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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宏:西方人频频枪杀同事为哪般? 
作者:[李建宏] 来源:[作者惠寄] 2016-02-22


    2015年8月26日,一场极具戏剧化的电视直播使得美国弗吉尼亚州名不见经传的小城Roanoke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当日凌晨六点四十六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下属的WDBJ7电视台记者Alison Parker和摄影师Adam Ward在现场直播中突遭枪击,两人均当场殒命。枪杀场面通过电视直播传遍千家万户,电视机前的观众们被这一血腥场景惊得目瞪口呆。事后警方证实,杀人凶手系两位死者的前同事、四十一岁的非洲裔美国人Vester Lee Flanagan。凶犯在社交媒体上播发的视频显示,他似乎故意等待摄像镜头对准Alison Parker时才开枪,以便电视镜头捕捉到这一画面,从而造成轰动效应。

    Flanagan在畏罪自杀前留下的自述中写道“我的愤怒一直在积蓄。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是一只人肉炸药桶……只等着爆炸!”那么,枪手为何如此愤怒?他又究竟怒从何来呢?在连发十五枪干掉两名前同僚之前,Flanagan这只炸药桶的确已经积蓄多年。他以前曾在多家公司供职,职业生涯可谓动荡不安,且经常遭受种族歧视之苦。“猴子”、“黑人懒惰”等侮辱性言论充斥着他的工作场所,使他深受伤害。2012年4月Flanagan开始在WDBJ7电视台担任主播,结果只工作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即被解雇。Flanagan生前曾在脸书及推特等社交媒体上曝光自己在电视台工作期间屡遭种族歧视、欺凌和性骚扰等内幕。他还特别提到两名被害者的劣行,其中Alison Parker对其发表过侮辱性的种族歧视言论,Adam Ward则在与他仅合作一次后就向人事部门无故投诉,以给他制造无谓的麻烦。为此,他曾投诉同事种族歧视,却因为“证据不足”无果而终,反因“性格喜怒无常”而被电视台解雇。有些同事说害怕与他共事、在他面前感到不舒服,亦有人说他易怒、难以合作。据说,在被解雇时Flanagan怒发冲冠,吓得其他雇员纷纷躲避到另一个房间里,报警叫来警察将他带出公司。被解雇后Flanagan曾向法院控告WDBJ7电视台,要求其就无偿加班和种族歧视等问题进行赔偿,结果自然被倾力维护资产阶级与白人利益的法院驳回。

    象Flanagan这样由职场恩怨引发的仇杀案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和加拿大一发再发,且大有越演越烈之势。据美国劳动统计局2011年公布的数据,仅1992-2010年间美国就有13,827人在工作单位被杀害,平均每年超过700 人。早在1986 年8月20日,四十四岁的邮政工人Patrick Henry Sherrill就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小城Edmond邮局里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枪杀同事案。在射杀十四人、射伤六人后,Sherrill也与Flanagan一样选择了举枪自尽。该案件发生后,美国及加拿大又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一系列枪杀同事案。其中,Sherrill生前所在的邮局系统成为案件多发区。据统计,自1986年起至1997年止,邮政系统一共有四十人在至少二十起凶杀案中丧生,并由此催生了一个新的美国俚语——going postal,它表达了人们在工作场合难以控制的极端愤怒情绪,也就是促使Flanagan这只蓄积已久的“人肉炸药桶”最终爆炸的导火线。可见,愤怒的火焰不仅在Flanagan心中,也在很多美国白人的心中熊熊燃烧。

