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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丹阳:朱元璋重刑治国下的17类官员 
作者:[赵丹阳] 来源:[新浪读书] 2016-03-04

  内容摘要:三国时期名动四方的国士——何夔,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以贤制爵,则民慎德;以庸制禄,则民兴功。显忠直之赏,明公实之报,则贤与不肖,居然别矣!”其间详细论述了完善以赏、罚二柄为手段,以审核形名为核心,以坚守虚静为形式的“主道”的重要性,亦即宣示统治阶级惟有完善法治,才能对百姓为国建功、恪守德行提供环境保障。话是不错,但何夔本人作为一个地主阶级的“士”,说这话的目的很是可疑,怕不是为了争取什么民主,而是想方设法调动百姓的积极性,以便更好的为上位者服务,也让自己的“老板”坐江山坐得更稳。因此可以说,何夔这一句话,包含广袤。其中既有注重法治、再造乾坤之意,也有为民请命、保障民生之虑,更不乏劳役众生的帝王之术。

 

  事实上,法治、民生与权谋(亦即帝王之术)三项课题,其上下急缓之别关乎国脉气运,兴衰荣辱,早已成为历朝历代统治阶级趋避不开,必须直面的一个难题。

  关键词:帝王之术 祸国害本 法治 精英校长代表大会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先圣韩非,就曾有言,只有‘去智而有明,去贤而有功,去勇而有强’,方能使‘智者尽其虑,而贤者敕其才’。这话的意思很明显,作为一名合格的为政者,先要把“完善法治”这一课题放在重中之重,这样才能为经济发展与科技腾飞奠定良好的政策环境,从而为保障民生打下坚实基础。百姓一旦安居乐业,政权自然稳固。上位者则更是功在千秋,其生前的荣华富贵与死后的功名大业,如沉松临风,均无可撼动。因此,古来英明果决的为政之人,无不把功夫下在吏治、反贪、发展经济、鼓励创新这一系列有利于完善法治的举措上,而很少用在愚民伤政的小聪明、小动作(亦即帝王之术)上。‘倒行逆施畏日晚’的纣王,并没有被他“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的小动作、小聪明所救,终不免鹿台自焚,灰飞烟灭。李世民的贞观盛世与朱元璋的洪武大治,多半生于二人“以法治国”的决心,而与二人的帝王之术无关。

  帝王之术作为统治阶级奴役民众、统御下属的一门领导艺术,在乱世之中,的确有鼓舞士气、排斥异己、迷惑敌人的作用,因此可以作为“治戎”与“理民”之外的一剂“麻沸散”。譬如树木,欲使之发荣滋长、欣欣向荣,就要想尽办法让它开枝散叶,甚至是旁枝斜出也在所不惜。但这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树根必须是正的。树根不正,则无法屹立根植于大地之上。帝王之术作为旁逸斜出的树枝是可以的,有利于百官敬畏主上,恪守臣节,也可以在民间延伸帝王将相们的意志触角,使四方宵小不敢妄动。可是如果统治阶级把它作为树根,那可真就如南雷先生所言,是地地道道的“戮民之贼”了!想要不被“亲戚之所畔”,真是难于上青天。

  的确,统治阶级一味执着于加强集权、巩固统治、奢靡享乐,而对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视若无物,社会哪有进步可言?百姓又哪有民权可讲?社会发展进入停滞,统治阶级一家独大,就很有可能如后唐时期康澄所言,出现六个“深可畏”:

  ①贤人藏匿(贤能之人躲到深山老林之中,不愿入仕,跳梁小丑四方云起)

  ② 四民迁业(士、农、工、商擅离职守,改变行业,纷纷追逐蜗角虚名,蝇头小利,而不务实际)

  ③ 上下相徇(领导与下属、百姓之间互相猜忌、互相观望、互相算计,各自奉行厚黑宝典)

  ④ 廉耻道消(以耻为荣,以荣为耻。御用文人或为人师表者在行政教材上对英雄人物歌功颂德,私下里却教育亲近之人不可效仿,并再三嘱咐)

  ⑤ 毁誉乱真(真说成假,假说成真。有功不赏,无罪受罚)

