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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寿筠:文革反思的多维视角——写在文革五十周年 
作者:[陆寿筠] 来源:[作者惠赐] 2016-04-15

  作者按:笔者有一位多年好友,而且还是文革风云中的战友。但是时过境迁,今日在对于文革的看法、乃至延伸至对于中国革命及其领导人的看法上,竟是南辕北辙。说到中国传统信仰也是各有所宗。每次相遇总要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

  此友在文革前是一名紧密靠拢党、团组织的“积极分子”,曾在共青团内部刊物上著文表示要与自己出身的剥削阶级划清界限,要用自己的工作所得,将父母从小付出的养育费用如数归还。据Ta所说,这是当时党团干部向Ta提出的要求。后来在文革中,我们都将其作为“极左”做法否定了。用Ta今天自我反省的话来说,因为那时“作为剥削阶级子女,若不靠拢组织,就没有个人前途”。但时至今日,Ta对于以消灭阶级剥削为终极目标的革命都有了怀疑和异议,时势人心之变幻难测,莫此为甚!笔者问Ta,当年学的马列主义道理都到哪儿去了?Ta回答说,那时根本没有学通,反正努力靠拢组织就是了。实际靠拢的是特定的基层政工人员,可见那种鼓励跟“人”甚于跟“道”(“求道”、“遵道”)的制度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

  其实在物质生活方面,此友并非贪婪之辈。恰恰相反,Ta生活之节俭、勤劳(Ta不否认其中也有毛泽东时代屡次下乡锻炼的积极作用),待人接物之真诚、谦让、宽容不记仇、乐于助人,Ta对于儒、佛“仁”、“慈”伦理信条之认识和践行,各方面自我要求都非常之高,高到经常让人感到不近人情,让笔者深受触动和感染,受益良多。在这方面,我们是相当投合的。今日之分歧主要在于由文革是非引起的对于宏观时事和近代历史的解读。而对于文革的解读,Ta 直截了当地承认是以个人的遭遇和直接经验为基础作出的判断(但笔者相信Ta并不是执着于个人得失恩怨),因为Ta说,个人经验以外的听闻、知识、理论难辨真假、难以置信、不可作为判断依据。总之,Ta不善于超越个人直接经验的宏观抽象思考、也不重视培养这样的思考能力,所以在时势变幻中很容易受到一时泛滥、但经不起时间考验的思潮的蛊惑,因而一再在错误的极端之间摇摆。

  笔者曾于三年前写过对于文革的反思,现在的基本看法没有变。但由于我与好友在宏观认知上的一系列对立,是由对于文革的解读之分歧触发的,因此又触发了笔者撰写此文、着重分析思维方法的冲动。而且还不能不用Ta作为引子,因为笔者感到Ta很有典型性,很能代表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的思维方式。Ta的情况很能说明:一、曾经的马列主义教育、政治思想工作(鼓励跟“人”甚于跟“道”)其效果究竟如何?二、对于儒、佛“仁”、“慈”说教的社会历史作用究竟应该如何恰当评价?三、除了超越个人恩怨得失以外,超越个人经验局限、遵循有机整体论的宏观思维路线是多么重要!之所以不可计较个人恩怨得失,就是因为那会一叶障目,挡住了大格局思维的目光。但是抛弃了个人恩怨得失,并不就是自动地获得了宏观思维的大智慧。从原子论上升到有机整体论,还必须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下功夫。

  一、假说的必要

  认识论和方法论对于文革反思之重要,还由于文革这一历史事件的特殊性。说到文革是非,在当前有两点基本认识很重要:一是必须对之进行直面反思,不可回避、不应延宕。二是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得到统一认识、作出定论。

  对于文革之不可回避、必须直面反思,那是因为文革绝不是某个或某些历史人物仅仅是主观上的心血来潮,无缘无故地惹发出来的一场历史闹剧,而是新中国开国以来一个严肃的执政党党内路线斗争公开爆发的特殊表现,是中国社会各种矛盾长期积累、发展、发酵的必然结果。因此只有正确总结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之经验教训,国家民族以后的路才能走得更好。

  对于文革之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得到统一认识,那不仅是由于其时空规模之宏大和纵横影响之深广,更由于其所涉社会关系之复杂和历史陈义之高远,还由于有关文革真相的许多必要资讯条件尚不充分具备。

  对于前两个“由于”,这里不必细说,只要回顾一下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一具有深远的正面历史意义、但尚未根本触动宗法特权制度的历史事件,两千年来尚且一直褒贬对立,至今难有定论,那么两千年后从根本上触动特权剥削制度、因而其意义更是深远非凡得多的首次全民性革命演习,怎么可能在短期内得到社会各方的一致认可呢?