    西方同事之间相互仇杀的悲剧绝不仅仅局限于邮政部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任何一个行业可以幸免。枪杀案件不但遍及各个行业、各个地区,案件的主角也涉及非常广泛的社会阶层,可谓男女老少齐上阵,黑人、白人、黄种人皆举枪,体力劳动者与知识分子均涉案,就连被杀者也是年龄、性别、学历、职业、种族、国籍各异。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仅举数例。1991年6月, 在俄亥俄州一家宠物店工作的Roderick Davie杀死两名同事。1992年8 月,加拿大Concordia 大学机械系副教授Valery Fabrikant博士开枪杀死四名同事、枪伤一人。1999年4月曾在加拿大渥太华公交系统工作的Pierre Lebrun杀死四名同事。2002年10月,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某部门经理Richard Anderson 枪杀两名同僚。2009年11月,美军军医Nidal Malik Hasan在德克萨斯开枪杀死十三人、击伤三十二人。2010年 2月,毕业于哈佛大学的阿拉巴马大学生物学女教授Amy Bishop博士开枪杀死三人、枪伤三人。同年八月,货车司机Omar Thornton在康涅狄格州枪杀八名同事、枪伤两人。2012年6月,身为保安的Travis Baumgartner在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校园枪杀四名同事。2013年 2月,一位四十二岁的工人在瑞士一家木材厂用枪击毙四名同事、枪伤七人。2014年2月Jayme Pasieka在加拿大埃德蒙顿市一间仓库杀死两名同事、击伤四人。同年四月,Kevin Addison 在加拿大温哥华附近一家工厂开枪杀死两名同事、射伤多人。五个月之后, 工龄长达二十一年之久的美国UPS司机Kerry Tesney在被解雇后愤而开枪杀死两名主管。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连一向温良恭俭让的中国知识分子来到西方后也沾染上不少暴戾之气。2000 年,陈健医生在美国华盛顿大学附属医学中心开枪杀死病理科主任Rodger Haggitt。2002年曾任复旦大学教授的黄谷阳博士在美国枪杀将他解雇的俄罗斯女上司 Tanya Holzmayer。2008年硅谷工程师吴京华枪杀三名公司高管。2010年,王立山医生枪杀解雇他的印度上司图尔。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朝夕相处的同事之间产生如此深仇大恨,以致频频刀枪相见,并采取如此极端的方式夺去对方性命?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建立在剥削与压迫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所倡导的个人主义与自由竞争,无疑是造成劳动者之间离心离德、彼此孤立、相互敌视与倾轧的政治基础。西方以民主国家自诩,动辄褒贬他国民主与人权状况。其实,西方国家那极为有限的一点儿民主与人权仅仅体现在政治与公共领域中的某些方面而已。在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专制与独裁才是遍布整个社会的主题曲,也是西方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常态。与传统的政治独裁不同的是,西方国家的独裁与专制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即如何组织生产活动以及如何协调生产关系等方面。在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西方,资本家大权独揽,独掌一切生杀予夺大权。生产什么、何时生产、如何生产以及雇佣谁、提拔谁、解雇谁等至关重要的问题完全在资本家主导下由管理层在秘密状态下自行决定,工人毫无决策权、参与权与知情权。西方工作单位所作出的任何一项决策,都是以资本家利益的最大化为根本前提,完全不顾工人的死活与感受。资本家奉行的唯利是图、重利轻义、见利忘义等人生信条决定了公平、正义等原则在企业日常运行中的严重缺失,从而造成工人的强烈不满。作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机器非但不为工人主持正义,反而是协助资本家变相镇压工人阶级的专政工具。这种毫无说理之处的残酷现实,造成很多人日积月累的不满无处发泄。熊熊的烈火燃烧在人们的心中,随时可能喷涌而出。

    对于某些具有强烈正义感与社会责任感的人而言,长久的压迫与不公,常常是产生暴力倾向的最佳温床。1992年8 月24日,加拿大Concordia 大学机械系副教授Valery Fabrikant博士开枪杀人案就很能说明问题。Fabrikant于1979年从前苏联移民加拿大后一直在Concordia大学从事教学与研究。他热爱科研、勤奋工作,发表学术论文的数量是其他人的几倍,很多学生也作证说他是一名学识渊博、诲人不倦的好老师。和很多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移民一样,Fabrikant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情怀,他因而感到非常难以适应野蛮、残酷的西方资本主义职场文化。他看不惯西方科研机构以科学研究为名行赚钱牟利之实的虚伪本质以及学术界广泛存在的学术腐败及暗箱操作等不公正现象。他痛斥西方大学剥削发展中国家知识分子、窃取他们劳动成果的非法行径。他指责同事没有参与实际研究工作,却在他撰写的文章上署名,并强烈要求他们取消署名。Fabrikant还揭露了很多学者为增加发表文章的数量而相互“合作”、互相在对方文章上署名等弄虚作假的行为与手段。他哀叹自己原以为加拿大人尊重法律、奖赏努力诚实工作的人,现在却失望地发现自己错了。由于揭露了学术界黑幕,他遭到学校当局的报复,失去了唾手可得的终身教授职位,以莫须有的罪名被解雇。解雇他的罪名之一竟是在他所发表的文章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他都是唯一作者,这说明他不与同事合作。其它罪名还包括 “难以相处、好争论、不稳定”以及“不受欢迎”、“令人无法忍受”等无稽之谈。为此,Fabrikant曾多次控诉大学领导对他的迫害,均被无理驳回。当寻求正义的所有渠道都被统统堵死,被逼到绝境的Fabrikant选择了以鱼死网破的方式进行最后的抗争。令人钦佩的是,事发被捕后,Fabrikant在狱中继续从事科学研究,至今仍与西方恶势力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他在法庭上拒绝承认自己有精神病,始终坚持自己的行为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万不得已之举。他在狱中二十多年如一日,不断曝光事件真相、揭露加拿大主流媒体的歪曲报道。今年一月中旬我通过电子邮件对尚在狱中服刑的Fabrikant博士进行采访时,他表示西方的社会制度被“有意设计成这样一种模式以确保普通百姓根本不可能得到公正。从表面上看,每一个机构都有一只用于维护正义的看门狗。但实际上,这只狗只是在演戏而已。”他进一步指出在西方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有这些只吃饭不干活的看门狗,“以便国家可以骄傲地宣称他们到处都有制衡机制”。他总结道,只有彻底“铲除不公才会使工作单位枪杀案销声匿迹”。

