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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丹阳:法家思想是改善国人道德困境的灵丹妙药 
作者:[赵丹阳] 来源:[新法家] 2016-07-04

  实行王道德化的统治,适合于全局性、长远性的治理,用来处理具体事务就显得疏阔;讲究权谋的统治,适合于扶危救难,在安定太平的时局下就不会有显著的效果;匡正时弊的统治,适合于纠正奢侈堕落的风气,靠它来治理已经病入膏盲的国家只会越弄越糟;苛刻寡恩的统治,适用于纠正朝廷里的邪恶势力,靠它来治理中央机关之外的不正之风就容易失去民众;威猛暴烈的统治,适合于讨伐内乱,靠它来管理和平时期的老百姓就未免大残暴了;注重技能的统治,宜于发展经济,富国强民,用来解决贫穷衰弱,只能劳民伤财,给民众增加困苦。

  聪明的国家领导人懂得弘思远益,应权通变,因时制宜的制定法律法规,天下就可实现大治,而不应对某个人或某一群人的道德、品格求全责备。

  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尚之风必偃。”的确,拥有良好的道德不仅是我们待人接物应有的法则、事业成功的基础,也是安定国家、保护纲维、平异止讼的需要。但我们遵守道德,不等于我们要无偿‘利他’,更不等于我们要信奉“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一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要求我们,对待一切曾经烜赫一时的旧有事物,要批判继承,古为今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且要移风易俗的加以时代内涵,使之科学发展,与时俱进。在全新的历史时期,在现今大变革、大发展、大调整的中国,我们要遵从的道德理念是——对“利己的合理限制”。

  风追古代,道德却时常受到权利的蛊惑与时代的变迁而左右摇摆,历朝历代都沦为统治阶级奴役苍生,毒化百姓的工具。因而具备三种特征:御下性、立政性、单向性。所谓御下,即“道德权谋”,亦所谓强调君权神授,忠君爱国当为本位,无论君主怎样荒淫无道,揭竿而起或另寻明主总是不该。如若不然,便是无耻小人,应当载入史册,供后人唾骂。古来仁人志士作为君王“道德权谋”的牺牲品者不胜枚举,其中比较有典型性的,当属韩非与谯周。众所周知,韩非因李斯诟骂的“忘恩负义”而身丧九泉,最终终于像自己所说的那样“夫以布衣之资,而欲以离人主之坚白,是解左髀而说右髀者也,是以法不行而身必丧者也”。谯周“一言以亡蜀”,同样付出了被骂作“卖国奸佞”的代价。立政性,即以道德标准,反复强调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而且不许人们加以讨论。君主们都能像孙权那样“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性度弘朗,仁而多断”倒还好,如若不能,天下治理的一团糟,弄到“生灵有累卵之危,百姓有倒悬之急”的地步,也不许你质疑政权的合法性,否则便是暴民。单向性在子对父、少对长、臣对君这一方面,显露无疑。

  由封建道德的单向性所引发的“道德作秀”事件,更是不绝史书。据《三国志》载,曹操重子建而轻子桓,颇有立爱废长之意。曹丕大恐,遂问计于贾诩。老道圆滑的贾文和脱口便答:“愿将军恢崇德度,躬素士之业,朝夕孜孜,不违子道。”这可真是“真廉无廉名,立名者正所以为贪;大巧无巧术,用术者乃所以为拙。”如此大巧若拙的谋略,没有用在治国平天下上,却被曹丕使在如何使曹操看着顺眼上,尽搞些于百姓、治绩毫不相关的个人形象工程,不能不说是可惜。类似的事件还有戴铎劝胤禛,内容就更为韬晦仁和:“处英明之父子也,不露其长,恐其见弃;过露其长,恐其见疑,此其所以为难。处众多之手足也,此有好竽,彼有好瑟,此有所争,彼有所胜,此其所以为难。其诸王阿哥之中,俱当以大度包容,使有才者不为忌,无才者以为靠。”这又是中庸之道的一次延伸,称不上什么能为雍正建立功勋、造福百姓的善策,然而竟行之有效,令康熙帝龙颜大悦。时代的悲哀,乃至于斯!

  然而,我们不能怪雍正、责曹丕,因为在那个年代,道德的单向性迫使他们必须做出一副孝子贤孙的脸孔,而对自己的才能讳莫如深,正所谓“势之所迫,岂有他哉?”心计不深的八阿哥胤禩倒是没装,反被蔑以“柔性成奸,妄蓄大志”。可见当时不装不行。要知道,曹丕与雍正若是生在现代,本不必装孙子的,一个完全可以凭自己的学术著作《典论》、《燕歌行》和“逐禽辄十里,骑射常百步”的本事当文化厅兼公安厅厅长;另一个则可以凭雷霆手腕当纪检委或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封建道德的御下性、立政性、单向性,以极为阴柔的手法渗入企业、社会乃至国家选拔人才的标准之中,造成了古往今来的官场、商场、民间权谋迭生,厚黑盛行,潜规则无处不在。这股自上而下的邪祟之气,把百姓罩在氤氲叠嶂的混沌中几千年,直到明清之际,才略有改善。“古来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辩?改朝易服,更换国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谓之亡天下。”“天下为主,君为客”“天下之大害者,唯君而已矣”“天子之是未必是,天子之非未必非”……这些惊世骇俗的言论,使封建道德在理论上玩不转了。横跨了三个多世纪以后,高举民主与科学的五四运动,更是如清风德雨,润泽天下,使百姓“去混心清,去苦存乐”,看见了真正的道德原来就是“心体莹然,本来不失”,没有多么高妙,谁通过努力修行、反复约束都可以做到,不独帝王将相所树立的楷模使然。郭巨埋儿、陆绩怀桔之流的“恐怖道德”遂去见鬼。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古往今来的成训与五四运动中所提到的“新道德之构建方法”,为现今改善道德困境提供了不少可以借鉴的至理名哲。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

