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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和平:从《论语》看子路儒侠精神的现代启示 
作者:[何和平] 来源:[国学网2015年10月18日] 2016-07-21

  编者按:为探讨如何利用传统国学塑造现代人才,以《论语》为主要文献,发现子路作为孔子的弟子,在《论语 》中出现了41次,其原始之“侠”已被孔子之“儒”成功改造,由此形成了儒侠精神。其过程包括“率尔”改造成“三思”、“原始反叛”改变成“和而不同”、“好勇”升华成“义勇”三点。这对先秦文化的研究、现代侠义的倡导,乃至于和谐社会的构建都有启发意义。

  “儒”者,上古日纽侯部韵(《汉字古音手册》P100),许慎《说文·人部》解释为“柔也,术士之称”,徐灏注笺“人之柔者曰儒,因以为学人之称”(《汉语大字典》P230);郑玄《礼记注》解释为“儒之言优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礼记·儒行》P1577);刘宝楠《论语正义》引《周礼·天官》条目解释为“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论语正义·雍也》P228);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解释为“儒,假借为懦”,指懦弱(《汉语大字典》P230)。又章太炎《原儒》解释为“儒在古文字中本是写作需的,而需是求雨的巫觋”;胡适《说儒》解释为“文弱迂缓的人”;郭沫若《驳说儒》解释为由于本是贵族而不事生产的筋骨的柔;饶宗颐《释儒》解释为“安”“和”。[1]因此,“儒”者之说,众说纷纭,“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周易·系辞上》P560)。

  “侠”者,上古匣纽叶部韵(《汉字古音手册》P9),许慎《说文·人部》解释为“俜(使放任)也”(《汉语大字典》P158);司马迁《游侠列传》解释为“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的人(P3181);班固《汉书·游侠传》解释为“不入于道德”,“放纵于末流”,却“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赦矣”的人(P3699);颜师古《汉书注》解释为“侠之言挟也,以权力侠辅人也”(《汉书·季布传》P1975—1976);李德裕《豪侠论》解释为“夫侠者,盖非常之人也”,“虽以然诺许人,必以节气为本”,但“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难兼之矣”(《全唐文·卷七百九》P7277);袁中道《柞林纪谭》记载,李贽曾解释为“侠从人从夹,为可以夹持人也。如千万人在危急之中,得此一人即安,失此一人即危。人人可以凭藉之,方谓之侠。今人不识侠,转以击剑报仇为侠,则可笑甚矣”(《珂雪斋集·附录二》P1478)。又汤增璧《崇侠篇》解释为“白刃可蹈,而坚持正义,弗见,则起而舛之,是之谓侠”;钱穆《释侠》解释为“侠乃养私剑者,而以私剑见养者非侠”;刘若愚《中国之侠》解释为“游侠并非属于任何特殊社群,亦不具有某种阶级成分,不过是拥有若干理想的人物而已”;金庸《射雕英雄传》解释为“为国为民,侠之大者”。[2]此外,章太炎、梁启超、钱基博、冯友兰、郑振铎等都对“侠”有所阐释,材料、角度和观点各不相同。

  虽然两字之形、音、义相差甚远,但是其相对关系却非常密切,并随着双音节化构造新词的趋势,逐渐因求同存异而最终连用。据北大语料库记载,“儒”“侠”并举大概首见于“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韩非子·五蠹》P672)。虽然那时的“儒”“侠”尚未固定成语块,仍需分开解释成儒生和游侠,但苏轼《送曹辅赴闽漕》“曹子本儒侠,笔势翻涛澜”等中却已将两者合而为一,专指有侠义之风的读书人。

  “儒”“侠”之精神,从其相同之处来说:实质上,都有“利他”性,即“具有急人之难、舍己为人、伸张正义、自我牺牲精神”[3];形式上,都彼此借鉴,即“儒”慕“侠”行、“侠”羡“儒”义[4];目的上,都是为了内在精神的完善和外在世界的挑战[5]。因此,“儒”“侠”可在高层次的社会行为和人格境界上达到统一[6],甚至,“儒侠”就是“以侠的形式表达或实践儒学的精神”[7]。

