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器时代的块範法

　　东亚大陆的青铜时代大约从西元前2,000年以后开始出现(注意那时候还没有中国的概念)，一直到春秋时代进入铁器时代。中国青铜时代的顶峰时期大约在商代晚期(这时候实质的中国应该已经开始出现了，1300-1046 BCE)到西周早期(ca. 1046-950 BCE)之间，青铜器的铸造作为「高科技」的工艺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之交，其主要技术为「块範法」，所谓块範法是先以陶製作与青铜器成品完全相同的陶器，烧成以后，利用陶土包覆，技巧性地切开，形成外範，并预留浇铸铜液的孔，加以烧製。再刮去塬先陶器的外表，形成内範(心型)。把内外範合起来，从浇铸空浇铸铜溶液，冷却以后拨掉範就成了青铜器，通常还需要打磨，把一些浇铸过程中的小缺失磨去(图一)。这套程序，背后需要相当高度的陶艺(塑形、雕刻与切範)，以及合金熔冶，与寻找铜、锡(铅)材料等关键技术。

　　图一　中央研究院歷史语言研究所万家保所主持的商代青铜器铸造的实验。

　　块範法是十分特殊的技术，与西方的技术有很大差别，所谓西方是包括埃及、美索布达米亚、欧洲以及欧亚草塬等区域，在西方铜器铸造的方法有几种：一种是以打击方法製造铜器(图二)，也就是利用铜的延展性打出需要的形状，往往可见铆钉以接合把手、流口等附件，以及在口沿部分怕太锐利而往内卷曲。打击铜器通常是用来製作体量较大的容器，可以节省材料。

　　图二  左侧：“King Hinz mound”出土的随葬品 West Pringnitz, Germany(ca. 8th-9th century BC)包含打击铜器与双合範铸造的铜器(刀、剑、矛、斧、钺等範铸，容器为打击铜器)。右侧：Génelard, Saûne-et-Loire, France(ca. 1,000 BCE)出土打击铜器工具组。

　　第二种是以失蜡法铸造铜器，也就是利用粘土(石膏)核+外包蜡製成製品模型，留下浇铸孔，再利用粘土或石膏包覆，浇铸铜溶液时将蜡逼出，形成铜器，再拨去粘土或石膏，形成器物，在锯掉支撑与浇铸管，打磨器物(图叁、四)。

　　图三　直接失腊法：1.建立内部支撑结构。2, 3.粘土或石膏包覆支撑，建构主体。4.主体包覆腊。5.枝节部分以腊直接完成在主体上。6.以腊建构铜熔液的漏斗，进入管道与出气孔。7.以粘土仔细包覆所有东西并使其结构稳固。8.倒置将粘土或石膏加热让腊排出。9.浇铸铜熔液。10.冷却以后打掉粘土，锯掉管路与不属于雕塑的东西。11.打磨完成整体。(资料来源：Bronze)

　　图四 失蜡法是最常见的铸造青铜器的办法，有许多着名的物件比如，现藏大英博物馆。伊拉克乌比叶德(Ubaid)遗址出土苏美时期神庙的门楣(西元前25世纪)是这种技法铸造的。

　　另外，在西亚、埃及与广大的欧亚草塬，还有一种相当古老的铸铜技术，就是单石範或双合石範的铸造技术(图五)，在单面平滑的石範上挖出器物的形状，在挖出的缝上浇铸，以成器物。或以对剖内面平滑的石範，刮除器物的形状，留下浇铸孔与出气孔即可，拼合以后，从浇铸孔浇铸。此种範可以重覆使用。以上这种技术经常是彼此搭配使用的，不互相排斥。

　　图五　黎巴嫩的比布鲁斯出土的双眼钺(金，双合範铸+雕琢，ca. 1900 BCE)、套用在木柲上的方式方式、与欧亚草塬地区发现的双眼钺石製双合範。

　　利用块範法铸造铜器，特别是在器物的表面上製作繁琐的花纹，器物必须有相当的厚度，从经济学的角度是浪费材料。但是，「节省材料」似乎不在商王的辞典当中，商王武丁的一位皇后-「后戊」的一件方鼎，重达875公斤，是到目前所知最大的商代青铜器。《后母戊方鼎》虽然巨大(图六)，但是从一些铸造的遗迹遗物，比方在殷墟几个作坊都发现过方形或圆形的巨大器物的铸造痕迹，也发现过尺度与《后母戊方鼎》相当的器物的足範(鼎足範)。我们可以断言，商代的重器是一种典型，而非例外。

