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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莹:东西方不同的社会进化方向的政治社会根源 
作者:[王玉莹] 来源:[2015-08-31共识网] 2016-01-09

——东方向东,西方向西


  东方泛指古苏美尔-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小亚细亚文明和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其共同的特点就是大河农业灌溉文明。西方泛指古希腊罗马帝国以及以后日耳曼民族及其后裔所占据的今天欧洲及美洲部份。东方向东意味着走向专制,西方向西意味着走向宪政和民主。本文试图通过王权的自然增长机制说明东方专制是农业文明条件下的社会政治制度的不二选择,而西方宪政制度的建立以及后来自治市民阶层的出现以至新资产阶段的诞生完全是欧洲自罗马帝国崩溃后中世纪王权与神权二元政治制度对立的结果。


  一丶农业社会王权的自然进化


  所谓专制就是王权的一统天下;所谓宪改就是早期的王权与贵族集团的互相制衡和今日的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离。在农业文明条件下,生产力和财富基本体现在土地和人口。基于两者的互动,社会的规模由小到大,从部落到王国;社会组织结构由简单到复杂,从单一血统的氐族部落发展到地区性王国,从及跨越地域的帝国。由东至西无不由此,公元前七世纪在东方黃河流域内建立了经历八百年的周帝国;公元前二世纪在西方环地中海地区建立了经历了千年之久的罗马帝国。
  如同地球上其它帝国的命运一样,两个帝国最终还是崩溃了。在东方,春秋战国时期,东周王室已沦落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地区性小诸侯,原各诸侯间开始互相兼并。在西方,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罗马帝国的疆域被四方的异族所侵占,至公元十世纪左右,欧洲大地形成了割据的星罗其布的大小封建领主,教区以及国王。至此,东西方的社会进化方向产生了分裂。
  黄河流域的农业文明经历春秋战国长达三百多年的征战,终由秦完成大一统,又历经秦汉两朝完成了以郡县制为特征的王权专制的大一统社会。封建贵族首先被王权消灭了,其它社会和经济系统也逐步纳入王权的势力范围,盐铁等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专营国有,重农轻商的价值观念和社会阶层逐步形成。如果说隋唐时期地方节度史尚有一定的军事行政权力,自北宋杯酒释兵权后,元明清以至今天中央对地方就有了绝对的人事军事和制度安排的垄断权力。
  与此相反,欧洲社会的封建国家自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历经千年的诸王战争,始终不能形成王权对于社会的绝对统治地位。相反,自中世纪后逐步形成的民族国家不同程度上走向王权,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的互相治衡的宪政制度。
  东方向东,西方向西。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这一不同的历史方向?
  首先,在人类社会进入新石器时期后至公元前后形成的形形色色的政治制度中,由于农业文明的基本财富为土地和人口,对土地的侵占和对人口的略夺就成为王国成长的基本形式,而军事领?无一例外的成为王权的最终拥有者,由王权及其依附于王权的贵族和文官集团独享政治权利的政治制度自然形成。由于王权拥有特殊的政治权利 -武力为后盾,必然运用一切可能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加强王权,排除异己,以保证权力和生命的安全。正是这种王权自我加强的机制,加之掌握着强大的国家暴力机器这一最大的政治资源,因而具有绝对优势的资源动员组织能力,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处于远东一角的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直至美洲的印加文明,从政治体系的视角去看待这一时期的一个共同的历史特征就是王权的出现和不断走强。如果王权统治的地域辽阔超出了王权所能直接控制的范围,王权垄断的政治制度可能有多种不同的版本,如分封制,郡县制,殖民地的总督制,但根本上王权是不可分享的,只能通过暴力加以传移。王权在与贵族或地方豪强的斗争中胜之则成大一统,败之则天下混乱或割据,直到另一个大王占据了王座,实现变换了王旗的大一统。
  这样,社会的自然演化方向必将向着王权大一统的方向发展,这是提高组织效率的要求,同时也是组织内部领导阶层加强自身权力的动机。除非组织内部存在另外的具有平衡力的子系统,任何社会组织都存在着权力集中化垄断化的倾向,而且这一集中化的趋势存在着达到极致,即消灭一切可能分亨其权力的任何子系统,直至大一统的可能。
  东方向东,东是中华的大一统,是这一演化规律的极端表现。
  西方没有向东,而是转型向西,产生了宪政和资本主义工业革命,跳出了农业社会王权一统的自然演进模式。西方的社会进化为什么打破了这个规律?哪里发生了什么?