  关于必要资讯条件尚不充分具备,那是由于文革当时上层和基层的很多实情,至今或仍处于保密状态(如上层人物的幕后言论和活动),或仍处于真相不明状态(如湖南道县大屠杀,究竟是革命造反派偏离大方向、实行乱斗滥杀,还是走资派故意挑起“保皇派”乱斗滥杀“黑五类”、以转移大方向、同时栽赃抹黑革命派……?)在这种情况下,笔者感到,即使在主观上力戒偏颇、超越自我,即使全民参与、集思广益,仍很难真正客观公正地对文革作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分析和判断,至多只能提出一种或几种不同程度上的假说,让他人和后来者以不断充分地发掘和公开的史实来纠正、或充实其中某些假说,同时暴露一些人偏于一私的立场和成见,而促成其余大多数人们在认识上不断逼近真相。

  总之,由于历史真相的诸多空白(或真假难辨),除了信仰和立场问题以外,正确的思维路线、思想方法对于当前的文革反思显得尤其重要。为此,笔者作为新中国诞生、成长的亲历见证者,和文革的过来人和积极参与者,根据自己极其有限的见识,提出反思文革需要注意的多种思考角度,供人们参考。为什么必须是多种角度?打个比方,要观察一坐形状奇特多变、四面外观不一的建筑,人们不可能只从一个方向、即视角,一下子认识、把握建筑的全貌,而必须从多个方向,对四面八方的外貌逐一观察、认识,然后将所有分别的观察结果在想象中加以综合,才能构成一座近似于原建筑的完整形象。对于如此简单、直观、感性、可以一目了然的事物尚且不能从单维视角得到完整认识,何况像文革那样规模宏大、情节复杂、过程曲折,大大超越直观感性的社会现象、历史事件,必须通过多角度分析才能得出近乎真实的判断,则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了。

  二、“以小观大”还是“以大观小”

  此处的“小”是指局部、部分、个别现象,尤其是指微观小范围内直观感性的经验现象(“小”事件),“大”是全局、大环境、来龙去脉,尤其是指超出直观范围的宏观社会历史事件或现象(“大”事件)。所谓“大”和“小”当然是相对而言的。就社会现象而论,最小的微观可以只涉及两个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最大的宏观则是囊括一切社会关系的人类共同世界。

  此文提出是“以小观大”还是“以大观小”,是指对于社会现象作出是非判断需要采取的正确步骤、思维路径。概括地说,也就是:将对于局部的是非判断直接延伸成为对全局的判断(如因为发生暴力、死人,所以应该全局否定)呢,还是将局部现象放在全局中加以审视(查究暴力是怎么发生的,是哪一种社会势力所煽动起来的)?这个问题属于方法论层面。显然,“以小观大”不是可靠的方法,因为事物本来都是互相关联的,撇开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这个大环境、孤立地看待“小”事件,不可能看清真相,而且局部的是非也不能决定全局的是非。“以大观小”,才是观察、认识一切社会历史事件或现象,包括文革在内的,正确可靠的思维路径。这应该是贯穿、统摄所有视角的总视角。

  关于“以大观小”,说得再具体些,就是将个人直接经历的局部事件暂搁一边,而先将引发此类“小”事件的全局性“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必然涉及个人经验以外的其它“小”事件)搞清楚,并以符合天道人理的评判标准,断定其中有关人事的是是非非,作出一定结论;然后再回过头来将需要判别是非的“小事件”放在上面所说的“大”语境中加以审视,形成对于该局部事件的结论,或检验原来对于该事件的直觉判断是否符合实际。

  虽然采用什么思想路径是属于方法论的问题,但是遵行和提倡哪条路径却牵涉到立场问题。一般来说,胸中有大道、真理、正义心、有社会整体利益的圣贤精英都会提倡、遵行居高临下、“以大观小”的“航拍”式思路。而那些心中只有少数特权分子的一己私利,因而罔顾天道人理、社会正义,心怀鬼胎的政客、公知们才会极力诱导人们将自己于“以小观大”的井底,以便于他们放手扭曲对于社会历史的解读、隐瞒他们的真实目的。无论中外古今,大抵都是如此。因此,一切不属于特权阶级、也不想攀附特权的人们,就要反其道而行之,在思潮纷乱的当前,千万要保持头脑清醒,站稳符合大历史潮流的正义立场,努力放开自己的视野,跳出个人得失、个人经验的窝臼,才能识破特权辩护士们对于社会历史的歪曲。这才是自己的利益所在,因为任何个人的利益只有与所有人的利益共在时,才是最可靠的。

  回到文革。人们当时所经历的、或事后听别人描述的,往往只是整个文革全局中的一些局部,而且文革本身也只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更大的一场社会变革的继续,也即一个更大历史事件的局部。远的不说,它首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执政党内外多种矛盾交集发展的产物,而新中国的政权本身又是近代中国国内外更复杂的社会矛盾交集发展的必然结果。离开了对于近代中国和世界历史这个时空大环境、大变局的分析和确当认识,也就是割断了历史,就不可能得出对于文革是非的确当判断。而且,不但要看文革前的“来龙”,现在更有条件看到文革后的“去脉”。透过近三十多年的历史变迁,人们可以将文革十年、乃至文革前的十余年看得更清楚了。一旦将视线从个人的经验和感受扩大到上述全局视野,就会发现像文革这样一场历史风暴需要从下述多种角度进行审察:

  路线之争还是权力之争?