  ⑥ 直言蔑闻(表面鼓励百姓说真话,表实情,然而百姓一旦开诚布公,想要推心置腹,居上位者常常又堵上耳朵,或者干脆不屑一听)历代政权之败亡,皆源于此。

  洪武大帝不愧是一代枭雄圣主,首先革除弊端,废置千古以来帝王家玩弄不休的帝王之术。更深深操控赏罚二柄,法目如炬,整饬朝局,其“申诫公侯榜”把君王与大臣之间的阴私说的明明白白,毫无忌讳,并提出了双方共同遵守的法则,堪称千古绝唱。笔者遥追《吕览》、《史记》,近观《明史》、《智囊》,以为古今官吏,可分一十七类。(酌定级别为优秀、称职、平庸、不称职。借古观今,理应将优秀者升赏,称职者留任,平庸者辞退,不称职者重罚)对于这17类官员,赏罚不当则会引起政局不稳,民心思变。惟是,这17类人千变万化,均有各自赖以生存的“神兵利器”。君王出招不当,还可能为其所伤。追溯两汉烟云与洪武雄风,或许会让我们从这位与众不同的“朱皇帝”身上有所启迪。

  第一类:坚守操履,不露锋芒。譬如荀彧、杨秉就属于这类。荀彧世称‘王佐之才’,屡次为曹操提供奇谋佳略,使其略定中国,可谓才高于世。但为人很低调,办事也谦逊,很少得罪曹操这个老板,也因此备受曹操的推崇,一度被推倒“吾之子房也”这个高度。杨秉也素以朴实勤谨著称,待人宽和,性格平易,清白寡欲。平生自诩三不惑:酒、色、财。可二人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小节上可以含糊,大节却看得重若生命。二人都知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擦则无徒”,也都信奉“大礼不辞小让,大行不顾细谨”,因此没有道德洁癖,也不要求自己的主子或其他人在小事上也循规蹈矩。但一旦别人的行为破坏了国之大计或他们的人生理想,他们就不惜以身犯险,以死诤谏!哪怕对方是皇帝,或者是有着皇帝之实的丞相。

  在曹操僭位称王的事件中荀彧的态度,与及在党锢之乱中杨秉对侯参的态度,便是明证!可悲可叹的是,这种在小节上不锱铢必较,而在大节上绝不含糊的人,在随后的历史烟波中越来越少。尽管后人对荀彧、杨秉的做法褒贬不一,但人各有志,智商可以分高低,志向是不分愚智的。二人一生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兢兢业业,无愧职守,堪当“称职”二字。洪武大帝对二人的事迹参合考察,验于本朝,拔擢了直言不避权贵的陶垕仲。

  第二类:忠恕待人,养德远害。这类人常以忠恕济世救人,也常以忠恕自保。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这类人坚信人与人之间,不独口之於味有同嗜,目之於色有同美,即心之於理义,亦有所同然。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既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则人伦相处,只要反身而诚,能近取譬,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便可「虽蛮貊之邦行矣」。资治通鉴中的龚遂便是这样一个人。对于斩木为器的“暴徒”,居然并不急于给予“反贼”的帽子,反而移书敕属县:“悉罢逐捕盗贼吏,诸持锄钩田器者,皆为良民,吏无得问,持兵者乃为盗贼。”

  是的,中国民众对上位者实行暴政的逆来顺受的能力,冠为世界之最,没到杀身毁家、迫不得已的地步,是不会造反的。面对汉宣帝这类无所作为的昏君庸主,百姓有权揭竿而起。然而古来的文化与政治系统,总是不问情由的提倡“饿死不为盗,穷死不为娼”。龚遂再次以行动和事实告诉了我们: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幻想百姓们无偿劳作,自己竭泽而渔,而不予“赏誉”,一旦稍有异端,便蔑为“反贼”。这种想法只能是统治者自得其乐、自欺欺人、一厢情愿的想法罢了。在体恤民情、求真务实这一点上,龚遂绝对称职!器量深沉宏大的李文忠,颇与遂同,被擢为上将。

