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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芳洲:中国必须迅速扩充军备[下] 
作者:[杨芳洲] 来源:[网友推荐] 2006-03-14

  五.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财政收入及军费规模都还有很大扩展潜力

  A. 我们的潜力还远未发挥出来

  从已公布的消息看,2005年我军费总额两千多亿元,仅比2004年增加200多亿。在战争威胁已越来越严重的时候,这样的军费开支规模及其增幅是远远不够的。即使在和平时期兼顾经济发展的时候,我们也完全有能力维持远比现在更大的军备生产规模。这主要取决于我们的经济政策正确与否,是否把我们的巨大潜力充分发挥了出来。

  2004年我们以4%的年通胀率实现了9%的经济增长速度,这虽是个不错的成绩(比起94年-02年的长期衰退和萧条已有很大进步),但还远未将我们的潜力发挥出来。九三年六月紧缩货币以前,我国经济在四十多年的发展中,尽管还缺乏市场价格机制的调节效率并遭受了"大跃进"的挫折和文革十年动乱,但平均的经济增长速度始终未低于两位数。只是自九四年以后,由于错误的宏观政策导致经济环境恶化,经济增长速度从此再未达到过两位数。(94年-98年持续五年的经济衰退,公布的经济增长数字很不真实,真实的数字恐怕连一位数也没有。)

  事实上,我国经济仍处于存在大量劳动后备军的可高速增长的发展中阶段。在此阶段中,因有着世界最高储蓄(积累)率和最廉价的大量人力资源,两位数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应属很正常的现象。而低于两位数的经济发展速度则必然存在着大量失业人口和大量苦无投资出路的闲置资金同时并存这种人力物力资源的巨大浪费现象。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发展到我们这个水平时都曾有过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如日本曾实现过几个连续的收入倍增计划,韩国、新加坡和我国台湾等也有过长期高增长的记录。就像目前的英国、日本等早已实现了充分就业,其国内基础设施已很完善,投资已基本饱和的发达国家,在理论上已不可能再有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由于经济政策对头,2004年在中国和世界经济强劲增长的带动下,英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仍达到了7%和6%。

  B. 如何以较低的通货膨胀代价取得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因此我国以至多5%的年通胀率实现15%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是完全可能的。只要我们将过高的企业增值税率和企业所得税率都给予相当程度的削减(由于目前企业利润空间仍还很小,企业所得税率降幅可更大一些),而把因降低企业税率理论上减少的税收用发行货币的手段弥补,使企业的利润空间因减税能有大幅增长而刺激其扩大生产和交换规模,从而使商品供给(GDP)大增。理论上因此而增长的商品供给的销售额为:企业增加的利润(即减掉的税收)×企业利润率的倒数(杠杆作用)。 但实际上因多种因素阻碍,商品供给的增长达不到理论上的完美程度,但只要能达到理论数额的三分之一,则增长的商品供给就完全能够吸收为弥补理论上因降低税率所减少的税收而增发的货币,从而消除了增发货币的通胀影响[注1]。(同样的道理,立即全部减掉农业税,中央以增发货币的方法将地方政府因此而减少的财政收入全额弥补。既不会增加中央的财政支出负担,也不会产生通货膨胀,因为因减税而增加的商品供给(农产品及其加工制品等)完全能够吸收为减农业税对地方进行财政补偿而增发的货币[注2]。)

  另一方面,因有增发(弥补减税)的货币扩大了需求,因减税而增长的商品供给(GDP)将得到最大程度的扩展,从而又可增加大量税收。我在2003年9月写的《减税增币可实现GDP增速和财政收入双翻番》及其附件《对降低增值税和所得税边际税率的分析》[注3]中已有论证,因减税而增加的增值税收和所得税收完全可以弥补减掉的这两种税收。虽因减税而增加的企业利润对销售收入的调节达不到理论上充分的杠杆效果,但也正因为这一点,才会有(纳所得税的)毛利润和(纳增值税的)价差收入比销售收入更大的增幅(即利润率增高),因此增值税收和所得税收的增长幅度也会比销售收入更大。这叫按下葫芦浮起瓢,利润率增长对销售收入扩大的调节效果即使有所减弱(杠杆倍数因利润率增长而变短),对税收的增加也不会影响太大。

