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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丹阳:《报任安书》——惨遭宫刑之后的大彻大悟 
作者:[赵丹阳] 来源:[共识网2015年5月26日] 2016-05-31

  作者按:腐刑对于一个人精神的伤害远远大于肉体之痛。遭受此种打击却还能从“疾风怒雨”的心理阴影中走出的人,亘古少见。但欧洲中世纪的阿伯拉尔与中国汉代的司马迁却做到了!二人同遭阉割,不仅没有倒下,反而“退论书策以舒其愤”,爆发出更大的精神能量,写出了一部千古华章。这一切,恐怕是当初滥施暴力者所始料未及的!试想,如果他们的身躯未遭删刈,便不会有隽永深刻的《劫余录》,虽然司马迁仍然会著述《史记》,但其笔锋也会因少了几分世事磨洗而黯然无力!阉割之于他们,便如将其精神之剑投入冷水之中加以淬火。是的,对于杰出之士而言,肉体的毁坏,足以刺激其精进不休、升华蜕变;与此相反的是,一个人的精神一旦惨遭阉割,则其肉体再是健全,也无法掩饰其品格之残缺与灵魂之渺小。古往今来,这样的例子不绝于史!

  《报任安书》是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在刑余之后写给其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文中,司马迁以沉郁的心情,陈述了自己因言获罪的遭遇,抒发了内心的痛苦和远大的志向。篇中行文大量运用掌故,杂以排比、对偶等多种修辞手法,显得一气呵成、气势宏伟。鉴于其主旨宏大,端绪众多,笔者仅将太史公与少卿所述列为五点,以飨读者。

  一,答复对方:为何自己不能推贤进士?

  司马迁遭受腐刑之后,被朝廷委以“中书令”。在常人看来,这是一个“宠光无限”的职位。因为担当此任者,既能与圣上形影不离,又有“拾遗补缺、劝谕讽谏”之大权。

  俗话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眼见司马迁身为“天子近人”,却不能“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其挚友益州刺史任安不禁大惑不解,于是给他写信,让其效仿古之贤臣,为大汉举荐人才。

  对此,司马迁先是表示惶恐与无奈,“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郁悒而无谁语”,而后发自肺腑的言明自己形格势禁的苦衷,写下了“士有四耻”论。

  所谓“四耻”,是与“智、仁、义、勇、行”这五德相对而生的,分别为: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

  意思是,没有什么灾祸比贪图私利更使人痛心,没有什么悲哀比伤创心灵更为可悲,没有什么行为比辱及先祖更加丑恶,没有什么羞辱比遭受宫刑更为可耻。

  这绝非是太史公的推诿之词,在他所处的时代,受了宫刑的人,往往被名流仕绅视为蝼蚁。这种价值观由来已久。

  从前卫灵公与宦官雍渠同坐一辆车子,孔子就感到这对他是一种侮辱,便舍卫就陈;商鞅通过姓景的太监而得以谒见秦孝公,贤士赵良便为此嘘唏感叹;太监赵谈陪坐在汉文帝的车上,袁丝为之脸色大变。自古以来,人们把与刑余之人相并列当做一种耻辱。就一般才智的人来说,一旦事情关系到宦官,没有不感到伤心丧气的,更何况气节高尚的人呢?如今朝廷虽然缺乏人才,但怎么会让一个受过刀锯摧残的阉人,来推荐天下的豪杰俊才呢?

  二,道出因言获罪的始末和官场的世态炎凉。

  天汉二年,李陵率五千步兵与八万匈奴战于浚稽山,由于兵力悬殊,力竭被俘。事后,朝野上下都骂他变节投敌。

  武帝以李陵之事问太史令司马迁,司马迁则直言鯁议道:“李陵服侍母亲孝顺,对士卒讲信义,常奋不顾身以赴国家危难。他长期以来养成了国士之风。今天他一次战败,那些为保全身家性命的臣下便攻其一点而不计其余,实在令人痛心!况且李陵提兵不满五千,深入匈奴腹地,搏杀数万之师,敌人被打死打伤无数而自救不暇,又召集能射箭的百姓来一起围攻。他转战千里,矢尽道穷,战士们赤手空拳,顶着敌人的箭雨仍殊死搏斗奋勇杀敌,得到部下以死效命,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他虽身陷重围而战败,但他杀死杀伤敌人的战绩也足以传扬天下。他之所以不死,或为诈降,是想留身以待,将来立功赎罪以报效朝廷。”

  起初,武帝派李广利率领大军出征,只令李陵协助运输,后来李陵与单于主力战斗,李广利却少有战功。武帝恨意难平,便迁怒司马迁,认为他有意诬罔,是想诋毁贰师将军为李陵说情,于是把他下狱,施以腐刑。

  如果说当权者的刚愎自用、急躁武断,已令“命世之才、高视千载”的司马迁内心蒙尘、苦不堪言,那么亲朋好友的冷漠麻木、明哲保身就更是让他万念俱恢、肝肠寸断!