  第三类:胸怀大义,勇于直言。时至近代,这八个字已渐渐被作为“冥顽不灵,迂腐不堪”的代名词。但古时风化,毕竟不同现在。东汉末年的“悬鱼太守”羊续,便是这样一个人。羊续为人称颂,主要是他不沾不贪,清正廉洁。他做南阳太守时,南阳的权豪世家多尚奢丽,这样势必增加百姓的负担,羊续对此非常厌恶。他“敝衣薄食,车马赢政”,决心以自身的行为来纠正这种不良习俗。有一次,府丞献给羊续一条活鱼,让羊续改善伙食,羊续“受而悬于庭”。后来府丞又一次进献,“续乃出前所悬者,以杜其意”。这便是为世人广为传颂的“羊续悬鱼”的佳话。

  此外,他直言披露宣帝卖官鬻爵的话语,也非常烈直。灵帝想任命羊续为太尉,位列三公。当时凡拜三公者,都要拿出礼钱千万送给“东园”,由宫中派出使者督缴,这种使者叫“左驺”。 “左驺”是代表皇帝去的,一般新授官的人都恭敬地迎接招待,并厚加馈赠。羊续却让使者坐在草席之上,举着自己的破袍子对他说:“臣之所资惟斯而已。”精于世故的人看到这里,不免要觉得羊续可笑,居然为官多年,还是不谙世道。但相比之下,更可笑的岂非是汉宣帝本人?官者,国家之公器也。何况是部长级干部!居然用来卖。为图眼前小利,居然连千秋的霸业也都忘却,如此劣行,何异于杀鸡取卵?实在是连当自私自利的君主也不够格。在洪武年间,对于同羊续一样的“快口御史”韩宜可,亦曾大触皇帝的霉头,竟然“会赐诸司没官男女,独不受”,而且更进谏说 :“罪人不孥,古之制也。有事随坐,法之滥也。况男女,人之大伦,婚姻逾时,尚伤和气。合门连坐,岂圣朝所宜!”办案漂亮不说,还公开拒绝皇帝的赏赐,更在大庭广众之下提出“连坐”的不合理,真是“放肆”到了家!

  然而,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并未动怒,反而对其大加赞赏。如果这还不足以证明这位传奇皇帝的与众不同,那么他对皇侄朱桓、女婿欧阳纶的判决,足以明见他是亘古少见的圣君。对于举报揭发而又直言犯上的郑士元等人,不惟不斩,竟而加官进爵,更是令人啧啧称奇。韩宜可、郑士元在惩贪中的表现可谓锋芒毕露,丝毫没有顾忌什么潜规则。洪武大帝为了诛戮奸豪,居然并不计较。可吏治肃贪、诛杀权贵并不能证明朱元璋是以民为本,如果说能,也仅仅是以民为资本而已。贪官除尽,暴吏殆绝,对他朱家江山永固最为有利!

  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无私即大私。

  信然!

  而后世的统治者,别说以民为本了,却连这最大的自私也往往做不到。遂使我华夏百姓的苦难,一日深似一日。

  第四类:弘思远益,应权通变。这话最早是诸葛亮先生说的。他算得上是一位着眼长远的政治家了,同样身处乱世,他没有像别的诸侯那样——“饥则食,饱则弃”。而是“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以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仅此二十个字,足以活活羞煞后世为相者。唯一要声明的是,诸葛先生的贡献,主要在治国、理民、练军、外交四个方面,军事才能则并不如何。正像司马懿说的那样“志大而不见机,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在明知自己的军事才能并不如何时,竟还要穷兵黩武,弄得蜀国上下“入其朝,不闻直言;经其野,民有菜色”,实在是失策之极。

  一钱太守,二不尚书,三汤巡抚,四知太守,留犊县令,悬鱼太守,都与诸葛先生一样,做了他们该做的,尽了本分而已,充其量只可说称职。只是由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在统治者们淫巧的帝王之术的驱策下,官场上厚黑迭生,诡诈如雨。身居相位者能谋身固宠、寿终正寝已经不易,更遑论尽职尽责。也正为此,诸葛亮等人才显得弥足珍贵。在明朝万历年间,要报考国家公务员,先要学的不是如何治理民众,促进经济发展,鼓励发明创造,而是保身大全,因为此术攸关性命与官运。董必武说:“精通一科,神须专注,行有余力,乃可他顾。”一本保身大全学下来,还要吃精吃透,非得二三十年不可。当官的都把精力放在这上面,社会发展之进速可想而知。

