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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生都在造特权的反(上) 
作者:[张家康] 来源:[破土网2016-07-16] 2016-07-27

【原编者按】
    中国历史曾经写满了“吃人”。寻根究底,那个“吃人”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特权。千百年来,特权总是附着在封建官僚制上借尸还魂。甚至,在解放后的十七年中,这个鬼魂都挥之不去,还换上新的面孔来作威作福。在本文作者看来,毛泽东正是一个终其一生都在和这种封建官僚制做斗争的反抗者,从“橘子洲头”到“进京赶考”,从未停息。 

  封建官僚制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它滞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是压在广大劳动人民头上的一座沉重的大山。迨至近代,从孙中山到陈独秀等虽前赴后继对之进行批判和挑战,而真正用革命的暴力手段终结封建集权官僚制,并持续不断地对之进行批判的则是毛泽东。新中国成立后,对封建官僚主义对执政党的侵蚀,毛泽东一直保持高度的警觉,担心这种侵蚀会使革命半途而废,会亡党亡国。鉴于此,他采取了非法治的方法,进行了一个又一个的运动,以为如此则可党不变修,国不变色,可以长治久安,可愿望与结果却大相径庭,这恰是毛泽东晚年的悲哀和不幸。

建平民革命的大业

  1925年秋,已过而立之年的毛泽东伫立“桔子洲头”,发出怅惘和感慨:“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这种见危授命、舍我其谁的社会责任和历史担当,在他几年前所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中就体现了出来,他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青年毛泽东一直站在历史的潮头,参与发起成立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独当一面地发动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的运动。他“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做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
  此时,毛泽东虽对集权官僚制深恶痛绝,但仍认为强权者也是人,不主张以强权推翻强权,只是主张向统治者要求生存、自由、平等的“呼声革命”,可就是这样温和的运动也被湖南督军张敬尧以“过激主义”的罪名,强令《湘江评论》停刊。
  这个张敬尧是臭名昭著的皖系军阀,1918年3月任湖南督军,以枪杆子主政湖南,横行霸道,纵兵抢劫,滥发纸币,盗押矿产,强种鸦片,钳制舆论,勒索军饷,伪造选举,可谓是无恶不作,劣迹斑斑,把个好端端的三湘大地弄的乌烟瘴气,怨声载道。毛泽东积极参与驱逐张敬尧的运动,为推动这一运动而活跃在教育界,他的名字也因之频频出现在各种驱张的通电和新闻报道中,他的活动能力和政治才干也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
  毛泽东把“那些坚强、有决心、准备为国捐躯的人”组织起来,这些人就是新民学会和后来湖南中共组织的基本成员,他后来在延安对美国记者斯诺说:“我渐渐聚集了一批学生在我周围,这些核心成员后来组成一个团体,对中国的大事和命运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是一小群态度严肃的人,无暇谈论琐事,他们所说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一个目的……我和我的朋友只愿谈大事——人的本质、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和宇宙。”
  1919年12月,毛泽东率领湖南驱张请愿团由长沙赴北京。到北京后,他又组织平民通信社,每日负责发稿分送京、津、沪、汉各大报纸,传播张敬尧祸湘的罪行及各地驱张运动的消息。至1920年7月,毛泽东才回到长沙。这段时间,他一直忙于驱张运动,精力主要放在湖南的改造与自治。他作为湖南各界公民代表,与多人在《民国日报》发表给北京政府的呈文,公开指出:“张督一日不去湘,湘民一日无所托命。”他担任湖南公民代表团团长,率请愿团向国务总理请愿。他还经李大钊、王光祈的介绍,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这个组织的宗旨就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
  张敬尧终被驱逐出湖南,毛泽东并没感到轻松,仍在思考驱张后的湖南建设问题,在上海《天问》周刊和《时事新报》发表《湖南人民自决宣言》,在《申报》发表《湖南改造促进会宣言》,在《时事新报》发表《湖南人再进一步》、《湘人为人格而战》和《湖南改造促进会复曾毅书》等,他所思所想仍是湖南问题,认为废除督军才是“推倒武力”统治的根本办法,要以银行民办、教育独办、自治建设及保障人民权利等,达到“实行民治”的目的。他以为“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并以此实行,解决一省一省的问题,这样全国的问题才能得以总解决。
    他在北京期间除为湖南的事奔波外,余下的时间读了很多的书,涉猎潮涌而来的各种主义,如他后来所说:“那时候,我是美国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坚决拥护者。”他的信仰尚在游移和选择之中。1920年3月14日,他给好友周世钊写了封长信,信中写道:“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吸)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但有一点却是清晰的,那就是“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回长沙后拟办自修大学,以在这所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
  这个“明了的概念”,是他在上海与陈独秀的一番谈话后才得出的。6月,毛泽东就湖南改造促进会的组织计划,专程去上海讨教已名声大噪的陈独秀。此时的陈独秀刚刚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会谈毕,正积极筹组中国共产党。这是毛泽东的第二次上海之行,期间,他已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用他的话说,“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还是在北大当图书馆书记员时,他就十分崇敬陈独秀,认为“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都大。”他十分欣喜地向陈独秀谈了读马克思主义的心得,而陈独秀向他所谈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一番话,对毛泽东的一生可谓受益匪浅。他后来回忆说: “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接受陈独秀交予的使命,开始在湖南组建共产党。他在《大公报》发表文章,欢呼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建平民革命的大业”,“中国如有彻底的总革命,我也赞成”。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给远在法国的蔡和森去信说:“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新民学会,作者注)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至于怎样完成“改造中国与世界”,他说:“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朝着解放的路迅跑