  第一,政治与学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攸关立场,但无关道德。真正的道德不在大处,而始于精微,《吕氏春秋》中的八观六验为我们察人辨事提供了八项原则,六种方法,堪为垂范:

  (1)“通则观其所礼”如果他显达,就看他礼遇些什么人。

  (2)“贵则观其所进”如果他尊贵,就看他举荐什么人。作为领导是用人唯贤还是用人唯亲呢?

  (3)“富则观其所养”如果他富贵,要看他用钱财结交什么人。

  (4)“听则观其所行”听了他说的话后还要看他如何去做。不仅要说的好听,而且要言行一致,不能光打雷,不下雨。

  (5)“止则观其所好”闲暇之时看他追求什么。通过物质和精神的追求,可以看出一个人是追求享乐还是追求奉献,是低级趣味还是情操高尚。

  (6)“习则观其所言”这里的习,是近习(亲信)的意思。作为领导身边的工作人员或者亲信,要看他是出好主意还是馊主意。

  (7)“穷则观其所不受”穷困之时看他是否能够拒绝不义之财。正如孟子所说,“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也。”

  (8)“贱则观其所不为”尽管地位低下,决不做有损人格的事,堂堂正正,掷地有声。

  六验:

  (1)“喜之以验其守” 让他欢喜,看他是否不变操守。

  (2)“乐之以验其僻” 让他高兴,看他是否有不良僻好,也就是看他是否得意忘形。

  (3)“怒之以验其节” 引他发怒,看看他的控制力;现在一些主考官故意说一些难听的话来考验应聘者,就是对这一验的具体应用。

  (4)“惧之以验其持” 恐惧的情况下考验他是否能够坚持到底。

  (5)“哀之以验其人” 悲哀之时,看他是否节哀自制。

  (6)“苦之以验其志” 处于艰苦环境,看他是否胸怀大志。

  第二,明赏于前,决罚于后,发能中利,动则有功。《尉缭子》中的这十六个字,字字珠玑,与法家先圣韩非所言:“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深相暗合。誉、利、毁、罚这四个字,是大自然赋予政府治理民众的神器,誉、利是人们所向往的,毁、罚是人们所畏惧的。切切实实的用誉与利来对待那些在道德领域有建树的人,使之老有所养,温饱终生,名扬海内。而不许以蜗角虚名,蝇头小利,以慢其心。须知,赏誉薄而谩者,下不信;赏誉厚而信者,下轻死。对待那些丧行败德之人,便加以毁罚,使之如坠深渊,绝然无幸,则必得大治。当然,这需要朝野多种力量的结合,尤其需要政府与舆论监督部门双管齐下。其次,要注意“名外于法而誉加焉,则士劝名而下蓄之于君;功外于法而赏加焉,则上不信得所利于下”。如果超越法度或道德伦理之外的人,经过财团或推手的运作反而可以成名得利,而政府却不加以刑罚,那么百姓就不再相信自己用正当的手段会从政府那里获取利益,而转向使用非制度化的力量来进身牟取暴利了。

  第三,改变道德模版。《资治通鉴》云:“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次也;名受辱而身全者,下也。”此一番言论,遂使“恐怖道德”弥漫充塞,几至千年。我们所制定的道德模板,应该是某人在急公好义之后,修成正果,身名两全的。如果现实中不是这样,为政者就要检讨为何急公好义,反而下场凄凉,所定制度和规范还有些哪些不足?今后如何避免急公好义者再受其害?而不应将此类案例作为模板,宣诸四海,以引起百姓对道德的嘲讽与恐惧。

  第四,远见明察,烛私矫奸。古有语:“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

  自古以来,都是大奸似忠,大伪似真。对于做出同样举动的两个人,也不能不分别对其目的加以分辨,以免赏罚失误。所谓“闻恶不可就恶,恐为谗夫泄怒;闻善不可即亲,恐引奸人进身”者,是也。六微七术虽时代久远,其中仍不乏可援引之处,不可废置。

  参考文献:

  [1]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07版

  [2]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05版

  [3]韩非,《韩非子》,内蒙古:内蒙古出版社,03版

  [4]刘亦发,《菜根谭》,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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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新法家网友(2018-04-12 14:03:36.0)
    其一郭据埋儿这一点的确是糟粕,确实恐怖,然陆绩怀橘哪里恐怖?一个小孩,家里清贫,拿到好吃的,想带回去给母亲尝,有何问题?其二,司马光的那句话我以为并没有什么问题,难道你希望战场上将士不誓死报国,而是投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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