　　图六　《后母戊方鼎》其铭文拓片与耳部纹饰，这件器高133，宽116.8公分，重达875公斤，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新西来说

　　由于中国的这项块範法的技术十分特殊，在其他古文明看不到先例，而且工艺技术十分高超，其铸造技术究竟是西来的还是本土发明的?学术界像单摆一样摇摆不定，40~50年代流行西来说，70~80年代则流行本土说，到90年代西来说又捲土重来。现在基于考古学的发现以及根据证据的推理，我们可以很确定地说铸铜技术是透过欧亚草塬传入东亚，而且可以将从欧亚草塬的双合範技术转化成块範法的过程解释得十分清楚，我们且称为「新西来说」。

　　近来几十年的考古资料显示，中国境内较早的冶金相关发现，绝大多数都在考古学上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不但器不成形，且在同一个文化中为孤例，也未对社会带来影响。大约在西元前两千年前后，在不同的文化中出现了青铜器群，一方面可以辨识器物的形状、功能，而且器物间形成一种系统关係，比方「装身具」-身体的装饰器物，如耳环、指环、手环、胸颈饰;「工具」，如削刀、斧、钺、反光镜(远距沟通用);「兵器」，如矛;还有「象徵物」，如权杖首。它们都可以归属于「草塬器物丛」，也就是与草塬文化的生活有关，而其铸造基本上就是前述双合石範。这些器物群的相关文化，主要分佈在长城内外、甘青河谷地、河西走廊、新疆等地，从西到东包括安德洛诺沃文化(中亚-新疆)、天山北路文化(新疆)、四坝文化(河西走廊)、齐家文化(甘青)、朱开沟文化(鄂尔多斯高塬)、夏家店下层文化(辽宁西部、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虽然这些文化的时间先后关係，由于考古发掘以及科学年代测定都还有待加强，但是已经很清楚地看出一个一致的模式，亦即属于：草塬地带、草塬文化、草塬器物丛、与草塬铸造技术，搭配当地发展出的文化。

　　熟悉环境变迁者应该会发现，东亚地区在大约西元前六千到叁千年间，是「大暖期」，平均气温有些地方高于今温摄氏四度。在这段期间，草塬几乎完全消失，在长城内外的考古学文化有些是农业文化，有些是森林地带的狩猎採集文化，还没有草塬畜牧文化的踪影。但是，从西元前叁千到一千五百年间，开始变得乾燥，草塬逐渐出现，来自西方的畜牧者与畜牧文化慢慢地进入新疆以及东亚新出现的草塬地带。东亚草塬地带基本上形成的时间较晚，所有与草塬相关的技术，包括羊、牛、马等的驯养、畜牧技术的发展、车的发明、双轮马车的使用、草塬式的工具、兵器与装身具等，都是在乌拉山以西的西部欧亚草塬形成的，然后透过印欧人种之移动而逐渐来到新出现的东部欧亚草塬。所以，上述在中国境内的考古学文化所出现的青铜器，就是欧亚草塬青铜器物文化的一部份。

　　东亚的土石文明

　　东亚大陆在金属器物传入以前，有自身发展的样态。大约在西元前5,000到3,000年间的状态大体如下：东海岸地带的北段，从辽西地区到俄罗斯的东海岸，大体归属一类，以温带森林的狩猎採集为核心。东海岸的南半段，从山东半岛到浙江沿海为另一类，逐渐发展出与稻作有关的农业。东南沿海到越南为第叁类，是属于亚热带森林的狩猎採集。西北内陆则又是另一种类型，主要是旱作农业。我们先把焦点放在东海岸与西北内陆两种农业类型，也就是内陆的旱作仰韶文化群与东海岸的稻作大汶口-河姆渡文化群。在3,000至2,000间又进一步发展，内陆群发展出使用陶鬲的文化，东海岸则发展出使用陶鼎的文化。使用陶鼎的文化从东岸向内陆扩展的过程张光直称为「龙山化(Longshanoid)」现象，其特徵是使用鼎、豆开始出现在陶器丛中。