  反右还是反左?

  动机与效果如何统一?

  德性与识见是否一体?

  下面将逐一细察。

  三、 路线与权力

  资本主义的舆论场总是将不利于资本帝国主义的政权和团体内部的矛盾和斗争,说成是权力斗争,以掩盖问题的实质。这样的伎俩同样被使用于对于中国革命和文革的分析和评价。共产党对国民党是“权力斗争”,毛与王明、与刘邓等领导人之间也都是“权力斗争”……实际上他们说的是国民党代表正义力量,而毛、王、刘、邓等均属“匪”类。现在有些人就是想蒙蔽没有经历过二十世纪上半叶之苦难的年青一代,把已经颠倒过来的历史再颠倒回去。所以有必要首先把路线斗争与权力斗争的关系说清楚。

  从理论上说,任何路线,无论其目标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都必须通过一定的权力加以推行,才能达到目标。任何为实现正义目标而需要推行某种正确路线者,都必须尽一切力量创造条件,争取尽早从非正义社会势力的代理人手里将权力夺过来。否则就无法推行其正确路线、实现其正义目标。这是常人都可以理解的明显道理,无需多言。所以,将路线与权力绝对地对立起来、以“权力斗争”掩盖路线实质的说法,不是糊涂,就是别有用心的偷梁换柱。

  同时,任何革命政权和团体内部都有可能混入思想不纯的分子,因此常常会有与路线分歧无关的权力之争。这也是司空见惯的事实。所以一切革命政权、团体及其成员必须时刻警惕自己内部和自己思想上的不纯因素,必须建立有效的人民选罢和监督机制。否则革命分子、团体和政权的腐败变质就是必然的、逃脱不了的。这也是为中国革命的整个历程所证明了的。文革之所以必然发生,这就是一个关键因素。

  路线斗争与权力斗争之不能绝对对立,还由于这两者往往是纠缠一起、难分难解的。所以更需要首先弄清事实真相、实事求是地将路线问题与无关路线的非原则问题予以分清,才能对历史现象予以确当的认识和判断。

  大量的历史事实早已清楚地说明,国共之分裂和暴力相向首先是由于蒋介石将政治暴力手段用于解决两党的意识形态分歧而开始的。笔者孤陋寡闻,但至今没有读到说是共产党首先使用暴力、破坏北伐战争、背叛国民革命的。如果谁提出过或提出了这样的证据,请读者提供线索加以开示,帮助笔者纠正误解。如果不是共产党挑起了国民革命内部的暴力争斗,而是国民党首先背信弃义、用屠刀大批杀害仅仅具有不同政治思想倾向的共产党人,那么难道共产党就无权自卫、而必须引颈就戮吗?请问这究竟是路线斗争还是权力斗争?

  当时的国民党,与当今所有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一样,都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看成是洪水猛兽,非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不可。所以,在共产党一方,对国民党的斗争不是一般的权力斗争,而是攸关中国何去何从的原则性路线斗争。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赶走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势力,剥夺了官僚资产阶级窃取的大量财富,用于建设统一、独立、并不断走向富强的新国家。数十年成就世界共睹。共产党治下的新中国与国民党当政的旧中国,两者相比,究竟谁优谁劣?只要是从这两个时期过来的、而与当时国民党特权上层没有利益一致关系的人们,包括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无一不认可新中国。这完全可以说明,共产党是一个严肃的、有着正义的原则性宗旨的政党,而不是经常陷于无原则权力斗争的乌合之众。建政后党内关于中国进一步何去何从的新的路线斗争及其所造成的错失和曲折,根本不能被用来否定它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义性、合理性。

  国共意识形态之争不是单纯的国内纷争,还有国际背景。那是代表全世界无产阶级和所有劳动人民利益的马克思主义,与源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间的较量,延伸扩大到中国的结果。经过一个多世纪的世界性实践和检验反复证明,尤其被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所造成的人类生存危机这一活生生的现实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也就是最终消灭剥削制度、解放全人类,是无比崇高的,反映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其为实现此正义目标而开创的革命理论,在很多根本方面是符合客观现实、因而有着史无前例的指导意义的。世界革命人民、诸多革命党派以其为指导所进行的大规模社会实践,深刻地影响了上一世纪的世界历史进程,为今后世界人民反对资本帝国主义霸权、争取人民解放、防止人类文明走向毁灭的伟大斗争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历史经验,其中也包括深刻的教训,为马列毛主义的进一步完善、充实和发展提供了无比丰富的历史性实践根据。历史没有终结。一时的失利不等于全盘皆错。社会变革越深刻,遭到的阻力和困难也越大,走弯路的可能性也越大,所需时日也越长。在世界处于空前危机和人类文明需要转型的这个关键时代,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人类智慧的重大源泉之一。相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连同其一切欺骗性的宣传、谣言、诡辩、攻击必将被历史的洪流所冲垮。