  就在司马迁交付有司,即将定罪之刻,平时那些称兄道弟之人全都“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一分钱的“议罪银”也不给他交,以致于他“货赂不足以自赎”,只能坐而待辱!

  生活在寻常巷陌的市井小民,即使不敢妄言“羊左”情谊,也会有一二“鸡黍之交”。可怜可叹,身在官场的司马迁,竟无一挚友,只能独自体味人心的险诈与势利!

  三,明悟“形势比人强”的哲理箴言。

  一个文人墨客,在纷华喧嚣的乡野之间固然可以意气飞扬,把“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作为人生信条,一旦决意入仕并且身陷囹圄,就不敢再谈什么“人格尊严”与及“从道不从君”之类的理想了。

  因为形势比人强!这是司马迁在牢狱之中的沥血体验与真实感受。

  他在文章中的第五段这样描述自己由“自负才节”到“包羞忍辱”的心路历程:

  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及在阱榄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入;削木为吏,议不对,定计于鲜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且西伯,伯也,拘于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面称孤,系狱抵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于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何足怪乎?

  意思是,猛虎生活在深山之中,百兽就都震恐,等到它落入陷阱和栅栏之中时,就只得摇着尾巴乞求食物,这是人不断地使用威力和约束而逐渐使它驯服的。所以,士子看见画地为牢而决不进入,面对削木而成的假狱吏也决不能接受他的审讯,把思虑计谋定在自我了断上面。如今我的手脚捆在一起,被木枷锁住、绳索捆绑,皮肉暴露在外,受着棍打和鞭笞,关在牢狱之中。在这种时候,看见狱吏就叩头触地,看见牢卒就恐惧喘息。这是为什么呢?这是经过长时间的威逼约束所造成的形势。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再谈什么不受污辱,那就是人们常说的厚脸皮了,有什么值得尊贵的呢?

  况且,像西伯姬昌,是诸侯的领袖,曾被拘禁在羑里;李斯,是丞相,也受尽了五刑;淮阴侯韩信,被封为王,却在陈地被戴上刑具;彭越、张敖被诬告有称帝野心,被捕入狱并定下罪名;绛侯周勃,曾诛杀诸吕,一时间权力大于春秋五霸,也被囚禁在请罪室中;魏其侯窦婴,是一员大将,也穿上了红色的囚衣,手、脚、颈项都套上了刑具;季布以铁圈束颈卖身给朱家当了奴隶;灌夫被拘于居室而受屈辱。这些人的身份都到了王侯将相的地位,声名传扬到邻国,等到被加罪于身的时候,不能够下决心自杀,处在污秽屈辱的地位。古今都是一样的,哪里能不受辱呢?照这样说来,勇敢或怯懦,是由于时势所造成;坚强或荏弱,也是环境所决定。

  四,痛述自己遭受阉割之后的心理状况与忍辱偷生的原因。

  在《报任安书》接近尾声的时候,司马迁发出了这样一番辛酸彻骨的感慨,可谓愁肠百结:

  “被冤枉和下狱的处境总是让人心绪不宁,地位卑贱的人,往往被人诽谤和议论。我因为多嘴说了几句话而遭遇这场大祸,更被乡里之人、朋友羞辱和嘲笑,污辱了祖宗,又有什么颜面再到父母的坟墓上去祭扫呢?即使是到百代之后,这污垢和耻辱会更加深重啊!因此在肺腑中肠子里每日多次回转,在家中心神不定,好像失去了什么东西一样;出门则不知道往哪儿走。每当想到这件耻辱的事,冷汗没有不从脊背上冒出来而沾湿衣襟的。”

  虽然如此,太史公却不能一死了之,这其间实在有三个不得不说的原因:其一,汉庭的所作所为不值得让自己殉身全节;孟子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意思是,君主看待臣下如同自己的手足,臣下看待君主就会如同自己的腹心;君主看待臣下如同狗马,臣下看待君主就会如同不相识的人;君主看待臣下如同泥土草芥,臣下看待君主就会如同仇人。

  那么,汉庭对待司马家族做到“君使臣以礼”了吗?

  《报任安书》中是这样叙述的:“我的祖先没有剖符丹书的功劳,职掌文献史料、天文历法工作的官员,地位接近于算卦、赞礼的人,本是皇上所戏弄并当作倡优来畜养的人,是世俗所轻视的。假如我伏法被杀,那好像是九牛的身上失掉一根毛,同蝼蚁又有什么区别?”

