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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宏 基里尔∙科什列夫:虚幻的自由之旅——献给梦断西方的苏联人 
作者:[李建宏 基里尔∙科什列夫] 来源:[作者惠赐] 2016-09-22

  不久前,我偶然在图书馆发现了由美国著名电影演员、奥斯卡奖获得者罗宾∙威廉姆斯主演的喜剧故事片《哈得逊河丘上的莫斯科》(Moscow On The Hudson)。在嘻笑怒骂之间,影片又将我带到了那个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高度对立的冷战时期。为了寻找自由,苏联莫斯科马戏团萨克斯演奏员弗拉基米尔∙伊万诺夫在纽约巡回演出期间叛逃美国。然而在新大陆落地生根之后,等待他的却远非想象中那美好、幸福而又自由的新生活。相反,美国的生活充满了种种难以想象的挑战与磨难。伊万诺夫需要学习的第一课就是如何赚钱谋生,为此他不得不告别心爱的萨克斯管,打起了各种各样的如洗盘子、开汽车及搞推销等零工。失恋的痛苦与被两个黑人青年抢劫的不幸遭遇,更是让他重新评估自己的人生选择。令无数人心向往之的繁华大都会纽约开始让他感到恐怖与窒息,他得出结论说,美国不仅是一个残忍、疯狂的国家,而且在这里根本没有任何自由可言!他质问道:一个女人在杂志上象那样劈开大腿是自由吗?这是自由吗?如果是的话,这是虚假的自由。伊万诺夫同志的美国梦从此终结,他开始疯狂地嘶喊我是俄罗斯人,以此表达他对美国的极大不认同感!和很多苏联移民一样,在经历了诸多的痛苦、彷徨、无助与迷茫之后,伊万诺夫开始怀念在苏联那平静而又安宁的幸福生活。


  冷战期间,不少苏联公民出于种种动机与目的,纷纷投靠美国等西方阵营。西方国家曾就此发动了强大的宣传攻势,以此来攻击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西方宣传机器的误导下,人们将关注的焦点仅仅局限于所谓用脚投票这一短期行为,却对这些人出走西方之后的人生命运置若罔闻。然而,问题的关键是,用脚投票之后,他们在西方真的找到自由与幸福了吗?无数的事实证明,他们日后的人生际遇虽因人而异,但是真正能够在西方国家安居乐业的可谓寥寥无几。我有一个表哥叫普利科夫,是前苏联爱沙尼亚加盟共和国的一名工程师。因为有海外关系的缘故,在求职就业等方面遭受了一些不公正待遇,于是一路向西而去。他先是通过涉外婚姻来到瑞典,后因不懂瑞典语等现实问题,又辗转来到加拿大投亲靠友。孰料,与他有着完全不同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的加拿大外甥根本不能理解他对西方自由的强烈渴望,反向移民局告发他非法滞留。无奈之下,他急中生智乔装打扮成电工模样,才得以匆匆跨过当时尚不设防的美加边境,从此在美国黑了下来。普利科夫表哥在美国生活幸福吗?我无法确知。自从来到美国后,他就断绝了与除母亲之外所有亲人的一切来往。我只从他母亲处得知,如今年已花甲的他仍未娶妻生子。仅此一点,我就无论如何也无法将他归入幸福快乐的人群。


  苏联人到达西方之后,必须经过脱胎换骨般的变化。只有在彻彻底底地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之后,他们才有可能适应西方的生活,而这只有极少数幸运的人才可以轻易而又自然地做到。1983年美国公共电视网(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播出了一部名为《苏联人在美国》(The Russians Are Here)的电视记录片,该片再现了一群来自各行各业的苏联移民在美国的真实生活状况。这些苏联人大都是为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而来,但是来美后他们所要面对的却是无数如找工作、付帐单等极其琐碎的日常琐事,失业的不幸更是令很多人产生了深深的屈辱感与无用感。因为缺乏稳定的工作,他们每时每刻都要提心吊胆地为生存而斗争,没有人知道明天会怎样,因此大多数苏联人在美国普遍缺乏稳定感、安全感与幸福感。更让他们无法忍受的是,在激烈竞争以及个人主义盛行的美国社会,大家自己顾自己,人与人之间缺乏真诚的互动与纯洁的友谊,很多人被美国的世态炎凉、人情如纸所震惊。相比之下,他们非常怀念苏联人与人之间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亲密无间的同志关系。背井离乡的他们自发地意识到友谊是人生最可宝贵的财富,而人们最好的朋友就是苏联政府,因为苏联的制度帮助人民团结一致。


  该片还特意采访了一群为追寻自由而来到美国的普通苏联画家、作家与艺术家。由于社会主义制度所提供的就业保证,这些知识分子在苏联都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因而充满了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来到美国后,他们渴望能够充分施展自己的知识与才华并得到西方社会的认可,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美国绝对不会给他们这样的机会。他们感到在金钱至上的美国社会,人们不关心艺术,也不需要艺术和艺术家,更不会承认他们的艺术成就,这不仅使他们缺乏成就感,也使他们在美国的生活比在苏联更为困难。一位靠领取政府福利救济为生的苏联作家非常怀念视作家如先知的苏联,他在美国人的摄像机面前情绪激动地表示我们制造了一个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西方迷信呀!克格勃太幼稚了。如果克格勃知道我们在西方会被如此对待,他们一定在很久以前就把我们轰出来了。联系到自己在西方的不幸遭遇,他表示他现在实际上很怀念克格勃,他称西方的民主是一场多么巨大的灾难啊!在不民主的苏联,他感到象一个真正的人。但在民主的美国,他感到自己是一个受害者,民主的受害者。他不得不承认苏联政府的政治教育是正确的:美国的民主的确是野蛮的民主。


