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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誉:皇权制度下藩王的命运 
作者:[王丹誉] 来源:[《中华读书报》2016-03-16] 2016-09-07

【摘要】
    作为皇帝的叔伯兄弟子侄,这些离极权仅仅一步之遥的人,既是皇权的受益人,同时也是帝位的觊觎者,对极权的欲望永远是这些天堂地狱间的过客们挥之不去的灵魂毒瘾。

    严格地说,只有被封王爵的人才能称为王爷。而实际上,因为皇帝的儿子和兄弟们基本都能封王,他们的子孙也可以承继王位,“王爷”实际上就成了宗室男子的代名词。皇位在传承过程中,有的父子相传,有时兄终弟及,有时立长,有时立嫡,有时立贤,有时立功,这些都是制度,因人而异,莫衷一是。因此,凡宗室之中的男子都有可能成为皇位继承人。禁锢、优崇……皇帝对宗室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既想用他们巩固皇权,又不致让他们威胁帝位。于是,历代皇帝与宗室斗争此消彼长,宗室的命运也由此在天堂与地狱之间循环往复。

一、兵强马壮就成为皇权最有力的挑战者

  汉初,汉高祖刘邦与部将“白马誓盟”:非刘不得为王,无功不得封侯。于是,把沛县丰邑中阳里的所谓“彭城刘氏”定为皇族(其实已经是扩大化的),刘姓诸侯分封于全国各地。从国家的根本制度上确立了刘氏宗室至高无上的贵族地位。原本想让宗室封国和地方郡犬牙交错,相互牵制,共同拱卫皇权,谁知王爷们虽然富可敌国,贵极人臣,却不甘心永远做王。王爷们处心积虑,煮海为盐,冶山为铜,铸造货币,招兵买马。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汉景帝被迫采取了晁错的削藩建议,却立即引发吴楚等“七国之乱”,这些已经尾大不掉的王爷们,竟然打着“诛晁错,清君侧”旗号起兵造反,矛头直指皇帝。汉武帝原则上继承了其父景帝的削藩政策,只是策略上更讲究稳妥,在他颁布“推恩令”后,诸侯在乐于把自己王国的土地分封给自己子弟的同时,这个王国也从此开始自我瓦解。不久,天下诸侯“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十余里”,宗室诸王不再对中央构成威胁。

    从汉“七国之乱”到晋“八王之乱”,直到封建社会在中国的最后灭亡,宗室王爷们始终没有放弃对皇权的觊觎,祖宗们原本想让他们帮助加强皇权的梦想,却变为夺取皇权的噩梦。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位王爷算是历史的幸运儿——他就是明代的燕王、也就是后来的明成祖朱棣。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驾崩,因太子朱标早逝,故由太孙朱允文继位(谥号惠帝,年号建文)。文弱年少的建文帝刚登基就看到自己的叔叔们,个个手握重兵如狼似虎。于是他被迫削藩,先抓周王,贬为庶人,远迁云南蒙化。次年(建文元年,1399年)再废岷王,逼迫湘王自焚,废齐王,复囚代王……诸王震惊中,只有燕王伺机而动。燕王是太祖的第四子,洪武三年十岁时受封燕王。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燕王朱棣起兵发动“靖难之役”,打的旗号竟是当年太祖皇帝要诸王在必要时“清君侧”的祖训。十月,朱棣北上攻取大宁(内蒙古大宁),生擒宁王朱权。十一月,朱棣还军北平(北京),大破明军。建文三年(1401年),燕军再次南下,三月于山东大捷。同年十一月,朱棣回师北平,调整战略为“不攻坚城,直指南京”,十二月率军再度南征。建文四年(1402年)二月,燕军淝水大捷,四月攻取灵璧。五月,强渡黄河,兵临长江。六月,燕军渡江,谷王等人开城归降燕王。城破之夜,建文帝焚宫,不知所终。燕王朱棣就成了明成祖。

  明成祖朱棣自己以藩王之身夺取了侄子的皇位,却又总怕后世子孙以此为例向自己的嫡传皇帝挑衅。于是,他设计出了一种既保证诸王无力问鼎皇权却也不亏待他们的办法,真有这样两全其美的妙计吗?