  是基督教,这一人类历史的奇葩改变了社会组织的构成,产生了独立于王权之外的神权存在,从而改变了人对于王权的附佣关系,使王权无力垄断全社会的一切资源,使西方国家的社会进化另拓奇径。
  让我们具体回顾基督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组织,在社会演变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罗马帝国时期,是人们生活方式大迁移的年代,城镇化迅速发展,贸易和手工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大量人口流入城镇,传统的农业经济结构基础上的家族社会关系逐步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多民族多文化交融的城镇社会关系。在环地中海政治统一的条件下,条条大道通罗马,人们离开家乡,涌入陌生的城市中,左邻右舍也许是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不相关的人,传统在新家乡变得无用。这是一个孤独的时代。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形形色色的社会组织包括宗教团体在成长。基督教并不是唯一活跃在当时的社会团体,但基督教的核心价值终究使其胜出。
  一开始基督教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的会所开始向犹太人以及敬仰犹太传统的外邦人传道,但不久就与遵守摩西律法严禁拜偶像的犹太教发生了根本的冲突。以保罗为代表的使徒开始把传道的对象转向非犹太人 - 外邦人,穷苦的下层民众中传播。没有固定的场所,经常是在成员的家中。人数不会很多,因为每个人的家中空间都很狭小。在那个黑暗孤独的年代里,运离故乡,沒有亲人,需要温暖的人们开始团聚,在基督的旗帜下,分享着爱和希望。
  人们开始接受了一种与众不同的上帝。古往今来,世界各地方的神都是大能不可侵犯但自私自利的。基督教的上帝全然不同,他是一位父神,是爱和怜悯的化身。穷苦的人突然眼睛看到了光明,他们与其它高贵的人一样,都是神的儿女,在末日世界终结的时期,苦难终会结束,穷人也将进入永生的天国。
    在耶稣的旗帜下,城镇中孤立无援的人们开始团结在一起构造具有无穷潜力的社交网络 - 教会。虽然故乡在遥远的远方,无论你是什么种族,什么社会地位,无论你是在城镇的另一端,还是跨地区的远行,基督徒成为了一种标志,都会找到同样信仰的组织而得到兄弟姐妹般的帮助。这种帮助不仅是精神上的,更多体现在物质上的支持。生病的人可以得到医护,饥饿的人可以领取食物,孤儿寡母可以得到帮肋,孩子出生可以得到洗礼,老人去世可以得到墓地支持和体面的藏礼…今天慈善事业以及众多非营利组织都源于基督教救济穷人的传统。
  随着慈善事业的发展,更多有钱的人主动地或非自主动加入教会的慈善行列中,逐渐地基督教会取代了部分的政府职能,成为无家可归的收容所,救济贫苦人的慈善机构。随着教会的发展和罗马帝国的瓦解,由帝国行政机构流出的社会精英和贵族逐渐投入这一神圣的产业,加速了教会向上层建筑的发展。注(2)