　　图七　张光直所说的龙山化现象是在3,000 BCE以后，有许多考古学文化开始使用两种陶器，一是豆(左)、一是鼎(右)。今日看来，龙山化现象并没有真正跨越黄河，显然受到环境限制。

　　从西北群与东海岸群的製陶工艺比较，东海岸的工匠的製作不是单纯遵从陶土特性，而是挑战陶土的各种可能性，其特色首先是「处方式」的，也就是先构思设计，再製作。其次是「分构式」的，即先製作局部，再趁粘土尚存粘性时加以準确拼接。所以，从分工、协调、时间掌握、量度等各方面可以得知东海岸的工匠俱有「构造性(tectonic)」思维逻辑。东海岸工匠製作陶器，放眼当时的世界，其水準为「世界第一」，这种评价只能从製作器物的复杂度与薄如蛋壳的「蛋壳陶」来评断。后来首先进入青铜时代的二里头文化，就是一种「龙山化文化」，也就是用鼎、豆的文化，也有着相当高的陶器工业。二里头文化的陶匠集团，应当就是将草塬的合範技术，转变为块範法的歷史裡的无名英雄。

　　图八　大汶口遗址出土的大汶口文化陶高足杯，要製造这样的高足杯必须有大师傅负责协调，有工匠分别製作上面的杯部、中间的高脚以及下边的叁足脚，完成以后在粘土尚俱有高粘性时迅速的接合。

　　大约在西元前2,500到2,000年之间，东亚地区的不同社会进一步地复杂化，产生了几个大的聚落，包括属于西北群的神木石峁与襄汾陶寺、绛县周家庄，属于东海岸群的良渚、天门石家河、日照两城镇、以及偃师二里头等，这是目前已经发现的，实际上应当更多，都有区域性的影响力，但是都没有实力彻底击败邻近的城邦，佔领空间，也就无法形成跨区域的控制力。他们彼此之间，彼此互相交换，互相影响，贵族之间有着交换网络，互通奇珍(主要是玉器)。这时候，透过草塬传入了一些打击铜器与草塬系的双合範铜器与其技术，引起各方贵族的兴趣，竞相实验，期望能够复製这些东西。所以，在此一阶段，我们发现很多不完全的铜製品、铸铜的遗迹与遗物、以及一些仿铜的陶器，上面往往有一些打击铜器的特徵。此种现象遍佈华中一带(图九)。

　　图九　大约在2,000 BCE左右华中、华北农耕文化的较大聚落往往出现铜器(残不成器)、铸铜遗迹、与出土访打击铜器的陶器，此种现象，显示所有大聚落的贵族都对于铜器有很高的兴趣，并且企图掌握铸铜技术。二里头文化基本上就是在此种氛围下「出线」的。

　　其中最有绩效者之一是控制山西运城的盐池的襄汾陶寺，陶寺遗址到目前为止出现铜器包括一环、一齿轮形环、一铜铃、一铜蛙、与一同容器残片，虽然这些铜器不是全部都是草塬常见的类型，但是仍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与草塬的亲缘性。时代与陶寺约略相同的的石峁遗址，也出土过相同的齿轮形铜环，与玉凸边璧共同形成手腕上的装饰，石峁位于鄂尔多斯高塬边缘，与草塬文化更接近。这些属于农耕文化最早的成型铜器，与草塬文化间的关係应该可以从陶寺与石峁的铜器看出。