    西方国家职场枪杀案频发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对被雇主无端解雇的正常反应与英勇抗争。有研究显示,将近百分之八十的职场杀人案系因解雇而起。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最大弊端之一就是工人没有任何劳动保障,来之不易的工作却可以轻易失去。由于资本家通过掌握生产资料支配控制工人的工作权与生存权,失业的风险就象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高悬在每一个人的头上,使人产生一种强烈的永无宁日与不知所终之感。为了保住饭碗,工人们长期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因此而造成的焦虑、紧张、抑郁、沮丧与恐惧的情绪笼罩着每一个人的职业生涯,无奈、无力、无助与无望的感觉考验着每一个人的神经。美国和加拿大两国精神健康组织曾联合研究职场健康问题,研究结果表明67%的人因为担心随时可能被公司解雇而惶惶不可终日。

    为了避免失业的厄运,工人们不得不无条件地接受资本家所强加的任何工作条件,甚至不得不忍气吞声地接受资本家的压迫与欺辱。移居西方“民主国家”的中国人很快就认识到这一异常残酷的现实。所以,在老板的压榨、同事的排挤之下,海外华人往往英雄气短,不得不奴颜卑膝、安然受之。如果在国内遇到类似的情况,他们早就奋起抗争了,甚至将此上纲上线到对中国体制与中国文化的批判。至少对于知识分子来讲,反抗不公在中国还不至于失去最基本的生活来源,所以他们才会有反抗的决心与勇气。但是,在“民主”的西方,他们却无论如何也不敢反抗,因为反抗的结果就是丧失全家老小最基本的生活来源,失业这一无形压力所造成的威慑作用之大由此可见一斑。于是,剥夺劳动者生计自然成了资产阶级统治广大劳动人民最为行之有效的法宝。在西方,除非你不用给任何人打工,否则,经历的只能是苟活于世的焦虑与不安,根本享受不到任何的民主、自由与人权。近年来,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西方经济形势日益恶化,工作机会愈益减少。因此,对很多人来讲,被解雇便意味着长期或永久的失业,今后的职业前景及家庭生计均面临异常严峻的考验。乔治∙克鲁尼主演的电影《在云端》生动形象地展示了不同人等在得知被解雇时所表现出的困惑、不解、震惊、愤怒、痛苦以至绝望等负面情绪。于是,失业后,有人沉沦、有人抑郁、有人发疯、有人自杀、有人杀人,便属意料之中了。