  和伊万诺夫一样,记录片中这些热切向往自由的普通苏联人并没有在美国获得自由,反而在得知这种自由的真实含义后认为其乏善可陈。他们看到在美国坏人、罪犯和年轻人有太多的自由,但是这样的自由却让他们感到迷茫或心生畏惧,对很多人自由甚至成了一场灾难。他们认识到西方的自由不是毫无代价的:在苏联有政府保护你,但是在美国没有人在意你。你自由了,但是当你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没有任何说理的地方。他们坦承如果他们知道来了以后过着这样的生活,他们永远也不会来,特别是大多数知识分子绝不会来。在亲身经历了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下的生活对比之后,他们得出结论说每个国家都有优缺点,但是苏联有着更多的优点,因为在苏联人们不需要战斗,不需要挣扎就可以过很幸福的生活。


  除普通民众以外,在用脚投票的苏联人中亦不乏久负盛名的作家、文学家与艺术家。1961年6月16日,苏联芭蕾舞巨星纽瑞耶夫(Rudolf Nureyev)在法国巴黎机场高喊着我要自由叛逃西方之后,引发了一系列的苏联芭蕾舞演员叛逃事件:1970年马卡洛娃(Natalia Makarova)叛逃英国,1974年巴瑞辛尼科夫(Mikhail Baryshnikov)叛逃加拿大,1979年乔杜诺夫(Alexander Godunov)叛逃美国。与伊万诺夫等小人物的遭遇大相径庭的是,这些巨星级的人物来到西方后在事业上均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并且过上了极其富裕的物质生活。至于个人生活的幸福以及精神上的满足与否则只能是甘苦自知了,其中,除纽瑞耶夫因同性恋死于艾滋病以外,乔杜诺夫的美国经历最具有悲剧色彩。作为沙皇后裔的乔杜诺夫本是一个冥顽不化的个人主义者,他毫不掩饰自己对美国文化与自由的仰慕之情,并于1979年8月在纽约演出期间叛逃美国。但是,来美后的一系列不愉快经历却将他推入了痛苦的深渊,特别是被好友巴瑞辛尼科夫从芭蕾舞团解雇一事对他打击甚大。乔杜诺夫始终对此耿耿于怀,他说巴瑞辛尼科夫像扔掉土豆皮一样把他一脚踢开。失业的打击与在异国他乡被好友无情抛弃的苦痛究竟有多深恐怕只有他一人知晓。他虽然很快又找到了合适的工作,并且在好莱坞电影圈内屡有斩获,包括在《虎胆龙威》及《目击者》等影片中担任重要角色,但是,心地单纯并高度注重精神追求的乔杜诺夫却始终与美国物质至上的低俗价值观格格不入。他在美国生活得很不开心,来美后不久就开始因抑郁而酗酒,最后孤苦一人死在寓所,死后数天才被人发现,据说是死于酒精中毒或自杀身亡,死时年仅四十五岁。显然,酷爱自由的乔杜诺夫并没有在美国找到自由!


  著名作家谢尔盖∙道夫拉托夫(Sergei Dovlatov)于1979年移民美国后也没有发现传说中那民主与自由的天堂。对现实生活的强烈失望与不满,让他与乔杜诺夫一样也走上了以酒浇愁的道路。英年早逝的道夫拉托夫在生前所发表的一系列文学作品中描述了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苏联第三波移民潮中来到美国的苏联人所遭遇的生存危机,并借书中人物的命运表达了他对社会主义苏联的深切怀念之情。例如,《一个外国女人》(A Foreign Woman)一书中的好几个人物都为了适应美国的生活而付出了异常艰辛的努力与极其沉重的代价。书中女主人公Marusya Tatarovich的自由之梦在抵达美国的瞬间化为泡影,她认识到离开苏联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并且决定申请返回苏联。当被问道她在美国所获得的自由时,她愤怒地质问道;什么自由?在肮脏的餐厅里刷盘子?学习电脑?在一百零八大道卖栗子?我宁可回国。面对这种名义上的自由与事实上的不自由,她毅然决然地答道:让自由见鬼去吧!我想要安宁!书中的另一位人物Karavayev在苏联时曾是异议分子,为了争取人权而坐过三次牢。移民美国后,他同样感到非常失望。近距离观察美国社会之后,他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充满了无限眷恋之情。