  从其相异之处来说:价值上,“儒”强调整体利益,讲究中庸之道,注重血缘伦理和等级秩序,而“侠”容易走极端,强调个体自由和个性张扬,并认为忠诚与仇恨都是绝对的[8];空间上,“儒”向社会上层谋发展,而“侠”多半在民间下层活动[9],即使“升堂矣”,也“未入于室也”(《论语·先进》P453);顺序上,两者有“少年游侠——中年游宦——老年游仙”[10]之分。因此,“儒”“侠”又有别,以文士为主的“儒”和以武士为主的“侠”不能等同。

  从其相互影响来说,虽然“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11],两者是否同源尚有争议,但是“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12]却已是共识。具体说来,“儒”“侠”互通,相辅相成:一方面,侠文化因儒文化而得到隐形张扬,逐渐由下而上地被统治阶层和高雅文士所接受;另一方面,儒文化因侠文化而不断审视自身,使温良敦厚的软性文化增强了刚烈纯粹之处。同时,“儒”“侠”互补,缺一不可:有“儒”无“侠”,则背离儒文化的包容原则和人文精神,最终沦为压抑人性的教条枷锁;有“侠”无“儒”,则常常形成对文化稳定性的冲击而被视为社会的离心力量。[13]因此,两者不可偏废,必须取长补短以相互改造,否则就会此消彼长、尖锐对立。

  不过,根据战国时期“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P670)的法家观点,可以推断出:合一后的“儒侠”更是社会之蠹虫,必先除之而后快。

  然而,“儒侠”真的是社会之祸患吗?早在春秋时期,子路先“侠”后“儒”,两者兼修,最终使之合一,其不但不是祸患,反而是贤达。“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P1938),其中就有子路之名,因为孔门“德行、政事、文学、言语”(《论语·先进》P441)四科中,“政事”的杰出代表之一就是子路(《史记·仲尼弟子列传》P2185),诚如孔子所言“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论语·颜渊》P501)。因此,韩非子之全盘否定未免有失偏颇,至少从子路身上可知,只要有教无类,并能因材施教,就有可能点石成金,使之脱胎换骨成益国益民之“儒侠”。

  那么,子路何许人也?他本名仲由(公元前542年—公元前480年),字子路,又字季路,春秋末鲁国卞(今平邑县仲村镇)人,比孔子小9岁,孔门“十哲”之一,曾追随孔子周游列国,卫国父子争位之时,为救其主而结缨遇难,葬于澶渊(今河南濮阳)。(《史记·仲尼弟子列传》P2191-2194)他属于士阶层,确切地说是武士,原本立足于江湖,与纲常名教、朝廷社稷相疏远,甚至是对立,反叛侠气超群。然而,经过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诱之以利和告之以弊,子路之“侠”逐渐被孔子之“儒”成功改造,并为实现理想而主动投身于政治活动中。

  这种产生于先秦时期的“儒侠”精神影响深远,甚至清代的侠义公案小说都与之相关。如今不少学者也注重把“儒”“侠”两相结合,极力探求其本源并弘扬其精髓,加之武侠小说和影视剧研究的推动,于是,关于“儒侠”精神的塑造及其现代启示的探讨呼之欲出,具体如下。

  一、“儒侠”精神的塑造

  概括地说,孔子对子路的教育融进了儒家的孝、仁、忠、义、礼、智、信,最终使他在礼乐斯文下“成人”,即子路的草莽侠气有了理论指导,由个人的“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史记·游侠列传》P3181),升华到了对父母、师长、国家的孝顺、仁爱和忠诚,以至于“由也事亲,可谓生事尽力,死事尽思者也”(《孔子家语·致思》P87),其“百里负米”(《孔子家语·致思》P87)之孝,成了安身立命的根本;以至于其尊敬之情常有,凌暴之行不再,并能促使他人也以礼相待,孔子曰“自吾得由,恶言不闻于耳”(《史记·仲尼弟子列传》P2194);以至于其“食其食者不避其难”(《史记·仲尼弟子列传》P2193),最终为卫出公而殉难明道,树立了忠臣烈士之榜样。