    在英雄辈出的中华民族中,从来不乏勇于抗争的英雄好汉,王立山医生便是其中的一员。曾在中科院遗传所攻读硕士学位的王立山本以治病救人为己任,他可能做梦也没有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会在异国他乡走上开枪杀人的道路。王立山来美之后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纽约金斯布鲁克犹太医疗中心觅得实习医生一职。期间,印度主管图尔一向对他不甚友善,在工作中总是对他百般挑剔、肆意刁难。图尔及其同伙还公然对在其手下任职的中国医生进行种族歧视,例如,在大小会议上公开侮辱中国人,不允许中国雇员请病假等等。王立山因质疑上述种种不公正待遇与图尔等人发生冲突。最终,由于图尔从中作梗,王立山在实习期满前六个月被单位开除。失业后,王立山与身患癌症的太太及三个年幼子女的生计瞬间成了问题,家徒四壁的一家人随时可能被赶到大街上,成为流浪者。深陷困境的王立山曾绝望地高喊“上帝为何不开眼?” 走投无路之际,王立山将自己的不幸归因于将其解雇的图尔,遂心生与对手同归于尽之意。2010 年4月 26日,王立山怀着破釜沉舟的心态驱车来到图尔住宅,用枪将其击毙。满腔悲愤的王立山还试图开枪杀害图尔怀有身孕的妻子,未遂被捕。为了掩盖王立山一案所揭示的美国社会黑暗现状,美国司法系统谎称王立山具有妄想倾向及偏执型人格障碍,试图将他描述成一个没有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对此,王立山在狱中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抗争,他投书当地媒体说“我希望这个案子审判继续进行,不要再以行为能力问题来干扰”。王立山还揭露了拘留中心强迫他服用抗精神病药物的非法行径,他表示“这些非法用药会削弱我的心智状况,影响我出庭作证或在法庭上与证人交叉询问的能力”。与Fabrikant博士一样,王立山断然拒绝自己有精神病的指控,坚称“我不需要服用任何药物”。

    西方非人化的企业管理方式以及兽性十足的职场文化是造成西方枪杀同事案频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近年来,随着工作职位的日趋减少,资本家在雇佣劳动市场上占据更为有利的地位,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也就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传统的奖惩结合的胡萝卜加大棒式的管理已完全让位于单纯的惩罚型管理模式。资本家以不容置疑的强力迫使工人无条件服从自己的意愿,以毫不留情的铁腕手段压制工人的不满与反抗。德国哥廷根大学教授Michael Schumann说西方“劳工世界的一个崭新标志就是对个体的残忍”。在资产阶级统治的西方国家,无论是政府机关、学术单位、非营利机构还是私人公司,管理者都是名副其实的为所欲为的大独裁者。他们高高在上,作威作福,对下属呼来喝去、颐指气使、肆意凌辱,其罪恶行径可谓罄竹难书。2015年12月一个网名为papaca的中国移民在《温哥华港湾》发帖称“在加拿大打工,如同回到万恶的旧社会”。他写道“在各社会底层角落,无数新移民、老移民每天工作在紧张、有压力的气氛中,干着机器人般单调的工作,随时忍受着不人道的数落、呵斥、责骂、羞辱,只为了能在加拿大生存下去。” 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加拿大“工头严厉、蛮横,对工人没有起码的尊重,呼来喝去,无端指责。”感觉像是“穿越时空,回到了万恶的旧社会。又感觉如同回到了奴隶社会,工人干活没有任何尊严,而只是被当奴隶驱使。”

    作为被欺压的劳动者,对这种兽性的管理方式与残忍的企业文化,除了俯首帖耳、逆来顺受之外,别无选择。这种毫无尊严可言的非人生活严重摧残着工人们的身心健康,导致西方国家极高的自杀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美国、乌克兰与法国等欧美国家是世界上因工作原因自杀率最高的国家。英国《卫报》报道说法国每年有大约有一万人自杀,其中四百人直接因工作原因自杀,但更多的人自杀的因素之一也是工作。这种状况在私有化疯狂蚕食国有企业的过程中变得越发普遍。例如,法国电信(French Telecom)本是一家国有企业,1998年私有化后工作条件急剧恶化。工会代表Patrice Diochet说“人性在公司里没有任何位置”,“员工被象畜牲一样对待”。管理层还采取诸多极其严苛的管理措施,就连工人什么时候吃饭、上厕所、吸烟都在严格监控之下。他们还通过减少工作人员、增加工作量、强迫员工调离、威胁解雇、强化员工之间的竞争氛围等方式制造紧张气氛。该公司各级员工由于习惯了国营企业比较稳定的工作环境和相对较为宽松的管理方式,而深感难以适应私人公司非人的工作条件及残酷竞争的企业文化,仅2008-2009年间就有三十五名员工不堪精神虐待而自杀。51岁的Jean-Paul Rouannet在遗嘱中明确指出他是因为难以忍受这种极其恶劣的工作条件而自杀。如此之多的自杀事件终于引起了官方的注意,2012年该公司前经理Didier Lombard因“残忍的管理方式”被警方调查。