  新中国成立以来,执政党内的权力斗争也是紧紧地围绕着路线性的原则分歧展开的,基本上没有像过去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的派系之间纯粹为了利益而发生的无原则权力争斗。正是这种罔顾国家人民利益的权力争斗、政治腐败,才是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迅速崩溃的根本原因。关于建政后共产党内的路线斗争,在下一节具体分析。

  四、“左”与右

  说到路线,无非就是“正确”、“右”、“‘左’”三种。“正确”,就是企求社会变革的速度符合客观形势的实际要求,不太慢,也不太快。用关于“动态平衡”的语言来说,“客观形势”是指上上下下、内内外外所有社会关系在总体上的平衡或不平衡状态。如果大致平衡,就不需变革,“无为而治”即可。如果明显失衡,“变革”就是顺应自然趋向平衡的大道,采取有利于、而不是阻止这种自然趋向的政策、路线。这也是“无为而治”。如果“变革”太慢了,或者停滞不前、跟不上客观要求,或者甚至企图倒退、与大道趋势相反而行,那就是“右”,甚至是“极右”。如果希望变革的速度太快,超过了客观条件的许可,也就是走向了相反的不平衡极端,结果必然碰壁,因而给右的势力以借口和时机实行倒退的路线,这就是“左”,放在引号内的“‘左’”,表示不正确的过左;有时称为“形‘左’实右”,以表示其实际结果是右。现在看来,还有一种“假左真右”,那就是推行者是以极“左”面目掩盖其真实动机、破坏正确路线以达到实际上右的目的。此处的“假”有双重含义:一是“不是真的”;二是“蓄意利用”,即假借“左”势。这种现象过去有,现在有,今后还会有。

  在本来的意义上,如果不加引号,“左”就是“革命的”同义词,所以不是贬义的。但是想不到,革了近一个世纪的命,今天在不少人的语境中,不加引号的“左”竟然成了一个贬义词。这当然是新形势下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必然表现,但是这场革命的主导者及其后继者本身也有一定的责任。

  为了看清文革的路线问题,需要对新中国一甲子前后两期的路线作一概括。笔者以为:前三十年是“正中有‘左’”,也就是大方向正确,但有过左的偏向,而且越来越左,最后引起严重反弹而导致向右逆转。后三十年,大方向偏了,基本路线歪了,只讲经济“发展”、“富起来”,但背离了社会主义政治方向,背离了执政党立党宗旨,也背离了其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工人阶级“下岗”,不再是企业的主人;农民的依靠--农村集体经济瓦解;国民经济以牺牲独立自主为代价,与资本主义世界“接轨”,受人宰割;百姓也成了被权贵富商任意宰割的对象)。致使阶级矛盾加剧、民族矛盾尖锐、政治腐败空前、社会人心涣散、信仰缺失、道德沦丧……虽然改开以前某些“左”的政策表现被暂时消解了,实际上极左思想依然顽固存在着,只是变换了表现形式而已。现在是既有右,又有“左”,左右逢源,逢的是同一个源。只举一例:以“发展”为名,强制拆迁,随心所欲地剥夺人们的财产权,为的是让国内外权贵财贵“先富起来”。以前随意剥夺剥削阶级成员合法据有的财产已经是极左,但那时候还有一部分真“左”信仰者倒不是为了迎合大官大商的贪婪;现在支使大资本强夺小百姓财产,借“共产”之名、行营私之实,不知究竟算是极“左”还是极右?

  当然,对于反对革命的势力来说,关于左右的争论是一场不必要的、错误的折腾。他们不会对这种讨论感兴趣。为此,他们只能对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曾经带来的一切崭新气象、巨大成就视而不见、讳莫如深,而对革命过程中的错失之处、甚至是反对势力蓄意制造出来的混乱现象无限放大。一切不愿意沦为其思想俘虏的人们,一定要发挥独立思考的自主性,识破其制造的烟幕假象。

  既然本文主要谈文革,而上文已经提到文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执政党内外多种矛盾交集发展的产物”,因此“左”、右之争必然要溯及文革前十七年。关于对文革前后路线问题的具体看法,笔者已有若干表述(见之于 风云翻转话文革之一——反思,之二——本事回忆,之三——前事点滴,意识形态替代不了终极信仰——理性主义批判之五·四·(四):传统社会主义有违终极求衡原理之错失 等),不再重复,这里只着重讨论如下两点:

