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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鲁:“灰色收入”与中国经济结构失衡 
作者:[王小鲁] 来源:[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2016年5月25日] 2016-05-29

  编者按:5月25日,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小鲁先生在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智库报告厅做题为《“灰色收入”与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演讲。以下为演讲实录。(已经由王小鲁先生亲自审定。)

  今天我的题目是《“灰色收入”与经济结构失衡》,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结构失衡问题是很突出的,当前经济一直在下行,这中间结构性的问题很大。结构失衡的背后必然有体制性的原因,其中和收入分配关系也很大,所以思平理事长特别提出来说,让我讲讲灰色收入问题,我觉得确实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也会在讲结构失衡的时候讲一讲收入分配的问题,讲讲结构失衡和收入分配的关系,其中和灰色收入的关系。

  一、经济增长下行趋势及原因

  大家可以看到最近几年,我们经济增长是持续下行,其中2008年—2010年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有一个经济增长大幅度下滑,随后在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下,经济迅速回升。但回升之后好景不长,2010年以后就继续、持续下行,缓慢地逐渐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下走。到了去年增长率到了6.9%,这个6.9%究竟是不是准确还有待探讨,因为从发电量、从货运量、从其他的一些指标来看,可能情况还更悲观一些。

  经济持续下行的原因是什么?从投入角度来看,这张表上列了2010年以后的经济增长率和投资的增长率,再加上M2的增长率。其实过去这些年投资增长和货币供应的增长都持续地高于GDP增长,而且是显著地高。但是这些没有阻止经济下行,GDP增长率还是逐渐地下降。直到2015年投资增长率虽然降低到12%,但是仍然是显著地高于GDP增长率,这里投资增长率有没有水分还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我们看M2的增长率2015年是13.3%,GDP增长率是6.9%,但是当年的名义GDP增长率是6.4%,M2增长率比GDP增长率高了7个百分点,这种情况下能不能说货币不够宽松,还需要刺激?在我看来刺激政策没有起到效果,这是我们现在面临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资本积累的增长和GDP的增长作一个比较,可以大致看到这么一个现象,从1978年到90年代中期,这一段时间里大部分年份GDP增长高于资本存量的增长。也就是说,当时的经济增长靠资本存量的推动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个推动是有效的,资本以低于GDP增长的速度推动了保持了平均在10%左右的经济增长。

  90年代中期以后发生了一个变化,经济增长率到了资本存量增长率的下方,在这个时期是用高于GDP增长的资本增长来维持这样一个接近10%的GDP增长。从投入产出的关系来说,投资的效率是下降的,资本增长所带动的GDP增长没有以前高了。

  从2008年以后又出现了一个变化,这两条曲线之间出现了一个喇叭口,资本存量的增长仍然居高不下,甚至在2009、2010年的时候达到一个高峰。但是GDP的增长是迅速下降,由于刺激政策的作用在2010年有一个回升,回升以后继续下降。因此可以看到,在这个期间高速的资本存量增长并没有带来像以前那样的效果,并没有带来GDP的高增长。

  同时我们看到工业中的产能利用率在持续下降,也就是说产能过剩在一天比一天更严重,这个现象大体上也是从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的,特别是在2000年以后变得更加严重了。不同的研究做出来的结果有明显的差异,但不同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就是产能利用率的下降趋势很明显,虽然数据上有很大的不同,但是都反映了一个产能利用率迅速下降的趋势,其中也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的估算。他们的估算更悲观一些,大致在2011年的时候工业的平均产能利用率降到了60%左右。

  伴随着产能利用率下降出现一个现象,就是资本的生产率在持续下降。80年代、90年代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大体上是围绕着平均生产率上下波动的,但是90年代中期以后平均生产率和边际生产率都开始出现下降,而且在2008年以后下降更快了,平均生产率下降出现持续下降的趋势,而边际生产率更是急剧下降。

  增长下行的原因,包括生产率下降的原因是什么?

  第一:产能过剩,所谓的产能过剩就是我们投了很多资,形成大量的生产能力,但是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地利用,你的产品卖不掉,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会下滑,生产率也会下降。

  与此相关的,有外部和内部两方面的因素,外部因素是我们国家大致从2000年以后,特别是2001年我们加入了WTO以后,世界市场对我们打开了,我们经历了一个出口超高速增长的时期,每年的出口增长都在20%以上。随着出口的高速增长,我们的出口加工业迅速扩展。到了2008年以后,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世界市场的需求萎缩了,我们的出口随之下降,从二十几的增长率先是变成了一位数的增长率,再后来变成了出口负增长。