  尤为可悲的是,历代为政者总希冀百姓与下属对自己竭尽忠诚,放下厚黑与私欲,一心一意扑在生产力的发展上,而自己却依旧不抛弃愚化苍生、算计下属的帝王之术。这就好比一个拿着冲锋枪的强盗,警告他面前的警察放下防爆盾一样。

  朱元璋弃用帝王之术,使王朝风气大概,不致上下相徇,实属难得。然而由于封建体制所限,大明王朝鼓励经济发展与科技创造的政策仍是廖若星辰。在这一点上,朱元璋和其他昏昧短视的封建帝王没什么两样。应该说,无论何时,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都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第五类,精思锐进,躬冒奇险。当一个政权行将就木之时,通常会出现两类人,一类是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准备取而代之的民间领袖或宫廷权臣;另一类便是准备在原有体制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科学发展,与时俱进,亦即变法改革。改革是指各种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宗教组织作出的改良革新,通常一个改革是否能成功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命运,若成功可让该国走向稳定局势,若失败可能遭致内乱或冲突。在中国,首倡变法者无一例外的会有杀身殒首之祸,不惟一己之躯,九族亦会受到株连。然而在这巨大压力的催迫下,我们依然不缺少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

  商鞅、吴起、李俚、屈原、韩非、王安石……他们或身死功成,或殒身不恤,或身败名裂,但对于民族与家国,无不留下信念的烙印。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壮哉!

  很遗憾,即令在天下大治的洪武年间,在貌似英明神武的朱元璋辖下,中国亦没出现什么出色的改良家。

  直至明末,方才出现了一位承前启后、语出惊人的南雷先生。

  他认为:“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从本质上来说:“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都是共同治理天下的人。因此,君主就不应该高高在上,处处独尊的地位。就应该尽自己应尽的责任,即为天下兴利除害。否则就该逊位让贤,而不应“鳃鳃然唯恐后之有天下者不出于其子孙”。

  而君主贤与不贤,百官的废置与兴设,则应本着“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的原则,由大学校长来裁定。这里当然不是指所有的大学校长,哪个学校产生的企业家与科学家最多,这个学校之校长便理所应当成为人民的代表,参政议政的主体,甚至国家命脉的把控者。

  读通了南雷先生的一番智哲,使我们顿悟,处在痛苦与黑暗边缘的人民不该在被动的期盼什么明君圣主,治国良相。

  坐在满口毒牙的专制宝座上,任谁都难免因时间太长又无所忌惮而患上政治狂犬病,从而施展使山河草木都陷于氤氲混沌的帝王之术!

  权力需要监督与制约!

  第六类:中庸圆滑,首鼠两端。此类中人惯信“庸德庸行,和平之基”,办起事来思前想后,掐谋算计,八面玲珑。特点是谁也不得罪,凡事剿稀泥。目的就俩字——保官。这类人大约在厚黑的汤药中浸泡的时间太长了,已没有什么赤子之心。一切只是见机而为,不会因为情绪和义理左右自己的既定心态。西汉的韩安国在这方面可说是代表人物。中国官场正因为有了这一类人,才致使诸多大事难以委决,已经很明白的事还要再三商榷,行政效率低下,到处充塞意识形态。朱元璋深识此类中人为祸官场,他们大都虽无恶心,然而间接致使朝局僵化,百姓有怨难申。群众性事件发生时不重视,待到事情的矛盾激化后,又试图利用与周围官员的政绩共同体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遂使“天下无事”。然而一旦出事,却又是捅破了天的大案!尸位素餐的徐本,正和韩安国是一路货色,由于他的姑息养奸,致使朝廷的强项令——道同死于朱亮祖之手。朱元璋终于忍无可忍,将其流放塞外,永不录用。

  第七类:贪暴祸民,利令智昏。春秋战国时期的邺县县令——西门豹,刚直不阿,本着“君子忧道不忧贫,谋道不谋食”的原则,常以兴国安邦为己任,好自为之。一年县长做下来,口碑甚佳。转眼间又到了向上面呈报政绩的时候了,魏文侯派来两名亲信到此视察,西门豹却对他们十分简慢。左右多次暗示西门豹送礼请客,西门豹却只递上一张策论,正色道:“而今邺县与周围七八个邻县都干旱而难以自足,敝县实在拿不出什么东西来孝敬了。仅以治旱引水的策论一十二篇呈上,希望二位转达天听。如果邺县与其他地区的旱情得以缓解,粮食得以增产,百姓得以安居,魏文侯一定不会吝惜钱财,而会以千金赏赐两位(的荐贤治灾之功)。同时,邺县如果因此富裕起来,那百姓一定不会忘记二位的恩德。如此一来,在魏文侯与邺县两处,您二位都会长期得到实惠,可谓一举两得。”