  毛泽东在年少时就爱读《水浒》,那些啸聚梁山的造反人物,是他心目中崇敬的英雄,而对现实中受到迫害的造反英雄,他更多的是寄予同情和支持的态度。1910年4月,长沙发生饥民暴动,官府衙门开枪镇压,并将被打死的饥民的头挂在旗杆上示众。毛泽东很是气愤,公开说:“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同情弱者,支持反抗,是他这一时期的朴素的思想情感,而当他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特别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这一情感便上升到理论的自觉。
  1939年12月,他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60寿辰大会上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革命和造反是同义词,而“革命”毕竟是外来词,工农大众很难确切地知道其定义。毛泽东正是以他们熟悉的语言,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出,对压迫、剥削劳苦大众的集权官僚制的旧制度,进行反抗和斗争,也就是造反,是合情合理的,是劳苦大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惟一手段。
  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入选中央局,成为中共核心成员之一。次年1月,在国民党“一大”上,他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后又担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政治周报》。可是,他不久就发现中国革命也即造反的基础力量,并不在城市而是农村,他只有在那里才能“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话剧来。”
  1924年12月,毛泽东携夫人杨开慧回到家乡韶山休养,通过访贫问苦,他体会到“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他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开办农民夜校,发展韶山的第一批中共党员,并成立了中共韶山支部。农民运动开展的有声有色,为土豪劣绅所恨,当地土豪成胥生密报湖南省长赵恒惕。8月28日,湘潭县团防局得到赵恒惕的电令,正急急奔向韶山逮捕毛泽东。幸亏县长办公室的一位开明人士的通风报信,毛泽东才躲过了一劫。
  他原本也是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自以为是“世界上干净的人”,可在熟悉了农民,并与他们朝夕相处后,便彻底颠覆了原先的思想认识,觉得“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他坚信“只有经过群众行动取得群众政治权力,”推翻集权官僚制的革命才能成功。
  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共中央领导层,由于共产国际代表的插手,总书记陈独秀说话越来越不灵,日渐被边缘化,自觉的他于7月辞了职。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几位颇有影响的年青人,都可以成为总书记的候选者。时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郑超麟先生,对这段经历记忆犹新,他在晚年完成的《怀旧集》中说:“毛泽东也有资格争取总书记的位置,可是在一九二七年初他不留在武汉活动,而去湖南调查农民运动,让别人去争夺这个位置。”
  在中国革命完全以苏俄为楷模的那个年代,城市起义,城市暴动和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成为当时中国革命者的口头禅,而农民往往被忽视,农民运动更是很少有人从事,毛泽东恰恰在这个问题上,高瞻远瞩,独领同时代革命者之先。对此,连他的政治对手张国焘也不得不佩服,他落寞潦倒中写就的《我的回忆》中也多少带着感叹的口气说:
  “他(毛泽东)向大会(中共三大,作者注)提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
  毛泽东没有选择坐机关,而是去了湖南,用他的话说“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以“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他走访湖南的很多乡村,会见许多农会干部,发动“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的农民运动,领导他们“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在几乎一边倒的农民运动“糟得很”的责难声中,惟有毛泽东拍手称快“好得很”。他因此不仅受到党内不少人的讥诮,也不为斯大林所赞同,据赫鲁晓夫回忆,斯大林始终不满意毛泽东,就是因为“毛泽东总是依靠农民而不是工人阶级,所以他不打下上海。他不愿意为工人阶级利益负责。斯大林曾为此正确地批评毛偏离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但毛泽东依靠农民而无视工人阶级的作用却赢得了胜利,这也是事实。”
  在共产党已失去城市生存空间的恐怖时期,毛泽东独具慧眼,与国民党实行革命的武装割剧,所利用的正是蒋介石与地方军阀争夺地盘,无暇顾及共产党的空隙,发展人民武装,建立根据地。这种红色根据地已在湘、粤、赣、鄂的广大农村得到发展,到1930年,全国红军已有10万人,大小根据地已有10块。当时很少有人能够想到,毛泽东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会在20年的时间内,发展成拥有几百万军队,最终将国民党政权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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