  当然,出口负增长不能光归因于世界市场的需求萎靡不振,同时我们在这个期间也经历了一个比较优势的转移。因为从出口结构上来看,其实出口增长下降最快的是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这些产业,这些产业都是劳动密集度最高的。我们国家过去出口大量增长主要是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因为我们的劳动力廉价。但是我们随着过去这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我们已经变成了中等收入国家,工资水平也逐渐提高了,特别是过去这几年工资提高得比较快,现在我们以中等收入国家的工资水平来生产过去那些廉价的劳动密集产品,我们的比较优势某种程度上就逐渐消失了。那些收入更低的国家,像越南、像印度,很多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在替代我们,我们这些产业的出口受到了影响。这个影响意味着随着经济的增长,我们的比较优势在发生变化,过去是靠廉价劳动力,现在和未来要更多地靠资本投入、靠技术,靠人力资本,靠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在这些方面发展了我们的比较优势。但是处在这样一个转型期,出口受到了影响。

  所谓的出口增长会影响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一个需求侧的现象,当我们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卖不动的时候,我们的生产能力利用率会降低,经济增长也会下降,这是需求方的因素造成的。但是我们回过头来问一个问题,我们的经济增长能永远靠外需来支撑吗?

  实际上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他们的经济增长都要靠内需来支撑。我们国家靠出口、靠改革开放以来和世界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确实给我们经济增长带来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终究一个国家的总需求靠外需来拉动,这是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的,因为从宏观经济理论讲,拉动总需求的不是出口总量而是净出口,要长期保持一个出口顺差,才能够形成对增长的拉动,形成一个额外的需求。但是这种现象不可能长期保持下去,根本来讲要靠内需。

  内需由什么组成?一个是投资,一个是消费。如果我们不断地靠扩大投资来拉动内需,就造成了投资越来越多,但是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地利用,产品卖不掉,因此经济增长还是会下来。当年大规模的投资可能把GDP拉高零点几个百分点,但是第二年、第三年你投资形成生产能力了,这时候供给就增加了。扩大了的供给又需要新的需求来拉动,谁来拉动呢?还靠投资吗?永远这么靠投资来拉动,那结果就是结构失衡越来越严重,因为产能扩张太快,而国内消费没有跟上来。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消费和投资的增长长期以来不同步,80年代、90年代、2000年以后和最近几年,出口增长在最近几年出现了大幅度下滑趋势,特别是2015年,是-2.9%。投资增长长期以来保持一个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2000年到2010年期间,平均投资增长在20%以上。这个数据的准确度还可以讨论,但总体而言,我们长期以来投资增长快于GDP增长,这个现象是明显存在的。

  再看消费增长7.1%、7.5%、10.3%、9.5%、7.4%,消费增长如果用世界经济的角度来衡量,我们国家的消费增长不低,7%、8%或者是9%的增长相当高。但是如果消费增长和GDP的增长相比,赶不上GDP的增长,就会出现一个问题,消费占GDP的比重是持续下降的。这个时候从需求角度而言,消费对增长的拉动作用会越来越弱。如果说消费启动不起来,不断地去扩大投资,就出现了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个问题,就是投资过度、产能过剩。

  2000—2010年,按照统计局的支出法GDP核算,储蓄率和投资率分别上升了15%和13%,最近两三年有一点回落,回落了2个百分点。但是就总体而言GDP中的储蓄和投资目前仍然是接近50%的。我们GDP的差不多的一半是拿来投资的。在这种情况下,产能迅速扩张了,消费的增长没有和GDP同步,于是导致了产能过剩。不断扩大生产能力,钢材生产很多、水泥生产很多,这些东西卖不掉,又要靠新投资来拉动,但是老百姓的消费只保持了一个相对缓和的增长率,它对生产能力的带动作用就显得越来越弱了。

  结构失衡表现在消费率的变化,80年代平均占GDP的65.5%,90年代占63.3%,2000年占63.7%,2010年大幅度降到了49%。同时储蓄率高过了50%,2010年最高点的时候是50.9%,投资率达到47%以上。最近几年稍有回调,但幅度仍是有限的。我们国家长期以来存在一个消费率下降,储蓄率和投资率上升的过程。这个过程过去长期比较平缓,但从2000年以后就变动得非常迅速,消费率迅速下降,而持续率和投资率迅速上升。

  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一个高水平是好事,带动经济的增长。但过高就不是好事了。比如说Barro的经济增长著作里面,他提出一个“资本积累的黄金律”或者是“黄金储蓄率”,他说,“一个过度储蓄的经济被称为处于‘动态低效率’状态。因为其人均消费曲线的各时间点均处在适宜的曲线之下。”就是说,人均消费水平过低,也导致经济的低效率。我们现在恰恰就处在这样一个状态,实际上过高和过低的储蓄率,过高和过低的投资率,都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恶化,会降低经济效率,会影响长期增长,而且影响社会福利总水平。