  魏文侯的两位亲信对西门豹呈上的策论看也不看,丢在一边,一顿挖苦讽刺,而后扬长而去。到了吏治考评的时候,平庸这两个字如期烙印在西门豹的治绩之上。毫无疑问,他面临着被辞退的命运。

  与西门豹遭际相同的,还有后来的玄德公。只不过刘郎气大,直接把暗示自己请客送礼的督邮鞭打了一顿,挂印而去。

  西门豹却强压怒火,委曲求全,做出一副低三下四而且矢志不渝的架势,对魏文侯道:“我知道如何治理好邺县,而不使自己的治绩沦为平庸了。我请求再次治理邺县,如果半年后我还是治理不好,我请求接受腰斩的刑罚。”

  魏文侯为其诚意所动,勉强答应。

  西门豹于是加重搜刮民脂民膏,大力贿赂魏文侯派下来视察的亲信。半年之后,西门豹的政绩与民声俱佳。魏文侯亲自奖励他,赐予他百金,并请求他继续治理邺县。

  西门豹眉头紧锁,无奈的叹了口长气,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瞥了魏文侯的左右亲信一眼,苦笑道:“以往我是替您与天下百姓治理邺县,您几乎要罢免我;现在我只为您的左右治理邺县,您却赏赐我百金。有鉴于此,我恐怕不能真正的治理好邺县了!”于是请求辞职。

  魏文侯见到左右惶然,立即顿悟,拉住他的手说:“以前我不知道您的为人,现在我知道了,我一定请求您再次治理邺县!”

  西门豹于是悉心竭力治理水患,发展民生,辅佐主上,使魏国的强大几乎能够称霸。

  故事到此,算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时隔多年,已经飞黄腾达的西门豹或许对于其中的一个细节,还是难以索解。那就是西门豹并非刚出道的愤青,没有对暗示自己请客送礼的左右大加训斥,也并非不懂世故,不肯行贿。他的话已经说的很明白了,只要自己的这篇治水策论能够上达朝廷,一定能够使他们获取千金。在处于穷途末路、身无分文的自己看来,已经算是行了“重贿”,何以他们竟还要在魏文侯面前对自己大加诋毁,以致自己的治绩沦为平庸了呢?

  同样,被督邮索要礼物的刘备,也许也会存在一个疑惑:如果督邮大人可以“网开一面”,甚至借机对上面美言自己几句。自己三兄弟一旦有腾达之日,难道会没有表示?

  可惜,二人的美好幻想终究落了空。也只好暂时躲在阴沟暗角大叹:“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 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

  实际上,二人大可不必心生疑窦,因为魏文侯的左右亲信与及前来索贿的督邮之流,实在没法从西门豹的策论与刘备的潜力上看出“千金”,而且他们也不需要那么昂贵的“千金”,他们要的,仅仅是一件礼物,一桌酒席。

  俗话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古来能够称之为“奸邪小人”的人物,往往贪的是成千上万的“大利”。集腋成裘,遂使自己身价过亿,万众钦羡……

  而魏文侯的左右与及督邮之流,只值一顿饭!

  可悲可叹的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英雄之于陌路,连自己尚且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又拿什么来凑一桌酒席,一顿盛宴呢?

