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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鲁东:北宋政治制度得失 
作者:[安鲁东] 来源:[中国改革网2016年3月] 2016-05-16

  社会制度没有完美,只有合适。换句话说,世界上不存在终极的理想社会制度,梦想创立一种万世不变的社会制度,不仅徒劳,而且可笑!

  宋朝到真宗时代,已把祖宗之法演练到了极致。老子讲:物壮则老。马克思讲:事物发展到极端,就会走向其反面。宋朝达到黄金的节点后,明智的做法应该是改变旧有的路线;否则,不管怎么走,都注定了是下坡路。

  宋朝的祖宗之法,初创于太祖赵匡胤时代,其用意是为了力纠晚唐与五代遗留下的积弊,以保证宋朝不会象前面的五个朝代一样短命。它是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的应急之策,理智而切合时宜。

  那么,危害晚唐与五代的制度是什么呢?一言蔽之:皇权旁落,允许武人干政。

  为什么皇权会旁落、武人会干政呢?这件事说叨起来,稍微有些话长。

  唐朝初年,朝廷实行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度。府兵平时耕种,农隙训练,平素例行戍守任务,战时从军打仗。府兵在籍家庭不纳赋税;但也没有薪水,作战武器和马匹需要自备。

  那时,全国设立634个折冲军府,为固根本,其中的261个设在京师附近的关中地区。这些兵府大者拥有兵员一千二百人,中者拥有兵员一千人,小者拥有兵员八百人。

  每逢有大规模的战争,一般由朝廷临时选派将帅,持旌节调兵;战事结束,将帅交回兵权,参战部队各回自家兵府。

  这种兵制的好处是:在平日将兵权分散,藏兵于民,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紧急时候则能迅速集中,形成强悍的战斗力。

  这种看似设计完美的兵制,后来却受到了破坏,原因是随着唐朝疆域的急剧扩张,朝廷需要大量的军队守卫遥远的边疆。如此一来,府兵制的弊端显露了出来,第一,由于兵府多设于内地,离边疆地区千里遥远,轮戍成为一件困难的事情;第二,由于边疆战事频繁,朝廷临时任命将帅,临时征调兵马的制度不再合时宜。

  为了应对这一现实困局,朝廷采取了两个措施,其一是虚化内地军府,充实边疆军府;其二设立边疆节度使,允许其拥有随时调兵权。

  由于内地长期和平,朝廷的军事政策向边防倾斜几乎不可避免。到天宝年间,朝廷百分之八十五的兵力都分布在了边疆地区,总人数达到四十九万人。逐渐形成了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北庭伊西、剑南、岭南共十个节度使区。

  “虚内实外”本没有什么不好,可是假如操作不当,则另当别论。

  唐玄宗这个人,早年英明,晚年糊涂。他由于疏忽大意,促成了安史之乱。

  当时,叛将安禄山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他一人掌握的精兵多达十五万,占全国总兵力的四分之一强;而中央能够直接掌握的兵员,反而不足十万人,而且训练不足,战斗力极差。

  安禄山自范阳起兵后,如入无人之境,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占领了东都洛阳,直逼京师长安的门户潼关。

  后来,安史之乱虽然勉强被平息了下去,却留下了一个严重的后遗症——朝廷在镇压叛乱的过程中,采取的是剿抚并用的策略,叛军的主力不是被消灭了,而是被招安了;朝廷为了抚慰叛军降将,不得不允许他们在所辖区域内实行高度自治。因而在河北地区,形成了卢龙、成德、魏博三个藩镇,史称河北三镇。

  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说,唐自安史之乱后,“虽号称一朝,实成为二国”。

  陈氏之说虽略为夸张,却也是实情。此三镇各自拥强兵数万,各自置设官吏,基本不行中央号令,基本不上供租赋。

  更要命的是,它们还相互攻伐,威胁相邻州县,甚至或明或暗地挑战中央。朝廷为了防范他们,不得不实施恐怖平衡策略,将内地军事化,遍设节度使,让他们相互制约。然而这样以来,藩镇军阀就更多了,他们为了各自的私利,相互联合或敌对,仿佛东周诸侯割据局面的重现,让朝廷苦不堪言。