    欧洲工会机构负责劳动安全的Laurent Vogel认为因为危险、紧张的工作条件而自杀绝不仅仅是法国的问题,至少27%的欧洲工人认为工作严重危害了他们的人身安全与身心健康。但是,比起以“人权卫士”自居的美国和以“全世界最好的国家”自诩的加拿大,这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已。美加两国有着全世界最落后的劳动法和最恶劣的工作环境。美国劳动统计局于2008年公布的数据显示,因工作而自杀的人数比前一年增长28% ,已经成为因工作而死亡的诸多原因中增长最快的原因。盖洛普公司于2013年进行的一项关于美国人工作状况的调研发现,高达70%的美国人憎恶自己的工作,《纽约每日新闻》戏称这是“来自地狱的老板”送给雇员的“星期一布鲁斯”。位于多伦多的一家关注加拿大职场暴力问题的机构总裁及创始人 Glenn French在谈到加拿大职场暴力时说,虽然枪杀事件在加拿大仍属个别案例,但是“加拿大的暴力面孔更多地是比较间接的” 。“我们采取加拿大方式:我们不杀你,我们只是通过在工作中进行骚扰与恐吓让你的生活变成活生生的地狱。”这种说法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由Faas基金会资助、美加精神健康协会联合主持的一项研究表明83%的雇员认为单位对员工过于挑剔。他们还表示因为对工作安全感不足、晋升机会渺茫、上司过于苛求、没有获得关心和鼓励等原因而深感前途暗淡、无心工作,甚至出现倦勤(burn out)、失眠及胃口不好等健康问题,继而影响工作效率及家庭生活。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这种非人待遇之下,有人因忍无可忍而被迫走上杀人的道路,也就不足为奇了。美国学者Ronald Brown 在《死于职场:美国工作场所的谋杀与暴力》(Dying on the Job: Murder and Mayhem in the American Workplace)一书中探讨了美国一浪高过一浪的职场杀人问题。在研究了自1914年起发生在美国的三千多件职场杀人案后,Brown发现杀人者绝非天生的滥杀无辜的杀人狂。相反,他们多是在长期饱受“雇主欺辱及体制性虐待”之后,终于情绪失控,怒而杀人。而且,被杀者大都罪有应得,因为他们往往是全公司雇员眼中最坏与最无能的经理。Brown因此而得出了杀人凶手系体制所造的惊人结论。有鉴于此,心理学家及《健康与劳动》月刊编辑Francois Desriaux呼吁在“企业组织及劳动管理方面进行革命”。

    当管理者变得日渐骄横、霸道、愚顽与偏执,以上压下、以强凌弱、以老欺新等遂成为西方职场存在的普遍现象。加之职场竞争所造成的空前压力,同事关系日趋紧张。溜须拍马,阿谀奉迎、欺上瞒下、为虎作伥、投机钻营、巧言令色、哗众取宠、不学无术等以高情商之名冠冕堂皇地登上大雅之堂,一跃成为西方社会最可靠的进身之道。正直诚实、一心奉献、不善言辞则被视作高分低能的表现,反倒成了众矢之的。过分重视情商、轻视智商的西方蒙昧主义与反智倾向的日益盛行导致投机取巧、花言巧语者猖獗泛滥,勤勤恳恳、埋头苦干者怨声载道。在西方职场上,最大的本钱既不是名牌大学的学位,也不是做好本职工作的能力,而是应对经理及同事骚扰与欺辱的技巧。要想在西方职场上生存下来,必须具有极其强大的心理素质,特别是对歧视、羞辱与不公的超强的忍耐力与应对力。西方人美其名曰语言交流能力、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应对压力的能力以及团队合作精神等等。如此企业文化自然导致很多员工视与同事合作为畏途。美加两国精神健康协会的研究指出,由于对工作环境感到充满敌意,80%的人表示宁愿独立工作也不愿与同事合作共事。