  二、结构失衡的体制和政策原因

  结构失衡背后的体制原因和政策原因有很多。一个是政府收入的占比上升,金融部门收入的占比上升,居民收入占比下降。长期以来政府收入比重提高了,而政府支出中间,投资占了很大的比例,再加上政府的自身行政管理支出比重很大,而用于民生的支出相对偏低,这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这提高了政府储蓄率和投资率。再加上各级政府的产业政策、发展政策、宏观政策,过去长期以来都在不断地刺激投资。产业政策是给某些新兴产业以鼓励,给各种优惠政策。发展政策是各地招商引资,鼓励投资。宏观政策是一个财政政策、一个货币政策,都是鼓励投资的。这些政策叠加起来,大大地推高了投资率,也推高了储蓄率。

  其他还有一些影响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市场存在垄断和不公平竞争的现象,导致企业的收入苦乐不均,影响了收入分配。腐败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和差距的过大。过大的收入差距就会导致居民储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再加上地价、房价过去长期以来过快上涨,也在挤压居民的消费。

  根据不同时期国家统计局的资金流量表做可支配总收入结构的分析,可以看到在全国可支配总收入中,住户部门,就是居民占的比重,1992年是68%,2000年是66%。2010年是58.4%;这个比例比92年少了10%,比2000年少了8%。企业部门的收入是上升的,但是最近这些年企业部门的收入上升中,金融部门占了最大的一块——银行收入上升较快。再加上政府收入的上升(如果和2000年相比的话,政府收入比重也有明显地上升),政府收入上升了,企业收入上升了,居民收入的比重下降了,自然会影响到居民消费。这是从国民收入分配的角度可以看到的现象。

  政府收入上升以后,政府把钱用在什么地方,是个关键问题。如果我们光看预算内的政府支出,这个数还不是很惊人,大概一年政府由预算中支出的固定资产投资的部分大概是2万多亿,但是加上其他各种渠道来的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投资,这个数就非常大了,2010年占到了GDP的25%,2014年占到了GDP的26.4%,占的比重非常大。回过头来看政府的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2010年和2000年相比有明显地上升,从2.2%上升到3.6%,但是如果和世界水平相比就差了不少,世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4.1%,世界平均水平占4.5%,而我们是3.6%。公共卫生支出,2010年占GDP的1.4%,世界中等收入水平是2.7%,世界平均水平是5.7%。实际上1.4%的比例比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还要低。

  可以看出来,最近几年虽然民生支出有大幅度地增加,但是总体来讲,我们国家在民生支出方面还有巨大的欠账,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们差得还很远。

  从宏观政策角度来看,我们的货币政策现在过于宽松。长期以来货币增长过快,2009年的时候曾经达到28.5%。大量的货币供应对结构失衡起了一个促进的作用。2015年虽然降到了13%以上,但仍然显著高于GDP的增长。今年的一季度,贷款一下子增加了2.5万亿,这又是一个新的历史记录。当然4月份的情况有好转,但是如果说按一季度的趋势往下推,接下来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又会出现一个2009年、2010年那样一个过度宽松的宏观政策。

  持续的货币刺激危害性很大,一个是它在不断地推动产能扩大,是加剧产能过剩的一个推手。第二是因为实体经济产能过剩、投资空间有限,因此新释放的流动性可能会大量进入虚拟经济部门,进入房市、股市,造成了房市、股市的泡沫。第三是它导致杠杆率不断上升,债务和GDP相比,比重越来越大。我们用债务性社会融资规模来衡量,2002年我们国家的杠杆率是120%,2015年已经超过了200%,这是一个非常迅速的杠杆率上升过程。这个口径其实不全,全口径计算,现在杠杆率已经是250%—260%这样的一个水平。高杠杆率意味着金融风险在不断地扩大,随时有可能发生重大的金融风险。

  产业政策与结构失衡也有密切关系。现在严重过剩的钢铁、水泥这些传统行业,实际上它的扩张都和较早时期的政策鼓励有关系,当时曾经有过很多产业政策是鼓励这些行业快速发展的。再加上2009年、2010年大规模的刺激政策,进一步促进了这些行业的过度投资。十二五时期我们对七大新兴产业进行鼓励,也导致了一些行业过度投资,比如说光伏发电和风电,这些行业虽然是新兴产业,但都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

  面对这种情况,政府现在提出“去产能”的任务。但是去产能如果用行政手段来淘汰落后过剩的产能,其实很难解决根本性的问题。这里面有一个机制的问题,在资源配置方面市场究竟能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里面存在很多的问题值得讨论。

