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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一:为什么中国必将成为发达工业化国家?(上)  
作者:[文一] 来源:[瞭望智库2016-06-07] 2016-06-22

【原编者按】
    在中国经济减速的时候,说中国必然成为发达工业化国家和全球创新领头羊,是要有足够底气的。
    本文作者文一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圣路易斯)助理副行长,清华大学经济系CCB讲席任教(2008-2015),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客座教授。他不落窠臼,既不基于西方中心论(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偏见对中国盲目悲观,也不基于中国曾是持续几千年的全球最强大文明这一事实来推断中国必将重返巅峰。
    作者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入手,归纳历史上成功实现工业化国家的基本发展规律,剖析了中国崛起为何必将实现的原因。
    除本文外,作者在其新著《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中文版即将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版将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中,对支撑上述结论的理论框架给出了全面系统的阐述。

    仅用35年的时间,就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变成一个令人敬畏的世界头号工业国和制造业中心,有着14亿人口的中国是如何在鸦片战争一个半世纪后突然实现这一历史性转变的呢?
    要知道,很多具有更“优越”的社会、经济和地缘政治条件的小国都一直无法做到这一点。探究这一问题的原因,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其中有两种颇具代表性,也最有影响力。
    一种属于盲目悲观派,认为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超高速增长不过是政府靠海量投资制造出来的“振兴假象”,是靠牺牲环境和人民长远利益炮制出来的经济泡沫。
    这一泡沫的不可持续性在于,中国缺乏一系列使得西方当年能够崛起并维持其经济繁荣和技术创新能力的文化和政治元素,比如民主、人权、言论自由、法制、私有银行和独特知识体系,以及完美的市场机制、资本自由流动能力和知识产权保护,等等;因而中国必须靠不断山寨和剽窃西方技术和商业秘密,以及更多的低效国企投资来维持基本增长和就业。
    一旦廉价劳动力用光(即所谓刘易斯拐点到来)和政府债台高筑,除非能够实现政治体制向民主制度转型,完成彻底的金融市场化改革、全面的国企和土地私有化,中国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崩溃将不可避免。

图一:从公元500年到2014年之间,世界各国累加GDP相对比例变化图。从左至右、由上到下各个颜色分别代表:非亚洲古文明国家(希腊、埃及、土耳其、伊朗)、中国、印度、日本、俄罗斯、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法国、美国。所谓累加GDP,即对于所有列出的国家,其GDP总量必须占全世界GDP总量的70%以上。

    另一种观点属于盲目乐观派,认为中国的崛起不过是向曾经拥有的上千年辉煌历史地位的自然回归。中国曾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这一历史地位至少从公元前200年保持到公元后1800年,也就是英国工业革命初期(见图一)。
    中国曾创造了无数世界领先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奇迹,包括促成文艺复兴后西方全面崛起不可或缺的四大发明以及在陶瓷、纺织和炼铁等方面的领先技术。因此,中国一旦觉醒,回归它以前灿烂文明的巅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拿破仑曾形容中国是一头睡狮,“让他睡吧,因为当他醒来时,全世界都将为之颤抖”);而这个时间点已经到来。
    但是这两种观点都缺乏严格的政治经济学基础,经不起推敲。它们或是基于西方中心论的偏见,或是基于对历史的肤浅线性外推。
    一个不具备创新能力和包容性政治文化的国家如何可能保持35年的超高速增长,迅速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变成“世界工厂”和全球制造业中心?这一点,资源丰厚的非洲没有做到,奉行 “华盛顿共识”和“市场万能”的拉丁美洲没有做到,甚至工业基础雄厚并采纳了民主制度的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也没有做到。
    另一方面,如果灿烂的古代文明能够预测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未来,那为什么埃及、印度、希腊和奥斯曼帝国没有重振昔日雄风,在今日工业强国林立的世界经济和政治舞台中心闪亮登场?
    本文为中国崛起给出了一个不同的解释。这个解释根基于西方当年自地理大发现以来迅速崛起的历史,根基于英国工业革命的内在政治经济学逻辑,根基于对中国自洋务运动以来多次工业化失败原因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借助于这一解释,我们不但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奇迹发生的根本原因并更好地预测中国未来国力的走势,还可以借以分析其他国家工业化成败的深层次根源,包括第一次工业革命之所以在英国(而不是在其它欧洲国家或当年的中国和印度)发生的“秘密”本身。
    近来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奇迹已经结束:经济增长率已经从两位数降到了7%,甚至更低。中国的股市低迷,人民币也倍受攻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预测中国崛起势不可挡似乎是过于乐观了。
    但是,这些悲观论者或许知道如下历史事实:美国在整个19世纪崛起的过程中发生过15次严重的金融危机和一次长达四年的内战,而且在成功追上英国并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强国之后,美国经济还在1907年和1930年两次处于崩溃的边缘。
    但是美国不仅没有崩溃,而且还在整个20世纪主宰和引领了全世界在各个领域的发展。而这绝不是因为美国具有与世不同的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而是因为它在整个19世纪一百年间全力推行了建国之父汉密尔顿为其制定的正确的重商主义发展战略。