  这样,减税损失掉的财政收入(税收)可用增发货币得到全额补偿,而因减税增加的增值税收和所得税收不会小于减掉的这两种税收。这样因减税而增加的财政收入就可两倍于减少的财政收入。(这就是降低企业税率能以较小的通货膨胀率实现较大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原理,也是里根时代美国之所以能克服"滞胀"的看家法宝。)

  C. 通货膨胀代价及取得的经济成果的历史对照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看出,宏观经济政策正确与否直接决定着社会以何等程度的通货膨胀代价取得何等程度的经济发展成果。我们可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根据宏观政策的不同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加以对比。

  在80年代改革初期--93年,由于实行了适度的通货膨胀政策,随着价格体制逐步向市场调节的过渡,逐渐纠正了各种商品之间比价不合理的问题,我们的国民经济也有了长足的发展,经济发展速度始终保持在两位数以上。从未发生过企业大批倒闭,工人大批下岗的事。大量回城知青也都基本安置就业。农村的剩余劳力除被城市吸收一部分外,很大一部分被乡镇企业吸收。城乡差别也因经济发展而逐渐缩小。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此时期中以温和的通货膨胀代价实现两位数的长期经济增长成果,是在我们的价格体制因还有很多计划经济成份而缺乏市场价格机制的调节效率,且国企还承担着向财政上交利润的任务的情况下取得的。

  而自94年以来,我们已完成了市场价格机制的改革,理应有更高的效率和更快的发展速度。但由于错误的货币紧缩政策过度抑制了需求并造成周转速度下降而普遍增加了成本,加之对企业的高税率政策,致使企业的利润空间被完全封杀(当时商场上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动是找死,不动是等死")。因此在需求受到严重抑制的情况下商品供给下降得比需求更快,从而为不断上升的成本创造出使价格不断上涨的空间。年通货膨胀率从93年年中的10%加速到94年的24%,其中94年10月份更高达27%以上,并且直到紧缩两年后的95年7月份年通货膨胀率仍在20%以上。这样的宏观环境使市场调节机制的巨大效率不仅没有显现出来,而且被市场调节出来的巨大生产力统统成了过剩的产品和生产力。企业大面积亏损倒闭,职工大批下岗失业。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反而又有了新的扩大。而两万多亿元的银行呆帐及不低于此数的社会自有资金(财富)的损失,以及数倍于这些损失的三角债使金融领域更是充满空前巨大的风险。在经济发展速度方面,94年-98年是持续五年的经济衰退(公布的经济增长数字很不真实)。99年-02年因国债建设项目止住了衰退,出现正增长,但也顶多7%的水平。

  我们看到,此段历史时期中由于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前五年),我们先是以巨大的通货膨胀代价造成持续五年的严重衰退。接着又在长期通货紧缩的宏观环境中以偏低的发展速度承受着高失业率和大量资金找不到投资出路同时并存所表现出的巨大浪费[注4]。

  尤其严重的一个后果是,长期紧货币高税率的宏观经济环境使我国企业在利润空间被封杀的情况下根本无力顾及开发先进的核心技术,而只能靠拼命压缩成本才能生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大中型企业,不管是国有还是民营,都很少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主要原因。

  D. 军费开支规模可扩展的潜力

  2003年以来,由于新一届政府领导人未采取过去近十年那样的货币紧缩政策,我们的经济增长就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达到了9%的发展速度。若再降低企业税率,立即取消农业税并增加农业补贴,辅之以增发适量货币(弥补减企业和农业税金额),不再限制民间符合环保和技术要求的投资,以5%的年通胀率实现15%的年经济增长率是完全可能的。

  而15%的年经济增长速度意味着我们每年将比9%的增长率多增加6%,即多增7000亿元人民币的社会财富。这7000亿元多增的社会(纯)财富(按最保守的平均周转1.5次进入最终使用计)将至少产生不低于1万亿元的销售额。为实现这不低于1万亿元的销售额,按货币平均流通速度5次/年计,则最少要增发不少于2000亿元的货币才不至产生通货紧缩效果。此外,每年多增的这7000亿元净产值还将至少带来不低于700亿元新增的税收。因此,每年多增的6%净产值7000亿元,将多增至少2700亿元的财政力量及其支出规模。