  由于督邮之流在基层的当道掌权,遂使千千万万个科技发明、学术理论、人才精英淹没于一顿饭中。

  现今的热销小说——《城管来啦》,对这类官员的论述更加详尽,不妨一看。

  在吏治严明的洪武年间,直到临死前还不忘让罪犯家属向自己意思一下的刑部侍郎王希哲,主簿杨叔征,狱吏仇衍,狱医储建安,无一例外的被朱元璋剥皮揎草,夷灭三族。

  第八类:为民请命,妄称独醒。吴承恩自幼聪明过人,《淮安府志》载他“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但他科考不利,至中年才补上“岁贡生”,后流寓南京,长期靠卖文补贴家用。晚年因家贫出任长兴县丞,由于看不惯官场的黑暗,不久愤而辞官,贫老以终。与他遭际相同的还有杜甫、李白、苏轼、唐寅、郑燮……

  过于诗情画意的政治宏论与朋比为奸、沆瀣一气的官场现实相互交叠,使这些人的心灵长期处于上下不得的窘境。

  也由此注定了他们的人生与仕途——也跟他们的心灵一样上下不得。

  愈值近代,这类人要么躲在自己所辖的一亩三分地里幻想着有一天能被“三顾茅庐”,要么著书立说,欲留芳名于后世,要么自我炒作,引人眼球,要么寄情山水,夜夜烂醉,要么干脆下海经商。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中间不乏有经国纬政的治世之才,但大多数不过是书读得太多,自我感觉又太过良好,因此一与现实接触,便显得格格不入。

  第九类:浸淫六艺,博名揽虚。不惟贪财货、贪饮食、贪华丽、贪美色者为贪官,贪名、贪权、贪艺者亦为贪官。由于所受的教育及家庭环境的纷繁复杂,未必所有人都对钱财感兴趣。也有为了蜗角虚名、古玩字画、众人追捧而身陷囹圄的。秦升是个好典型,在抗震救灾期间,他能抵受吴兴武的多次拉拢腐蚀,而在蔡玄的厅堂之上,居然被一张杨补之的《四梅花图》摄得心如鹿撞,几经挣扎,遂与之同流合污。终于还是走上了贪污虐民的不归之路。

  秦升之流的官员,大半英雄主义情结深重,总觉得天下苍生,唯我一人。把名声看得比生命还重。殊不知佼佼者易污。

  他的落网对现今的青年官员是个借鉴,尤其是预备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官员。

  呜呼!标节义者,必以节义受谤;榜道学者,常因道学招尤。故君子不近恶事,亦不立善名!

  第十类:恃权滋横,偏霸地方。除了极少部分,类似袁绍之流的善忌之主,大部分英明仁智的君主还是希望追随自己的部将能够善终的。双方平安无事,于国于己,均有百利而无一害。然而仗着自己手上有军权,能够弹压一方了,就肆无忌惮,弄得地方上下鸡飞狗跳,不能不说是不识时务。因此无论是出于保权的考虑,还是出于不能让现今的政府军还原为先前“匪军”的考虑,彭越、英布、灌夫之流的豪强,都必须处死。

  还视明初,广州守将朱亮祖在任期间,私下经商,强抢民女,敲诈勒索,干预行政,扶植黑社会势力,鱼肉百姓,罪大恶极!

  朱元璋在对别的功臣的处置方法上,或许不近人情,太过毒辣。然而对于朱亮祖的处决,真是令人拍手称快。

  第十一类:劝学自进,以问缚人。此类人以文官居首,大都是通过考试、做学问一步步升上来的。获宠之后,当然不能丢掉老本行,为了不负圣恩,便又成为八股取士的主考官。

  在这类考官所精心炮制的试卷之上,不难发现三大属性与四大弊端。其一,辩护性。即为政权的合法性做反复论证。其二,同化性。求同排异,力求把人都塑造成一个模子。其三,蒙蔽性。这是由辩护性与同化性共同结合,所衍生出的一个全新属性。即要求以育人为善为主,弘扬正气为根。现实中一切有违礼法之事,在试卷上均被溢美。

  四大弊端则为:一,题目答案偏狭,二题目本身怪诞,三,题目注重茧丝牛毛,四,题目解析十分艰难。

  面对着这样的试卷,使我们无时不刻不再头脑中闪现两个字——保权。

  如果普天下之秀才贡生都疲于应试,的确是没心思再议论朝政,关注民生,心有旁骛。统治阶级自可高枕无忧,安然入睡。

  清中叶有一考场打油诗——《黄莺儿》,道:“命题在题中,轻贫士,重富翁。诗云子曰全无用,切磋欠工,往来要通,其斯之谓方能中。告诸公,方人子贡,原是货殖家风。”