  那么,其“儒侠”精神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对比子路受教之前后,我们发现除继续发扬子路亢直、重诺、孝顺等优点之外,孔子还把侠之“率尔”“反叛”“好勇”等改造成了儒之“三思”“和而不同”和“义勇”等,其方法包括言谈上的批评指正和举止上的潜移默化,《论语》以前者为主。当然,挨骂未必是因为无能,反而可能是因为“太能”,例如冉求(即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于郎,克之”,并曰“学之于孔子”,从而促使季康子“以币迎孔子”,终使“孔子归鲁”(《史记·孔子世家》P1934),但因“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孔子气愤地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P455)因此,孔子的批判性改造缘于公理而非私情,其中,对子路的改造尤为典型,具体如下。

  (一)“率尔”改造成“三思”

  “三思”是沉稳、智慧的表现,然而,改造完成前的子路是与之相反的“率尔”。孔子一方面对其做了批判,例如子路侍坐时“率尔而对”,夫子因“其言不让,是故哂之”(《论语·先进》P466);另一方面对其做了区别,例如子路问“闻斯行诸?”时,孔子说“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但是冉有问“闻斯行诸?”时,孔子却说“闻斯行之”,同一问题的回答却大相径庭,对此,孔子的解释是“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P461)。

  经过孔子的教育,改造完成后的子路也逐渐成熟起来,能够“三思而后行”(《论语·公冶长》P196):在许诺及行动之前,会先拷问事情是否合理,自己是否有能力实现,在实现过程中会出现什么问题,其结果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目的等。当“小邾射以句绎来奔”,扬言“使季路要我,吾无盟矣”时,子路没有立刻听从季康子之劝,反在深思之后驳斥道:“彼不臣而济其言,是义之也。由弗能。”(《左传·哀公十四年》P1682)

  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对此评价道:“千乘之国,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见信于人可知矣。”(P137)我们认为,其外表的确是诚信之精神,而子路之诚信也确实难能可贵。然而,其内在却是忠孝之思想,今人仅言诚信难免有些肤浅,正因为子路鄙视不忠的言行,所以不会许下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诺言。再说,在没有认识孔子之前,作为豪侠的子路已经“无宿诺”(《论语·颜渊》P502)了,即使没有“儒服委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P2191)也能让诚信之名远播。在接受孔子的教育后,子路之“重诺”被进一步提炼成了“忠诚”,即使急公好义也得先“三思”时间、地点和人事,以便明辨是非,有所为,有所不为。当然,忠孝和诚信也是密切相关的,只是不能混为一谈而已,子路“三思”之后做出的取舍,至今仍然值得借鉴。

  由此可见,经过儒家的“三思”教育,侠者能由任性妄为改造成舍利取义,由只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由不成体系到逐渐完善,甚至是由轻于鸿毛到重于泰山。如果说“原(通‘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论语·公冶长》P204)是“率尔”之论,那么当“出公去矣,而门已闭”之时,子路仍然“不避其难”(《史记·仲尼弟子列传》P2193)则是“三思”之行,与“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P193)的精神异曲同工,毕竟子路不会视自己的生命如儿戏。

  (二)“原始反叛”改变成“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是求同存异、推动进步的基础,然而,改造完成前的子路却是纯粹的“原始反叛”,易因粗鄙之冒犯而见罪于他人,难以与人为善。经过孔子的教育,子路的“原始反叛”并没有被抹杀,而是转变成了儒家的“和而不同”,即意见相左会据理力争,不因私情而废道义,即使对孔子也不例外,其与颜渊顺受之性格迥异。