  地方政策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各地长期以来各地招商引资,实行的财税优惠,地价优惠,水价、电价的优惠,利率的优惠等等这些政策,都对投资有很大的刺激作用。而且这些优惠政策有一个负作用,就是掩盖了一些企业的高成本不经济的问题,保护了一些低效率的企业,对那些没有享受优惠的高效率企业反而产生了一种排斥的效应。再加上政府过大的自由裁量权,这些优惠政策我可以给你,也可以给他,因此还会导致腐败、导致钱权交易。

  高地价高房价促使社会两极分化。我们国家高地价、高房价其实背后也是有体制原因的,因为现在的体制是政府征地政府卖地,对一个地方来讲,政府是唯一的卖家,土地是卖方市场,是垄断的。因为关系到政府的钱袋子,这样一种体制鼓励了地方政府愿意推高地价和房价,因此政府的收入可以增加。而地价和房价越来越高,恰恰造成了低收入和中等收入阶层一个很重的负担,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靠房子赚了钱发了财,但是对大部分人而言,它变成了一个负担,是对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的一种挤压,在收入分配方面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三、灰色收入与收入分配失衡

  刚刚说到不正常的消费率下降和收入分配的恶化有直接地关系,收入分配的恶化从数据上可以看到是过去长期以来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收入差距在不断地扩大。随着收入差距扩大,居民的储蓄率也在不断地上升,因为收入差距过大意味着收入分配向高收入居民倾斜,高收入居民收入增长快,低收入居民收入增长反而慢,所以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种情况下高收入的居民的储蓄率自然是高的,因为有一个边际消费递减的作用,他不会把所有的收入用来消费,他会大量投资,因此他的储蓄率很高。尽管他的消费水平很高,但是消费率是低的。这也就导致了平均的居民消费率下降和储蓄率上升,高收入居民还有一个倾向,他还有大量的国外消费,可以到国外市场上去买奢侈品、国外旅游,甚至在国外买房子、买地。因此他对国内的消费率是有影响的。

  我们国家80年代的时候基尼系数大约是0.3上下,90年代超过0.4,2008年接近0.5,这是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接近0.5已在世界上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收入差距,接近拉美国家水平。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是一部分拉美国家,和少数非洲穷国,其收入差距特别大,基尼系数到0.5甚至到0.6。我们国家官方数据是接近0.5,最近几年有轻微地下降,但是仍然很高,最近是0.47左右。收入差距大了就造成了中低收入的大众消费能力不足,而富人又高储蓄或者是到国外消费,再加上背了房债的房奴不敢消费,这些因素对消费是有很大影响的。

  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初期,基尼系数有过一段时间的下降,再以后持续上升了,意味着80年代中期以后收入差距在不断地扩大。我们国家的基尼系数实际上仍然是不够准确的,因为官方的居民收入统计中,对高收入居民有大量的遗漏,也包括对灰色收入的遗漏。过去若干年我做过几次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发现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远远大于统计显示的收入差距,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城镇居民调查数据公布的,城镇最高收入10%和最低收入的10%的家庭之间,收入差距大概是8、9倍,如果是最低收入是1,最高收入是8或者是9。但是实际差距至少是20倍或者是30倍,这个应该说还是一个保守的估计。

  我们第一次是做了2005年居民收入状况和统计数据的比较,调查了全国范围相当数量城市居民收入,然后通过建立模型进行推算,形成了和统计数据的比较。可以看到低收入和较低收入差不多,中等收入稍有一点差别,收入水平越高差别越大,我们调查和计算出来的实际收入水平跟统计公布的水平差别越来越大,特别是最高收入这一组,2005年统计公布人均收入2.8万元,我们计算是9.7万元,差了3倍以上。2008年同样的方法再做一次调查进行推算,最高收入这一组统计公布是4.3万,我们计算的结果是13.9万。2011年最高收入组(城镇居民)5.8万,计算结果18.8万,都是3倍以上。

  相差这么多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因素是统计误差,也就是说调查的时候对高收入居民有大量的遗漏,按照统计学做随机抽样调查,很多高收入人群都不愿意接受调查。结果高收入数据有大量地漏失,这是第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是灰色收入,灰色收入谁也不愿意跟你讲,即便我纳入到统计样本了,我愿意每年给你记帐,收入多少、支出多少,花了什么钱。常常有些收入比较高的居民,收入了50万我告诉你10万,剩下40万就抹掉了。或者实际上工薪收入只占我收入的一小部分,大部分是其他收入,但其他收入都不告诉你,只告诉你工薪收入。这样,流失的这一部分,没法找到来源的这一部分,究竟是合法收入、非法收入也不知道,我们笼统地称之为“灰色收入”。这一部分占了非常大的比重。

