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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西方的意识形态战争还能走多远? 
作者:[新法家] 来源:[深海智库2015-12-28] 2015-12-30

【导读】

西方的“价值战”是为资本权力全球化的利益需要而建构起来的一套价值体系。以价值而判断敌友,让西方国家彻底陷于敌我不分的困局之中,陷于恶性循环之中。西方人不会自动停止其“价值战”战略,但这一战略将会伴随着其实力的下降和对世界造成的破坏性而失去战略意义并贻害西方自己。

 

关于“血洗巴黎”的另一种反思

    IS组织血洗巴黎惨剧发生之后,全世界都在反思,观点大致如下:第一是说大国合作不力,这显然是再表面不过的看法;第二是为什么IS成了气候,从经济发展不力上反思,这也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第三是探索国家失败的外部因素,即美国大中东政策失败。其实,还应该深入下去追问,什么样的政策在中东失败了。我的看法是,美国的失败是其重演了中世纪宗教战争的结果。

从无硝烟的“冷战”到硝烟滚滚的“热战”

    “冷战”其实就是一种宗教式的意识形态战争,而苏联解体即“冷战”的结束,非但没有终结这场战争,反而更加强化了“价值战”,因为西方人更加相信“历史的终结”,更要推广其“普世价值”。

    这里有两个差别,第一,冷战时期美国的敌人虽然也是意识形态上的,但敌人只有一个即社会主义阵营,一切为了对付社会主义国家或者如他们所说的共产主义,因此实际奉行的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联盟政策,即我们所说的统一阵线。但是,冷战后的“价值战”的敌人是模糊的或者说多元的,既有被他们称为“独裁政权”的俄罗斯,也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所培育的恐怖主义,还有一些被视为其对手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二个差别是,不同于冷战时期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所进行的“没有硝烟的战争”,没有了军事对手的美国现在干脆动用武力直接消灭其意识形态上的敌人,结果“文明的冲突”不是简单的诱发的,甚至是被制造出来的。在这场“价值战”而导致的“文明的冲突”中,西方杀敌一千也自损八百。欧洲难民潮和血洗巴黎的恐怖袭击,只不过是这场“价值战”的一个战争剧目,其对包括西方自身在内的人类危害性将日益凸显。

    首先要认识到,西方的“价值战”是西方近代文明史的一种新形式的延续。近代西方文明史的一条主线就是不停地扩张,看起来是国家在扩张,其实是资本力量的扩张,即资本权力驱使国家权力的对外扩张,比如对中国的“鸦片战争”。

    资本权力扩张的第一个阶段,是工业革命之后的国内政治的资本主义化,即资本权力主宰国内政治经济,这个过程在18世纪至19世纪中叶基本完成。扩张的第二阶段就是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阶段和殖民主义时期,即西方资本权力在19世纪完成了对世界的瓜分。这种赤裸裸的侵略必然招致后发国家的整体性反抗和解放运动,于是才有了我们所熟悉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这种博弈属于匈牙利哲学家波兰尼所说的“双向运动”,即一种强势掠夺与强势反抗的双向互动,赤裸裸的掠夺政治被反抗政治终结,近代世界政治进入了第三个时期即“冷战”。不同于前两个时期的实力政治的横行,作为意识形态战争的冷战是一场“诛心之战”。苏联解体、东欧易旗,是西方“诛心之战”的胜利。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美国的意识形态对手基本上被其强大的话语权所俘获,在理论上制度上认为自己错了。美国可谓十分熟悉《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  比较而言,观念之战确实属于上上之策。在资本权力扩张的第一个阶段,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掠夺搞得国内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第二阶段搞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政策,被殖民国的精英同仇敌忾一致抗外,精英分子也多是民族主义者,哪怕是在宗主国受过教育的甘地。但第三阶段的“价值战”让很多人,尤其是精英阶层中的很多人自认为自己的文明低人一等,思维错乱,食洋不化还自认为站上了道德高地。“价值战”的主体表面上看是国家,背后则依然是资本权力,是资本权力支撑下的一种“文化再生产”,是为资本权力全球化的利益需要而建构起来的一套价值体系。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才能理解国际关系理论上所谓的“三大主义”(结构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只不过触及了世界政治的皮毛,根本没有看到或者刻意回避了世界政治的本性,是在世界政治的外围打转。