  时至公元二世纪,基督教的影响开始引起了罗马帝国地方当局的警提,开始出现迫害基督徒的地区性事件。公元三世纪末,基督教的发展终于引起了帝国皇帝的注意,发动了全国性的迫害。有些基督徒为生存放弃了信仰,有些基督教教会的主教选择了逃离,还有些基督徒选择了殉道,在罗马帝国的斗曽场被狮子撒碎,被烈火燃尽,因为他们坚信他们得到了永生。
  剧烈的迫害不仅未能抯止基督教的发展,反而激发了更多的人对基督教的兴趣,以至于至四世纪初帝国中央的迫害政策逐步失去了地方的响应。有研究估计当时基督徒的数目已达到罗马帝国六仟万人口的10%,遍步从北非到中东,两河流域,小亚西亚,希腊半岛和今天的意大利半岛。
  公元313年,罗马帝国皇帝康斯坦丁大帝《米兰诏书》宣布停止对基督教的迫害,若干年后又宣布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经历了三个半世纪的发展,基督教的发展开始正式走上政治舞台,从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注(3)
  下面几个例证形象地表现出基督教是如何拥有信徒的支持而取得与王权斗争的胜利的。
  公元四世纪末,西罗马帝国首都米兰的主教是安布洛斯。圣安布洛斯三十岁时他被任命为列古里亚和以米里亚两个地方的总督。尽管如此,四年后他竟摆脱了世俗政治,在群众的欢呼下就任米兰市的主教。他把自己所有的财产分给穷人,冒着人身攻击的危险,把余生全部精力献给教会事业。他于一封写给西罗马帝国皇帝的书信中指出,教会的基金一向用于其它异教神庙从未支付的用场。“教会的财产是用于维持贫民生计的。让他们计算一下,神庙赎过多少俘虏,他们对穷人供应过什么食品,他们对哪些流亡者提供过生活费用。”这是个有说服力的论证,同时也是一个为基督徒的实践所充分证实了的论证。
  当阿利乌斯派的皇太后查士丁娜要求把米兰的一个教会让给阿利乌斯教派,而安布洛斯拒绝了这项要求。群众支持安布洛斯,在巴锡里卡里挤满了群众。阿利乌斯教派的哥特人队伍被派往该处强行占据,但他们却与群众亲如手足。安布洛斯在给他姐妹的一封情绪激昂的信中说:“伯爵们和护民官们来了,他们强迫我赶快移交巴锡里卡,并声称这是执行皇帝的职权,因为一切都在皇帝的权限范围之内。我回答说,如果皇帝所要的是属于我的东西,例如我的地亩、金钱或诸如此类的私有物,虽然我所有的一切早已属于穷人,但我绝不拒绝,然而凡是属于上帝的却不隶属于皇权之下,假如需要我世袭财产,那么就请没收;如果要我的身体,我立刻就去"。安布洛斯的强硬有赖于群众的支持。军队也接到命令在必要时使用武力。然而他们终于拒绝使用武力,于是皇帝只好被迫作出让步。在争取教会独立的斗争中取得了一次伟大的胜利;安布洛斯证明国家在某些事务上必须服从教会,并借此建立了一项直到今日仍具有重要性的新原则。注(5)
  494年,教皇格拉修斯在与罗马帝国皇帝们二封信中阐述的。
  第一封信:“皇帝陛下:这个世界首先由两种权力统治着:牧师神圣的权威和皇帝的权力。两者中牧师的责任更重些,因为在末日审判时,他们要就国王的命运向上帝作出交代。您知道,最仁慈的儿子,尽管您的尊严高踞全人类之上,不过在负责神圣事务的那些人面前,您需虔诚地低下高贵的头,并从他们那里寻求得救之道。您明白,根据宗教制度,在神圣事务的接受和正确管理问题上,您应该服从而非统治。在这些事务上,您依赖他们的判断而不是使他们屈从于您的意志。因为,如果主教们视您握有的皇权为神所授,在世俗事务中服从您的法律,那么请问,您应该以怎样的热诚服从那些负有管理神圣事务之责的人们呢?”