  唐朝虽然被藩镇折磨灭亡,但藩镇制度却并没有随之消失,反而在混乱中更加强化。

  五代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与后周,虽号称朝廷;实际只相当于藩镇中的霸主——一旦力量衰退,或者强有力的领袖人物死亡,就不可避免被新的霸主取代。

  后周世宗柴荣是个颇有想法的人物,他曾放出豪言:朕当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他似乎有清算藩镇制度的意愿,可因为在位时间太短,英年早逝,到底没有展开规划。

  宋太祖赵匡胤既是周世宗的亲密战友,又喜读史书,因此很清楚天下大乱的根源。宋朝开局,他与弟弟赵光义及谋士赵普等人达成了共识,决定彻底铲掉藩镇,既保证自己的家族不被屠灭,让宋朝延续下去;又解除折磨天下二百年的病患。

  那么,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呢?赵匡胤与他的同事们认为,需要分五步走。

  第一步,使用权谋,制其钱谷,收其兵权,强干弱枝。

  宋朝开国不久,有一次赵匡胤召赵普入宫,纳凉闲谈,突然长叹说:“从唐末到如今。短短几十年,帝王八次易姓,战乱不止,百姓涂炭。我想寻个长治久安之策,你认为怎么办好呢?”

  赵普回答:“据我观察,五代的战乱,没有特别原因,只是因为方镇权力过大,致使君弱臣强。因此,实现长治久安没有什么奇巧,只要裁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即可达到目的。”

  所谓权力,无非就是支配物与人的能力。假如节度使与将帅们没了钱,没了兵,自然也就没了权。

  为解决这个问题,赵匡胤请了两次酒。第一场酒宴,劝说节度使们不要再插手地方赋税的征收;第二场酒宴,劝说节度使与禁军将帅们交出兵权。他成功了。

  第二步,设计制度,防范藩镇现象死灰复燃。

  招数一,强化禁军,弱化厢军。具体方法是,将地方厢军中的精壮士卒,抽调到禁军系统。禁军直接由皇帝控制,一半驻扎在京师,一半分屯各军事要塞。

  招数二,分散兵权。在京师设置殿前司与马、步侍卫司,其指挥官合称三帅。三帅负责禁军的日常管理与训练,但无调兵权,禁军的调动权归枢密院。

  招数三,禁军将领经常调动,将不识兵,兵不识将。遇到大的战事,临时委派将帅;战事结束,交回兵权。

  对于一些关防险地,迫不得已需要某位将领长期驻守,也有两个办法可以限制其权力。一个办法是,不让他官衔高,即便他立了功,也只给他多发奖金,不给他升官;第二个办法是,他手下的禁军必须按相关规定,三年一轮换。

  招数四,拆除一些地方城市的城墙,使心怀叵测者,无险可据。

  招数五,诏令各地的赋税收入,由中央的三司(户部、盐铁、度支)统一收取;各地政府所需的公用经费开支,由三司统一预算支出。

  招数六,强化中央对刑罚的控制,地方官员审理的案件,必须经过中央司法机关的复核审理,才能最终定案。

  招数七,州、县地方长官直接由中央任命,规定当地人不能在当地为官,且需三年一轮换,以免他们培植私人势力。

  第三步,不追求对外扩张,从战略上消除藩镇复起的可能。

  唐朝初期实内虚外的战略之所以被破坏,形成拥有重兵的十大边疆节度区,根本原因是李靖、李勣、苏定方、薛仁贵等一班名将太能干,对外扩张的太厉害。

  赵匡胤对唐朝的教训印象深刻,他非是对汉唐的旧疆没有兴趣,而是不敢有兴趣;因此才有了用玉斧划大渡河的举动。

  第四步,兴文教,抑武事,从文化上根绝藩镇滋生的土壤。

  据说,赵匡胤即位后的第三年,即密刻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规定后来的新天子即位之时,由新天子独自恭读。内容有三:一是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二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三是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赵匡胤不仅给读书人荣耀,地位、厚禄,还给他们尊严与言论自由;而对武人,则只给他们钱财宅第与舞儿歌女,刻意消解他们的影响力。

