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灵武水洞沟遗址在中国旧石器文化体系中独具特色,它所出土的石器显示了中国与欧洲和蒙古、西伯利亚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石器文化的强烈联系,历来受中外史前考古学界关注。在水洞沟这个地处横贯欧亚大陆的黄土地带东端的遗址所遇到的具有与欧洲风格相似的旧石器文化,是东西方文化最早碰撞出的火花。

    石叶、鸵鸟蛋片装饰品:水洞沟两大发现
　　
　　"两万多年前,一群远古人顶着凛冽的西伯利亚寒风,艰难地跋涉在鄂尔多斯黄沙漠漠的旷野上,他们是一支由男女老少组成的队伍,随身携带着猎人专用的工具、武器、帐篷和火种。当他们翻上一道起伏的山梁来到一处今天叫做水洞沟的地方时,眼前出现了一片水草丰美的湖泊,远处草原上还隐约可见成群奔跑的野马、野驴和羚羊。显然,这是一处诱人的地方,于是,他们放下行装,就地露营,开始书写生活的新篇章。"

　　这是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刘东生院士对水洞沟人所做的生动描述。水洞沟遗址位于宁夏银川以东19公里,西距黄河11公里,行政归属上地处灵武市临河镇水洞沟村。走近这里,能看见的是那些垂直裸露的厚厚的"黄土层",这些土层并不是真正的黄土,而是河湖相粉细沙,土层掩埋的是一段又一段模糊的历史。那些土层,在考古人员那里被专业地称为文化层。考古人员从心里感谢着那些堆积强烈、足够厚度的土层,因为有了它们,才可以完好地再现万年前的文化风貌。

　　水洞沟是一个旧石器时代遗址,旧石器时代的标志就是打制石器。考古学家们把旧石器时代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古人类使用的石器都比较粗糙,修理加工简单,我国的北京猿人遗址就属于这个时期。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东西方的文化面貌出现了较大差异。在西方,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主要特征是修理石核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典型石器是比较精致的刮削器和尖状器,这一时期以欧洲的莫斯特文化为代表;西方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特点是主要用石叶制作石器,代表文化是奥瑞纳文化。而在中国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修理石核的技术一直没有得到很大发展。水洞沟遗址虽然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但是它在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晚期遗址里却是个"另类"。

　　在水洞沟,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大量的石叶。

　　据对水洞沟进行最新一次发掘的领队、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高星博士介绍,石叶,是一种从石核母体上剥离下来的修长、规整、两侧平行的石片,可以进一步加工成矛头、石刀、尖状器等工具。其技术要素是对石核加工预制和按一定的方向连续、系统剥片,因而体现出很强的计划性和技术掌控性。因为石叶代表着一种特殊的技术和人群,如果找到它的确切层位就可以进行精确的定年。由于中国的旧石器文化体系主流一直未发展出系统的预制石核和固定方向剥片的技术,因而不可能孕育典型的石叶工业。长期以来,学术界认定石叶最初起源于欧洲3.5万年前的奥瑞纳时期,并将它看作尼安德特人之后出现的更进步人类的标志。水洞沟出土大量石叶,是否说明它与西方文化有联系呢?生产这些石叶的人群,是否来自西方? 　
　
　　当1928年法国史前考古泰斗步日耶(H. Breuil)发表有关水洞沟石制品的研究报告时,他就提出,水洞沟出土的以长薄规整的石叶为标志的材料"可以同我们欧洲、西亚和北非已演变的莫斯特人类栖息地的材料相提并论",水洞沟文化"好像处在很发达的莫斯特文化和正在成长的奥瑞纳文化之间的半道上,或者是这两个文化的混合体",他并用"大距离迁徙的同化影响"来解释这种文化趋同现象。

　　刘东生院士则做出带有文学色彩的论断:"在水洞沟这个地处横贯欧亚大陆的黄土地带东端的遗址所遇到的具有与欧洲风格相似的旧石器文化,是东西方文化碰撞所迸发出的火花。"

　　更令人惊奇的是,在水洞沟,人们还发现了近百枚用鸵鸟蛋片制作的环状装饰品。

　　高星博士说:"这些装饰品直径在1厘米以内,中间钻孔,边缘打磨,在未被磨圆的标本上可见压制或斫击的小疤,提示着制作工艺与流程。这些装饰品更让人对遗址的性质和古人类的行为浮想联翩。联想到遗址区内常常在断崖剖面上见到鸵鸟蛋片,是否这里在古代的一些时段特别适合鸵鸟的生存?人类选择这里作居留地是否与鸵鸟资源有关?或许有一个族群以制作鸵鸟蛋环珠为专长,他们是有着特殊的审美追求,还是与其他族群发生着交换或贸易?"