  496年的第二封信:"在基督降临世间之前,有些人虽然从事世俗事务,却正当与合法地同时是王和祭司。……但是,当基督这位真正的王和牧师莅临后,国王不再享有牧师的头衔,牧师也无权得到皇权的荣耀。……因为基督了解人性的弱点,为了其臣民利益,以精妙绝伦的安排厘定了两者的关系。他根据它们自身适当的行为和不同的尊荣,将两种权位区分开来,以使他的臣民因健康的谦恭而得到拯救,而不至因为人类的骄狂而再次迷失。这样,基督教皇帝为了得到永生需要教士,牧师在世俗事务上依赖皇帝政府的管理。按这种安排,精神行为远离尘世的侵害,‘上帝的战士’也不会卷入世俗事务,而那些从事世俗事务的人也不再掌管神圣事务。这样,两种秩序都保持着其谦卑,它们都不会通过使另一方屈从于自己而得到提升,每一方都履行特别适合于自己的职责。”
  “沃尔姆斯宗教协定” (Concordat of Worms )产生于1122年,是政教之争的一个阶段性妥协文件。
  “皇帝保证德国主教和修道院长按教会规定自由选举产生,他只莅临选举,并在有争议的场合介入。皇帝还放弃了向他们授予象征宗教权力的权戒和牧杖的权利,而教皇则承认他的世俗叙任权,即以王笏轻触受圣职者,表示授予他们领地上的世俗权力,包括封建财产权、裁判权和世俗管理权等。"注(6)
  “沃尔姆斯宗教协定” 的核心就是教会与王权的制衡,这种制衡的意义就在于阻止了王权的恶性膨胀,使欧洲从罗马帝国崩溃到民族国家再生的近千年的漫长历史长河里,教会成为了维持社会稳定的强大社会组织,星罗棋布的教区控制了广大地区的民众和财产,一度形成了王权如果不经教皇的承认就难以取得合法性的政治局面。王权,贵族,教士,商人和平民始终处于一种平衡状态,王权贵族教会谁都不能一手遮天,任何一方要取得与另一方的优势必须依靠与第三方的结盟,谁都不能彻底消灭对方。1215年英国的《大宪章》就是在王权与贵族教会的斗争失败后诞生的。地上有阴影,也有阳光,王权为取得更多的税源,因而转向与试图摆脱贵族教会控制的市民自治阶层结盟,为新的资本主义荫芽 -自由贸易商人,手工业生产者和技术革新发明家的新社会阶层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空间。可以想像,如果王权独大,王权的垄断性质绝对不会充许手中掌握的百姓成为自治的自由市民。
    论述基督教文化对西方文化的贡献很多,例如基督教教会是在罗马帝国崩溃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传承者,政治真空中社会制序的支柱,一夫一妻家庭伦理道德的建设人,现代大学和医院的起源,资本主义伦理和精神的起源,等等。本文讨论的是基督教的存在在社会进化中的政治学上的作用和意义,因为社会变革的成功与否根本在于斗争双方的力量对比。在这里,基督教的社会政治存在并不能直接等于新兴资本主义社会的诞生,甚至教会其客观上也是封建割据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其存在制约了王权的极度发展,迫使王权不得不与贵族和教会让步,不得不与新兴市民阶层结盟,改变了社会进步的生态空间。如果没有基督教的存在,任何王国的发展都将演化为一种极权专制,如同中国秦汉形成的大一统,或者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政教合一统治。
  至此,我们可以说东西方社会组织结构的差异对于社会进化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正因为王权在农业生产条件下有王权独大的趋势,导致在东方封闭的生态环境条件下,华夏文明走上了大一统的道路。而一旦形成大一统,就意味着对一切社会关系的垄断,因而断绝了新兴社会机体从旧机体中发生发展的可能性。除非大一统社会遭遇开放的外部世界的竞争,而产生改革的倒逼压力,放松对社会的控制,否则大一统社会将陷入自我锁定的停滞状态。
  由于基督教在西方的出现,形成了王权与神权的二元平衡,从而制约了王权对其它社会成分的侵占,使得社会进化保持一种多元的可能性,新的社会机体存在从旧世界产生和壮大的生存空间,一旦时机来临(如新大陆的发现),新的生产力如雨后春笋迅速崛起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财富来源,人类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提升就完成了。


  二丶为什么基督教能够成功阻止王权垄断的政治格局


  首先我们追寻历史,看一看为什么基督教能够成功崛起。
