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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业键:全汉升与中国经济史研究  
作者:[王业键] 来源:[明清史研究资讯] 2015-12-16

编者按:本文节选自王业健《全汉升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上的重要贡献》,原载王业键先生《清代经济史论文集》,台湾稻乡出版社2003年出版;全汉升(1912~2001),著名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家。历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及该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新亚书院校长、新亚研究所所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曾应美国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及日本东洋文库之邀,担任访问学者和研究员。其著作主要有《中国经济史论丛》(包括论文三十三篇)、《中国经济史研究》(包括论文二十一篇)、《汉冶萍公司史略》。其他有专著《元代的纸币》、《明末清初反对西洋文化的言论》、《韩国战争与远东经济》、《中国行会制度史》等。

    

                                   全汉升

    货币经济

    中国经济自先秦至两汉,金属货币的使用有逐渐推广的趋势。但是汉末及魏晋南北朝期间,货币发展开倒车,实物货币盛行,自然经济居支配地位。唐宋时代,金属货币再度流行,而且进入纸币阶段,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比欧洲最先使用纸币的国家──瑞典──还要早六个世纪。然而,自南宋末期经元代以至明初,由于政府对货币管理不善,发行漫无限制,自坏币信;明清两代又回复到金属货币阶段。一直到1935年的法币改革,中国才完全废弃金属货币,采用纸币为通货。从早年开始研究中国经济史到现在,全先生一直对于货币与物价变动很感兴趣,他这方面的成就也非常大,他人实难企及。

    民国30年底,他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发表一篇长文〈中古自然经济〉。这篇论文,到现在仍然是研究魏晋以至唐朝中叶中国货币演变的最重要著作。如前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居支配地位。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三个问题,并从多方面考察,以求解答。第一,自然经济何以在这个时期产生?他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战争。从汉末到隋初,前后有黄巾之乱、董卓之乱、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侯景之乱等,结果人口锐减,土地荒芜,交通困难。尤以北方为甚,严重影响商业的衰落。其次一个重要原因,是主要币材—铜—的短缺。这又由于当时铜产大减及佛寺广铸铜像所致。铜的供给萎缩,铸币随之急遽减少。钱币缺乏,实物货币便自然地出而取代。第二,实物货币的使用,普通到何种情度?他从交易、租税、地租、及工资的支付各方面加以考察,都发现以实物(绢、帛、谷)为支付手段者多。第三,这种现象持续到何时才改观?据他的观察,一直到唐朝中叶安史之乱前后,一方面由于商业的发展,一方面由于铸钱的增加,金属货币才再度取得支配地位。唐德宗建中元年(780)的税制改革,将以征收实物为主的租庸制度改为以征收钱币为主的两税法,便是这种演变的明显标志。

    他的〈中古自然经济〉的见解,在学术界并非没有异议。何兹全便以为这个时期南北二个区域情形迥异。北方因受战乱破坏,逆退到自然经济的境地。南方经济由于大量移民的迁入,反而逐渐开发与繁荣,货币经济乃居主导地位。彭信威认为,「这一个时代,大体上可以说是钱帛本位的时代,钱为主,帛为副。」这个时期,政治上四分五裂,战乱迭起,朝代更迭频仍,使用实物货币的普及程度,自然因时因地而异。但是,无论南北,这个时期钱币缺少和紊乱,是明显现象。在这种情形下,实物货币便相应出现。考察最近有关此一时期的一些著作,自然经济居优势之说,仍多为史家所接受。

    中国货币的发展,宋代已进入信用货币阶段,到元朝纸币成为唯一通货。然而,宋元时代实施纸币,最后都归失败。检查中国过去实行纸币失败的经验,全先生写了二篇重要论文──〈宋末通货膨涨及其对物价的影响〉及〈元代的纸币〉。据他的研究结果,不论南宋或元代,纸币的发行与流通过程,大致都经过了价值稳定、温和通货膨涨,及恶性通货膨涨三个阶段;而且纸币币值稳定与否的原因也如出一辙。