    尝到“价值战”甜头的西方国家似乎连自己也忘记了世界政治的本性,即国家利益说到底是资本权力的主宰性问题。为了这一目的,美国在冷战时期,为了打败其最强大、最直接的意识形态对手,尚且能与诸多“独裁者”打交道乃至结为盟友,搞统一战线,韩国的朴正熙、智利的皮诺切特都是其铁杆盟友甚至座上宾。也就是说,冷战时期美国的敌人只有一家,即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但是,第三波民主化和苏联的解体让其忘乎所以,以为消灭了其观念上的对手,历史就彻底终结了。小布什政府决定发动一场新的宗教性的意识形态战争,即他自己一不留神所说的“新十字军东征”。结果,美国以其无可匹敌的战争机器,先是轻而易举地干掉萨达姆,接着又要了卡扎菲的命。结果呢,便是我们看的,“阿拉伯之春”变成了“阿拉伯之冬”,美国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导致“大中东大乱局”。

    众所周知,“伊斯兰国”坐大就是中东乱局的产物。本来,美国 9·11 之后打击与拉登有密切关系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是找准了靶心,但是被观念驱使的小布什就是不喜欢萨达姆,非要完成乃父之未竟之业,于是伊拉克国之不国,很多萨达姆时期的共和国卫队的军人成为“浪人”,浪迹到伊拉克北部。“阿拉伯之春” 又打乱了其地缘政治上的敌人即叙利亚,支持反对派武装推翻阿萨德政权。就像当年美国支持拉登在阿富汗抗击苏联,现在美国支持的反叙利亚政府武装都跑到“伊斯兰国”了。其中,最热爱“自由”的法国人在口头上喊的最过瘾,肆意羞辱其他民族、其他宗教的天然情感。可以认为,从《查理周刊》血腥事件到本次的血洗巴黎,都是这种“文明之战”的一个插曲、一种剧目而已,一种并不让人惊讶的“双向运动”的产物。

“价值战”让美国迷失了划分敌友的尺度

    美国在“伊斯兰国”上的三心二意,是因为有俄罗斯所支持的战略对手即阿萨德政权的存在。这就是说,美国对恐怖主义陷入了“价值战”所带来的悖论。如前,美国观念上的敌人是多元化的,恐怖主义和“独裁者”阿萨德政权都是其敌人,但因为阿萨德总统背后是俄罗斯,俄罗斯是美国战略上的最大敌人,因此便口口声声称推翻阿萨德政权是第一位的。即便巴黎被血洗之后依然如此,这让地球人感到愕然,感到不可理喻,美国还是一个正常国家吗?这正是“伊斯兰国”的机会之窗,美国的暧昧让他们得以壮大。

    美国对待恐怖主义的双重标准也直接体现在对待恐怖组织“世维会”上。中国人是很善良的,巴黎被血洗,上海亮起“东方明珠塔”以示纪念;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中国政府立即给予谴责。但是,当中国人民一次又一次深受暴恐之害,从乌鲁木齐 7·15 大屠杀,再到昆明广场血腥暴恐事件,背后都有“世维会”的背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国家都不直接承认这些是恐怖事件,把中国人民的感情伤个透。原因何在?美国只不过是在利用中国政治上的敌人而反对中国而已,奉行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这一低级法则。美国这样制约中国不但是因为中国崛起而导致的世界格局的变化,更因为两个国家在立国价值原则上的对立性。一个是所谓的自由主义民主,一个是人民民主。再次强调,所谓的自由主义民主其实就是资本民主。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是不受资本权力主宰的最大一块阵地,如果中国的人民民主败给了资本民主,世界政治就彻底资本主义化了,也就是说美国会一劳永逸地支配世界。口口声声欢呼自由民主的读书人最终也只能在资本权力的宰制下混得一口稀饭,最后必然因不满而反对资本民主。这样的故事曾经发生过,苏联知识分子曾是解构苏共合法性的急先锋,结果不堪忍受叶利钦时期资本民主的统治转身就呼唤“王者归来”,要秩序而不再要资本民主。

    世界政治的本质依然是划分敌友,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乃政治的首要问题。在冷战之前,划分敌友的标准是很清楚的,比如传统安全意义上的领土安全,因此才有美国与苏联的结盟而打败法西斯。传统安全多是物质性的,标准简单而且具有透明性并有可预见性,敌友好分,联盟政策容易形成。即使在“冷战”时期的“价值战”中,由于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彼此双方只有一个敌人。但是,今天美国“价值战”的敌人则是多元化的,难以划分敌友,联盟政策就难上加难,不确定性就陡然加剧。因为价值观不但有作为现代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还有混杂在其间的最古老的宗教教义、民族主义乃至现代政治必不可少的民粹主义,更有各自的难以改变的根植于历史文化传统的文明形态。这样,奉行“历史终结论”即自由民主一统天下的“价值战”,遭遇的不但有其老对手即社会主义,更有新对手即宗教和民族情感混合在一起的伊斯兰民族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具有可融通性,比如都讲自由、平等和民主,只不过一个是个体主义的,一个是整体主义的;而自由主义的背后是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民族主义背后就是伊斯兰文明,这两种宗教之间的分野远比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分歧大。结果,当自由民主的大旗插到中东大地上时,带来的不是安宁祥和,而是失序、动荡、反美反西方。