  在和平发展时期,这每年多增的2700亿财政力量三分之一用来增加教育文化事业经费,三分之一用于增加基本建设和环保卫生支出,剩下三分之一足足900亿元可用于军备物资生产。即在现在每年增加200多亿军费的基础上再增加900亿,这样每年增加的军费和军事工业开支就可达1100多亿元。(这是通过经济政策的变化就能做到的完全现实的可行性。)

  在像目前战争威胁已非常明显之时,我们还可停止类似京沪高铁那样并非瓶颈又造价昂贵的豪华型项目,以及完全可以不必再花巨额外汇在我们自己的高速机车已完成试运行的时候引进外国(甚至可能的敌国)的高速机车,而将这些宝贵的巨额资金用于非常紧迫的军工生产。(也是完全现实的可行性。)此外,我们的装备研发和生产单位因法纪松弛管理混乱,存在着许多严重的浪费和低效率现象,这些方面如能有所改进,其挖掘出的潜力也等同于增加了军费投入。(不仅是完全现实的可行性,而且是必须立即解决的重大弊端。) 最后,我们还有发行爱国公债的筹资手段没有动用。(可视国家安危的状况和通货膨胀的程度而采取的选择手段。)因此,我们可扩展的军费开支潜力还大得很,远远超过每年增加一、二千亿元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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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 由于减增值税直接增加了企业的毛利润,而减企业所得税则直接增加了企业的净利润,在销售收入毛利率=6% ,销售收入净利率=4% 时,销售收入是毛利润的16.66倍,是净利润的25倍。因此,减增值税直接增加的毛利润对销售收入的扩大有16.66倍杠杆调节作用,而减所得税直接增加的净利润则对销售收入的增加有25倍的杠杆调节作用。虽然这只是理论上的效果,在实际经济运行中难以完全实现,但哪怕只实现理论效果的三分之一,直接减掉的增值税收也能带来5-6倍的销售收入,而直接减掉的所得税收则也可带来8倍的销售收入。

  假定货币的平均流通速度是5次/年,把减税直接减掉的增值税收和所得税收用发行货币的方式予以全额弥补,则因减税而增加的商品销售额必定会大于(至少不会小于)因减税而增发的货币产生的货币周转额(增发的货币×流通速度),即增加的商品周转额大于增加的货币周转额。因此,不会产生通货膨胀。(减企业税对商品供给扩大的杠杆调节倍数除以3仍会大于因减税而增发的货币比率×流通速度。)

  注2:见杨晓陆《对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分析和建议》(下)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2004年第8期《经济与社会观察》 www.dajun.com.cn 。

  注3:《减税增币可实现GDP增速和财政收入双翻番》及其附件《对降低增值税和所得税边际税率的分析》见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2004年第五期《经济与社会观察》 www.dajun.com.cn 。

  注4:与找不到投资出路的大量资金相对应的实物形态就是:大量闲置的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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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一些必要的环境条件和补充措施

  1. 举国一致的战备及战争动员体制

  从近代起战争就早已是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内政各方面的总体战。自胡主席接掌军委主席后,我国已实现了党政军权的集中统一,因此完全有条件统一协调各个方面,形成举国一致(可随时转入战时)的战备动员体制。

  但当前某些政府部门对国家严重的安全(包括经济安全)形势麻木不仁无动于衷,对国家急迫的战争准备不仅没有丝毫的配合而且还起负面的作用。如国资委和外汇管理部门,在当前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时刻还在大搞自杀性的引起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和大量资本外逃的国企私有化改制和放宽外汇管制。铁道部在国产高速机车已基本完成试运行的情况下还花巨额外汇引进敌国(日本)的高速机车。这些都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安全利益,也完全不符合举国一致的战备及战时体制要求。