  首先,他的反叛有合理之处。针对孔子“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P744)的从政理念,子路大胆提出“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并让尚未成学的子羔出任费宰一职,孔子批评子路道“贼夫人之子”,“是故恶夫佞者”,认为子羔年纪太轻,没有经验,又没有经过很好的学习就去从政会害了他自己。(《论语·先进》P464——465)无独有偶,子产在“子皮欲使尹何为邑”时,也提出了“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的观点,并劝谏道“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伤实多”(《左传·襄公三十一年》P1192-1193)等,与孔子的思想不谋而合,甚至朱熹《论语集注》还直接说:“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辞穷,而取辩于口以御人耳。”(P129)

  但在今天看来,子路的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面对“学后做”和“做中学”的选择,有的人更适合后者,即理论水平(考试)不突出,实际操作能力却很强,甚至两相比较,纸上谈兵的赵括永远也比不上身经百战的廉颇。再说,子羔的品行确实端正,如“高子皋(子羔)之执亲之丧也,泣血三年,未甞见齿,君子以为难”(《礼记·檀弓上》P203-204);政绩也确实不错,如“成人有其兄死而不为衰者,闻子皋将为成宰,遂为衰。成人曰:蚕则绩而蟹有匡,范则冠而蝉有緌,兄则死而子皋为之衰”(《礼记·檀弓下》P327)。因此,某种程度上说,子路在知人任事方面,无意中提出了唯才是用、不拘一格的标准,与曹操的“唯才是举”(《求贤令》)相符;在教育变通方面,又无意中提出了课堂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学习的二元话题,与美国杜威的“从做中学”相合:虽无系统之理论,更无专门之术语,但其师生互动、教学相长的方法,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其次,他的反叛更有错误之处。例如“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之时,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P610)又如“暴雨将至,恐有水灾”之时,子路“与民修沟洫以备之”;发现“民多匮饿者”之时,子路又“以箪食壶浆而与之”。然而“夫子使赐止之”,子路尖锐地质问道:“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由不受也。”子曰:“私以尔食馈之,是汝明君之无惠,而见己之德美矣。”(《孔子家语•致思》P82)

  其实,误会的产生原因是子路与孔子的境界相差甚远,不明白孔子的意图,正可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诗经·王风·黍离》P51)。然而,侠之心直口快、敢作敢为,让子路有时顾不上师生情面和长幼尊卑,毫不留情地拷问起了孔子的人品和学说。虽是如此,孔子还是耐心地加以教导,并逐一作了解答,尤其是面对初涉官场,不谙人情的子路,孔子严厉地批评了他的越俎代庖,让他避免了“见罪”,正可谓“诲人不倦”(《论语·述而》P254),并践行了“人不知而不愠”(《论语·学而》P4)的理论。虽然有时争论得很激烈,但矛盾解开之后,子路便涣然冰释,侍奉如故,甚至更加心悦诚服。

  总览子路的一生,其治政功绩离不开“侠”的“原始反叛”,更离不开“儒”的“和而不同”,并且后者是在继承前者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以,“儒侠”敢于解放思想、质疑权威,并发表自己的见解,避免教条主义的钳制,即使偶有错误,只要“过而能改”,也能“善莫大焉”(《左传·宣公二年》P657),总比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者强。

  (三)“好勇”升华成“义勇”

  “义勇”是为正义事业而勇敢斗争的精神,然而,改造完成前的子路,喜好的却是匹夫之勇。经过孔子的教育,子路的豪侠精神并没有被抹杀,而是被加以了引导,特别是其“好勇”侠气已被逐渐改造成了“义勇”精神。其实,子路未遇孔子时,“性鄙”不羁,行人为之侧目;初见孔子时,“冠雄鸡,佩貑豚”,“好勇力,志伉直”,甚至还“拔剑而舞之”,“陵暴孔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P2191)虽然那时的子路“勇”猛过人,但却是草莽之勇,正所谓“悍戆好斗,似勇而非”(《荀子·大略》P515),“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论语·阳货》P688),充其量是社会上的问题青年,甚至有“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论语·公冶长》P172)、“不得其死然”(《论语·先进》P450)之忧。