    两代初期发行纸币币信之所以良好,主要由于发行数额有限,且有充分现金准备。但是这种谨慎的发行政策,都因对外作战而无法维持。南宋在13世纪初屡与金人交战,金亡后又屡与蒙古为敌。军事支出庞大,税收不足,只好以通货膨涨手段来应付。元世祖统一中国后,仍不继征伐海外如日本、占城、爪哇等地,耗资至巨,后来更加上诸王赏赐及佛事费用激增,财政匮乏,于是很快步上南宋的后尘,以通货膨胀政策弥补财政赤字。到了末期,宋受蒙古进逼,领土日蹙。元末各地群雄并起,加以天灾频仍,收入锐减,纸币现金准备完全耗费,发行额则急遽增加。结果,币值狂落,信用扫地,两代政权都在恶性通货膨胀狂潮中覆亡。经过这二次惨痛教训,中国币制在明清两代又退回到金属本位。
明代中叶以后及清代约四个世纪期间,中国币制可说是银铜复本位,即银两和铜钱兼充市场交易的媒介和支付的工具。银铜复本位的实施,必须以这种金属的充分供应为前提。全先生对明清两代货币之研究,就是着重探讨货币供给,以明了币制之发展。在这方面没有人做得比他多,也没有人的成就比他大。为探究白银和铜的来源,他接连发表了下面十二篇论文──〈美洲白银与十八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明季中国与菲律宾的贸易〉、〈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自明季至清中叶西属美洲的中国丝货贸易〉、〈明代中叶后澳门的海上贸易〉、〈明代的银课与银产额〉、〈明清时代云南的银课与银产额〉、及〈清代云南的铜矿工业〉、〈再论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明中叶后中国黄金的输出贸易〉、“Trade between China,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America during the 16-18th Centuries,” “The Chinese Silk Trade with Spanish America from the Late Ming to the Mid-Ch’ing Period”。这些著述大大地增进了我们对于明清币制形成的认识。

    据全先生多年研究结果,明清时代银铜复本位之所以能相当顺利地运行,是由于银和铜这二种币材的供给大为增加的缘故。先就银的供给来说,国内银矿产额对于货币用银的增加,自有贡献。其中最主要的银矿是云南银矿,从明代中叶到清代中叶,每年产量可能在三十余万至四十余万两。但是,当时银的主要来源是国外,而不是国内;美洲和日本的银产,尤为重要。自从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西方人发现新大陆和东方的新航路后,欧洲海上强权纷纷在美洲和亚洲掠夺殖民地。西班牙人首着先鞭,于十六世纪上半十六世纪上半征服中南美洲的墨西哥、秘鲁(Peru)、和玻利维亚(Bolivia)一带,又于1565年自墨西哥出发,占领了菲律宾,而成为一个跨越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上大帝国。他方面,从十三、十四世纪开始,已有中国商船往来南洋各地,并有不少华人聚居菲岛。西班牙人占据菲岛后,中菲贸易大量展开。中国与美洲间的贸易也通过菲律宾而快速发展起来。当时菲岛生产落后,在那里统治的西人生活必需品(如粮食)以至军需用品,都要靠华侨商人供应。中国丝货更为菲岛及美洲西人所喜好。中国商品(特别是丝货)于是大量往菲岛输出,大部份丝货更以大帆船从菲岛输往美洲。为购买中国货物,西班牙人找不到适合的货物来交换。但是他们有一项产品,中国人都乐意于收受,那便是西属美洲出产的丰富白银。这样一来,随着中菲贸易的进展,每年都有大批白银从美洲经菲岛输入中国。据全先生观察,初时每年仅数十万银元,十六世纪末叶超越百万元,到了十九世纪增至二百万元以上,十八世纪每年更高达三、四百万元,到了十九世纪初期减至一百五十余万元。他估计从1517至1821年的二个半世纪期间,约有二万万银元自美洲经菲律宾流入中国。

    其次,与西班牙人争雄海上的葡萄牙人于1557年占领澳门。葡人以澳门为据点,也积极开展对外贸易。他们向中国大量收购丝货、棉布、瓷器……等,分别往三个方向输出,以谋巨利。第一,往西运至葡人在印度的根据地果亚(Goa),一部份更转运至欧洲。第二,往北运至日本长崎。明末倭寇为患,中国政府禁止日本通商,葡人趁机充中日贸易媒介,以满足日人对中国货物的需求。第三,也往南运至菲律宾。结果,大量白银也不断地由这三个方向流入中国。十六、七世纪之交,日本为世界上仅次于美洲的盛产白银之地。据估计葡船当时运往长崎的中国货物,每年约值一百万两以上,稍后有时甚至高达二、三百万两。 