  乔杜诺夫与道夫拉托夫的人生固然不幸,比他们更加悲惨的却也大有人在,著名诗人、作家与政治家利莫诺夫(Eduard Limonov)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利莫诺夫于1974年与家人一起移民美国后不久即因穷困潦倒、生活无着而惨遭妻子抛弃,而这也正是很多来到西方追求自由的男性移民的典型经历。之后,利莫诺夫光辉灿烂的美国梦就变成了孤苦伶仃靠领取政府福利救济为生,混迹于世井下层并与流浪汉为伍的一场不折不扣的美国噩梦。谁能想到在民主自由的西方,无数象利莫诺夫一样才华横溢的栋梁之材竟然沦为社会的负担!他在自传体文学《是我,爱迪》(It’s Me,Eddie)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愤怒谴责了西方政府不负责任的政治宣传,在其无所不用其极的鼓动教唆之下成千上万不明真相的苏联公民抛家舍业,盲目用脚投票来到西方自寻死路:我拿福利,我靠你们的劳动维生;你们交税而我却屁事不干,每个月两次来到坐落在百老汇1515号的干净宽敞的福利办公室领取福利什么?你们不喜欢我?你们不想养着我?我得到的并不多——每个月只不过278美元而已。你们不想负担这笔钱,那你们他妈的为什么把我和一大群犹太人弄到这里来?还是埋怨你们的宣传吧——它实在是太强大了。作为一个极为活跃的激进派政治活动家,利莫诺夫还曾屡遭美国联邦调查局骚扰。如此惨痛的人生经历无疑有助于他看清美国社会的真相,他说我发现自由并没有成为这个傲慢地以自由世界的领袖自居的国家现存社会结构的强有力反对者,联邦调查局在镇压激进派方面与克格勃一样狂热,不同的是联邦调查局的手段更加现代化。1980年对美国极度失望的利莫诺夫决定逃离美国,他在法国居住了一段时间后,最终明智地决定结束这场毫无任何实际意义的自由之旅。回国后利莫诺夫创立了民族布尔什维克党,成为俄罗斯政坛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至今对西方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制度、文化理念以及价值观念持极其强烈的批判态度。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来到西方后也经历了从反对苏联到反对西方的华丽转身。在西方的实地生活经历使他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以及西方民主自由的虚伪性与欺骗性,这将他锻造成了一个西方文化、西方价值观念以及西方政治制度的坚定批判者与反对者。在美国生活期间,索尔仁尼琴不断在各种场合猛烈抨击西方的功利主义、自由主义以及日益加重的道德堕落现象。他在著名的哈佛演讲中历数西方社会之病态,引起了东西方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亲身经历、亲自感受了西方社会的种种弊端之后,客居异邦二十载的索尔仁尼琴不顾年老体弱之躯,再次用脚投票,重返俄罗斯。望眼苏联解体后满目苍痍的广漠国土,索尔仁尼琴仰天长叹是我害了俄罗斯祖国,从此彻底摒弃了早年顽固的反苏、反共立场,他开始深切怀念曾被他骂得一无是处、批得体无完肤的社会主义苏联。晚年的索尔仁尼琴充分肯定了斯大林的历史贡献及其所发动的伟大的向未来的奔跑,他哀叹今日的俄罗斯已经彻底丧失了斯大林曾经赋予这个国家的冲劲与斗志!


  叛逃美国的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Svetlana Alliluyeva)也没有在美国找到想象中的自由乐土,她的自由之旅同样以希望而始以失望而终。她在回忆自己的美国生活经历时总结道:我在自由的国度里没有一天是自由的!她并不认为美国比苏联更为自由:我住在莫斯科时,有四十年是在克格勃的监视下度过的。来到美国后,监视含蓄了一些,我被放到律师手里,签一些不知是什么内容的法律文件。我的生活再度瘫痪,我不能完全自由地去做或讲自己所想的事,没有一个变节者是自由的。她满怀深情地警告那些对西方怀有不切实际幻想的同胞们:我今天要对所有的变节者说,不要忘记在河的另一岸是相同的人类,他们也包括了一些不完美的、沉闷的、无能的、背叛的、痴呆的人,一如你们所离弃的那些人。


  在《苏联人在美国》的片尾,美国女主持人如此评论那些用脚投票的苏联人:他们都自由了!他们为自由而来,他们以为自由意味着更好的生活、工作、成功与被承认。但是他们现在认识到自由除了自由以外什么也不是!他们在苏联有着稳定的生活但是没有自由。他们认为来到美国以后就会既有安全又有自由,现在才知道自由的代价。对自由,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理解。美国人以为苏联人一定热爱自由,而且一定热爱美国这种牌子的自由并且会像他们一样愿意而且能够为这种自由付出代价。


  其实,何止是苏联人,即使是很多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也感到难以承受西方的民主与自由之重。2014年8月11日,在《哈得逊河丘上的莫斯科》中饰演弗拉基米尔∙伊万诺夫的美国著名喜剧演员、奥斯卡奖获得者罗宾∙威廉姆斯因长期患忧郁症的折磨而在家中自缢身亡。在民主自由的国土上,即使是功成名就的罗宾∙威廉姆斯也感受不到生命的幸福与快乐,美国虚幻的民主与自由并没有能够拯救这位杰出艺术家的宝贵生命。