  两人相见后,对于子路的无礼,“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后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P2191)此后,朝夕相处期间,孔子不断耳提面命、谆谆教诲道:“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P706);“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论语·述而》P261);“古之君子,忠以为质,仁以为卫,不出环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则以忠化之,侵暴则以仁固之,何持剑乎?”(《孔子家语·好生》P112)。同时,他还告诫道:“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P661)

  综合比较,就会发现:孔子称赞的“义勇”,孟子称赞的“大勇”,荀子称赞的“上勇”,实乃一脉相承,都以“仁”为出发点和归宿点,以“义”为指导,以“礼”为规范,倡导“勇”与“智”的结合。至于孟子所说的“好勇斗很(通‘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孟子·离娄下》P599),以及荀子所说的“贱礼义而贵勇力,贫则为盗,富则为贼”(《荀子·乐论》P385),“君子之所憎恶也”(《荀子·大略》P517),“天下之所弃也”(《荀子·非十二子》P99)等,也都与孔子同理,只是从反面加以了论述而已。

  当然,孔子从未将“勇”否定为“逆德”,只是用仁、义、礼、智等将其规范化罢了,从而使之符合中庸之道;更不是主张懦弱退缩,以至于成为胆小、苟且、麻木之徒。毕竟“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篇》P358)是三位一体的,无“勇”怎么能行呢?只是这“勇”是“义勇”,而非“好勇”罢了。再说,“勇,气也”(《说文·力部》),早在“彼何人斯?居河之麇。无拳无勇,职为乱阶。既微且尰,尔勇伊何!为犹将多,尔居徒几何!”(《诗经·小雅·巧言》P165)等中就已出现,均指勇敢之德。作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P251)的孔子,怎么可能离经叛道、弃之不顾呢?另外,鲁定公十年,齐鲁夹谷之会上,犁弥言于齐侯曰:“孔丘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孔丘以公退”,并以礼为武器,曰:“士兵之!两君和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于神为不祥,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齐侯闻之,遽辟之。(《左传·齐鲁夹谷之会》P1577-1578)孔子作为一介书生,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即面对莱军压境而能不乱阵脚,并以言辞说服齐侯喝退之,其实际行动早已证明儒者知礼而有勇。

  由上可知,子路之“义勇”,必须在儒家礼乐的熏陶下才能形成,新时代下更体现在对社会的承诺和责任,好勇斗狠、以武犯禁,非“义勇”也。虽然孔子与子路都不在了,但“儒”“侠”之改造尚未完成,诸生勉乎哉!

  总之,子路在《论语》中共检索出41次(确切点说,是41段对话,若在同段之中反复出现,则仍然只算一次),孔门诸生无人能及,却也是脾气最倔、挨骂最多的学生。不过,在孔子的“循循善诱”下,子路渐渐明白了“知耻近乎勇”(朱熹《中庸集注》P29)之理,“人告之以有过则喜”(《孟子·公孙丑上》P240),并且“未之能行,唯恐有闻”(《论语·公冶长》P187),最终成了一代“儒侠”,并作为十哲之一配祀孔庙,受后代景仰。

  二、现代“儒侠”精神的缺失

  由上文可知,子路身上是“侠”多“儒”少,故而孔子用“儒”来改造“侠”。当然,改造后的“侠”依然存在,只是被“儒”规范化了而已。然而,现代人身上却是“儒”多“侠”少,需要反过来用“侠”来改造“儒”。对比古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P419)的境界,试问今天有多少人能在权威面前不盲从?有多少人能在诱惑之中保持气节?更有多少人能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这些都能折射出现代“儒侠”精神的缺失。

  一般而言,“侠”突出地表现为“勇”,特别是在战争、灾害等情况下,人们尤为需要敢于牺牲的精神和临危不惧的义勇。然而,有人说,现在是太平世界了,愤青似的“侠”,反叛野性十足,与和谐社会不相吻合,除了“资本家”与“知本家”的“投机”与“投资”需要承担风险的“勇气”外,“勇”似乎面临着“无用武之地”的尴尬。难道“勇”真的过时了吗?难道侠义精神真的不需要了吗?

