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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生都在造特权的反(下) 
作者:[张家康] 来源:[破土网2016-07-16] 2016-07-27

不要浪打打则必胜

  南昌起义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可所举仍是“左派国民党的旗帜”,而秋收起义则根据毛泽东的主张,“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毛泽东为秋收起义制定了这样的纲领:“(一)省的党组织同国民党完全脱离关系;(二)组织工农革命军;(三)没收大地主及中、小地主的土地财产;(四)在湖南建立独立于国民党的共产党的力量;(五)组织工农兵苏维埃。”这已是十分明确了,毛泽东就是要独立于国民党,并掌握枪杆子,组织自己的军队,组织工农兵政府,以与集权官僚制的国民党争夺天下。
  拿枪杆子并非毛泽东所愿意的,完全是被逼无奈的一种选择。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拜访国民党大员陈立夫时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十九年后,已经执掌全国党政军大权的毛泽东,在回答外国朋友时,又旧话重提,重温弃文就武,投笔从戎的经历和缘由。他说:
  “一九二一年,中国成立了共产党,我就变成共产党员。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的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又说:“他要打,我就打。这个方法就是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我们就是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蒋介石打我,我就打他。他可以打我,难道我就不能打他呀?”
  在中国革命纷繁多变的形势面前,他不为假象所迷惑,运用斗争的武器,竭力保护党的最大利益。西安事变前后,国共两党谈判改编红军时,亡共之心不死的蒋介石欲将改编变为收编,从根本上取消中共领导的军事力量。毛泽东洞察到这一阴谋,指示在谈判中,要坚持“红军基本不动”,“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正是由于据理力争,加之西安事变和卢沟桥事变的外力作用,红军顺利地改编为八路军,而中共对这支武装队伍的领导,非但丝毫没有削弱,反而由非法走向公开合法,并在抗日救亡中得以发展壮大。
  皖南事变后,毛泽东又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政策,”与蒋介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当蒋介石发布取消新四军的命令,反共高潮已至顶点时,毛泽东的态度却极为冷静,一面指示中共驻国民党统治区的各办事处撤退,以避不必要的正面冲突,一面以中共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建制为七个师和七个独立旅,共九万人,坚持在大江南北抗战。
  同时,毛泽东提出皖南事变善后的十二条办法。这个十二条合情合理,得到国民党内许多人士和国际友人的支持,对蒋介石造成了极大的压力,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在参政会上表示:“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第二次反共高潮实际上已被击退了。全党全军在毛泽东领导下,度过了抗日战争中的一段极为紧张的时刻。如胡乔木所说:“经过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我们党内更团结了,毛主席的领导威信大大提高了。这半年的斗争,对后来的抗战、解放战争初期的胜利都有很大的意义。”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签署的象征和平建国的《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内战的枪声就骤然响起。毛泽东深知蒋介石梦寐以求的是消灭共产党,可迫于国际国内的形势和压力,又不敢挑起全面内战,因此,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应顺应天意民心,坚持“和平、民主、统一”,并尽力将蒋介石和国民党也拉到这条路上来。可是,从1945年8月中旬到10月下旬,蒋介石频频调集重兵,向平、津和东北推进,企图分割击破中共领导的华东、华北各解放区,然后,逼迫中共在颓势下订立城下之盟。
  毛泽东对此制定了自卫战争的原则,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不要浪打,打则必胜”。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面对气势汹汹的蒋介石,毛泽东镇定自若地说:“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在具体斗争策略上,毛泽东又指示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不到半年的时间,整个形势发生逆转,11月,毛泽东便首次以“人民解放战争”的概念,取代了“自卫战争”的概念,人民革命的胜利已现曙光。
  毛泽东十分清楚,与国民党斗争的优势在农村,暂时撤出从日本人手中收复的部分城市,可以农村为依托,同国民党军队打运动战,劣势就会变为优势。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不到一年,国民党军队处处被动,而熟悉农村且与农民有鱼水之情的解放军却分外活跃,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
  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总结中共这段惊心动魄的武装斗争的历史经验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说:“权利是争来的,不是送来的。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争’字,我们的同志不要忘记了。有人说我们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榆林有一个总司令叫邓宝珊的就是这样说的。我说‘你讲对了’。自从有了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他们就向被压迫的人民斗争,斗争哲学是他们先发明的,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哲学’,出来的比较晚,那是斗争了几十年,才有了马克思主义。”

跳出周期率的支配

  1944年4月,毛泽东指示全党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以李自成的失败“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并把这篇文章“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又说:“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次年7月,黄炎培应毛泽东的邀请来延安访问,作为共产党的老朋友,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这样的问题,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跳不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的支配力”。
  中国共产党怎样才能不“出岔子”,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是毛泽东常常思考的问题。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的思维更臻成熟和合乎逻辑了。他在会上说: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他们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这种担心真的成为了事实,最典型的就是中共天津地委现任和前任书记刘青山和张子善,他们严重贪污浪费的罪行,使全党感到触目惊心。由此开始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三反运动暴露出毛泽东的“除恶就是行善”、“矫枉必须过正”的急躁情绪,运动初造成一些错案冤案,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毛泽东对刚刚执政的党的受腐蚀,极为担忧,认为暴露出来的大小老虎“已经是资产阶级分子,是叛变人民的敌人,如不清出惩办,必将为患无穷”。
  这种忧患使毛泽东一直在寻求一种方法,以使党不会改变性质,新生的政权不致被颠覆。1956年造成了这样的时机,受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影响,中国也发生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甚至还有农民要求退社。群众对政府不满的批评言论也多了起来。毛泽东认为这些问题的出现,归结到一点是官僚主义的原因。他说:
  “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宣布:“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的方针有利于我们国家的巩固。现在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有余。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不要怕乱,不要怕牛鬼蛇神,也不要怕毒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只会发展真理,发展艺术,使我们少犯错误。”会后,毛泽东用四天的时间,到天津、济南、南京、上海考察,一路行走一路吹风。他说,现在党外人士深怕我们“收”,说我们“放”的不够。我们的同志则有一点想“收”。中央的意见是应该“放”而不是“收”。
  整风终没能进行下去,相反为反右所取代,并酿成反右扩大化的错误。整风戛然而止,其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但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毛泽东在1957年3月所说,党内同志“则有一点想‘收’”。著名学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说:
  “有证据表明,至少有九个省的第一书记反对毛,……在这些省分中形成的反对派,业已成为毛在政治局里的反对者的后盾。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大学里的形势从5月末、6月初开始失去控制的时候,难怪毛不得不放弃整风运动。”
  整风中止了,可整风时矛头所指“党内的官僚主义者们”,与九年后文化大革命首当其冲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应该说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晚年说过这样一段话:“每到一个地方,都是带有封建性的独立王国,不管它改换成怎么漂亮的名字,也没有用。怎么办?这个毛病究竟在哪里?我什么办法都用过了。教育,不行;整风,不行;三反五反,不行;反右也不行;反右倾机会主义,又不行。一直到四清,还是不行。”他还说过这样愤激的话:“我们自己是建设了这样的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
  难怪西方学者对文化大革命是那么的诧异,“乍看起来,似乎非常奇怪,毛会鼓励青年人在一个共产党统治了十七年的国家造反,尤其是这种造反是针对‘党内当权派和走资派’的。”而毛泽东却认为问题的关键就在党内,他说:
  “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毛泽东的动机和用心是极其明白的,可正是在对形势的分析和判断上,他犯了一个致命的偏激的错误,正如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毛泽东的不幸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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