  在时过境迁的今天,当我们回顾当年苏联人虚幻的自由之旅,怎能不感叹他们在西方的欺骗宣传下为追求无望的自由所付出的惨重代价。如今斯人已逝,留给我们的却是无尽的思索。他们由于缺乏先见之明所导致的如此深重的人生悲剧,难道还不足以令世人警醒吗?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俄罗斯和中国等非西方国家的人民仍对移民西方趋之若鹜,这不得不令我聊发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之感慨。当我们面对西方资产阶级异常强大的宣传机器所发出的关于自由民主的各种鼓噪之声时,但愿他们的前车之鉴能够促使人们发出这样的疑问:这是真正的自由与民主吗?如此不问人间疾苦地为自由而自由,为民主而民主,真的值得吗?为了如此本末倒置、空无一物的自由与民主,人们所付出的代价是否太高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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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天的幻灭:出国后大都堕入底层,海外华裔精英的幕后心酸!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单位的一位领导使尽浑身解数,甚至动用了来查阅资料的外国学者的力量,终于如愿以偿地将自己的儿子送到了国外,引来单位里无数人的羡慕与嫉妒。但不久之后,噩耗传来:其子在比利时卧轨自杀。据说,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用一把雨伞遮住自己的视线,一步一步缓缓地走向疾驰而来的火车。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就这样孤零零地惨死在异国的土地上。


  这个年轻人为什么宁死也不回国呢?据一对知情的老知识分子夫妇所说,他其实一直无法适应国外的生存环境,曾一再向家人表达回国的意愿,却遭到父亲的百般阻挠。他的父亲出生于穷苦的农民家庭,靠着自己先天的聪明才智与后天的艰苦努力,考上了北大研究生,并且最终坐上了国务院直属机构局级领导的宝座。如此成功的一生使他产生了这样的人生信念:有志者,事竟成,并将其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于是便对儿子放出了狠话:不管多难,你都要在国外坚持下去,就是死也不能回来。不想一语成籤。我想,在以后漫长的人生岁月里,这位领导一定无数次的后悔、流泪,为自己失落的出国梦,更为以生命为代价力图实现这一梦想的骨肉至亲。


  尽管有着如此惨烈的前车之鉴,向我讲述这个故事的夫妇却一直鼓励我出国。他们不断地向我宣扬着中国的种种坏处,外国的种种好处,并且得意地向我炫耀他们的独生女儿在美国的生活照。照片中的女儿美丽大方、英姿勃发,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背景中宽敞的洋房、翠绿的草坪、豪华的汽车,加上这对夫妇动人的画外解说,一幅天堂般美妙的画面展现在我的眼前。不自觉间,我竟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美国不是天堂,却胜似天堂。


  在这对夫妇的反复鼓动之下,我先是到美国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后又辗转来到加拿大定居。出国后,我很快与他们的女儿取得了联系,却吃惊地发现,原来她的生活并不象她父母所描述的那般美好。她硕士毕业后没有能够在竞争异常激烈的就业市场上谋得一职,还是靠着婚姻这条捷径才勉强留在了美国。结婚生子后,更是心安理得地在家里做起了家庭妇女。凑凑和和的婚姻以及枯燥乏味的生活使她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而在当时的中国,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忧郁症为何物。每次我们通电话,她都向我抱怨美国不是个好地方,美国人没有文化,在这里生活没有意义。更加不幸的是,在她42岁那一年又因胃癌不治而亡。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哀,加上丈夫长期不忠所导致的夫妻不睦,彻底粉碎了母亲晚年的希望,一个月后,她竟然也因胰腺癌而病逝。


  那么,她既然这么不喜欢美国,为什么不回国呢?我很遗憾当年没有和她认真探讨一下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如今已是死无对证。我只能根据自己在北美生活十多年来所见所闻的众多真实案例,对海外华人在国外真实的生活状况以及他们为什么死也不回国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无可否认,在海外华人中的确有那么一些人,他们自认为自己在国外混得还可以,以致乐不思蜀,甚至有一些人恨不得斩断与中国的一切关联,他们当然死也不回国。同时,更多的人却是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祖国,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回故土,却因种种难以与人言的苦衷而滞留国外,抱憾终生。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费尽心机才来到国外的华人们又产生了打道回府的想法呢?总体来说,中国人移居国外,有些人是为了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也有一些理想主义者是本着对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的渴望而来到国外的。出国后,这两种人都会对西方社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幻灭感。主要原因是国外生活的艰难,使很多人产生了日益强烈的居不易之感。