  其实,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侠”的诉求,每个人心中或多或少都有些侠义精神,只是有人把它深藏于心,有人把它付诸实践罢了。看到汶川地震,八方支援,你会点头称赞;看到日本寻衅钓鱼岛,你会义愤填膺:这些都是“侠”的体现。所以,“侠”不是虚无飘渺的神秘思想,而是近在咫尺的处世哲学。当然,只要坚持“侠”的真谛,其形式是可以多样的,不一定非得拳打脚踢、刀光剑影。甚至,两相比较,司马迁更推崇侠义而非武艺,故而《游侠列传》不称《武侠列传》,而且其他《列传》所收录的侠客中,也有不以武功见长的“儒侠”,例如“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的鲁仲连(《史记·鲁仲连列传》P2465)、“好学,游侠,任气节,内行修洁,好直谏,数犯上之颜色”的汲黯(《史记·汲郑列传》P3105-3106)等,他们作为文臣,不在《游侠列传》中,但其“侠”之精神却与之相通。此外,“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李白《侠客行》)等诗句,《虬髯客传》《聂隐娘》《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名著,也都是“侠”在古代文学中的反映,只是其形式有所不同罢了。直至现代,金庸、梁羽生、古龙等的武侠小说不也老少皆知吗?霍元甲、华英雄、黄飞鸿、叶问等宗师之名不也闻名影坛吗?只因现实之中“侠”的衰落,加之现代媒体的发达,故而今人更加通过小说、影视和网游等方式寻求精神寄托,与古人又有所不同。

  相反,若是天下无“侠”,则会产生什么后果呢?一方面,“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汉书·司马迁传》P2738)的担忧不必再有,另一方面,“乡原(通‘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P693)的现象将会泛滥成灾。所谓的“乡愿”,孟子曰“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P1031),但却“言不顾行,行不顾言”(P1029),“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孟子·尽心下》P1031),即貌似谨厚,实则伪善,只想明哲保身而不顾真、善、美的流失,甚至还可能为一己之私而助长假、丑、恶的横行。从长远来看,其弊远大于利;从逆向思维来看,其结果是不堪承受的:如果《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舍“侠义”而成“乡愿”,甚至通过幕后交易而相互媾和,那么真实报道就会被扼杀,三聚氰胺将会祸害更久;如果佳木斯中学教师张丽莉舍“侠义”而成“乡愿”,甚至学“范跑跑”张扬的自私与冷漠,那么失去的将不是自己的双腿,而是学生的生命和人间的真情。由此可见,“侠”之精神必不可少,“乡愿”之行亦不可为。

  若以子路为例,则“侠”“儒”结合之后,便是“儒侠”(因为“侠”要接受“儒”的指导,故而“儒”占主导地位而排在“侠”前)。但要做苟且偷生的“乡愿”很容易,要做有所担当的“儒侠”却很难,因为道义的坚守及实践需要舍己为人的牺牲精神,其在现代社会尤为难得。不过,“儒侠”数量虽少,但却尚未消亡。是什么让身居《中国经济时报》总编之位的王克勤抛开儿女情长、四处走访调查,先后发表《邢台艾滋病真相调查》《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等揭黑作品?是他独善其身、兼济天下的道德修养,是他不畏强权、为民请命的社会责任感,让他担当了记者中的“儒侠”角色,切身实践了“士损己而益所为”(《墨子·经上》P470)的古训,并能“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墨子·小取》P642)。

  当然,作为“儒侠”的子路,如果活在现代,恐怕也会义不容辞地去彰显社会正能量,正所谓“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P74),即使像湖北武昌的方俊明,为救假装落水的顽童而高位截瘫的荣誉延迟28年才到(《感动中国2014年度十大人物颁奖典礼》),也绝不会像四川崇州的柳杰,在詹翀傲落水后不仅没有呼救,更没有施救,反而袖手旁观詹之溺亡(《成都晚报》2005年7月22日)。当法律并非万能,社会呼唤正义时,尤其需要此种“儒侠”精神,让今人在道德和义理层面得到再教育。