  洪武大帝朱元璋对于以钱财、以作弊之手段来在考试中谋求良好成绩的做法,深恶痛绝。然而在以帝王之术为指导思想,以求同排异为目的,以偏难怪诞为手段下的考试,学究们不宜再大谈诚信应考、刻苦攻读抑或“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头悬梁,锥刺股”之类的至理明哲,否则便不是“明德至善,学须弘志”,不是“厚德载物,博学济世”。而是对反抗者与先驱者的残酷镇压和对人性的蔑视。

  明朝的李汰虽然清廉自守,两袖清风。但一心只为八股取士摇旗呐喊,只此一过,便抹杀了他全部的功绩。

  第十二类:身陷重枷,拘泥冥顽。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本本主义在历朝历代、古往今来的官场中,均不可避免的存在着。的确,出于对人类某种美好愿景的向往与尊重,我们需要形式;古语说:‘爱多者,则法不立,威寡者,则下侵上。’那么适度的摆官威也理所当然;无论多么深刻的社会实践,也都需要充足的理论加以指导,所以我们也需要“本本”,当然了,是以总结和披露现实为基础的“本本”,不是某种假、大、空的虚妄学说。但如果这三种主义,竟由官场染色体转换为官场基因,那么停滞的力量就远远大于前进的力量,历史也只能不断的重演和打转。在一个充斥这三种主义的国度里,官员们时常杯弓蛇影,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似的把一切问题“升华”为政治问题,到处充满着意识形态与象征意义。契诃夫笔下那位装在套子里的人,正是古今中外官场中的中层干部。学术创新与科技发明在这类官员高大背影的辐射下,无一不成为异端。

  还记得萧子良在被范缜的《神灭论》驳倒之后,“意味深长”的道:“以卿才美,何患不至中书郎;而故乖剌为此论,甚可惜也!宜急毁弃之。”

  世故的上位者在被真理批驳的哑口无言之时,总会重复的做三件事:

  1. 承认提出者具有一定才具

  2. 诱之以利,劝诫具备才具者应把才具用在“正途”上

  3. 指责提出者提出的理论太过“偏激”。

  竟陵王萧子良真可谓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本本主义的集大成者!

  第十三类:匮才乏术,无所进益。从前有一位叫做宓子的官吏,一天到晚十分忧郁,愁眉不展。他的朋友有若惊讶道:“你怎么几天时间内苍老到这种程度?”宓子道:“君主不知道我没有才能,而派我去治理一个县,我因此发愁成这个样子!”有若听了后叹道:“治理民众是有一定的法则和技巧可以遵循的。懂得法则与技巧,即使保养得像少女那样有姿色,国家还是可以得到治理;不懂得法则与技巧,难道日理万机,操劳成疾,甚或一个月之间老得跟八九十岁的老人一样,就可以治理了吗?”

  跟宓子一样“匮才乏术,无所进益”的官员倒是不少,却可以分为三类:其一,能力水平有限,即使努力想提高,但底子太薄,终无所成。其二,初始时为官的目的,便是为了找个铁饭碗,以便养家糊口,精力根本不在本职之内(或不完全在),凡事仅是例行程式。给自己定下的目标便是:既不尸位素餐,也不兢兢业业,差不多则可。其三,自身条件不差,但受正统教育的时间过长,缺乏正确的治理观与方法论,一时找不到“有所进益”的方法。

  西周之南宫适,清代之遏必隆,都是扮演着这类角色——在一个无关痛痒的位置,从一个无关痛痒的角度,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

  

  这类官员相比于以上官员中的不称职者虽稍稍优秀,但也已是平庸。倘若此类官员占据了官场的大多数岗位,社会发展则会进入瓶颈甚至倒退。

  尽管这种倒退也许并非是这类官员所愿目见的。

  可喜的是,在朱元璋的治下,这类官员的数量得到了控制,只是偏于一隅。

  第十四类:察时投机,见风使舵。没有是非,没有善恶,亦没有对错。在这类人看来,一切都是机会。成王败寇这四个字遂成了此类人的座右铭。看看老谋深算的公孙弘,两易其主的陈平,认贼作父的吕布,便明白了他们何以时而“慷慨正义”,时而“缄口不言”,时而“卑怯懦弱”。

  事情成功了,他们往往沾沾自喜。假若失败了,他们绝对不会从自身上找原因,而是大呼:“我不过站错了队而已!”或是:“愚蠢的时代,不让智者出生!”