  一、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无可非议

  毛泽东发动和主导的文革究竟是正确的决策、还是极左?或是既有正确的因素,又有过“左”的成分?其中又包含两方面的问题:发动文革的目的、和主导文革的方式。

  先说发动的目的。迄今为止笔者从媒体上获得的可信资讯一再表明,毛的动机无疑是为了防止党内走资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那么,这样的动机是正确的呢、还是过“左”了?这就要看资本主义复辟的威胁是不是中国所面临的主要危险。如果说,文革刚发动时,对于党外基层的人们来说,党内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存在还没有明显地显露出威胁态势的话,那么毛逝世以来中国事态的发展已经确凿地表明,这股势力不但存在,而且相当庞大、顽固、猖狂。他们在二、三十年间就造成了党和国家的空前危机,凡是关心国家前途的普通大众都能感觉到,以致现今党的最高领导都不得不将问题提到了执政合法性的高度。这说明复辟势力不是一朝一夕之间突然形成的,而是经过了相当一段时期的蜕变和纠集而终成气候的。这就反过来证明了当时毛的确敏锐地看到,党内走资派现实存在的危险性、和必须立即解除此危险的紧迫性,证明了毛发动文革决策的正当合理性。所以,从总体上说,发动文革的动机是符合当时情势的客观需要的,是符合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的,因此是正确的,不是“极左”。

  再说文革的主导方式,而这与文革的实际展开过程既不完全是一回事、又无不节节相关。后者既体现了发动者和主导者的路线理念,又混杂着不受主导者制约的其它社会势力、尤其是作为文革对象的党内走资势力及其追随者们的严重阻挠和干扰。因此,文革全过程就是两条对立路线通过党内外、上下层交合作用而展开的过程,再加上基层群众思想高度活跃,各种思潮激荡澎湃,而呈现出极其错综复杂、曲折多变的局面。为此,关于文革主导方式中体现的路线性质,放在下面第二点中一并加以讨论。

  二、文革负面现象主要是文革反对派假“左”真右捣乱的结果

  上面说文革不是“极左”,只是从发动者主观动机的主要方面和文革运动“总体”上说的。具体说来情况就要复杂得多,不是用非黑即白的语言可以简单化地说清楚的。

  还得从文革发生的原因说起。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存在和终成气候,从客观上来说,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阶级斗争存在这一情势决定的;从主观上来说,是在国家政权建设和党的思想建设方面的失误造成的。

  建政以来最大的失误、具有全局性、长远性影响的失误,概括地说,就是没有及时落实“人民民主”政治体制的建设。“1949年政权的更迭并不是民主革命的胜利结束,而只是真正的民主变革开始的极好机会,可惜这个机会没有被抓住、而是被错过了。”“解放以来名为‘民主集中制’的那套政治机制不是真正以广泛的‘人民民主’为基础的。”“所谓‘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则除了某些具体事务的决策过程也许曾经有所体现以外,作为体制性的整个政治程序,这一原则则是任何时期都没有真正实行过。由于那种高度集中缺少制度性的、广泛的‘人民民主’作基础,因此这种‘集中’越是‘高度’,就越远离千百万人民的实践,越远离对事物、对形势、对客观规律的如实认识……于是,无论是已经明显造成巨大危害的极左倾向、或是当时尚未有机会充分暴露的右的倾向,都不可能得到广大民众和基层干部的及时纠正。一些本来可能是思想上真正右倾的干部、包括有走资倾向的高层领导人,以及一些只是为了个人官运亨通、并不计较路线原则的投机分子,为了取得上级直至最高领导的信任、或是所谓‘顾全大局’,也反而对那些极左做法推波助澜,对下硬压指标、对上弄虚作假,听凭百姓成为牺牲品。而在为保护自己而压制下属及民众这一整人路线方面,极左与真右这两种势力则没有什么根本区别,而且往往被一些思想动机不正的干部利用,来达到与“左”右路线之争无关的个人目的。这一点在文革从早期到后期的整个过程中可以说是暴露得一览无遗。”“文革初期‘五十多天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仅仅是‘头号走资派’为了‘保护一小撮’而‘打击一大片’吗?不是的。因为文革后期对涉及面更广的‘一大片’的整肃(“清队”、“整党”、“一打三反”等)证明了:文革领导者,即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并不是不要整肃‘五十多天’中被抛出来的那些‘牛鬼蛇神’,而是时机未到……当时首要的整肃对象是‘党内走资派’。而‘头号走资派’之所以能够那么顺利地通过各级党组织推行‘打击一大片’,那是由于这种整人运动已经不是第一次,而是已经有过多次,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已经熟门熟路……是党内‘左’、‘右’各派长期共同遵行的一种‘领导’或‘专政’方式的空前展现。”(风云翻转话文革之一——反思)