  在现代社会,作为一个普通人,要想在任何一个地方生活下去,首先需要的是一份工作。然而,由于经济形势的日益恶化,就连土生土长的西方白人都深感一职难求,更何况是这些操着洋泾浜英语的中国移民。在我所认识的中国人中,几乎所有人的移民生活都是从打labour工开始的。在加拿大,餐厅、清洁、劳工、保安、零售及出租车司机等所有低级的体力劳动岗位上,都充斥着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各国移民。这些高学历的外国移民,在本国都是经理、医生、教授、专家、学者甚至政府官员,来到加拿大后却被一下子打到社会的最底层,做着本地初中生都不愿意做的低级体力劳动。这些人中那些英语好、专业好、情商高、运气好或有关系的人,或许会在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后,逐渐找到中低级的办公室工作,但其中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将被加拿大社会永久地订在低端体力劳动者的位置上,只能将翻身的渺茫希望寄托于下一代了。但在发展停滞、阶层固化甚至经济负增长的加拿大这又谈何容易!我就认识一个清华大学毕业的硕士,来加已经十几年了,却一直从事低端体力劳动。这样的例子,在加拿大笔笔皆是。有人调侃说加拿大有着全世界学历最高的出租车司机、餐厅服务员与体力劳动者。怪不得人们纷纷发出加拿大,艰难大;多伦多,苦难多的感叹。就连加拿大一些主流媒体都不得不承认,移民的加拿大梦日益黯淡,加拿大已经在事实上形成了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底层阶层(immigrantunderclass)。因此,在包括中国移民在内的各国移民中普遍流行着压抑、沮丧、无奈与绝望的负面情绪,各种肤色的移民们在网站上肆意发泄着对加拿大的失望与不满。


  这些在母国的优势群体,在登陆加拿大的一瞬间便迅速沦落为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如此巨大的落差,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坦然承受的。有一位中国政府的公务员,天真地以为出国后可以轻而易举地在加拿大政府高就,继续过他不愁吃喝的舒适生活。当他得知加国碗饭难求的残酷现实后,精神瞬间崩溃。只是不知他那可怜的妻子将如何独自面对未来数十年移民生活的艰难挑战。还有一些人或比较顺利或历尽艰难终于找到了比较满意的与专业相关的工作,却因不能适应工作单位异常复杂的人际关系,或被解雇或主动辞职。一个来自东北的电脑工程师,在加拿大硕士毕业后,顺利地找到了一份程序员的工作。不善言辞的他在单位饱受屈辱,终于忍无可忍,愤而辞职,最终竟做起了卡车司机。这个曾经的小小读书郎坦言他之所以出此下策是因为做卡车司机不受人欺负呀不做牛和羊。另一位来自南方的建筑工程师毕业于某名牌大学,在国内时也是混得风生水起。当他拿到移民签证后,兴奋地发出了如此感叹:加拿大需要我!来加后,他历尽艰辛先后在市政府和几家私人公司就职,都因为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而屡次被无端解雇,最后不得已也做起了labour。想必此时的他已经深刻认识到,这才是加拿大真正需要他的地方。


  在加拿大,不管你做的是什么工作,都丝毫不敢稍有懈怠,因为失业的命运会随时降临到任何一个人的身上。我认识一个曾在国企任高管的中国移民,虽然已经在加拿大找到了高薪工作,但在一次公司裁人时,吓得直流鼻血,但最终还是没有逃脱被裁的命运。另一位曾在首钢工作的工程师,由于害怕解雇,竟然得了焦虑症。一天夜间他突然被一阵巨大的不适感从睡梦中惊醒,他感到腹部剧烈抽缩、胸口发闷、呼吸急促,最后被救护车送到医院抢救。我本人也有过这种痛彻心扉的惨痛经历。有一次一大早我就被经理叫到办公室并被告知今天是你的最后一天,我听后愕然不知所措。阳和平教授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曾谈到他在美国第一次被解雇时,有一种天塌下来的感觉,他因此而在美国感到非常压抑,而这也正是我的感受。惨遭解雇的经历,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阴影,久久挥之不去。多次失业不仅使我在经济上陷入困境,更严重打击了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曾深深地沉浸在自卑的情绪中长达数年之久而无法自拔。直到有一天与加拿大共产党省委书记的一次谈话,才算打开了我的心结。她说:你不必太介意被解雇的事。在加拿大被解雇是家常便饭。几乎每一个加拿大人都有过被解雇的经历。她发现,那些来自中国和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对失业怀有更大的恐惧感,在被解雇后也往往反映更加强烈。对此,她评论说那是因为我们幸运地出生在社会主义国家,从来没有尝过失业的滋味。道理虽然明白,但被炒鱿鱼的经历还是在我的心理上留下了可怕的后遗症。从此后,只要经理一叫我去办公室,心里就打鼓。


  在举目无亲的外国,失业的痛苦苦不堪言。于是,为了保住一份糊口的低薪工作,人们往往要忍受种种屈辱。焦虑、无奈、无助与无望的情绪笼罩着整个西方社会,特别是作为弱势群体的移民和少数民族。美国劳资关系委员会中西部负责人欧尔松称,包括华人在内的亚裔,总是不敢反抗而是选择默默承受不公的工作条件与待遇。有华人在网上对此发表评论说,并不是不敢,而是后退的余地太小,生存压力太大。另一位华人则说,现实中,华裔是处于弱势,不论语言能力,文化差异,处理问题的技巧和沟通方式,还有无处不在忽隐忽现的种族歧视,而且人数少。再者,劳资委能帮他们维护暂时的不公,但不能维持他们长期的工作。