   因此,当务之急是立即由最高领导人亲自挂帅,组成统一协调指挥各个方面各个部门的战备及战时动员机制,一切以胜利为原则,统筹安排全部平战军民事宜。

  2. 整顿内部 清查内奸 铲除腐败

  美、日已在我内部苦心渗透了几十年,利用我之腐败收买了大量高官、学者。既大大增加了从内部颠覆、分裂、瓦解我们的危险,又经常搞得我无秘密可保。这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对我大规模的军备生产都极为不利,并有可能使我们的战备和战争遭受重大挫折乃至失败,为此必须坚决清查汉奸,除去我之心腹大患。

  腐败不仅会极大地损害我们战备和发展的效率,而且是滋生汉奸最好的温床。在清查腐败时很可能发现重要的通敌线索,而在清查汉奸时必带出大量腐败事件。因此这两件事应结合在一起展开。

  随着敌对我高层的渗透和我腐败的发展,目前我许多重要部门和高级干部都已严重变质甚至可能为敌所用。因此应对各级领导班子尤其是与战备工作有关的关键和要害部门及其领导班子进行整顿,以严肃法纪,纯洁内部,重建政治上和业务职能上靠得住的各级领导班子。在对内部的整顿中认真开展清查汉奸和腐败的斗争,国家安全部门和纪检监察司法部门对此应密切配合,积极介入。

  3. 建立平战结合且可随时转入战时的经济体制

  在和平时期就应做好可随时转入战时经济体制的准备,为全国动员体制准备好相应的经济基础。战时经济体制主要应包括:1. 战时必要的价格管制和重要物资分配体制,2. 平战结合的军工生产管理体系。3. 战备或战争时期的经济政策。

  军工生产及民用各种必须的基本物资在战时或准战时可能会出现短缺,若听任市场价格机制的调节,不仅会造成短缺物资价格狂涨,而且由于恶性竞争和囤积将使短缺更加严重。因此,必须有在战时(或其它非常时刻)对重要物资实行价格管制措施和对重要物资进行行政分配的体制,即在平时就应准备好战时的价格和物资管理系统的方案及其实施机制,(平时备而不用,) 以备战时可随时启用。

  此外,目前我们的国企只剩下了资产管理机构,其它都留给市场去调节。但战备或战时大规模的军工生产不能只由市场去安排其社会分工并调节其产量,因此必须建立全国统一的军工生产管理体系,统一整合军工企业及其它国企可用于军品生产的设备能力。为此,必须立即停止混乱无序且引起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和大量资本外逃的国企私有化改制,代之以适应大规模军工生产要求的国企整顿,以建立奖惩严明的厂长经理责任制及公平高效的管理人员考核选拔机制。对有实力和技术并乐于为国防服务的民营企业也应纳入军工生产体系,这样可增加生产能力并提高效率,也促进国企和研发机构提高效率。统一的军工生产体系内可对某些军品统一招标,以降低造价并解决技术障碍。由国家订货的大规模军工生产无疑将增加国家对企业的指令性计划。

  统一的军工生产体系内实行严格的保密制度和军品生产管理制度。体系内的企业平时在保证军品生产秘密不泄露的情况下可生产民品,战时则以生产军品为主。

  国家军工生产体系的管理机构也是国家计划部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各方面的专家组成。但其保密制度应比一般的计划管理部门更严格。

  战备时期的经济政策前文已有论述(此处从略)。而战争时期的经济政策以保障战争需要为最高准则,视情况变化灵活处置,但平时应预先准备好各种方案。

  4. 建设平战结合的城市防空设施

  在核武器时代及空中打击的威力越来越大的今天,城市防空设施无疑是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完善与否甚至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战争的成败。但过去数年来,我们在"和平发展"的自我陶醉中一直疏于这项生死攸关的基本建设。在这方面我们应向日本学习,利用大大减少城市建设用地的供应并大幅抬高土地价格,引导鼓励房地产商开发地下,建设平战结合的地铁、地下通道、地下商业和娱乐服务业、仓库等地下城市设施。既可缓解平时地面的拥挤,减轻污染,又能用于城市防空。由于其是和平时期的民用设施,因此可降低我们战备工作的成本,提高效率。