  通过这三次调查和大量的数据分析推算,再来把结果和统计数据进行对照。统计数据还有两个不同的口径,一个是居民收入调查,再一个是资金流量表,也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资金流量表的数据主要根据经济普查推算,这个数据相对于住户调查,遗漏比较小,但是这个数据也应该说调查不到灰色收入,因此仍然有遗漏。我们把这个遗漏叫做灰色收入。

  灰色收入2005年估算2.4万亿,2008年4.6万亿,2011年6.2万亿。把GDP再做一些相应的调整,6.2万亿推算占GDP的比重12.2%,就是GDP的12%莫名其妙地流失了。这也是我们国家过去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而且腐败现象层出不穷,他背后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实际上它改变了国民收入分配的流量。

  刚才说的是三次调查的结果,但是在我们没有做调查的年份,这些数据得不到,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来做一些推算,这个推算是用这么一个方法,就是当居民获得了收入的时候,比如收入了100块钱,这个钱要不然用于消费,要不然把它存在银行了,再不然把它拿去投资,基本上就是这三个出路。当然还有一些转移支付,比如寄给亲属,这些转移收入大体上可以正负抵消。

  因此总体来讲,通过消费、通过居民的用自有资金进行的投资,再加上居民储蓄存款的变动,可以大致估计居民收入是多少。这样估计下来和统计数据相比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灰色地带,这个灰色地带从2002年开始越来越大,2008、2009、2010年在实行非常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时候,达到最高点,之后这个效应一直持续到2013年灰色收入仍然很大,2014年有一个明显的下降,这可能和大力度的反腐有直接地关系。

  灰色收入背后是什么?灰色收入是各种各样,没法证明它的来源,或者是来源的合法性没法证明的收入。但是灰色收入中,实际上有大量的非法收入,最突出的原因是腐败,这个腐败也和我们国家的政府权力过度集中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在权力过度集中而且官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的情况下,腐败寻租现象、钱权交易这些现象都会大量发生。这些其实和我们的法制建设和各项制度不健全也有很大的关系,而且我们还缺乏对政府的民主监督的这样一套机制,所谓“要把权力关到制度的笼子里”,其实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好这样一个工作,还没有把权力关到制度的笼子里。还有市场的垄断、资源的垄断,也包括土地资源使用方面存在的问题,这些其实都是导致灰色收入主要的来源。

  说到政府权力的时候我还要提一下投资,最近反腐的形势导致了这方面情况有所变化,但是过去大量的政府投资中间可以说有巨大的流失,因为制度不健全。

  刚才我前面讲的结构失衡,突出表现为过度投资,消费需求不足。这些现象实际上都和现行的体制和现行的宏观政策、产业政策,和各级政府的行为有密切地关系。但是深层次的原因最关键的一条是收入分配失衡。解决收入分配失衡要怎么办?我们现在在进行大力度的反腐,我是认为非常有必要。在这样严重的、收入分配高度恶化的形势面前,没有这样一个大力度的反腐我认为是不行的。但是靠行政手段的反腐能解决一时的问题,解决不了长远的问题。长远的问题怎么办?根本要靠制度改革来解决,关键就是一个法治化和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所谓法治化就是建立一套法律制度的保障,所谓民主化就是要让老百姓来参与、来监督政府,这是最根本的制度保障,否则的话腐败现象、收入分配恶化的现象是无法阻挡的。

  四、调结构促改革,恢复增长动力

  恢复增长的动力不能靠刺激政策,刺激政策只能产生短期效应,而带来的长期负面的影响更严重。根本的问题要靠调结构、促改革。首先我认为最关键的一个事情,就是要调整储蓄率、投资率和消费率,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

  刚才我给大家看的数据,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过去大幅度上升,消费率是大幅度下降的。现在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让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回落10个百分点以上,回到大约35%。就是回到80年代、90年代的水平,消费率提高到65%,上升10个百分点以上,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内需应该能够有效地带动经济增长。我们现在内需带不动经济增长,一说扩大内需就投资,一搞投资就产能过剩,搞得问题越来越严重。

  老百姓的消费不能扩大,根本的问题就没解决。根本的问题要让老百姓的消费增长和经济增长相匹配,而且在一个时期内要快于经济增长。把消费比例过度的偏差调过来。最近几年居民的消费增长是加快了,我认为仅仅是调整的开始,还需要有一个相当的时期做这种调整。这会相应地带来一系列的结构调整,比如服务业还会持续更快地增长。传统的工业建筑业需要瘦身,围绕消费的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要加快,要靠这些产业来引领经济的增长。

