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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问笑:儒家并未倡导愚忠愚孝 
作者:[徐问笑] 来源:[腾讯网2016年4月18日] 2016-06-10

  读《孟子·离娄上》时,才知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千百年来屡屡被人挂在口边的话,乃是出自于此处。然其他两孝,孟子却不曾有所提及。直至后来,汉代人赵岐著《十三经注疏》时,才对三孝有了完整的概述。在此书中,赵岐是这样注释孟子所言之三不孝的: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但值得后世深味的是,赵岐把“阿意曲从,陷亲不义”,排在不孝之首位,即明知父母做不义之事,却还一味地顺从,乃为第一不孝之行为。

  一直以来,人们多错误地认为,根植于君君臣臣、尊尊亲亲思想基础上得以发展和完善的,且成为两千年来封建政权统治思想的儒家学说,其在积极推崇仁政的同时却又高度强化“君权、父权”不可撼动的神圣的统治地位,应是绝对死板、专制和没有人情味的。所以,戏文里才衍生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样的戏词。我们的文学作品里,也屡屡有一些记载和宣扬,即君权和父权都是唯我独尊的,不但容不得有半点逆上之举,且也听不得半点逆耳之言。在很多流传的话本里面,似乎古代的臣子也多是愚忠的,不敢违逆君主的意见;为人子女的,也只知一味愚孝,盲从于父母,不敢有自己的主见。

  事实却大不然。这既是对儒家的道德伦理的一种误读,也是对古代历史的一种无知。儒家思想的创始人是孔子,但孔子亦曾有言,“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他的意思是,如果父亲有敢对自己直言规劝、及时忠告的儿子,就不会做出不合道义的事情。这句话出自《孝经·谏诤章》,杜如晦于贞观二年时上谏唐太宗时,便引用了里面的另一句话,“天子有诤臣,虽无道,不失其天下”。儒家的道德伦理体系里,历来宣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念,“资于事父以事君”,更是几千年君父统治的核心思想,“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

  儒家学说,又称孔孟之道,孔子生活在春秋时期,孟子生活在战国时期。在孔孟之前,便有过比干劝谏纣王却惨遭挖心的历史典故,比干虽明知纣王残暴,但犹自践守“主过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的理念,他的这种精神与儒家倡导的忠谏精神是切合的,因而孔子才会尊他为三仁之一。《孔子家语·辩政》中,孔子认为忠臣之谏君有五义焉,而在春秋初年,齐桓公便设有大谏之一职,这也是中国君主统治中的谏官设置之始。《晏氏春秋》中仅《内篇谏上》与《内篇谏下》就收录有晏子谏齐景公的文章三十三篇整,其中有一篇是谏杀烛邹的故事:齐景公有养鸟的爱好,但养鸟人烛邹却不慎将鸟全部放跑,景公因此大怒,欲杀烛邹以惩其失职之罪。聪明的晏子没有直接劝谏景公放了烛邹,而是委婉地列举了烛邹的三条罪状,用以退为进的方式提醒景公,若杀了烛邹则有伤景公的声誉,景公醒悟,于是放了烛邹。在晏子与齐景公对话的寥寥数语中,体现出晏子高超的对话艺术和劝谏的智慧,这对于后世的谏官来说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另有一篇名文《邹忌讽齐王纳谏》,则出自于《战国策·齐策》,收录于中学课本。文中邹忌与徐公比美,通过其妻、妾、客三人对他并不客观的赞美,让邹忌悟出直言不易的道理。于是邹忌对齐王言道:“臣自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齐王听了邹忌的话,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这篇文章虽着重体现出邹忌以小见大、善于思考且勇于进谏的精神,但也表现了齐威王广开言路、从谏如流的明君形象,所以才能拥有革除弊端、改良政治的政治魄力和巨大决心。最后的结果是:“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

  正所谓:仁君出直臣。在无道之君的统治下,直臣常常是英雄无用武之地,犯颜直谏往往下场惨烈。不过,历史却也是非常公平的,它有着人力不可违逆的客观规律,那些屠戮直臣的帝王,也没有几个落得好下场。中国古代历史上秦、隋都是结束混乱、实现大一统的国家,其开国君主亦皆雄才大略,但却都落得个二世而终。原因就在于继位的秦二世胡亥和隋炀帝都属于残暴不仁、拒谏杀谏的君主。隋炀帝就曾对秘书郎虞世南说:“我性不欲人谏。”这位残暴的帝王,又何止于不喜欢人进谏,他是谁谏杀谁,到最后却是被臣子缢死在别宫内。这就是典型的自取灭亡。

  隋亡之后,李唐取而代之。唐太宗李世民,因有其父李渊在前,故不能称“祖”。但事实上,李世民才是真正奠下唐朝开国基业之人,说他是开国之君也并不为过。他吸取隋朝二世而亡的教训,大力改良政治,对内以文治天下,虚心纳谏,厉行节约,劝课农桑,使百姓能够休养生息,国泰民安,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贞观二年,他公开求谏,重用魏征、王珪等人。据《贞观政要》记载,魏征以直言敢谏而闻名,向李世民面陈谏议有五十次,呈送给李世民的奏疏十一件,一生的谏诤多达“数十余万言”。而李世民不但没有疏远他,反而一再提拔、重用魏征。李世民曾说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一世明君虚怀纳谏的风范由此足见矣。

  另一位大有魄力的皇帝,就是宋朝的开国皇帝宋太祖了。他为了让子孙后代谨遵“不得杀士大夫、言事者”的誓约承诺,竟以碑刻的方式,代代传承。大宋王朝,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百年未尝杀一大臣”的王朝,这是旷古之未有,也是绝后千年之未有的。大宋王朝的历代君主不论贤愚,都充分体现了对直言上谏者予以最大的包容和理解。严复说过:“若论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极具政治责任感且忧国忧民的人才得以应运而生。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的范仲淹,还有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实现土地国有未成”的王安石,这两位既是治国名臣又是文学大家的一代人杰,亦皆是出自于大宋王朝。

  如孟子之所言,“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另立新君)”。虽汉代董仲舒说:“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但历史证明,“天子”的神话是天下最大的谎言。如果你政治不清明,对人民不仁爱,则天亦弃你。在这点上,同样是“天子”且参与推翻另一个强大帝国“天子”的李世民,就很是开明和坦承,他在《论政体》中就曾提到“君者,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可谓一话道破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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