  此外,政府还应规定,城市新建居民住宅楼必须有足够的地下配套服务设施,平时用于经营服务,战时则可用于防空。老的居民小区应补建地下服务设施。

  5. 建立石油等战略物资储备

  石油及其它战略物资对战争的重要性毋庸多言,当务之急是尽快投入力量大力开采国内油田(如渤海湾、新疆等大油田),迅速增加石油及其它战略物资的储备,主要的储备地点最好能放在敌空中打击不易深及之内地。

  6. 实行严格的外汇和黄金管制政策 限制向境外转移财富 建立黄金储备

  当前我之外汇管制政策其实已放开大半,资本外逃也早已超过3000亿美元。为避免外汇流失以及战争造成外资撤离所产生的金融风险,也为保障战争和战备对外汇的需要,必须严格外汇管制,堵住外汇流失。外汇和金融管理部门担心外汇过多造成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观点和限制出口外汇流入的措施,以及大大放宽个人向境外转移财富的限制都是完全错误的。由于人民币在亚洲许多国家已具有可兑换性,因此以人民币的形式向国外转移财富也非常危险。最近,银联卡又推出可在韩国、泰国和新加坡取现(每天可取5000元)的服务项目。金融和外汇管理部门这些专以加大金融风险为己任的自杀性政策,若不及时纠正,必将导致严重的金融和经济灾难。

  硬通货是人民币所对应的财富中能支撑起其币值的最具财富本质的一般财富,因此当前的外汇不是多了而是还很不够。至于外汇占款(国家银行购入外汇放出的人民币)的通货膨胀因素更是缺乏根据,国家完全可用外汇进口先进武器、设备、石油、木材、铁矿砂、黄金等吸收通胀因素。

  由于美元的长期贬值趋势,其退出世界货币的角色是迟早的事。又由于欧元等其它货币都不能取代美元成为新的世界货币,黄金早晚还会重占世界货币的宝座。因此,应恢复对黄金的管制政策,禁止其自由交易,并利用时机建立起大规模的黄金储备。大量的黄金储备将是今后大规模战争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之一。

  7. 教育培养选拔人才

  教育和选拔人材一直是我们的软肋。由于教育投入长期不足,以及缺乏选拔人材合理有效的机制,我们各方面人材都严重匮乏。而现代战争对人员的文化素质、技术水平、管理协调能力都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不论是研究设计武器、生产制造武器者,还是使用武器、指挥使用武器者,都必须具有相当的文化知识和专业水平。因此,我们的军备生产和战备工作既要抓物的发展和制造,更要抓人材的教育和培养。须加大教育投入,并建起科学、高效的人材选拔考核制度。

  8. 控制舆论宣传 禁止汉奸言论 激励爱国主义

  由于日、美对我思想、文化、宣传、教育部门卓有成效的长期渗透,我意识形态阵地已被严重侵蚀,众多学术机构早已公开接受境外(敌国)赞助。许多"精英"尽丧民族自尊而甘为他人代言,全球化、自由化被当作最高准则,而国家利益和民族文化却被贬为专制落后之偏见。敌常利用已窃取的我之阵地和我舆论控制能力对我反宣传,不仅网络到处有汉奸言论,就是我严格控制的传媒和教委正式文件,美化卖国贼、贬低我中华民族及民族英雄也已屡见不鲜。学术界和宣传部门如马立诚者早已不是个别现象。

  民族精神,爱国意识,乃国家民族之魂魄。我意识形态领域之色变如听其发展,民族精神瓦解,爱国意识涣散,国被夺其魂魄也,安有失魂魄而不亡之理。

  况我之战备、战时皆需人民热情支持。我扩充军备生产规模虽能解决大量人口就业,但新增就业者虽人数众多但地处偏远。而意识形态领域之奸佞,人虽寡却贴近权力和舆论信息中心。若群小利用物价些微上涨或物资少许短缺散布流言蜚语,蛊惑人心,制造投降失败气氛,我岂不祸起萧墙,自乱阵脚。

