国发展为单一制国家的历史源流，并指出不可简单套用西方政治框架评价中国政治。该文首发于《世界邮报》，观察者网全文翻译，以飨读者。
正文
近日，《世界邮报》主编内森·加德尔斯发表了一篇有关中国政治的评论文章。对此，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历史学助理教授梅凯悦和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教授华志坚两人做出了回应，这一回应使我们意识到，研究中国政治必须考虑丰富多面的政治传统。
从春秋时期到清末帝国崩塌，儒家、法家、道家、佛教等思想百花齐放。民国以来，中国的思想家们则围绕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女权主义等西方政治传统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因此，如果断言称中国历史上只有一种政治传统，并以此为依据来推断当代中国的话，显然是错误的。不过加德尔斯并没有犯这个错误，他在文中用的是“主流观念”一词，并没有排除其他支流的存在。
中国思想史上既存在“百家争鸣”，又存在“相对主流”
问题反而出在华志坚和梅凯悦两人的身上，他们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过于关注这些“非主流”的思想，并敦促西方评论家批评中国政府未能实践中国政治传统中“最好的部分”，而这些政治传统恰好与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的理想和人权观念”不谋而合。换句话说，就是要套用西方政治框架评价中国政治的进退得失，并支持中国本土与西方“所见略同”的批评者。
评价中国政治的发展不应唯“自由民主”是论。事实上，中国可以提出道德上合情合理、政治上切实可行的方案代替自由主义民主，但是华志坚和梅凯悦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由此观之，这两位学者的思想观念与19世纪、20世纪的殖民者别无二致，都极力鼓吹西方的政治信仰。而历史上，这些被强加于中国的政治信仰带来的效果多半是灾难性的。不过，华梅二人的文章仍然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议题。其一，何种政治传统或价值观更能解释当代中国的政治？其二，何种政治传统或价值观更能有效衡量和评估当代中国的政治？不妨让我来逐一回答这两个问题。
如果我们要解释政治制度或政策成效，那么最直观、最不容争辩的是政治、经济因素产生的效果。但是文化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它为分析各种社会政治选择提供了框架和思路，也有助于推动政策的实施，使某种政治道路变得更为可行。不妨考虑一下加德尔斯所谈的“政治统一”的价值。以色列历史学家尤锐在其知名作品《展望永恒帝国》一书中写道，战国时期的政治思想家虽然政治主张迥异，但是他们都认可单一君主治理下的国家统一，这此后也成为了中国政治思想的基石。“政治统一”的原则解释了中国帝制、皇权和政治制度发展的根源，以及中国政策和政治制度稳定的缘由。尤锐认为，尽管中华帝国的历史中时有乱世和分裂，但是中国根本的政治体制、社会政治和文化特征总能恢复稳定。“政治统一”的原则也解释了为什么20世纪早期“联省自治”等政治主张无法得以实现的原因，因为这些主张与中国主流政治价值观向左。
主流政治价值观念在立法者和普通民众心中根深蒂固
简而言之，主流政治价值观念在立法者和普通民众的心中根深蒂固，并作为动因促成了某些结果。尤锐认为，中国共产党可以被视作单一制国家和最高权威的具体体现，但当代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不同于古代家族承继的帝王，前者是由“选贤任能”的程序产生的，任期也往往不会超过两届。无独有偶，加德尔斯也认为，人们维护单一制国家的深刻观念影响着当代中国领导人的政策，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些政策往往总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诚然，当下中国的非主流政治观点，如美式对抗式政治、三权鼎立等政治理念也许会在未来获得民众的认同，并取代主流价值观念。但在拿不出强有力证据的情况下，这也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
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选贤任能”的政治观念可能和“政治统一”一样深入人心。从孔子以降，绝大多数的中国思想家们都认为，优秀政治体制的目标应该是甄选并提拔德才兼备的人才；他们争辩的主要是“何为德才兼备”，以及如何衡量品德与才能。从隋朝开始，中国“选贤任能”的政治理念就以科举考试的形式制度化了下来，中举的考生在基层政府锻炼，按照能力逐级获得提升。
与“政治统一”的价值观一样，“选贤任能”也曾在20世纪的时候遭遇了理念和实践的双重冲击。但在经历过短暂的激进民粹主义之风和“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领导人很快重建了“选贤任能”的政治体制。虽然今天的“选贤任能”与古代科举内容有别，但在形式上几乎沿袭了后者。
但是，不管中国有怎样的政治现实，也不管其未来变化方向如何，华志坚和梅凯悦等自由民主主义者仍然会批判当代中国“所谓的‘选贤任能’”治理体系，而极力宣扬民选政治领袖的种种好处。如今，在除朝鲜以外的其他国家，很少有人支持家族传承的独裁统治——即使这些根植于历史的政权被证明是稳定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认为中国的“专制”具有道德特殊性呢？
不过仔细想想，“选贤任能”的政治体制真有那么糟糕吗？我在新书《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中，为这一政治体制进行了辩护，借此机会简要概括一下我的观点。
其一，“选贤任能”的理念在中国深入人心，它比民主选举等其他政治形式更稳定。
其二，政治民调显示人们对中国的官员选拔模式支持度一直很高。
其三，中国对下一代和全世界都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它需要选出经验最为丰富、知识最为广博的领导人，他们不应只为眼下这一代人着想。
第四，科技的快速进步和突如其来的金融冲击、自然灾害等都需要思路清晰的领导人们做出快速而全面的反应。
其五“选贤任能”的官员选拔模式与基本人权和广泛意义的民主价值相吻合，中国在基层政府实现民主选举，也有政治协商、信息公开、质询反馈等机制保障。
“选贤任能”避免了通过“一人一票”形式的多党选举产生国家最高领导人。中国需要有机制来尽可能确保最高领导人经验丰富、视野广阔、思维长远，避免让“中国版特朗普”进入权力核心。
在中国政治体制下，缺乏执政经验的人无法进入领导层
中国的贤能政治仍然存在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正如美式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之间也存在差距一样。但是西方的思想家们应当支持中国建立具有民主特色的“选贤任能”选拔模式，不是吗？对于一些西方学者而言，这也许像一剂苦口的中药般难以接受。就我个人而言，我也是在中国住了许多年，与中国的朋友、同事多番交流思考后才愿意接受这一观点的。除了选贤任能，中国还有其他的政治制度选择吗？难道西方人只应支持那些恰好与自己观点一致的“中国异见分子”吗？这难道不是殖民思维的遗毒吗？
也许我的这一番评论对华志坚和梅凯悦并不是很公平。长期以来，我十分欣赏他们的博学，以及他们深入浅出的中国现代史著作。或许他们在与中国学者的交流过程中，评判政治的规范标准发生了变化。如果是这样，我十分希望了解他们用怎样的标准来衡量中国政治的进步与倒退，为何与评价美国政治的标准不同？
（青年观察者张成译自《世界邮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