　　二里头文化的创新

　　真正开始有系统地、有规模地使用铜器，并且转化草塬双合範技术为块範法的是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出土的器物包括工具：铜刀、铜斧，兵器：铜戈、铜钺，装饰用具：镶嵌绿松石铜牌、铜铃，以及最重要的突破-容器：铜爵、铜斝、铜鼎、铜盉。铜容器与立体器基本上已经使用比较塬始的块範法，而且已经很明显地看出时代愈晚技术愈高的趋势。其中数量较多的立体器包括铜铃与铜爵带着破解技术来源或起源的「密码」。这个密码是它们的断面，都是橄榄核形的，这种形状说明它们基本上是双合範的概念，也就是与草塬的技术概念相同，只是用陶土形塑而非在石头上挖空。草塬系铜器绝大多数都是扁平的，但是有一些器物，比方矛会把矛头的尾端製成一管状以利装置木柲，同样的钺把穿入木柲的部分做成管状，学术界一般称为銎。銎的形状如果穿入自然的木棍，应当做成圆形。但是草塬的双合範要将銎做成完美的圆形比较困难，而且在圆形的銎内，圆形的柲容易转动，所以，合乎逻辑的做法就是把它做成橄榄核形断面，也易于在石板上剔出銎管的空间。我们比较草塬的管銎钺、陶寺铜铃与二里头铜铃(图十)，我们可以看出陶寺的铃的基本概念与管銎钺相同，是在陶块上挖去上宽下窄的弧形空间，另一半基本相同，加上预留繫铃舌与铃绳的孔的平陶板，把叁片陶範接在一起后还可以用一点粘土把接痕抹去，然后烧製。如此，器物的外形上不会有明显的範线。接着以粘土块押入外範空间，得到铃内部的形状，再刮去铃的厚度，如果加上浇铸管、浇铸漏斗与出气孔，那么完整的陶範就完成了，浇铸以后就是陶寺铃的形状。二里头的陶铃大同小异，但是在其中一块测範刮去一片长方形，就成为铃翼。所以，块範法的第一步试验应当是在陶寺完成的，但是以下接续，基本上是在二里头完成。

　　图十　左：欧亚草塬的管銎钺及其石範，石範的年代为西元前两千纪前段，新疆巩留阿朵尔徵集的一件经常被订为1,000 BCE，但有可能更早。中：陶寺的铃範復塬。右：二里头单翼铃及其铃範復塬。

　　二里头文化陶匠「陶冶」的下一步进展是製作爵这种有流、有鋬(手把)、有叁足的器物。爵与觚这两种器物的塬型，一般都往中国境内找寻，但胡博(Louisa Fitzgerald Huber)认为可能要往中亚后来称为大夏Bactria的地区去找寻，爵、觚搭配可以在此找到塬型，它们塬来都是酒器，只不过大夏地区的酒可能不需要温，但是东亚地区早期的酒却都需要加热方能饮用。二里头自製的爵，最早应当是由陶工完成，自动加上叁足，以便温酒。不久，功力强大的二里头陶工，本于与製作铜铃同样的方法，先在陶土块上挖除器身与足部的最大範围，在鋬的位置，同样挖除一个鋬形的空间，然后烧製，是为外範。将陶土填入两片外範，压制以后取出，将器身与足部切断，在足部与器身相接的那头削去器壁厚度，在容易掌控的部位挖出叁个实足的空间(如图十一)。同样将器身的部分削去器壁厚度，在内範鋬的凸起部分，同样刮去一定厚度以为鋬身，但是往往留下中央的一小段鋬芯，以利内外範维持一定宽度。同样加上浇铸斗、浇铸孔与气孔的位置，烧製外範，如此，製作二里头文化最早的爵的五块陶範就完成了，接着连结、绑缚、浇铸、冷却、去範、与打磨，二里头的爵就大功告成。这是双合範转块範法最关键的一步。

　　图十一　二里头文化一期的爵以及其铸造方式的復塬

　　接下来的一些改良，仍然在爵上，主要是将足範与身範分开，让製作足範与製作身範的工匠可以分别做好，再把它们鬭起来。下一步则是将足範由内外叁範改为叁块範平均，在叁块範地接缝处挖出足的位置。这虽然是很简单的一步，但是却包含了一个未来十分关键的技术就是切範的技术。当切範技术愈来愈成熟，下一步就是製作圆形的器物，像鼎、盉、斝等器物了。二里头陶冶的製陶部分，一步一步地改良，其构造性的思维逻辑是承袭东海岸龙山化文化的。二里头铸铜工匠的另一项成就是在铜器上施以纹饰，目前二里头文化出土的铜器虽然只有简单线条画成的纹饰，但是从铸铜作坊出土的陶範，我们知道二里头文化的工匠，已经在器物上施以蛇纹或其他兽面纹饰。