  这就是说,文革前本来就存在的那种“真右利用极左、夹杂个人动机”的原有态势,到了“无法无天”的文革时期,不但得到了延续,而且在党内两条路线、两股势力的较量达到你死我活程度的白热化气候下,恶性发展到了丧心病狂、野蛮血腥的程度。不明真相的后来者哪里知道,正是文革要整肃的那股势力(如“联动”之类、以及全国各地那些与“联动”同样性质的“假极左、真极右”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劫持了这场运动,利用了文革发动者本身存在的过左倾向,将其推到极端的程度,然后将罪名加到文革发动者头上,将心有疑惑的大批群众拉到自己这一边,为其“翻案”复辟准备了社会思想基础。

  这里需要说明:这里说到右和“左”(过左、极左),并不是各打五十大板。笔者认为,虽然“左”的倾向曾经越演越烈,但仍不是改开前三十年的主流,也不是文革指导思想的主流。党内走资势力的右的路线在改开前也占不了上风,反而常常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文革前就存在,文革期间尤甚。所以那三十年中的种种极左做法,在现象上为党内以毛为首的正统派与以刘邓为代表的反对派所共有,但是必须分清在相似现象背后两条路线的不同实质,而不能将那个时期所有过左的做法所造成的危害,一股脑儿都算在毛及其支持者头上,而应当实事求是地“桥归桥,路归路”,将两者分清,才真正有利于总结历史经验。

  当然,以毛为首的最高领导集团缺少内部民主制度,也是某些领导者被迫“极左”的原因之一;而这一严重缺陷,连同全党、全民民主的缺失,作为革命领导者的最高集团所有成员都有责任,其中作为最高领袖多年的毛其责任应该更大一些。

  五、动机与效果

  上面说了,文革发动者的动机总体上是符合客观情势的历史要求的,应该予以正面肯定。但是从效果来说,也的确发生了过多的令人不寒而栗的负面现象和结果,而且最终结果是让革命的整肃对象翻案复辟,否定和抛弃了文革前和文革期间主导路线中除了一些过左做法以外的、大致正确的方向和目标。虽然上面也说了,这些现象和结果大多是由于文革的整肃对象出于反抗而造成的,不应记在发动者的账上。但是,作为具有特殊权威的最高领导,做出决断和发动的方式、采取的步骤,又是超越政权运作之法制常规、几乎类似于一场针对既存体制的非武装起义。那么对于一场失败的“起义”及其所造成的损失(人员的伤亡、人们受到连累的痛苦、经济的损失),作为发动者的毛与其支持者是否负有历史责任呢?关于这个问题可以有几种假说(不包括走资势力的否定性评价):

  1. 虽然发动文革的动机是正确的,但已经是马后炮了,因为执政党内走资势力能够发展壮大到如此庞大、顽固、猖狂的地步,乃是如上所说人民民主政治机制没有得到落实、也就是没有建立真实有效的、人民群众对执政党官员的日常监督机制和检验、鉴别、选罢机制的结果(实际存在的是由在任官员主导的、形式主义的橡皮图章选举制度),因而各级官员没有得到切实有效的、自下而上的普遍制约,从而导致执政党政治思想上的腐化变质发展到相当广泛、深入的地步,以致严重腐蚀到最高核心。文革的失败及其后各级官员在政治思想上、经济上、生活作风上惊人的、迅速的普遍腐败就是证明。毛虽然看到了走资派就在身边的事实,但可能没有看到党内政治思想变质的广泛性、或者对变质的广泛程度实际上心中无数,也因此对走资派可能反抗的力度和极端方式预计不足,或者也可能看到了和预计到了斗争的残酷性,但认为发动一次全民性的文革“起义”比之不发动要更有利于日后人民的反修、反复辟斗争,因此他甚至在思想上已经做好准备,即使被后来人唾骂、致使他的形象跌得粉碎(真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也要作一次破釜沉舟式的“演习”尝试。

  2. 毛可能最终看到了这是人民民主政治机制没有得到落实的后果,但已经来不及彻底解决此问题,但发动全民斗一下,总比不斗一下就放弃、听之任之,对于日后人民的反修、反复辟斗争较有利。

  3. 毛是认识到落实人民民主政治机制的重要性的(文革前他提倡过“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支持鞍钢宪法,文革中他倡导或支持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也许都可以理解为是向着这个方向的尝试),但是客观条件或当时历史情况不允许着手全面性地建立这样的制度。

  4. 也可能毛没有感到、没有认为落实人民民主政治机制对于社会主义前途的根本重要性,而就是迷信“无法无天”的革命起义式群众运动。

  笔者觉得这四种可能性都存在,或还有其它的可能。如果是毛主观上有落实人民民主政治机制的打算,只是客观上没有来得及实行,那么也许他的责任就小一些。除了文革前和文革中一些过左做法他有很大责任以外,文革中的负面现象不应全由他负责。如果是第四种情况,那么笔者认为那是他很大的错误,因为他的过左倾向,包括对于超越法制、“无法无天”的群众运动的迷信,客观上掩护着走资势力将过“左”的惯性推向野蛮血腥的极端。作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他就负有较大的历史责任。