  我们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转移,我们希望靠过去的廉价劳动力、劳动密集型产业,保持那个产业的比较优势来保持高增长,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因为收入水平已经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我们需要适应这种变化来促进这个比较优势的转移,来促进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因此需要一系列的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说到提高消费率,就有人讲需要刺激消费,也有人说刺激消费没用。其实“刺激”这个概念是错的,消费不是刺激起来的,特别是居民消费,是老百姓的合理选择。老百姓有怎样的收入水平,就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消费模式和消费率。储蓄率高和低都跟居民收入水平、和对未来的预期有关。这里可以提一下,比如说工薪阶层没有社会保障,没有失业保险,医疗要靠自己花钱,将来孩子的教育要靠自己花钱,买房子也要靠自己花钱,在这种情况下你敢消费吗?你必然是高储蓄。如果说我们社会保障健全了,我们的公共服务健全了,做到和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居民的负担可以大幅度地减轻,居民的消费率可以提高,储蓄率可以降低。所以需要一系列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来促进收入分配的合理化。一方面促进居民收入比较快地提高,另一方面改善解决老百姓问题的公共支出。要改善居民的医疗、教育这些公共服务,改善社会保障,其实是政府要来增加消费支出的,这个消费支出不是政府用于自身,是政府用于老百姓,政府要做这样的调整。

  最近几年结构调整已经可以看到有初步的成效,比如说消费率回升了2%,2014年是51.4%,比2010年提高了2%。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的增长近几年相对而言也加快了,快于GDP增长,城乡老百姓都算上,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增长是略快于GDP增长。长远来讲要保持一个可持续的增长,你老是快于GDP增长也不行,但是由于我们过去劳动报酬占比过低,收入差距过大,低收入居民收入过低,需要有一个时期工资增长就要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就要快于GDP的增长,这样结构失衡才能调过来。需要有这样一个调整的过程。

  最近几年有初步的成效,消费的需求贡献超过了50%,服务业的比重超过了50%,可以说是结构再平衡正在进行,但是还在初期阶段。而且这种结构调整其实还有一个因素,因为制造业不景气,所以第二产业增长放慢了。这是短期因素。所以未来还是需要继续推进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

  这里面有一系列的事情要做,比如宏观政策方面,我们现在说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是稳健吗?我认为不稳健,比如M2比GDP高了7个百分点,不能叫作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需要切切实实地恢复中性。因为在现在这种货币政策之下,银行大量地放贷,杠杆率迅速地上升,总债务已经是GDP的2.5倍了,已经是一个相当可怕的债务规模了,再继续上升下去不得了。未来的金融风险可能越来越大。

  现在中央提出来去杠杆很好,但是没有落实,没有做到去杠杆,而且杠杆率直到最近还在继续上升,这个是需要调整的。如果要把保短期增长率这个目标放在第一位,用过去那些老办法,大量的银行放贷、大量的政府投资,就会不断地促进结构失衡。现在要向结构再平衡的方向调整,应该在未来两三年允许更低的经济增长率,低于6.5%不要紧,低于6%也不要紧,短期现象。但是通过调整才能够保持长期的经济可持续增长。

  财政政策,我认为财政政策是需要转型的,我们现在政府最关心的是投资,但是投资过多了就会造成产能过剩、造成泡沫。哪怕在基础设施领域,也有有效和无效的区别。有些基础设施投资很好,投了以后带动经济增长,有些就不太好,比如有些地区修了高速公路没有多少车跑,从银行贷款去修这条高速公路,修的时候说我做了成本效益分析,靠这个高速公路收费几年能够把贷款还掉,没问题。结果修完了以后没车在路上跑,收的钱远远不够还贷,甚至连维护的成本都不够。结果还要不断地亏损,不断地往里贴钱,银行贷款就变成了坏帐,这样的情况不是一个有效的投资,基础设施投资也要投在有效的地方。

  更重要的一点,积极财政政策不能单纯地理解为扩大投资,这对财政政策的理解过窄了,实际上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包括政府的民生支出,而且这个应该成为主要的方向。把重点转向改善民生、扩大公共服务,改善教育、改善公共医疗卫生,促进社会保障的全覆盖。我们国家7亿多城镇常住人口,三分之一没有户口,是所谓农民工。按照统计调查,他们大部分都没有被城镇社保体系覆盖,在这方面可能深圳做得比较好,基本上都纳入社保了,很多地方没有做到,很多地方农民工是没有任何保障的,或者说一个工厂里一千人只有一百人享受到保障,剩下的九百人没有保障,随时都可以丢掉工作,但丢掉了工作以后没有失业保险,将来没有养老保险,就是在工作期间也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各种福利,他看病还要自己花钱,这种情况还非常普遍。