  基督教的发展正处于罗马帝国政治统一与多元文化并存的年代,天时地利人和诸多客观原因成就了基督教。先说地利。罗马帝国征服了整个环地中海地域,政治的统一保证了人员的往来自由;同时完善的基础设施便利了人流物流,条条大道通罗马;并且罗马人继承了三佰年环地中海地区希腊化的成果,希腊语成为通行语言,如同今天的英语一样。可以说,统一的罗马帝国是基督教得以广泛传统的基础平台。再说人和。罗马帝国时期,城镇化迅速发展,贸易和手工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大量人口流入城镇,传统的农业经济结构基础上的家族社会关系逐步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多民族多文化交融的城镇社会关系。罗马帝国多元文化条件下广大中下层民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客观需要使教会这一新型社会组织得以迅速发展。反之,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宗族社会是不能成为基督教生根发芽的社会土壤。
  保罗做为基督教会的奠基人,建立了不分性别,种族,地位的统一于基督耶稣名下的兄弟互助会,并把教会做为基地,把触角伸向社会的各各角落,包括家庭的生老病死,社会公益事业,财产交换的众裁,等等。这是一个属于民众的组织,因而得到群众的支持而具有巨大的力量。
  天时。基督教最终取得罗马帝国国教地位是由于基督教对各民族的开放性满足罗马帝国统一的需要。罗马帝国是橫跨亚非欧环地中海多民族的大帝国,为维护统一的需要,自希腊帝国时期起,就采取了多种族宗教信仰并存的民族宗教政策,并且这种文化包容政策推动了多神教向一神教发展。帝国当局有意推动一种统一意识,你们的神只是名称与我们的神不同而已,天地之中都是一个神灵,以推动民族容和。埃及人歌颂太阳神,希腊的太阳神为阿波罗;希腊人最高的神叫宙斯,罗马人来了,改称为朱彼特。
  传说中公元313年《米兰诏书》是由于君士坦丁大帝看到了异像 - 在太阳的照耀下天空闪烁着基督十字架的旗帜,"拥我者为胜"。我从不否认异像可能存在,但我更相信君士坦丁大帝选择基督教为罗马帝国国教是为了新帝国统一的需要。君士坦丁将帝国首都东迁,由罗马迁到君士坦丁堡,今天土耳其境内的伊斯坦丁堡,一方面是远离罗马元老院的干扰,同时也是将统治中心移至亚非欧大陆桥。为溶合多民族宗教统一的需要,君士坦丁需要一种统一的但又是具有开放性的宗教。基督教只敬拜独立真神及其道的化身独子耶稣,同时又视万国万民同为独一上帝的子民,因而满足了新帝国统一的政治需要。有一种观点认为当时的基督教的信徒众多,因而成为帝国不二的宗教选择。但由于当时的基督徒只占当时罗马帝国六仟万人口的十分之一,远未达到压倒的多数,故我更相信是由于基督教对于横跨欧亚非各地各民族的开放性满足了新帝国的需要。
  由于康士坦丁大帝的支持,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坏地中海各处迅速发展。但此时的基督教虽然羽翼渐丰,但还是处于帝国王权之下。
  公元467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欧洲大陆陷入了政治权力真空的野蛮时期,这使得基督教罗马教区的势力(天主教)得到了空前绝后的独立发展的历史时机,其社会组织全面进入填充国家消亡后社会真空,在与后来形成的蛮族王权的竞争中取得了先发优势。而在今天土耳其的东罗马拜战庭帝国势力下的东正教集团一直沒有取得脱离王权的发展机会。而在今天中东地区的包括伊拉克和埃及北非地区的基督教势力由于伊斯兰教的兴起而烟消云散了。
  由此可见,基督教天主教一支在欧洲部份最终修成正果除天时地利人和之外,各种机缘巧合使得我们对于历史的进程不得不掩卷兴叹。东方的社会进化是一种常态,西方的演化则是一种奇葩。新社会由旧社会中脱胎换骨本身就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否则人类从自然界脱影而出就不需要如此漫长的年代,地球上就可能存在多种智能动物争奇斗艳。这也是生命的一种美丽吧。
  最后,讨论一下基督教神学是如何决定了欧洲二元政治制度的形成。
  人类社会发展早期部落时代都存在多神崇拜祖先崇拜种种泛神宗教文化和组织。随着王权的出现和加强,如同其它社会组织一样,原始宗教也逐步落入为王权服务的附佣地位,或者宗教以不同形式取代王权,形成神权统治。政教合一也是一种王权的存在形式。