  经历过多年残酷的剥削与压迫,我终于认清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在挥舞着人权大棒对他国指手画脚的西方国家,经理随时可以剥夺工人工作的权利,也就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权。这种切肤之痛,使我对马克思的工资奴隶概念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与奴隶的唯一差别就是:前者是隐蔽的剥削,后者则是赤裸裸的不加掩饰的剥削。所以前者可以公开打着民主、人权与自由的幌子,让成千上万象我这样的天真烂漫者上当受骗,以致历尽千辛万苦,飞蛾扑火般来到西方自投罗网。悟出这个道理后,一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之感油然而生。我知道这种感觉将伴随我终生,只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轻信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的谎言,将自己卖身为奴,从而铸成人生大错。


  北美崔哥也将移民美国视作人生的一个重大决策性错误。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崔哥曾大倒苦水。象他这样毕业于北大的佼佼者,如果当初不出国,摆在面前的本是一条或做教授或做外交官,至少也是高级翻译的金光大道,但在美国竟落到以卖糖油饼为生的境地。他充满惋惜地说,不应该将自己的命运与美国这个国家联系在一起。他对目前一浪高过一浪的移民潮极为不解:咱中国发展得这么好,你们来美国受罪呀。有崔哥一般感受的海外华人人数极为可观。曾在国内报社担任记者的金岩在加国无忧网站上发文称,中国移民押错宝来到加拿大这个毫无希望的国家,从而错过祖国十年发展机遇是可惜的。面对三分之二的高智商中国移民至今没有找到专业工作和很多人干着朝不保夕的体力活的严酷现实,她惊呼如今十多年过去了,移居加拿大的中国人中称得上成功的第一代移民基本没有,而昔日不如他们的同学同事反倒在国内混得如鱼得水。她认为以这些移民当初拓荒者的心态,进取冒险大无畏的精神,放在祖国过去飞横腾达的10年里,成功的概率将是非常高的。相反,加拿大却让满怀希望的我们耗尽了宝贵的青春年华,他腐蚀了我们曾经激情洋溢奋发向上的心。因为懦弱与惰性,我们在这个veryslow,机会很少的国度里,大多数变得懒散了,由无奈和要面子发展成自我陶醉,最后,自满的痼疾深入了我们的血液与骨髓。她极为惋惜地承认我们中的很多人,在加拿大原地踏步了10多年,有些甚至倒退了几年。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稳定的工作与和睦的家庭是幸福人生必不可少的两个基本要素。在西方工作求生即已如此之难,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华人自然对家庭更多了一份渴望。然而,结婚成家,娶妻生子,在西方国家却也绝非易事,可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君不见海外留学拖就大量优质剩男剩女,从而给海外华人的个人生活造成了无尽的烦恼。


  大部分中国人对西方缺乏全面了解,所以出国前对国外总是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从未预料到出国可能导致的职业风险以及对婚姻家庭可能造成的冲击,他们只是一个劲儿地要出国,等出国梦实现之后才猛然发现需要面对现实的婚姻家庭问题。23岁出国的祝越说我当时只想着要出国留学,根本没有考虑过个人问题,我觉得出去了这些都不是问题,但是真到了美国两三年之后,才发现婚恋问题才是真正烦人的问题。32岁的杨小姐也为婚姻问题所苦,出国前,从未觉得留学有什么风险,但是现在觉得确实像是一场赌博,不管是回去还是留下,对于未来我都毫无把握,到了这个年龄,不管怎么选择都有种进退两难的感觉。她反思道,很多人都说,即使不留学你一样要面临婚恋风险,但是相比与留学所付出的艰辛,我有时会问自己这段经历值不值得?大量的事实证明,出国留学成为个人婚恋问题中的一张风险牌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遗憾的是,在人们疯狂渴望出国的同时,却很少有人冷静评估出国给婚恋带来的风险。


  在海外找到合适的婚恋对象到底有多难?留美数学博士Alex用数学算出了北美留学生在一年内找到女朋友的概率大概是0.171,而跟这个女朋友结婚的概率用贝叶斯法则计算出来的结果仅是0.056。相对于女人而言,中国男人在婚恋上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可供选择的中国单身女性实在是少之又少。另一方面,由于语言、文化与种族的差异,亚裔男子往往不是白人女性择偶的首选。西方女人所心仪的恋爱对象是收入良好、高大威猛、性格外向、能言善辩、风趣幽默且会夸赞讨好女性的性感猛男,而中国男人特别是在海外的中国男人大多是身材矮小、其貌不扬、性格内向、文质彬彬、不善言辞、在陌生女性面前面红害羞的书生。这样的外在形象已经不足以吸引外国女性,移民低下的社会地位与低微的工作收入,更是断绝了很多中国男人的桃花运。于是为了解决个人问题,人们绞尽脑汁,可谓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男人往往选择回国相亲,对中国男人来讲,只要回国形势就会迅速逆转。尽管这样的闪婚也造成了不少闪离的悲喜剧,有人甚至戏称从国内娶妻的中国男人为免费国际搬运工。