  第五步,推行仁政,以柔治国,尽量让人民对朝廷满意。

  赵匡胤这套组合拳的核心有两个:

  1、分散军权,严防武臣获得力量。

  2、保证君强臣弱。

  这套制度的推行,在宋初发挥出了积极的作用——不仅让宋朝存活下来,取得了长治久安的效果;而且还开创出了一片温情繁荣的局面。

  然而,凡事有利必有弊,任何制度推行到极致,都容易走向他的反面。宋朝到真宗时代,这套制度就推行到了极端,以致达到了病态的程度。

  例一,为阻止强有力的军事将领出现,专使用一些平庸的将领担任前敌统帅。甚至,当面临辽军打过黄河的危险之时,宁愿准备放弃京师南逃,也不打算放手使用荆嗣、杨延昭等优秀的将领。

  例二,即便在战时,也不肯容忍一丝尚武之气。公元1002年,代州进士李光辅,凭借剑术,请求朝廷进用。按正理,此时朝廷正面临辽国与李继迁严重的军事威胁,极需军事人才,应该表示欢迎;但出乎意料的是,真宗居然拒绝了他,理由是:“如果嘉奖任用他,百姓就都喜欢击剑了。”

  例三,由于中原及江淮各州郡的城池都被拆除荡平,兵甲被收缴,地方官只有一二十名随从可供差遣;因此,权威不重,维护地方治安力不从心,常常被盗匪欺侮。公元1000年,濮州的知州王守信、监军王昭度,夜间竟然被盗贼抓走。

  例四,军队建设不以“能打仗、能打胜仗”为导向,而是作为维稳的工具,结果越来越臃肿,越来越没有战斗力。”

  公元1009年,太常博士石待问上书言时务,请求朝廷“选将练兵”,以备战事;并说:“先朝多用官宦欺压将帅,所以极少成功。”

  真宗大怒,说:“下臣指论时政,若涉及朕的过失,虽不近情理,也应宽恕;而石待问以祖宗制度没有之事情,恣意污蔑,这是不能宽容的。”下诏将他贬为滁州团练副使,不得处理州内事务。

  其实,人家石待制说得为实情,真宗过度反应,是因为他的话触及到了祖宗之法的根本。

  例五,一味尚文,抑制武事。有个叫尹洙的人,评论当时文武的差别说:“状元及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冀,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犹不及也。”

  例六,李继迁死后,朝廷与辽国缔结了和平条约,当时是个消灭西夏的绝佳机遇期;而朝廷居然不肯抓住这个机遇,理由是省军费,安黎民,不经意间为未来兵连祸结留下了隐患。

  事实上,到真宗时,尤其到他执政后期,军方干政的威胁已不复存在,藩镇滋长的土壤也已被彻底铲除,不需要再把祖宗之法继续坚持深化下去了。相反,当时的主要问题,已经变成了军队臃肿虚弱与官府效率低下的问题。

  只是在他执政时,四海清平,这些矛盾尚不算明显;但到他儿子仁宗执政时,由于西夏军事上的崛起,这两个问题突然鼓显了出来;而且几乎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

  孟子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真宗只知道消费祖宗之法留下的红利,享受繁荣与富足,得过且过;而不知道为后世做出长远的规划,消减后世子孙的困难。从这方面讲,他对宋朝的积贫积弱负有主要的责任。

  人的大病之根,都在健康之时埋下;一个王朝的最大祸患,都是在繁荣昌盛中孕育。

  宋朝此后的种种祸难,一直到徽钦二帝的悲剧,不纯是天命,而主要是人的失误。悲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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