  舆论宣传及思想、文化、教育领域,乃敌我另一不流血之战线。因此,控制舆论宣传,禁止汉奸言论,激励爱国主义,实为争取胜利最必要手段之一。

  9. 停止裁军 扩军备战

  我军兵力经多次裁军后目前已减至230万人。绝对数字虽不算少,但我乃十三亿人口之大国,人均兵员已为世界最低之列。且又与众多国家接壤,国境线漫长,又有尖锐复杂之国内矛盾。我军首先要准备台海战争,(这并非少量部队能解决的问题。若仅准备打一场局部战争,则很可能升级为全面战争。只有全面做好大打,打核战争的准备,战争才有可能被限制在局部范围内。) 同时我军又要防备敌于其它方向策动叛乱和边境冲突,还要防止内外敌人勾结对我颠覆破坏,此外又担负着特殊情况下的抢险救灾任务,并且还要准备强大的战略预备队。230万军队在和平时期或许够用,但在当前战争威胁日益严重之际就显得太过单薄,过于冒险了。

  我们裁军的目的是为节约军费以发展武器装备,但在大量资金找不到投资出路(其对应的实物形态是:工厂设备开工不足),且又存在大量失业人口的时候,不去想办法以正确的经济政策从纠正人力物力的这种巨大浪费中发掘原本不该丢弃的巨大财富,而去裁减与我们庞大的人口相比已非常有限,非常宝贵的军队,就太令人痛心了!

  我们的战争准备不仅不应是裁军,而且应当扩军。当然,需要扩大的是海、空军,导弹部队,电子信息战部队,海军陆战队,空降部队,特种部队等技术兵种。

  此外,预备役部队的动员训练机制及民兵的组织训练也应认真抓紧落实。

  10. 停止对非瓶颈昂贵项目的投资 在通胀时应停止对消费的鼓励

  战争或大规模的军备生产将消耗大量资源,重要物资难免出现紧张。为避免其短缺并造成通货膨胀,有限的投资必须节约使用,投入的每一元钱都必须能产生最大的效用。那些并非瓶颈又耗资巨大且短期内无法收回的豪华型项目,如京沪高铁之类,当前除徒消耗宝贵的资源外并无重大意义,只好留待将来其确实具有重大投资价值时再作考虑。

  此外在通胀或资源紧张时应停止对消费的鼓励政策,停止对除普通住房信贷外的一切消费信贷。

  11. 武统也应一国两制 积极争取台湾民心

  即使在我军事力量已非常强大时,台湾的民心仍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所在。若台胞积极支持其军队武力拒统,我统一之战就比较难打。就是打上岛去,民心不服,与我游击周旋,使战事不能速决,为日、美力造成干涉的机会,胜负仍有问题。

  据香港《太阳报》12月24日报道,台湾TVBS最近民调显示,"如果美国不协防台湾,大陆方面因台独而攻台,六成八的人表示愿意为台湾而战。……"台湾民调虽不一定能准确反映武力拒统的民意基础,但无庸讳言,台湾人民不喜欢大陆的社会制度已是不争的事实。外国分裂势力和岛内台独汉奸正是利用我台胞的这种政治情结妄图把其分裂国家的战争性质改变为台湾人民对抗大陆社会制度的制度之争。因此,我应尽早宣布,不论以何种方式实现统一(不论文统武统),都要对台湾实行一国两制。以将正义抓在我方手中,保持战争于我有利的政治性质。

  从另一方面说,武力统一后的台湾,人民生活如不如统一前,如享受不到统一前曾有过的政治权利,则不仅大大影响我国际威望,同时民心不稳又会加强台湾甚至内地少数民族地区的离心倾向,这对维护国家的统一仍是不利的。所以对台武统后仍实行一国两制,不应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应做为一项既定方针确定下来。

  12. 上兵伐交 创造条件 争取时机 以利备战

  目前我们的战争准备还很不够,远未将我巨大的潜力转变为真正强大的实力。我们还需要时间才能完成这个转变。在这个时期中,我们需要一个和平、安全、友好、稳定的国际环境以减少我它顾之忧,并有利于我取得国外的先进技术、武器和资源,为战备和统一创造有利的条件。因此,上兵伐交,外交工作任重道远。

  所幸这二年中央对外交工作高度重视,已取得很大成绩。今后必将能为统一大业创造更有利的外部条件,并争取到我们所需要的时间和机会。

  以上意见,望予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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