  但是,女人即使回国找也已经没有多少选择的机会了,于是只得将选择的目标锁定在白人男人身上,而这也绝非一条通畅的坦途。任职于北京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张西女士于2012年在美国波士顿做访问学者期间,以其敏锐的社会观察力,深刻洞悉了海外华人特别是高知女性在美国所面临的异常严酷的生存与婚恋困境,并深刻揭示了造成这一悲剧的深层社会原因。在其现实主义力作《海外剩女》一书中,她以一群中国女博士在美国寻找婚姻伴侣的曲折经历为主线,向世人展示了海外华人女性在婚恋问题上所经历的种种磨难,呈现了中国女性在移植以及嫁接异国文化时所遭遇的种种难言的艰涩。在张西看来,以这些中国女博士的学识和能力,在中国讨份好生活是容易的。但她们跑到美国来,显然是不满足只讨一份好生活,她们想要更好的生活。她们认为自己有那份实力。但严酷的现实是,虽然这个要求并不高,但她们却为此殚精竭虑。为了觅得佳偶,她们见识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丑恶世象以及超乎她们承受范围的残酷现实。她们遇见的一个个活生生的心理阴暗丑陋的美国男人,满口甜言蜜语、张口爱情闭口宝贝,但实际上都是一群只要性不懂情的渣男。从这些丑陋的美国男人身上,张西看到荒诞景象充斥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张西对这些渴望幸福生活与美好爱情的海外剩女给予了深刻的同情,她认为这些女性忍受痛苦和超越痛苦的能力,某种程度上,已达到一种极限。张西异常敏锐地观察到海外中国女性都有各自的精神或心理创伤。也许,她们的美国经历让读者有不舒畅的感觉。但又有哪个闯荡美国的华人是一帆风顺地走到今天呢?你不知道,是因为他们没告诉你,也不想说出来罢了。中国素有报喜不报忧的传统,你可以理解这是人类的善良。同时也可以理解它是一种虚伪。


  海外华人在美国艰难的生存处境促使张西不得不对目前日益高涨的移民潮进行反思。鉴于在美国生存的中国人,挤的都是羊肠小道,连公路都上不去这一客观事实,她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警告国人移民国外可能面临的种种风险人类有自由迁徙的权利。因此人类永远有机会向往和实践冒险而不知回头,也因此容易成为迷途羔羊。迁徙中,人类会犯下很多愚蠢的错误,也创造出美妙无比的牧歌。在她眼里,美国不过如此:其实,这里是天堂,也是地狱。你不必对这里太向往,也不必对这里恨得手脚发痒。这里只是人类迁徙过程中形成的一个集居地,你还可以去其它地方。但无论人类涌向哪里,必然有的在地狱,有的在天堂。


  曾红极一时的凤姐在来美后也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她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我把美国人民当作亲人,却在这里受到了种族歧视。她在美国寻找配偶的曲折经历为张西的观察提供了另一个活生生的例证。她自称在美国什么样人都见过,哈佛,耶鲁,哥伦比亚,普林斯顿,只要不结婚什么话都好说,所以我说这也是然并卵的东西。要约炮什么货色都有,帅的,高学历的,年轻的。金发碧眼一米八,妥妥的高富帅,一说结婚全跑了。有的一跟我说话就是,我们sex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我对结婚没有兴趣。凤姐终于认识到,在美国你可以有各种梦想,只是不能梦想在这里结婚。当我约会对象中百分之九十都要求一见面就SEX,而且是到我住处SEX的时候,我对这个城市,不知道是希望,还是绝望。而这也正是绝大多数海外单身女性所面对的冷酷现实!


  即使是那些幸运地找到白人丈夫的中国女人,由于文化、个性等差异,也难免离婚的最终结局。根据法国移民局的数据,白人男子和亚裔女子的离婚率竟高达77%。那些还在跨国婚姻中苦苦挣扎的人,也对当初自己的选择悔之不已。最近,嫁给加拿大成功人士的著名演员袁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婚后才知中国男人有多好。


  华人在海外找对象为何如此之难?又究竟难在何处呢?《非诚勿扰》节目组编导之一曹瑶瑶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也很费解,我一直不太明白为什么那么多的优质留学生找不到对象,特别是男生!从表面上看,学业负担、工作不稳等生存压力与生活圈子过于狭小往往成为海外华人单身的主要原因。但是,更加深层的原因是,西方的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以及西方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为男女青年相识相知,组织维持家庭设置了重重难以逾越的障碍,使得相当多的西方男女知难而退,完全丧失了结婚成家的意愿与能力。以个人为重、自由为神的西方社会完全颠覆了中国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传统幸福观与鳏寡孤独各有所依的社会理想。在孤独寂寞中忍受肉体与情感双重折磨的怨男旷女充斥着每一个西方国家的大街小巷,家庭的建立与维持已经成为西方社会一大难解的社会难题。做为外来移民的中国人,在这样的婚恋文化中必将经历更加强烈的阵痛之苦。


  2014年12月JasonDeng在加国无忧发表博文《这群移民在加拿大,会被爱情遗忘吗》,表达了他对加拿大华人单身男女婚恋问题的关注。他注意到在他周围的大龄剩男剩女们数目还真有点儿惊心。这些剩男剩女的悲惨境遇使他认识到隐藏在个人自由与隐私幌子下的西方文化的非人性化实质,并重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与习俗的人文价值,故国令人诟病的民风和社会风气,原来还有许多淳朴可爱之处。如果置身于我们老祖宗喜欢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文化环境里,游走在故国的人事和社会结构间,不管你愿不愿意,在婚嫁这件事上,你早晚会享受以你为主人翁的盛景。不仅亲戚朋友一齐打头阵赚吆喝,还有七姑八婆察言观色当红娘,妇女会工会乃至军民一家亲等社会群体也会相机而动插上一手相助。而到了这里,WHOCARES?在自由社会,连剩男剩女的这顶冠冕都意味着亵渎。那么,你要老姑独处,或寡人万年,悉听尊便!