二、安分守己则沦为皇权政治的终身囚徒

  许多罪不至死的王爷们被终身“圈禁”。这是一种不亚于死刑的残酷刑罚。西汉昌邑王刘贺即为一例。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汉昭帝刘弗陵病逝,昌邑王刘贺被立为皇帝。可是他仅在位27天即被废黜,此后被放逐到昌邑故国。十年之后,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太守张敞在给皇帝的报告中,详细汇报了他的一举一动:“故昌邑王为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锐卑,少须眉,身体长大,疾痿,行步不便。察故王衣服、言语、跪起,清狂不惠。臣敞前言:‘哀王歌舞者张修等十人无子,留守哀王园,请罢归。’故王闻之曰:‘中人守园,疾者当勿治,相杀伤者当勿法,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罢之?’其天资喜由乱亡,终不见仁义如此。”当时的汉宣帝看到这个报告才放心,无须再防范这位昔日的王爷了。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首著名的《七步诗》,正是魏文帝的弟弟、王爷曹植所作。这首诗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皇帝对宗室的迫害。史册记载:“黄初以来,诸侯王法禁严切。吏察之急,至于亲姻皆不敢相通问。”曹植三番五次,连篇累牍,言辞肯切劝谏侄儿魏明帝对宗室开禁,而明帝仅以“今令诸国兄弟情礼简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略,本无禁锢诸国通问之诏也。矫枉过正,下吏惧谴,以至于此耳。已敕有司,如王所诉”等虚辞遮掩。据魏太和五年(公元231年)八月,魏明帝在一份诏书中说:“朕惟不见诸王十有二载。”可见当时皇帝对宗室王爷们禁锢到什么地步。魏文帝对诸王采取了过分高压的压制政策,虽然使宗室再无机会和能力问鼎皇权,却导致了后代皇帝孤立于权臣的股掌之间。西晋吸取了魏的这一教训,矫枉过正地采取以强诸王进而强皇权这一水涨船高的政策,却适得其反地引发“八王之乱”,导致了自相残杀、外族入侵、国破家亡的结局。因汉魏对王室的过度禁锢,加上晋初对之的过度放纵,以致宗室腐化堕落到极致。可见,这共同导致王室(皇帝和宗室)腐败无能,王朝因此渐次衰微。

三、相安无事就变成国家的沉重负担

  明代第三位皇帝——成祖朱棣是以燕王身份夺取了侄儿建文皇帝之位,因此他当皇帝之后对藩王实行养尊处优的政策,但其核心却是以“不临民、不统兵”为原则的。这也成为大明帝国日后的祖制。这样一来,虽然藩王在政治和军事上不再对中央皇权构成威胁,但优养宗室形成的沉重负担,最终还是把大明帝国拖入灭亡的深渊。

  明太祖的制度,皇子封为亲王,其护卫少者三千人,多至万人。然在北边九镇的亲王,其护卫均超过此数。亲王的长子立为世子,其它诸子则封为郡王,以后各世子孙均有封爵,六世孙以下为奉国中尉。到成祖之后,庞大的皇族宗室既不能从事士农工商之类的职业,也不能出来当官统兵,只是坐享俸禄。明初宗室人数尚少,但到了明末时,宗室人数达到三十多万人,造成了国家财政极为沉重的负担。

  皇子之中,一般由嫡长子继承皇位,其余诸皇子皆封亲王,亲王之中也是嫡长子继承亲王爵,其余封郡王,郡王之中也是如此,以此类推再到将军、中尉……宗室之女也是如此,皇帝女儿为公主,亲王之女为郡主,以此类推到县主、郡君、县君亲王每年禄米1万石,郡王2000石,等级最低的奉国中尉也有200石之多。即使被贬为庶人,供给依然不减。除禄米之外,生活用品供给等都一应俱全。婚丧嫁娶都有赏赐,万历的儿子福王婚礼的赏赐几乎耗尽河南、山东等多省的财税,外加2万顷良田等。

  至明万历时,有报告说,每年供给宗室之禄米多达853万石,而帝国全年的田粮赋税总额仅为2284万石。洪武皇帝有个孙子叫朱济炫,封庆成郡王,他生了一百个儿子,除嫡长子袭郡王爵外,其他均封镇国将军,他们一家兄弟每年的禄米就要10万多石。明末无论是与农民军打仗还是与关外清兵作战,节节败退的重要原因是粮饷不济。试想,如果少供给宗室一点禄米,也许大明帝国将会是另一种结局。

  无论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王爷们总是在皇帝的股掌间,全力与皇帝博弈,在极权与亲情的缝隙里生存。即使皇帝绞尽脑汁想出颁发“丹书铁券”,册封“铁帽子王”等办法来调和宗室和皇帝的关系,但终归是无济于事,甚至于事与愿违。作为皇帝的叔伯兄弟子侄,这些离极权仅仅一步之遥的人,既是皇权的受益人,同时也是帝位的觊觎者,对极权的欲望永远是他们挥之不去的灵魂毒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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