  其实,即使身为学生,也能有见义勇为的侠行。据新闻联播报道,今年高考前7天,宜春市区至袁州区金瑞镇的公交中巴上,一名歹徒突然持刀将5名乘客砍伤,危急关头,宜春三中的高三男生柳艳兵不顾自身被砍的剧痛,上前夺下了歹徒手中的刀。事发后,他与另一名同学易政勇被送医院救治,两人因伤情严重,无法参加6月7日的高考。此后教育部单独组织考试,两人分别被南昌大学和江西财经大学录取,并被免予学杂费等。

  6月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柳艳兵的事迹,并且评价他:已交上了另一份答卷。其实,此类事例还不少:2008年,曾在汶川大地震中舍己救人的申龙、王佳明、欧阳宇航、张博四少年,分别被保送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2009年,被评为全国抗震救灾小英雄的德阳东汽中学女生马小凤和“可乐男孩”薛枭,也分别被免试保送到复旦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2010年,在玉树地震中连救4人的小英雄尕玛朋措也被保送进清华大学。(见《南方都市报》7日的评论)他们虽是学生,但却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用稚嫩的双肩扛起了侠义,最终获得了社会的奖励,实现了人生的价值。这些“儒侠”之举,足以让众多“乡愿”们汗颜。

  那么,如何把千古相传的“儒侠”,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呢?一是立法机关加大对能否增加及如何增加“见义勇为”等相关法律条款的探究力度;二是行政机关不断完善相关奖励、补偿或惩罚制度,对其进行鼓励和引导,并减少其后顾之忧;三是宣传部门综合运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手段,加大宣传力度,保证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并调动其参与积极性,倡导社会新风尚;四是监察部门加强对广大领导干部的思想教育,不断提高其重视度,并树立积极落实的杰出榜样和玩忽职守的反面典型;五是执法机关加大对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严惩趁机讹诈和事后报复等行为,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六是加强道德修养,为人要光明磊落,做事要无愧于心,违背原则的事情,即使给与千金也不做,同时,做人要有所担当,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危急时刻能够挺身而出斗智又斗勇,即使是举手报案,也是“侠”之义举。

  总之,孔子对子路的教育,反映了先秦儒家对“侠”的改造。由此产生的“儒侠”精神,带有浓厚的儒家色彩和巨大的社会正能量,能更好地融入传统文化,并且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这对先秦时期文化交融的研究,对如何利用传统国学塑造时代新人、如何面对现代社会侠义的缺失,甚至对如何构建和谐社会的探讨都有现实意义。

  【注释】

  [1] 朱高正.论儒——从《周易》古经论证“儒”的本义[J].社会科学战线,1997,(1).

  [2] 王守泉、郑键.侠:“以武犯禁”还是“为国为民”[N].检察日报,2009.

  [3] 郑春元.侠客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4.

  [4] 魏新民.试析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理想人格中儒侠互补[J].历史教学问题,2008,(4).

  [5] 赵言领.儒侠互补及儒侠的诞生[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1,(1).

  [6] 韩云波.中国侠文化:积淀与承传[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8.

  [7] 陈墨.金庸小说人论[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10.

  [8] 韩云波.中国侠文化:积淀与承传[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6.

  [9] 陈墨.金庸小说人论[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9.

  [10]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209.

  [11] 鲁迅.流氓的变迁[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5,(9).

  [12] 韩愈撰,严昌点校.韩愈集(卷十一)·杂著·读墨子[M].长沙:岳麓书社,2000:156.

  [13] 傅其林.论儒侠文化精神[J].青海社会科学,200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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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东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李学勤主编.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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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东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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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周勋初等.韩非子校注[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

  [12]杨朝明,宋立林.孔子家语通解[M].济南:齐鲁书社,2009.

  [1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4][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5][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6]吴闿生.诗义会通[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7][清]王先谦,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18]吴毓江撰,孙启治点校.墨子校注[M].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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