  隐身于人种混杂的市井间,藏匿于私事不相问和自由万岁的民俗里,剩男剩女的事沦为PRIVACY,旁人自然无从妄评,自由社会也只作壁上观


  即使本族人,异国生活的不易,也使得大家各为生存奔忙,聚散无常,不少人已腾不出更多时间精力,热捧着一颗心来当红娘了。或者从根本上说,已为这个社会流风所袭,不愿对人家私人事务多加置咀了。


  民风和社会风气一变。在这样的社会里,剩男剩女店名招牌已经连根拔起,统统让自由之风相携而去。剩男剩女问题,天生与这种社会无涉。你珍不珍藏为一家隐私,WHO CARES?


  总而言之,我们的婚姻环境,已经被一架飞机彻底置换了。从一个向往‘宜室宜家’的社会,到这个婚姻各取所便的社会。我们的婚姻基础,已经被这个社会的文化海洋涤荡着,无声无息地侵泡着


  我们的文化里,一只天空落队单飞的孤雁,会让我们的眼里掠过一丝凄惶。异国的天空,不应该成为这些剩男剩女单飞的场所,梦断的地方。


  既然海外生活如此艰难,那么,究竟又是什么原因阻挡了海外华人归乡的脚步呢?


  原因之一:国籍


  绝大多数海外华人为了求职就业或旅游方便等现实考量而加入了外国国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凡加入外国国籍者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于是,绝大多数海外华人一时间成了法律上的外国人。作为外国公民,海外华人就连回国探亲、旅游尚且需要办理签证,若要回国定居又谈何容易?


  十几年前,我认识的很多华人在拿到加拿大国籍后立即返国。那时的中国对国籍与户籍的管理尚不甚严格,且由于他们的身份证和户籍尚在,也就在国内混了下来。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经济危机所造成的西方的逐渐衰落,后悔加入外国国籍的人数大增。在西方社会谋生日益维艰的大背景下,人类天生的爱国思乡之情越发浓烈。大量的海外华人都非常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他们急切地向党和政府表达自己的爱国之情,强烈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双重国籍、给海外华人发放绿卡或海外华人身份证,承认海外华人与祖籍国的天然血缘联系。如果海外华人不是归国思乡心切,又何苦煞费苦心地谋求中国绿卡和国籍呢?我想,如果中国政府真能满足海外华人对于中国国籍的强烈诉求,国籍障碍一除,归国华人的数量一定会猛增。


  原因之二:工作


  我认识的很多海外华人包括我本人都非常想回国生活,却不得不面对有国难回的尴尬。回国并不是买一张机票飞回去那样简单,除了国籍的限制,还有一个回国之后如何谋生的问题。国外生活的艰辛,不是国内同胞所能体会的。为了在国外生存,很多海外华人不得不放弃自己所学多年的专业,根据市场的需要重新规划设计自己的职业道路。于是,律师变成了管道工、教授当上了锅炉工、电脑工程师化做了卡车司机。不出几年,他们的专业知识老化了、专业技能生疏了。如今已身无长计,且已四、五十岁的他们在国内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吗?且不说在不能衣锦还乡情况下的这种落魄而归,需要多大的勇气,仅是回国之后的生计问题,就已经使得他们愁白了头。少小离家时,他们是豪情万丈的人才精英。如今两鬓斑白的他们,早已被资本主义社会彻彻底底地改造成了身心俱疲、满身创伤的普通劳动者。


  原因之三:家庭


  很多海外华人都有家有口,在配偶就业及子女教育等方面的诸多不便,也阻碍了海外华人归国的脚步。如果回国,老婆的工作怎么办?孩子的教育怎么办?不会说汉语的孩子在国内上学能跟得上吗?没有钱能上得起国际学校吗?诸如此类的现实问题,不得不让很多海外华人忍痛放弃回国的打算。


  原因之四:退休金


  八、九十年代出国的那批华人,工作时都没有缴纳养老保险。他们出国时已经年龄老大,在国外折腾了几年才算勉强找到一个比较像样的工作,很多人此时已年近半百。此时回国,两边的退休金都拿不到。这国您说还回得去吗?


  如果您非要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休,以我回不回国作为判断我所写是否属实的标准,北美崔哥说了:有不懂事的小孩老爱问我;崔哥,不,崔爷,美国那么糟蹋人,您老怎么不他妈回来呢?嘿,这话够艳的。爷们,我今年都五十了,在美国都蹉跎了大半辈子,能说海归就海归吗?我在美国交的那老些税,白交了吗?赶上你哪天感慨人生苦,有人噎你一句,说苦谁让你活着来着呀,你怎么不死呀。要是能重新活一把,海外有多少人还会盲目地往美国这条河里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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