  第十五类:傲视困苦,励志创新。在中国这个把一切科技发明视为奇技淫巧,把一切真话视为猛虎毒药的国度里,居然出现了张衡这位既求真务实,又有重大科技发明的良臣。他让我们可以肆意的探索浩瀚无垠的天幕,同时不用被大自然发动的雷霆之怒所左右。

  只有张衡这类官员在任,才配说出人定胜天的话来。否则,则不过是对灾难者的一句无意义的安慰,或别有用心的想要聚集大众,为己所用。

  “那些享受着荣华富贵的王侯将相,难道是天生的贵种吗?”好一句对人定胜天的肯定,好一句对宿命安排的不屑。

  然而陈胜、吴广的目的,亦不过乘时以自王而已。

  第十六类:顺上借势,鹰扬天下。自古的名臣良将,英雄豪杰,面对生死毫不畏惧,大义凛然。然而一旦面对此类刀笔之吏,便战战兢兢,七上八下。看看汉代的郅都,与及唐朝的来俊臣,便明白自己若不幸被帝王家厌弃,进而落入了这类人手里,简直求死不能。

  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比死亡还要可怕数倍的各种刑罚与株连制度。

  酷吏政治,堪称我国最昏暗血腥的暴政。

  然而为了巩固统治,肃清贪墨,打击异己,朱元璋还是依例设置了大理寺卿。

  第十七类:卖直取忠,大为似真。在这类人看来,忠诚与正直,已不再是什么必备的品质,而是可以用来取悦皇上,蒙骗百官的资本。比如说张汤在审理诸侯王谋反案的时候,涉及到两个人,其中一个叫伍被,还有一个人叫严助,这两个人要不要杀汉武帝是有犹豫的。汉武帝的原意是说这两个参与谋反的人汉武帝想宽恕,但是张汤是坚决反对,张汤说伍被是淮南王谋反的主要参与者,严助是朝中的大臣去跟诸侯相勾结,如果这两个人不杀今后的人就没法管了。一直跟汉武帝顶,最后顶到汉武帝让步,只好把这两个人杀了。这个表面上看张汤是顶撞了汉武帝,但是张汤是越顶撞,汉武帝对他是越喜欢。这就奇了怪了,为什么他越顶撞他越喜欢呢?张汤把汉武帝琢磨透了,这叫小骂大帮忙,因为他主张杀这两个人实际上为了维护中央集权,在这一点上他跟汉武帝根本利益一致。所以他有时候顶撞一下,汉武帝反而觉得这个人正直,而且这个人敢于说话,可靠,反而更信任他。

  朱元璋法目如炬,却还是揪出了与张汤套路类似的刑部尚书——开济!

  单看他雷厉风行的外表,“以综核为己任,请天下诺司设文簿,日书所行事课得失。又各部勘合文移,立程限,定功罪”的治绩,甚至宰杀当朝驸马欧阳伦的魄力,我们哪里会想到他竟是一个能把死刑犯运作出狱,以换取钱财的巨贪?

  又哪里会想到他是一个渎乱人伦,役娶甥女,霸夺妹产的无耻小人?

  在一个充满仁、义、礼、智、信、忠、孝、恭、敏、悌的教条主义政府内,忠直的外表与大义凛然的姿态,居然可以用来贪墨腐败、渎乱人伦!

  可悲的是开济?抑或当时的礼法与察人观?

  类似于开济之流的官员,只有到魂归九泉的那一刻才会彻底悔悟,然而只要一息尚存,总是要高声疾呼忠君爱国、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这仅仅是我古代中最为常见的十七类官员,不可能没有遗漏和重叠,只是就其性格特点和为官之道,略作区分罢了。至于如何治理这十七类官员,如何从制度上进行改革,笔者将会在《政、企所要规避的“六可畏”》中,做详细论述。

  参考文献:

  1.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07版

  2.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05版

  3.韩非,《韩非子》,内蒙古:内蒙古出版社,03版

  4.刘亦发,《菜根谭》,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06版

  5.冯梦龙,《智囊》,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04版

  6.儒家经典,《大学中庸》,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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