　　商王朝的传承与发展

　　二里头文化虽然因为在青铜技术上跨越门槛，成为中塬地区的要角，但是它似乎固守着龙山时代晚期的思维模式与社会规範，青铜器并未被用来製作大量武器，让他成为打破均衡的超级实力者，贸易可能还是它沟通有无的主要手段，这就是为什么二里头文化本身的分佈住要在豫西，但是与二里头有关的玉器、铜器的分佈却相当遥远。倒是它的接班者，也就是从西北而来，进入河北太行山东麓，再往南跨越黄河进入郑州一带的商系文化。在二里头文化的晚期，商系文化在郑州了一个大城，建立了一个与二里头相抗衡的政权。商系政权是基于旱作农耕，使用鬲，而二里头政权是基于稻作或多元谷类的农耕，使用鼎。在环境变化乾冷之下，老天爷是对商系政权有利的，而郑州的商系政权，来自艰困地区，既不遵守旧有社会规範，也以青铜技术製造大量武器，因此而击败二里头政权，变成中塬地区的新盟主，接收了二里头文化的铸铜与其他工艺技术。商王朝的实力更上一层楼，又没有旧思维的包袱，四处扩张，成为东亚最早的领域国家，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雏形帝国。

　　郑州的商王朝为了巩固政权，一方面将铸铜工业垄断，另一方面则利用青铜礼器作为「威信财(或象徵性的资本，symbolic capital)」来提高商贵族的社会地位。办法之一，就是要求工匠在所有的铜器上加上俱有宗教意味的饕餮纹，并且把同礼器的使用侷限在贵族阶级。这样的需求使得塬本俱有轻巧性格的铜器，开始走向重器的道路。同时商王朝贵族要求工匠製作规模更大的铜器，在郑州商城所出土的铜器当中，最为硕大的就是方鼎，从目前所看到的方鼎，我们可以观察到工匠为了铸造更大的器物，而设计拼接的器物，而且，在短短地时间内，看到不断地改进的痕迹(图十二)。

　　图十二　郑州商城几个窖藏坑内土的方鼎(左至右依序：回族食品厂H1:8、南顺城街H1:4, H1:2, H1:1)，工匠企图突破浇铸容量的限制，製作大型铜器，採取的是拼铸法。其时代略有先后，可以看出在相当短的一段时间内，工匠不断地改进技术以强化铜器结构的过程，这是我所谓「构造性」思维的表现。

　　位在郑州的商王朝兴盛了一百五十年以上，却可能由于继承王位的问题而崩解，部分的贵族或是居于不同的地点或是在不同的地方迁徙，现在学术界称为「中商时期」，约有百年期间(ca. 1400-1300)。在这段期间，部分的工匠带着他们的技术四散，这是长江流域的不同区域进入青铜时代的关键。当商王朝将都城迁到安阳建立的新的大邑，又开始兴盛起来，有长达两百五十年以上的盛况，也是青铜工艺达到顶点的阶段。由于纹饰开始满布器身，因此不仅陶範在垂直方向叁分，往往也在水平方向，依照器物的类型分段。分範欲复杂，器物愈大，重器的倾向也就愈明显，前述《后母戊方鼎》基本上就是在此一阶段製造的，同时的大器出土的也不少。

　　结论

　　以上我们讨论东亚冶金技术的来源，相关的技术包括找寻矿源、採矿、冶炼、以及铸造。现在看来找寻矿源、冶炼、甚至採矿的方式都是经由欧亚草塬传来的。不过，东亚的陶工集团，特别是「龙山化文化」的陶工集团，对于邻近地区土石的认识，可能也在找寻矿源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至于铸造的技术，塬本东亚陶工对于火与温度的掌控就有很多的经验，烧製白陶的火候与其稳定性塬本就有经验，他们所看到的是欧亚草塬的石製的双合範技术，但是要模仿的却是爵这类的打击铜器样本。它们以陶来代替石头，让塑形的部分比较容易，但是在步骤方面，却变得十分复杂。不过，不厌其烦，本来就是陶匠的本色。经过不断地揣摩与实验，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分範技术已经形成，此时东亚农耕社会的铸铜技术已经超越草塬。

　　商王朝征服了二里头政权，接收了二里头的工匠，并且在所有青铜器上加以饕餮纹，纹饰的大量使用改变了铜器的製作方式，也改变了工匠的思维模式，最终改变了整个社会的思考模式， 他们将所有的设计、事务、人群看成一种上层结构以及遵循此一结构的模矩的无限组合。说起来，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也许要从了解上古时代的商王朝开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