“价值战”已经直接危及西方国家安全

    中东的大混乱已经在几个层次上危及美国和欧洲的国家安全。第一个层次是伊拉克式的无效治理而消解的自由民主的合法性,即全球心理层面的逆转。西方赢得“冷战”靠的是“自由民主”这只看不见的推手,因此冷战后“自由民主”被鼓吹成普世价值,信者众多。但是,自由民主制度在伊拉克这样“被解放”国家的无效运行、乃至多党之争而导致的失序状态,快速地为自由民主神话袪魅,民主偶像走下神坛。伊拉克实验告诉人们,自由民主原来不只是美好的理念,而是一套制度安排,其中核心是通过竞争性选举来实现,而选举政治背后就有政党,而政党是由不同的阶级、种族和教派组织起来的,结果竞争性选举很自然地演变为制度化的教派之争或族群冲突。

    第二个层面是危及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地区安全。在大中东地区,比如巴勒斯坦、北非、埃及,选举民主制造的政权结果反而是反美的,尤其是巴勒斯坦的极端势力在选举中的胜利。这大概是“大中东民主计划”的设计者或者说意识形态战争的制造者当初万万没有想到的。其实,现代性政治的最重要特征就是人民性或者大众性,而大众既可以是民族主义的主体,也可以是民粹主义的主体,还可以是极端宗教势力这个主体。也就是说,选举民主制造的政权可能是民粹主义化的民族主义政体或者宗教极端政体。这样的政体有益于美国国家安全吗?至少在大中东地区并非如此,在南美也不是这样,甚至连美国的军事盟友土耳其也变成了一个亲伊斯兰主义的政权,其对人类公敌IS的支持无人不知。世界政治前所未有的诡异,暗中支持IS的土耳其击落了打击IS的俄罗斯战机,而盟友之益迫使美国和北约国家站出来力挺土耳其,为此土耳其可以进一步支持IS,而IS则必然会进一步祸害欧洲乃至美国。结果,因为以价值而判断敌友,让西方国家彻底陷于敌我不分的困局之中,陷于恶性循环之中。

    第三个层面的威胁就是叙利亚式的失败国家所输出的能够直接针对西方国家的恐怖主义势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IS组织对巴黎的血腥打击。其实,美国早就有这样的研究,即失败国家会滋生恐怖主义。但是,过去恐怖主义针对的主要是失败国家本身或者其他国家,比如车臣恐怖势力对俄罗斯的威胁。历史弄人,现在美国“价值战”所制造的失败国家则直接威胁到西方本土安全。

    鉴于上述三个层次的安全威胁,到底谁最该反思自己的政策呢?自以为所向披靡的“价值战”已经伤及自身,自己为自己布下陷阱。

美国不会迷途知返,自动停止“价值战”

    美国是该反思其“价值战”了,曾经得益于“价值战”的西方,自身已经反受其害。但是,一个本身没有历史的国家要其尊重别国的历史文化(即价值观)也很难。正如亨廷顿所说,美国从来不为建国而操心,因此从来也不会理解别国的建国之难,给别国的建国方案都是如何分权、制衡、选举、竞争之类的,结果搞乱了一个又一个国家,让很多后发国家只有选举政治而毫无国家治理能力,要知道面对地方武装坐大的后发国家的建国首先需要中央集权。

    在我看来,西方的“价值战”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撞到南墙也不会回头。要知道,这种“价值战”本身也是其文化和政治的一部分。首先,基督教文明一直是一种所谓的“救世”文明,推崇的就是“普世价值”,所以才有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以及欧洲内部几百年的没完没了的血流成河的宗教战争,欧洲到19世纪才有所谓的宗教宽容,这都是打出来的“宽容”。其次,西方近三百多年来的历史就是资本权力裹着“普世价值”的基督教文明的外衣而不停扩张的历史,其强大的惯势非得遭遇巨大障碍才能停得下来。

    遗憾的是,当它停止之时,也就是西方落幕之日。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有言在先,所谓的普世价值只不过是强势民族向其他民族强势推行自己的文明而已。同样不承认有普世价值的大思想家亨廷顿20年前更是这样预言:“随着西方权力的削弱,西方对其他文明强加其人权、自由主义和民主等概念的能力降低了,那些价值对其他文明的吸引力也随之减少。”亨廷顿的这一预言不幸正在变成现实。当“大中东民主计划”导致血流成河、家破国亡、流离失所之后,当“民主化”运动撕裂了乌克兰,曾经一度被视为“普世价值”的自由民主即资本民主到底还有多大的吸引力呢?西方人不会自动停止其“价值战”战略,但这一战略将会伴随着其实力的下降和对世界造成的破坏性而失去战略意义并贻害西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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