1.关于中国崛起的几个基本事实

    35年前,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有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三分之一;今天,以工业产值计算,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国:
    中国当前用低于世界6%的水资源和9%的耕地,生产出了接近全世界一半的主要工业品,其中包括粗钢(美国水平的8倍,世界供给量的50%)、水泥(世界总产量的60%)、煤炭(世界总产量的 50%)、汽车(超过世界总供给量的四分之一)、工业专利申请(美国的1.5倍)。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船舶、高速列车、机器人、隧道、桥梁、高速公路、化纤、机械设备、计算机和手机的生产国。


图二:从1970年到2013年之间,全球制造业产值最高的5个国家的变化情况(由上至下,依次为中国、美国、日本、德国和俄罗斯)

    上世纪70年代初期,也就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中国的制造业与美国相比不值一提;到了80年代,中国的原始乡村制造业开始繁荣,继而引爆了一场轻工业革命,使中国的重工业能够在90年代中后期开始起飞,并从此开始超越一个又一个当代制造业强国;并最终在2010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国。

2.中国的秘诀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短短35年,中国是怎么做到这种历史性超越的?原因很简单:中国终于找到了工业革命的“秘诀”。
    那么,工业革命的秘决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中国在自鸦片战争以后的140间年反复尝试却一直没能发现这个秘诀呢?
    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社会经济事件,其重要性甚至可以与人类使用火以及发明农业生产相媲美。
    在工业革命前,人类处于自然经济中,生产仅能满足自己所需,受到所谓“马尔萨斯陷阱”的困扰——因为农业社会生产资料和粮食的增长速度总是赶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因此人均生活水平永远无法提高。这个生存状态被称为“马尔萨斯陷阱”。
    但工业革命改变了这一切:从1760年开始,英国人的生活水平开始快速提高,人均收入进入长期上升通道。
    这首先体现在纺织业的规模化生产方式上。由于纺织品的量化生产,过去人类历史上需要一家人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手工劳作才能获得的布匹和衣服,现在由纺织机几个小时就能完成。因为机械化生产方式使得英国的国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以及军事力量经历了如此快速的增长,世界各国开始努力效仿英国的工业革命以便能够跟上英国经济发展的步伐。
    不过,这种复制英国工业革命的努力在其后二百多年间仅有几个地区获得了成功:北欧、西欧、美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即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观察者网注)。这些工业化地区的人口加在一起仅相当于世界人口10%左右。其实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的四条小龙经虽然历了快速的工业化,但其中某些经济体目前的人均收入也仅仅达到美国的一半。
    工业革命被全球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不断地模仿和尝试过,为什么只有占世界人口10%的几个地区取得了成功呢?
    目前最流行的关于经济发展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即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政治制度是关键。因为政治制度决定了经济制度,而经济制度又决定了生产力发展的速度。
    一方面,包容性政治制度(例如民主制度)可以约束精英阶层的贪污腐败和勒索行为,为自由市场、自由贸易、私人产权和法制提供制度保障,从而对民间的财富积累、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提供最基本的激励。
    另一方面,榨取性政治制度(例如封建专制制度)不仅意味着人民缺乏选择的自由,也意味着私人产权不受保护,法制不健全。这些都浇灭了人们努力工作、积累财富以及发明创造的欲望,其结局一定是全社会的贫困。因此,经济发展的前提和消灭贫困的手段只能是通过流血或不流血的政治变革来实现民主制度。
    上述制度经济学理论是否真有道理呢?
    实际上,此类理论很难在历史事实面前自圆其说。
    首先,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贝克尔特(Sven Beckert,2014)指出:“当年的大英帝国,作为第一个开启工业化的国家,并非是一个后来人们所描绘的自由、开明和廉政的国家。
    相反,它是一个军事开销庞大的、总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奉行干涉政策的、高税收的、债台高筑的、极端贸易保护主义的官僚集团和强权国家。它也绝对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参见作者《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一书第150页)
    其次,目前世界上有大量民主国家处于经济增长停滞和政府停摆的厄运里:阿富汗、埃及、伊朗、利比亚、巴基斯坦、泰国、突尼斯、乌克兰等等,此类国家不胜枚举。再次,有很多施行榨取性制度的国家,其经济却颇为强大,例如二战前的德国和俄国。
    事实上,制度经济学理论也解释不了俄罗斯在施行民主改革和“私有化、市场化”的“休克疗法”后为何却一蹶不振,解释不了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快速的工业化,更解释不了韩国和新加坡在民主制度缺位时却成功实现了经济起飞。
    另外,在政治制度、私人产权和法制状况都相同的同一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城市和同一城市的不同街区,却同时存在极端贫困和极端富裕两种社会经济状况,同时存在暴力犯罪和依法守法两种社会环境。
    这种同一政治和经济制度下两种截然对立的社会现象的共存可以在很多美国城市找到。意大利也是个颇为典型的例子,其南部非常落后,而北部却很富裕。为什么?
    原因在于,无论是冠冕堂皇的制度经济学理论,还是数学严密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都根本无力解释二百多年前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因此,这些流行理论对发生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黄土地上的伟大工业革命也就自然缺乏起码洞见和理解力,因此一而再、再而三地误判和低估中国工业化的威力。(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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