    十八世纪以至十九世纪早期,英、美、法、荷诸国也载运大量白银到中国,以购买丝、茶等产品。英西东印度公司输华白银数量更居魁首。十八世纪后半,广州一地每年输入白银达四、五百万银元之多。据摩尔斯(H.B Morse)估计,由1700至1830年期间,广州一地净输入白银约共四万万银元;再加上其他港口的输入,总数当在五万万元左右。

    现在再看铜的供给情形。明代铜产不盛,铸钱远较前代为少(元朝除外)。十五世纪纸币停止流通后,用银多于铜钱。有清一代,不但白银日多,铜钱流通数量亦大为扩张。清初铸钱用铜,多从日本进口,称为洋铜。从十八世纪早期开始,清政府积极发展国内铜矿,云南铜矿产量扶摇直上。雍正朝(1723-1735)前期,每年产量从一百万斤增至四百万斤。从乾隆五年(1740)到嘉庆十六年(1811),年产大多维持在一千万斤以上。铜产丰富,足以满足全国铸钱的需要。十八世纪到十九世期早期,铜钱流通额持续大量增加,白银流通额并驾齐驱。银铜复本位制,可说已发展至成熟境地。

    物价史研究 

    关于中国物价史的研究,全先生更属开路先锋。研究二十世纪以前的中国物价,非常困难。首先是材料缺乏,无论是官书、地方志、或私人著述,记录零碎而又多不明确。原始材料如商店帐簿、土地买卖契劵、收租簿、官方报告,保存无多。其次,中国过去币制和度量衡不统一,斗的大小、秤的轻重、尺的长短、地亩的宽狭,因地因时而异。银两和铜钱的成色及重量,也各地互异,且有公铸私铸之别。因此,即使千辛万苦收集到一些物价材料,仍然难以作时间上或地区间的比较。在重重困难之下,全先生多年来日以继夜地搜求整理,做出了可观的成绩。今天我们对于民国以前约一千三百年间的物价变动,有一个粗略的了解,不能不归功于他。 

           

                 全汉升:《中国经济史论丛》

    满清入关以前的物价变动的趋势,除前述二篇有关宋、元纸币通货膨涨的著述以外,他还着有〈唐代物价的变动〉、〈北宋物价的变动〉、〈南宋初年的物价大变动〉、〈宋明间白银购买力的变动及其原因〉、及〈明代北边米粮价格的变动〉等论文。现将他研究唐、宋物价的成果简述如下:关于唐代约三个世纪期间,他发现曾经发生三个物价下落时期和四个物价上涨时期:(一)开国后十年(618-627)因承随代几度对外征伐之后,加以农产失收,物价昂贵。(二)从贞观初期到高宗前半期许(629-666)约共38年间,政府鼓励生产,改善钱币,田禾丰稔,百物低廉,是政治史上的贞观永徽之治。(三)高宗后期到玄宗即位之前近世纪期间,钱币贬值,水旱间发,物价有腾涨之势,不过上涨程度并不厉害。(四)开元、天宝时期(713-755),社会经济繁荣,百物丰盈,物价廉贱,是历史上难得的升平盛世。(五)公元755年安禄山叛乱,结束了这个千古歌颂的黄金时代。此后三十年间,因受战争破坏,凶荒迭见,以致物价空前飞涨。(六)从德宗贞元间到宣宗大中年间(785-859)的七十余年,物价有长期下降之势。这是由于政府实施两税法,人民必须以钱纳税;同时,商业发达,对于钱的需求亦增。他方面,铜产不足,佛寺及工业用铜又大量增加,市场上钱的供给不能适应需求,演变为钱重物轻的现象。(七)唐代的最后四、五十年(860-907),战乱连年,灾荒频仍,物品供应非常缺乏,物价于是又扶摇直上。

    同样地,全先生也把北宋物价变动勾昼出一个轮廓。他将北宋一百六十多年的物价变动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960-1022),物价长期下落,主要是由于农产增加和货币紧缩二个因素所造成。第二个时期(1023-1067),因受西夏战争影响,耗费甚巨,财政收支失去均衡,物价上涨。第三个时期(1068-1100),物价趋向低落。他认为当时物价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王安石实行募役、青苗等新法,对于货币的需要大增。第四个时期(1101-1127),物价升腾。此时政府铸钱贬值,加以私铸流行,所以币值大跌,被金人围攻时,交通阻断,更加速物价飞跃趋势。 