  一般说来,动机和效果应该是一致的,但实际上又往往并不完全一致。这是因为效果是主观作为和客观情势相结合的产物,而不是完全由主观因素决定的。虽然主观作为也包含着对于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以及认识判断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这一主观因素,但人不是神。主观常常落后于客观,除了由于动机不纯(出于私利如个人物欲、名欲、权欲,骄傲自大等)不能原谅以外,一般不可避免的主观跟不上客观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应是情有可原的。但仍应加以认真反思总结,以利后人。

  另一方面,动机不纯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也是存在的。一些人为了表现自己、出风头,或表示自己比革命还要革命、企图借革命以营私,或出于私心嫉恨、借机报仇,或出于假左真右的目的,即用来掩护自己以保存力量、同时破坏对手声誉以促成形势转机,这样的人往往心狠手辣、毫无人性、野蛮卑鄙,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在并没有受到直接生命威胁的情况下,也会杀人放火,煽动法西斯式的恐怖,毫无顾忌地毁灭生命财产……而一旦真的变天成功,他们的极右面目立即暴露无遗。正是这些人,至少他们的大多数,连同他们的亲友后代、狐朋狗党,一朝得势便大搞权钱勾结、贪污盗窃、大肆掠夺全国人民数十年来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积累起来的大量财富,生活上骄奢淫逸、腐化堕落,比之于被他们打倒并取而代之的前朝国民党官员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人推行和支持走资路线的目的就是为了个人和同伙的飞黄腾达、权钱双收。他们在“假左真右”旗帜下所犯下的累累罪行,造成国家和人民的损失和痛苦,其责任当然由他们自己承担,历史绝不会答应他们将罪责推给别人。

  另外还有一些人,他们仅仅是、或主要是思想方法过左(过急、过激),如果不受到动机不纯者的煽动,一般都不会在肉体上伤害人、搞武斗、甚至杀人,因此后果就不会那么严重,而且大多可以补救。他们一般并不利用权力追求个人或亲属的物质享受,他们的子女也并不利用权贵裙带关系下海从商、成为“先富起来”的一群、创造世界一流的贫富差距纪录。这是铁的事实,谁都否认不了。这一事实说明了:“真诚的”偏左与假左真右这样两种人(就双方的绝大多数而论)在路线的动机和个人的品性方面都是黑白分明的,既不应相互混淆,对其路线是非和品性正邪的评估,更不能是非颠倒。即使一时颠倒得逞,也绝不会被历史所容忍!

  上面说“就双方的绝大多数而论”是这样,但并不排除少数或个别例外。如,可能也有基本上“真诚的”极左者除了思想方法偏激以外,也有个人品性瑕疵在作怪,如风头主义、个人英雄主义、骄傲自满、自我迷信、甚至潜意识中程度不等的名利权欲、投机心理等带来的盲目性,使其看不到自己思想方法的片面性。但不能因为有偏左倾向,就轻易带上某种品性瑕疵的帽子,而必须就人论人、以事实为依据进行批评,总结教训,以戒所有人。而且不能以此将真诚的左倾无限上纲,加以妖魔化。同样地,也有可能存在真诚的右倾,也就是说他们的右派理念与个人利益、个人品性无关,而仅仅是思想保守、落后于历史时代的总趋势、大潮流。只要从事实出发,看看他们及与其有直接利益、感情关系的人们是否借权营私,就可一目了然,不难分辨。对待真诚的思想右派,同样不可以对之无限上纲或妖魔化;可以进行思想交锋,但不能进行人身斗争、人格侮辱、政治迫害。总之,无论是“左”还是右,都要将其理念和作为、与动机和品性这两方面,从事实出发进行分析,实事求是地分清两者究竟是否有关联,如何关联,而不能简单化,更不能妖魔化。简单化、妖魔化本身就是极左或假左真右的表现。

  六、德性与识见

  上文已从动机与效果关系谈到“理念”和“品性”,这一节将深入讨论后两者的关系。“德性”即道德品性,“识见”包括理念见识、见闻经验、思想方法等。换句话说,德性与识见体现了一个人对于最高本体的终极信仰(价值信仰、价值理性)和对现实世界的具体认知(方法理性、工具理性)。这两方面存在于每个人的精神世界,包括普通大众和社会精英、领袖人物。但现在有些人在谈论社会历史和现实大事、以及各种大小人物时,往往故意混淆和阉割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当他们要宣传自己的意识形态时,就极力回避其意识形态背后的终极价值观,或机械重复那种不能自我圆融的陈词滥调;而当他们要贩卖那种不能自我圆融的终极话语时,又极力回避现实中人类面临的种种危机和巨大威胁、粉饰太平或将责任全部推给意识形态对手。

