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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帝范》——君王教育之私家秘典 
作者:[张军] 来源:[学习时报2015年11月10日] 2016-06-21

  《帝范》的作者是历史上著名的皇帝唐太宗。此书是他晚年的精心之作,也是其一生治国理政的经验总结。“范”字的意思是规范,因此“帝范”主要讲的就是做皇帝的规范。这本书的写作,目的是为教育太子如何系统地学习为君之道的。贞观二十二年正月,唐太宗将自己御笔撰写的《帝范》十二篇赐给太子李治。可以说,此书既是唐代皇家治家之教,也是对帝王治国之道的归纳。

  《帝范》作为唐太宗教育太子的一部教科书,对唐代帝王教育是有着重要作用的。我们知道,唐以前帝王教育的主要形式是御前讲座。一般而言,讲座内容主要是学经读史。经是治国理政的心法,史是治法,二者相辅相成。经自然是儒家经典,史是前朝历代之治乱兴衰。经书古奥,前事隔膜,学习起来自然难度不小。况且自汉以来,讲座学习并无系统的教材。《帝范》的出现给唐代的君王教育提供了极佳的教科书。这对太宗以后的政治也是影响极大的事情。对于后继者而言,毕竟这是本朝先祖一代名君统治经验的总结,学习起来自然真切,且易效仿。可以说,这部《帝范》是唐太宗留给其继任皇帝的私家秘典。

  《帝范》共四卷,十二篇,另有《前序》和《后序》。唐太宗在《前序》中指出了自己写此训的目的,正文十二篇讲必须遵守的十二条准则,即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诫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等十二个方面。唐太宗指出:“此十二条者,帝王之大纲也。安危兴废,咸在此焉。”

  重视君王的人格魅力,善待臣下百姓。《帝范》开篇就讲“君体”,也就是君王的体态容貌,引申为君王的人格魅力。“人主之体,如山岳焉,高峻而不动;如日月焉,贞明而普照”,为“兆庶之所瞻仰,天下之所归往”。要保持君体,就必须“宽大其志,足以兼包;平正其心,足以制断”,“抚九族以仁,接大臣以礼”,“奉先思孝,处位思恭”,“倾己勤劳,以行德义,此乃君之体也”。《君体篇》警诫为君者必须具备君王的人格,做到恩威并施,持威德以“致远”,用慈厚以“怀民”。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唐太宗认为君主作为一国之君,仪容、气质非常重要。且一定要行仁政,礼贤下士,不要以自我为中心,对大臣要以礼相待。要将民摆在第一位,因为民是国家的希望和依靠,国家为君主存在的根本。还指出人君应当宽大,胸襟兼收并蓄,涵容万物。这才是唐太宗心目中理想的人君及其“为君之体”。

  善于纳谏,杜绝谗言。唐太宗认为,帝王居于深宫,耳目受阻,有过不闻,有缺难补,故应广开言路。而且采言纳事不能以地位高低而要以正确与否为取舍。只要“其议可观”,便“不责其辩”;“其理可用”,便“不责其文”。这样做的好处是:“忠者沥其心,智者尽其策,臣无隔情于上,君能遍照于下。”唐太宗认为,昏乱之君自以为“德超三皇,材过五帝”,故“恣暴虐之心,极荒淫之态”,对“说者拒之以威,劝者穷之以罪”,致使“大臣惜禄而莫谏,小臣畏诛而不言”,言路堵塞,其目自瞽,其耳自聋,对所犯错误蒙然无知,以至于身亡国灭,岂不悲哉!此拒谏之恶也。

  唐太宗一贯很注意杜绝谗言的问题。他曾说:“朕观前代谗佞之徒;皆国之虫贼也。或巧言令色,朋党比周;若暗主庸君,莫不以之迷惑,忠臣孝子所以泣血衔冤。故丛兰欲茂,秋风败之;王者欲明,谗人蔽之。”他在《帝范》中进一步列举了谗佞者的主要表现:“争荣华于旦夕,竞势利于市朝。以其谄谀之姿,恶忠贤之在己上;怀其奸邪之志,恐富贵之不我先,朋党相持,无深而不入。比周相习,无高而不升;令色巧言,以亲于上;先意承旨,以悦于君。”还有“以疏间亲”“以邪败正”等。为了去谗杜邪,就要懂得:“逆耳之辞难受,顺心之说易从。彼难受者,药石之苦喉也;此易从者,鸩毒之甘口也”,“明王纳谏,病就苦而能消;暗主从谀,命因甘而致殒”。