    考察北宋铸钱数额,在第一时期内每年低至五十万贯,高不过一百八十万贯。在第二个时期,每年大都铸钱百余万贯。第三个时期,铸额突增,每年最少约二百九十万贯,最高达五百万贯以上。王安石新法,固然大为增加货币需求,同时货币供给也大幅扩张,所以物价是否趋向下降,值得商榷。当然,当时物价水平不如对西夏用兵时那样高涨,是易于了解的。

    全先生对于清代物价研究,用力最勤。他对于这个时期物价史的贡献,我以为比他在唐宋物价研究上的贡献还大。他研究清代物价的著作包括后列数种:《清中叶的米粮市场与贸易》(Mid-Ch’ing Rice Markets and Trade, 与Richard A. Klaus合著)、美洲白银与十八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清雍正年间的米价〉(与笔者合著)、〈清中叶以前江浙米价变动趋势〉、〈近代四川合江县物价与工资的变动趋势〉(与笔者合著)、及〈清康熙年间江南及附近地区米价〉。他的粮价研究,对于增进清代经济之了解有二大贡献:第一,他发现从十七世纪末直到十八世纪终了,粮食和其他物价有长期上升的趋势,而且这种上升趋势和当时美洲白银的大量进口有莫大关系。如前所述,明清时代,白银已成为中国主要货币之一。但是,中国国内银产不丰富,白银的来源主要在国外,尤其是美洲。当时西方人到东方殖民贸易者日多,对中国丝、茶等产品需求很大,于是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白银流入中国。白银进口越多,市面上流通的货币数量也愈多,结果造成长期物价上升的趋势。

    有一点值得指出,即十八世纪的中国经济空前扩张。人口约从二亿上升至三亿左右,耕地从七亿五千万亩增加到十亿至十一亿亩。其次,国际贸易大爲发展,国内各地区间贸易也显著增加。再次,若干专业的工商市镇纷纷出现。这些现象显示,当时全国的生产与所得也大幅膨涨。生产与所得增加,市场交易数额扩大,对于货币的需求也必相应增大。在这种情形下,白银流通额增加,末必会造成物价的上涨。 

    不过,十八世纪在中国流通的货币不只白银一种。金属货币还有铜钱,而且铜钱铸造和流通额也大量膨涨。还有,到十八世纪后半,由于商业发展的需要,市场上私票(钱票及银票)流行。这些私票,系由银钱业或商号发行,大多无十足准备。一元现金准备发行数元私票额,是通常的事。这样一来,私票俨然而为货币一新部门,和白银、铜钱鼎足而立。它们不但大大增加货币流通量,而且促成流通速度的增加。所以,我以为十八世纪的物价长期上升,是这三种货币同时大量扩充所造成。

    他在清代物价研究上第二个重大贡献,是他对于各地区间粮价水平的差异和各地间经济交流的考察。在十八世纪间,中国南方产米各省的粮价水平,以东南沿海的粤、闽、浙、苏等省为最昂,长江中上游及内地各省(安徽、江西、湖广、四川、广西)则比较低廉,这是由于前者人稠地狭、粮食不足,后者人口相对稀少,粮食有余,这种现象——各地区间粮价水平的差异——对于促进各地区间经济交流起了莫大的推动作用。一方面,每年都有大量米价从四川、湖广、江西、安徽等地经长江水路运到下游及东南沿海销售;广西剩余米粮地也经由西江顺流而下,运到广东各地出卖。当时东南沿海地区粮食不足问题,主要是透过市场的运行而解决的。清政府的粮食政策运用,如常平仓积储、截留漕粮备脤等,其效果远不如市场机能。

    他方面,东南沿海人口过剩地区向内地输出二项主要东西:一为人力,一为工业品。整个十八世纪中国国内人口流动,最主要的方向是从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一带往江西、湖广、四川等地移动。大量移民的结果,内地农业资源得以开发,也解决了东南沿海人多地少、粮食不足的危机。鸦片战争前长江下游出产工业品内销的最明显例子,是江苏的棉纺织品。在这里生产的棉布,通过长江运销到内地各省。由此可见,全先生从货币、物价、国内外贸易、人口移动等多方面探讨,把清代经济史研究推展到新的境界。他的研究大大地增加了我们对清代经济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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