    而且,野蛮、冷酷的西方人对意见、情趣相左及不合群的同事绝对不留一丝情面。他们做事极端,全然不懂见好就收、给人留一条生路的道理,绝不会主动放人一马。即使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而起争端,西方人也总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将人往死里整。孰不知,当把别人逼上绝路的时候,也就将自己送上了死路。在这种惨无人道的、充满敌意的工作环境之中,必然会有一些屡受欺压的人因为想不开而铤而走险,以至开枪杀人、以命相搏。Ronald Brown 在《死于职场:美国工作场所的谋杀与暴力》一书中揭示大多数杀人者都曾被同事取笑、侮辱,他们往往被单位同事看作古怪的笨蛋及失败者。四分之一的杀人凶手也公开承认他们杀人是为了报复他人的侮辱与嘲弄。例如,开启美国邮政系统杀人案先河的Patrick Sherrill本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员工,他经常把邮件提前送达客户。但是,由于性格内向、不善言辞,Sherrill在公司落下了易怒与不好相处的恶名。事发前一日,由于经理的无端训斥与侮辱导致Sherrill因不堪其辱及担心失业而心生杀意。但是,他绝非滥杀无辜之徒,下班前他好心提醒一个对他友善的女员工第二天不要来上班。这说明其实他是一个心地善良、善恶分明的好人。

    西方枪杀同事案频发所揭示的血淋淋的现实,不得不让我们冷静思考资本主义制度以及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所造成的同事相残的人间惨剧。遗憾的是,这样的悲剧事件虽然一再上演,西方国家却对此束手无策。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出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险恶用心,西方社会绝口不提职场仇杀案频发的深层原因。为了掩盖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这一罪魁祸首,西方社会往往以凶犯有精神病为借口试图文过饰非,掩盖事实真相。将不堪忍受、试图逃避甚至奋起反抗剥削、压迫、歧视、凌辱与奴役的人当作精神病是西方社会一大陋习,体现了西方文化的野蛮、残暴、虚伪、扭曲与变态。美国著名匈牙利裔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家Thomas Szasz 指出,在过去的几百年间,西方精神病学界曾屡屡与政治势力沆瀣一气,以所谓的医学术语为名以达到更有效地统治控制人民与诬蔑诽谤反抗者的政治目的。早在美国奴隶制时期,著名美国白人医生Samuel A. Cartwright就在被劫掠到美国的非洲黑奴身上“诊断”出了两种叫做 drapetomania(飘泊狂)和 dysaesthesia aethiopica的“精神疾病”。前者指黑奴逃离白人奴隶主,后者指黑奴懒惰,缺乏劳动积极性。Cartwright的“医学研究”证明,上帝的旨意决定黑人命该为奴,如果不满白人主子的“善待”而逃跑或偷懒就是精神病的表现。Cartwright罔顾黑人被白人残暴压迫与奴役这一客观事实,试图将被压迫者正常的逃避及反抗压迫的英雄行为扭曲为精神失常。他诡辩说漂泊症的成因乃在于白人奴隶主对黑奴太过友好所致,因此对于那些患有这些精神疾病以及“毫无缘由地抑郁、愠怒及不满”的黑奴,他开出的“医疗处方”及“治疗方案”是鞭笞和砍脚趾。直至今日,这种将社会政治行为医学化的认知仍然主导着整个西方主流社会。在西方人眼里,剥削、压迫、歧视、凌辱均属于人性的正常反映,所以正常的人理应将它当作生活的一部分坦然接受,否则就是精神不正常。在这种扭曲逻辑的指导下,任何在西方主流社会眼里不同寻常的反抗行为都被贴上精神疾病的标签。毋庸置疑,只要西方社会对案发原因讳莫如深、秘而不宣,甚至颠倒是非、指鹿为马,问题就不可能迎刃而解。讳疾忌医的结果必然导致同类案件愈益呈现多发之势,直到单打独斗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彻底埋葬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

    在亲眼见证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罪恶之后,我更加怀念社会主义祖国。只有在西方生活多年之后我才深刻体会到,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所提供的劳动就业保障是人类历史上一项多么伟大的革命性成就!它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从同事间同室操戈的相互仇视中解放出来,让他们成为真诚合作、互助友爱的同志。将他们从被资本家凌辱与奴役的屈辱与不幸中解脱出来,还给他们人类的尊严。将他们从被剥削与压榨的痛苦与绝望中解救出来,还给他们平等的地位。将他们从生存的恐惧与焦虑中解放出来,还给他们幸福安宁的生活。事实胜于雄辩。大量的事实证明,彻底消灭了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制度所提供的才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真实、最伟大的民主、自由与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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