  知人善任,求贤任贤。《求贤》篇中唐太宗指出了举贤、任贤、敬贤的重要性。他说:“夫国之匡辅,必待忠良。”匡辅之臣上佐君王,中总百官,下抚兆民,非忠良不能担此重任。所以“明君傍求俊入,博访英贤,搜扬侧陋,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帝王之为国也,必藉匡辅之资也”,故经寸之珠之珍,黄金累千之富,“岂如多士之隆、一贤之重?此乃求贤之贵也”。总之,唐太宗在《求贤篇》是想说明,贤能之士对一个国家非常重要,所以要任人唯贤,凡是有能之士,皆不能因一点小瑕疵掩盖其发光发亮。君主要想治理好一个国家,离不开这些贤能之士的辅佐。

  唐太宗在《帝范-审官篇》中还指出,人君的责任在于知人善任,以安黎民,“得其人,则风行化洽,失其用,则亏教伤人”。他说:“首先应人尽其才,各用其长,让各类人才为己效力”,“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做到“良匠无弃材,明主无弃士”。另外,对任职的官员进行审察。审察官员,要看全面,看主流,“不以一恶忘其善,不以小瑕掩其功”。这样才能明职审贤,官得其人。总体说来,唐太宗反复强调君主不仅要任人唯贤,而且还要懂得如何合理使用人才,发挥所长,让每一位贤能之士的才能都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提倡俭德,反对奢侈。在《帝范-崇俭篇》中,唐太宗认为,为人君者要提倡俭德。他说:“夫圣代之君,存乎节俭。富贵广大,守之以约,睿智聪明,守之以愚,不以身尊而骄人,不以德厚而矜物。茅茨不剪,采椽不斫,舟车不饰,衣服无文,士阶不崇,大义不和。”他指出:俭奢二者是“荣辱之端”。“奢俭由人,安危在己”,若“五关紧闭,目不好采色,耳不闻淫声,口不食美味,鼻不悦芬馨,身不乐安佚”,那就“令德远盈”,“千憨内攻,则凶源外发”。因此,要遏憨正志,因为骄奢出于志。“骄出于志,不节则志倾;欲生于心,不遏则身丧。故桀纣肆情而祸结,尧舜约己而福延,可不务乎?”《帝范 诫盈篇》进一步告诫为人君者不仅要节俭,更要反对奢纵。盈即满,满则易奢纵。唐太宗说:“人君虽富有四海”,但若“好奇技淫声、鸷鸟猛兽,游幸无度,田猎不时”,那就会徭役繁重,农桑荒废。人君若“好高台深池,雕琢刻楼,珠玉珍玩”,也会因赋敛重而民生匮、饥寒生。他指出:“乱世之君,极其骄奢,姿其嗜欲,土木衣缇绣,而人短褐不全;犬马厌刍豢,而人糟糠不足。故人神怨愤,上下乖离,佚乐未终,倾危已至。此骄者之忌也。”他继承并发挥了诸葛亮的思想,“俭以养性,静以修身。俭则人不劳,静则下不扰”,认为克俭节用、戒酒戒色、善于纳谏等,这些都是太子所应具备的自身修养。

  重视文术,尊师重教。《帝范-崇文篇》,太宗告诫太子,武功重要,文术也不可偏废。“斯两者递为国用”,交替成治国之具。当兵甲烽起,“成败定乎锋端,巨浪滔天,兴亡决乎一阵”时,“则贵干戈,而贱庠序(按:泛指文教)”;而当天下太平时,“则轻甲胄,而重诗书”。这就是“功成设乐,治定制礼”。而“礼乐之兴,以儒为本”。因为宏广风化,导引习俗,“莫尚于文;敷教训人,莫善于学”。所以,必须“建明堂,立辟雍,博览百家,精研六艺”。总之,“文武二途,舍一不可,与时优劣,各有所宜。武士儒人,焉可废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文术对于统治的重要性。事实上,唐太宗也是这样做的,在他统治期间,一向都比较崇尚儒学。

  道德立于上,则百姓化于下。足见君德有莫大的教化作用。陶冶君德,资于治道,正是《帝范》的最大功用。唐太宗著《帝范》赐太子之后,唐王朝之后的历代君主臣子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各位皇帝当朝时,都命人对此书进行注疏解读,以期对自己的统治或对太子的教育有所帮助。宋元明清诸朝皇帝,也常将此书置诸案头。由此可见,该书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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