  基督教为什么沒有像其它宗教一样卷入对王权的追逐,而是满足于基督教神权与王权的相互制衡呢?就要从基督教创教的核心价值观中寻找答案。
  基督教来源于犹太教。公元前七世纪前后犹太教已经发展到一神教,宗教进化的高级阶段。一神教不仅要求信徒唯一信仰某位真神(本部落地区的神),一神教更相信全世界万国信仰的同是一位宇宙中独一无二的神,万物皆为其所创,不存在其它的神或来源。一神教万物一源的思想与古希腊哲学第一推动的核心思想异源同流,耶路撒冷与雅典在罗马帝国相遇,为未来普世的基督教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后来基督教关于全人类在造物主面前平等的观念奠定了基础。
不仅如此,犹太教并且发展出未来天国和教世主(基督)的伟大理念,从此人类社会发展注入了一种进步的观念。人类其它宗教只注重轮回或因果报应的现世观,其结果就是只重现世的修身,缺乏"彼岸情怀",缺乏高于现世的崇高目的,因而缺乏与尘世政权相抗衡的存在意义。
  开天辟地,耶稣把人从等级社会的牢狱中解放了出来,无论你是人的主人,还是人的奴隶,都是神面前平等的儿女。自此受压迫的人们感受到一个新的世界观念,有了人的国度和神的国度之分。在尘世中,有压迫有苦难,但更有希望,因为在短暂的尘世后,神的国度终归降临。在神的国度中,爱神的人将获得永生。
  这种源于上帝的爱不同于尘世间人与人之爱。人世间之爱,或出于本性(儒家思想之仁爱),或出于功利(墨家思想之愽爱),其中任何一方各有其自我的逻辑。但由于东方哲学缺乏"彼岸情怀",入世为现世,其思想必然缺乏高于现实世界的崇高目的,在实践中必然与王权合光同尘。而基督教的二元世界观念,"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入世但不是为现世,入世是为来世,使教会这一神国的组织具有了存在的神圣使命,形成了欧洲神权与世俗权力抗衡的二元政治结构的理论基础。注(1)
  基督教对现世的轻漠与另一个源于犹太教的伊斯兰教对现世的重视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基督教不齿于尘世王权为舞,强调上帝的产业重于土地上的王权。而伊斯兰教更趋向征服,"圣战"-为主而战,其结果却是政教合一的伊斯兰王权。
  在罗马帝国的国土上,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宗教思想,犹太教把自己禁锢在人种的小天地中而裹步不前;赫姆提卡主义,诺斯替主义,禁欲主义是一小摄隐士或修行者的生活试验,不能涉及到广大的民生。只有基督的平等博爱精神进入了孤独穷苦的人的身心,使他们团结起来,在困难中有帮助,绝望中有聁望,在死亡之前也充满平安和喜乐,因为尘世的尽头是美好的天堂。
  这一理想王国与现实王国二元对立的新世界观不仅仅影响了基督教的兴起和中世纪欧洲二元政治结构的形成,也促进了西方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观和认识论的形成,包括马克思共产主义社会是人间天国的进化思想都根源于马克思潜意识中基督教文化关于人类解放的平等思想。
  这就是基督教在西方社会演变中的全部意义。如今西方不仅向西,而且持強大生产力和民主民权理念走向全球,与全球其它地区的文化相互浸透相互影响。东西方最终碰撞在一起,以什么样的机制相互溶合,会产生什么样一幕历史画卷,让我们试目以待吧。
  1.《圣约》
  2.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Chadwick ,Owen
  3. 《Christianity: how a despised sec from a minority religion came to dominate the
  Roman Empire》Hill,Jonathan
  4. 《The Evolution of God》Wright,Robert
  5. 《西方哲学史》伯兰特.罗素
  6. 《从古典时期到中世纪:西方政治思想主题的转换》丛日云
  7. 《The Crisis of Church and State: 1050-1300, with selected documents (Medieval
  Academy Reprints for Teaching,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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