  改革开放三十年了,城镇化大幅度提高了,这些相应的工作没有跟上,很多人已经长期在城市生活、在城市工作,对城市做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没有被城市承认为城市居民,没有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保障房也没你的份,孩子上学这几年有改善,但是中考、高考要回老家去,不能在本地参加中考、高考,这一系列的问题。导致2亿多人在城市里,他实际上不是稳定的城市居民,他还是漂浮的人口,把父母留在农村,把孩子留在农村长期没人照顾,自己在城里辛辛苦苦打工。

  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那么我们拿什么来提高居民消费?我们的政府其实最主要需要做的就是这些事情,公共服务这是第一位的,投资不是政府的第一职责。当然基础设施投资需要政府来做,但是政府最重要的职责是公共服务,这一点过去可能各级政府有很大一部分是搞错了方向,重点放在GDP上,要提高短期GDP的增长,要扩大投资,要政绩。政绩都表现在投资上,都表现在GDP增长上,忽略了公共服务,这是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政府职能要转变,政府支出结构要转型。

  财政政策应该还包括一项就是减轻企业的税费负担,现在总体而言,一个企业如果要给工人“五险一金”都上满的话,可能相当于工资总额的50%,光算“五险”也得40%左右。对很多企业来讲这是很沉重的负担。在我看来企业的负担需要相对减轻,政府承担起一部分的责任,政府把社保缴费的一部分责任担当起来。

  拿什么来担当?第一,政府要减少不必要的投资。第二,减少不必要的行政管理支出。其实我们现在行政管理支出占了政府的财政支出的1/4,比发达国家高了十个百分点以上,有很多的钱花在不该花的地方,你看各地政府盖的豪华大楼,是当地最高标准,这在制度严格的国家是不允许的。再不够怎么办?政府短期内可以扩大财政赤字,但是最重要的一个有效的来源就是国有资产。我们现在在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资产完全可以拿出一部分来补充社保基金的不足,可以直接划拨给社保基金,或者是通过国有企业在改革中间出让部分国有资产,通过市场转让,来为社保筹资。我认为这些都有很大的操作空间,是可以做的。这些做了,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负担,同时也可以扩大社保的覆盖率。很多的企业因为觉得负担重,所以宁可不给工人上社保,导致很多人没有社会保障。

  产业政策方面恐怕也需要转型,我们过去的产业政策是鼓励这个产业、刺激那个产业,给各种优惠政策,但是这些特惠政策实际上带来了市场竞争的不公平。你给谁优惠,谁占便宜,但是不给优惠的企业,哪怕效率高都没用。甚至低效率的企业拿到了优惠,高效率的企业反而还拿不到优惠,造成很多的问题。

  在这些方面,恐怕产业政策需要从过去那些传统的优惠、特惠政策的思路,转向普惠政策的思路。什么是普惠政策,就是要减轻企业的负担大家一起减轻,我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起跑线,在这个起跑线上大家公平竞争,不要这个政策给你不给他,有选择地做。这种选择性的政策多了,会影响市场配置资源。

  市场垄断现象也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需要减少垄断,鼓励竞争,改善企业的市场环境,鼓励市场的研发、创新。在研发创新方面,我曾经跟一些企业家聊天,我说你研发创新方面有些什么想法,他说“我不搞研发是等死,搞了研发找是死”。我研究出一个新产品出来马上别人抄走了,我花了成本,他又不用成本,结果我的成本收不回来,我不是找死吗?这个东西是阻碍企业研发一个很负面的因素。过去我们讲知识产权保护主要是考虑到国外的企业有这样的要求,国内企业同样有,在国内市场上同样需要知识产权保护。

  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刚刚说了半天都和政府的行为有关,如果政府不断地追求把GDP高增长、高投资作为政绩,就很难完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政府需要在这个方面进行转变,转变政府的职能。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把市场能完成的资源配置的任务还给市场。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来了,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间起决定性的作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就意味着政府不能起决定性作用,否则的话这个目标就完不成。政府不能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一定要把这个任务还给市场。而政府要负担什么?要负担市场做不到的那些事情,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维持公平的市场竞争的秩序,这是政府要做的。

  当然必要的基础设施投资,城市建设、规划这些也需要政府来做。我们国家的政府过去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经营性的政府,今后要向服务型的政府来转变。相应的,我们官员的政绩考核这套体系需要转变,政府的激励机制需要转变。政绩考核体系的转变并不是说仅仅增加几个指标,有的人说不单纯考核GDP了,我增加几个指标,你就业率高还是低,城市化率是高还是低。加几个指标有好处,但是这些短期的指标都和GDP连在一起,所以加来加去没多大的改变,他关心的还是GDP。