  一个典型突出的例子就是近年来发生在中国大地上对于国家领袖、民族英雄的妖魔化逆流。他们睁着眼睛说瞎话,将一个独立统一、自主奋发、不受外强欺负宰割、向着繁荣富强前进的新中国前三十年,描写成只有混乱和黑暗的历史倒退,没有一点进步,没有一点光明,没有一点可以称颂之处,却美化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土豪军阀势力等三座大山重压下的半殖民地旧中国;将改变了这一历史的伟大革命描写成邪恶,将领导这场革命走向胜利的伟人描写成十恶不赦、一无是处的罪人,将探索和开拓新制度的实践过程中的失误和曲折完全说成是革命领导人的品性问题,而不敢触及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本质批判的一言一语;将推动了这场革命的共产主义信仰背后的价值理性完全屏蔽起来,而将资本主义所奉行的动物世界弱肉强食丛林法则冒充为“万物灵长”的“科学理性”、“普世价值”,蓄意欺骗成长中的青年一代。这究竟是什么“价值”?什么“德性”?

  德性与识见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方面德性很低者不可能具有深邃的智慧见识,因此较高的德性是获得正确理念的重要前提;另一方面,德性之高低不是正确认识世界的唯一条件,思维方式也是重要因素。本文开头说到的那位好友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极具说服力的例子。Ta的德性即使不是最高,也不能说很低,但Ta 看问题的方式缺少维度,因此Ta对直观经验范围内的人事判断很有高度和深度,但对超出此范围的大社会、大历史就无法思考,或者只能从微观经验简单化地推演出宏观结论来,还美其名曰“修身治家齐国平天下”。不过,Ta承认自己只能做到这样,当别人跟Ta认真辩论时,有时候Ta就会说“我只能根据个人经验去评论,因为个人经验以外的事情真假难辨,我没有那样的思维能力去判断。”这种态度就是有德性的表现:实事求是,不盲目地迷信自己。不像有些人明明对眼界以外的事情一知半解,却口口声声把动物世界的“普世价值”挂在嘴边,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想做吞食“弱肉”的“强者”或不愿放弃“强者”的有利地位。这就是他们的“德性”!以弱肉强食为底蕴和目的的“自由”、“平等”乃是他们的卓识高见!

  总之,虽然德性是智慧的重要前提,但是有德性不等于就有真知灼见。反过来也一样,有大智慧者一定有德性,但是认识有重大失误者并不一定是因为德性差,也可能是思维方法出了问题。不过,如果人的寿命够长的话,比如两三百年,那么,德性高的人也许就有可能通过大历史过程的展现,看清自己或别人思维方式的优劣高下、和智慧识见的高低是非。也就是说,德性与识见(尤其是在对于社会历史大格局的深刻洞察方面)的一致性往往不是在短时期内可以充分显现或实现的。所以笔者以为,道家庄子最早概括的“内圣外王”,其“内圣”的内容不仅仅是德性的修炼,也应包括符合大道的思维方式的修炼;或者“德性”这个概念本身,除了彻底放下“我执”这一根本之“德”以外,是否还应该包含符合大道的思维方式在内(这两方面在根本上是相互关联、无法断开的)。否则,“内圣”决不是如有些新儒家人士所宣传的那样,就可以直接轻易地“开出新外王”的。

  结论,或是假说

  行文至此,可以归纳如下:关于文革,这是之前“正中偏左”的主导路线继续发展、导致假左真右对立路线极端反弹、直至最后主导路线被取而代之的一场失败而影响深远的革命演习;关于多维视角,这不仅适用于对文革的反思,也适用于对一切宏观社会历史现象的观察和分析。在笔者这是结论,对于一些读者可能只是假说。欢迎以事实(不是以流言、甚或谣传)加以推翻,或者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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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新法家网友(2016-04-20 03:00:18.0)
    愚昧、 一个人学了牛顿力学,再去学相对论力学;尽管其观点会产生变化,却丝毫无损前者的光辉。 但是,老马同学的那套东西就不同了——这是其水平决定的。 ------ 在古代,还有人玩吞金想改造身体从而长生不老的;他们自己拿自己的命来玩,别人虽然可以善意提醒,总归很难管得了;拿别人的命来玩,可就不一样了。 其实,摆脱生老病死,和摆脱王朝更替一样,都是在摆脱“周期律”,都是“伟大的事业”;因此,我们不能说后者才是崇高的,,而前者是一种“低级趣味”。在这方面,赵政就比毛泽东更能把握“主要矛盾”。 所以,我建议有此想法的人应该从自己做起,玩玩吞金什么的,把自己改造成长生不死;这样,随着那些见识“鄙陋”,不相信这种“高尚理想”的人都死光了,剩下的不就都是一些很崇高的长生不死的人组成的理想社会了么——真是一举两得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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