  所以在那个“臧获婢妾犹能引决”的时代,面对“大辟之刑”,司马迁没必要非得“谢主隆恩”,以全上意。

  其二,即令自寻短见,文武百官也不会拿自己与召忽、子推相比。

  用司马迁自己的话来说,世人绝不会拿我之死与能殉节的人相比!为什么呢?只因“最下腐刑极矣!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厉也。”

  是故如果自己引颈就戮,士大夫们只会认为他是智尽无能、罪大恶极,不堪受辱,而终于走向死路罢了!哪里会留下什么善名呢?!

  其三,《史记》未成,宏愿未了。

  三皇(神农、女娲、伏羲)时代的特征是以道治理天下,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是用德化育天下,三王(大禹、后稷、文王)用仁义教导人民,春秋五霸却用权术和智谋制服别的国家。不用制度法令和刑罚就能统治的是三皇;有制度法令而没有刑罚的是五帝;赏善诛恶,分封诸候协助天子管理国事,定期到朝廷讨论国家大事,是三王;发动战争,订立盟约,用信义来使天下人服从指挥,取代天子称霸天下的就是五霸。文子说:“三皇最可贵的是在于天然地有道德;三王崇尚的是仁义;而霸者却不得不用理论、法则进行统治。大道淡薄后,统治者只好动用智谋;缺乏德行后,就只好加强法制;情况不明的统治者就只能动用间谍侦探了。”建立统治一个国家,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差别就是如此之大。

  五帝以前的事已太久远,经传上也没有记载,唯有强者之政、王者之政、霸者之政盛传于今,但对于这些治国理政的具体方略,谁又能知之甚详呢?假使后世的肉食者不能“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万里河山还是不免纷乱动荡。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史学家,司马迁深深懂得,自己必须“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才可令身居高位的人明白盛衰的道理,精通成败的奥秘,知晓造成大治或大乱的形势根源,掌握各级官员任用和罢免的规矩。从而使得他们面临纷繁复杂的时局而不迷惑,遇到疑难、棘手的问题也能毫不犹豫的断决。

  惟其如此,社稷才不会有累卵之危,百姓才能免于倒悬之急,自己也能洗刷耻辱,光裕大业,扬名显亲!

  五,以古之圣贤的坎坷境遇为针砭药石,不断自我激励。

  艰难苦恨,玉汝于成。古时候虽富贵但名字磨灭不传的人,多得数不清,只有那些卓异而不平常的人能在世上著称!

  西伯姬昌被拘禁而扩写《周易》;孔子受困窘而作《春秋》;屈原被放逐,才写了《离骚》;左丘明失去视力,才有《国语》;孙膑被截去膝盖骨,《兵法》才名重当时;吕不韦被贬谪蜀地,后世才流传着《吕氏春秋》;韩非被囚禁在秦国,才酝酿出《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一些圣贤们抒发愤慨而写作的。这些人都是(因为)情感压抑、郁结不解,不能实现其理想,所以记述过去的事迹,让将来的人了解他的志向。就像左丘明没有了视力,孙膑断了双脚,终生不能被人重用,便退而求其次,著书立说来抒发他们的怨愤,表现自己的才艺。

  因此,宫刑之创虽然终身无法消除,但却绝非自己自怨自艾、固步自封的借口!相反,这些苦痛要成为司马家族“上计轩辕,下至于兹,成一家之言”的利剑青锋!要成为扛鼎之作“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的雄厚资本!

  司马迁做到了!一部《史记》,通篇鲜有浮夸盛赞之语,处处是忧怀时弊之字!细睹其文,或为狂澜惊涛,奔放浩荡;或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妆如浓,靡蔓绰约;或龙腾虎跃,千军万马。更为难得的是,它不为帝王树碑彰名,也不为将相歌功颂德!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信然!

  小结:在“私行胜,则少公功”的官场,一个人太过引义慷慨、正直耿介,难免会遭受有形的斧钺之害或无形的精神孤立,但是如果曲意阿世、圆滑自保、八面玲珑,则不免为虚伪的道学家和民间的仁人志士口诛笔伐、加以诟病。一般人既不想身陷囹圄,又不想背上恶谥,就只好“藏一半,露一半”,与世沉浮,无所作为,最终沦为庸碌之辈!真是叫人进退失据啊!《诗经》说“既明且哲,能保其身”,意思是既要保全自身,又要光明正大,这也太难了啊!以太史公的博物洽闻和聪颖慧达,都尚且不能使自身完整,何况寻常之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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