  实际上最根本的改变是什么,是政府从对指标负责转向对老百姓负责,让老百姓满意,这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根本所在。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把权力关到制度的笼子里,这实际上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当然这些改革要一步一步地做,第一步需要简政放权,减少对市场的干预,减少对市场的行政审批。

  在收入分配方面,刚才说的这些都关系到收入分配,但是还要强调改善收入分配是关键,其中包括调整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和居民间的分配关系,也要纠正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状况。其实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刚才说到灰色收入起了最重要的作用,改善收入分配秩序是最关键的问题,并不是说企业家也不许拿高收入,官员收入都要下降,不是这个意思。企业家他企业经营得好,对社会做了重大的贡献,应该有高收入。负责的官员也应该有和他的身份地位相适应的高收入。所谓“高薪养廉”并不是必然的,但是让一个负责的官员拿老百姓的平均工资也不现实,因为过低的工资水平额外地造成了贪腐的可能性。所以这些方面市场能解决的还是要让市场解决,政府官员的收入也要有一个合理的水平,特别是国有企业高管限制工资,在这方面我觉得不应该做过多的限制。当然你企业搞得亏损了,高管还拿高收入不象话。但是经营得好为什么不能拿高收入?我觉得这方面不是主要问题,主要的关键是在于建立一个正常的分配制度,特别是要遏制腐败和不公平的现象。

  财税体制改革未来应该成为一个关键的领域,我们国家2014年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是16.4万亿,占了GDP的1/4。政府的行政管理支出超过财政支出的25%,但是公共教育、医疗这些方面支出相对来说偏低,居民还有很多没有户口,这些问题都需要一步一步来解决。

  这个解决需要有一个财政体制的转型,政府支出结构需要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当然其他方面财政体制改革还有很多的议题。

  金融体制改革现在面临的问题,我认为是金融市场集中度过高,不利于公平竞争。我们老说中小企业或者是小微企业贷款难,为什么贷款难?银行对企业的资信这些考核有一套复杂的标准,然后还要你有担保,这些事情对银行来说也很麻烦,要让大银行给小企业贷款也很难。但是我们国家小的民间金融机构没有发展起来,要给小企业融资的话,必须要有一大批小型的、民间的金融机构,积极地参与到金融市场的竞争中来,这方面是我们当前的一个缺陷。

  土地制度方面要改,我认为市场要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的作用,应当包括土地资源。但是土地市场的开放当然不可能一步做到,涉及到方方面面很复杂的问题,要一步一步稳步推进,但是不能不做,要切切实实地推进。

  户籍制度要改,2020年要增加1亿户籍人口,要给1亿人上户口,这不是一个很野心勃勃的目标,2亿多人没户口,你解决了1亿还有1亿多,而且在这中间还会不断增加新的非户籍人口。但是这1亿人口能不能解决现在还是一个问题,因为各地的进展非常缓慢。我最近到重庆去发现他们那儿做得比较快,400多万人给了户籍,这是个重大的进步。但是很多城市这方面没有做或者是做得非常不够。

  五、未来经济增长展望

  短期的经济增长有人说已经到底了,接下来要上行了,一季度已经好转了,我认为那不意味着经济就此上行。其实一季度很多指标的好转还是因为政府投资增加了,贷款也扩大了,所以带动了一些指标增长。但是一些基本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我们未来两三年经济增长恐怕仍然不乐观,但是宏观政策不能把保短期增长作为重点,而要放在调结构促改革上。中长期增长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如果要延续过去传统的增长方式,延续老一套的货币刺激政策和不断地扩大政府投资,有非常大的金融风险,甚至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掉下去以后长期起不来,长期萧条,那就是中等收入陷阱,你长期走不出中等收入这个阶段。很多拉美国家其实是很好的例子,但是我们如果结构调整和改革这些措施到位的话,我想几年以后经济会非常大的起色,恢复相对比较快的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加快市场导向的技术进步、新产业的发展,还有非常大的空间。

  我们现在城镇化率56%,还有大概2、3亿人未来要陆陆续续转移到城市里来,变成城市人口。城镇化的继续推进仍然可以是一个经济增长巨大的动力,而且还会继续带来资源配置的改善。但是如果没有上面所说的结构调整,就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所以说我们面临不确定的空间,如果不改,延续过去的方式,而且继续不断地搞刺激,甚至导致出现金融危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但是做到了这些体制和结构的调整和改革,我觉得未来保持10年到15年的中高速增长完全有希望。到2030年的时候人均GDP按照现在的价格来算可以超过2万美元,那个时候中国就可以是高收入国家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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