　　专家们对水洞沟的古人类生活时间确定基本是一致的:水洞沟遗址下层文化距今约3万年至1.5万年,属第四纪更新世晚期。参加考古的学者们通过从一层层坚实的黄土中剥离出来的石器,还原出了一幕幕古人类在水洞沟生活的画面:

　　3万年以前的水洞沟,并不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荒漠、干涸的河床、砾石沙丘遍布的不毛之地。那时,这里的自然景观比现在要温暖湿润得多。宽阔的湖泊里,绿色的湖水荡漾着粼粼的波光,岸边一簇簇低矮的灌木和丰茂的水草丛中,活跃着犀牛、野马、原始牛、羚羊等。这些条件是吸引远古人类选择这里的重要条件,湖边的石崖提供了他们改进生产工具的原料,成群的鸵鸟不仅为他们提供了食物,鸵鸟蛋壳还被他们用来制作环状装饰品。　　水洞沟人处于原始群居阶段。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他们的生活:青壮年不分男女都要手持棍棒和石器,到湖边、草原上去狩猎。他们使用的武器太"原始"了,有时奔波一天,连一只野兽也猎获不到,只好靠挖些植物的根茎或是摘些野果、草籽度日。一旦捕获到动物,他们如同过节一样喜笑颜开,勇土们将猎物抬回住地,年长的人剥去兽皮,把兽肉切开分给每一个人。于是大家围坐在一起,在熊熊篝火上烤食。当吃到高兴时,年轻人便披挂上用驼鸟蛋壳制成的圆形穿孔的项饰和耳饰,跳起欢快的舞蹈

　　这里呈现的,是人类远古生活的印记。而对水洞沟的发现和认识,竟然是从外国人开始的。

    桑志华、德日进:“张三小店”的神秘客人

    20世纪20年代初,宁夏和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迎来外国传教士的足迹。在这些传教士中,有一个叫肖特的比利时传教士。一天,从水洞沟东边5公里的横山堡一带走过的肖特,在黄土层中发现了一个披毛犀的头骨和一件石英石器。具备简单考古学知识的肖特并没有把这个头骨和石器放在心上。完成他匆匆的宁夏传教之旅后,他返回东部地区。1923年,他在天津遇见了法国的地质古生物学家桑志华。肖特把自己在水洞沟的发现告诉了桑志华,并告诉了他到宁夏的线路。于是,1923年夏天的宁夏以及沉睡万年的水洞沟,迎来了法国人桑志华。

　　19世纪,"欧洲是人类进化中心"的观点在世界上风靡一时,20世纪初,亚洲这块幅员辽阔而又神秘莫测的古老大地,随着一批批文化遗址的发现开始吸引世界的目光,中国更是一个焦点。1890年,爪哇直立人化石被发现后,引起了考古学界和人类学界的很大争议。冷静的科学家和有识之士认为,亚洲很可能充当过人类进化的宽阔舞台,这种设想因为一直缺乏足够的依据,而只能被学者们臆想。于是,来自美、法、英、瑞典、荷兰、瑞士等国的科学家们纷纷涌向亚洲,涌向神秘的东方古国中国。人们都想知道,这块孕育了五千年古老文明的土地,是否也曾是人类起源的摇篮?桑志华是这些人中的一个,来中国前,他的身份是法国天主教耶稣会的成员,同时还是一个自然科学博士。在从非洲、欧洲到亚洲的一路考察后,桑志华将非洲大陆上出走的古人类的足迹落脚点,最后锁定在了亚洲,但具体是哪里,他也没有一个明晰的判断。肖特的话,拨开了萦绕在他心头的迷雾。

　　桑志华是最早在中国土地上发现了旧石器的西方考古学者之一,为"亚洲是人类演化的巨大舞台"这种科学预见提供了重要物证。这位法国人一生中有25年是在中国度过的,尤其是他对水洞沟的发现,拉启了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大幕。

　　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起步较迟,到20世纪初,在中国还未见报道过确切的旧石器时代遗物。当时许多学者对中国是否存在过石器时代,还持怀疑态度。1920年,醉心于田野考古的桑志华,到达甘肃庆阳县(今华池县上原乡一带),发现了完整的三趾马化石动物群,后来,在黄土堆积中及其下的砂砾层中,发现了一块由黑色石英岩打制成的石核和两件石片。这三件人工石制品,被考古界称之为中国大陆第一批发现的有正式记录的旧石器。

　　甘肃的考察结束后,1923年,桑志华从甘肃东部进入了宁夏。开始了他的水洞沟之旅。他的驮队中打出一面由红、白、蓝组成的三色旗,上面绣着"法国进士"、"中国农林咨议"和"桑"等字。对于"法国进士",他并没有在中国考取过进士,只是套用了他的博士学位,并将博士"中国化"了;而"中国农林咨议",是1917年他访问北洋政府农林部时,随便讨取的一个虚衔。这两个奇怪的不伦不类的官衔,却在他的西进途中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至少进入宁夏境内时,当时的地方政府以京城来的外国官的待遇对待他。到了肖特说的"那个神奇的地方"今天灵武市横山堡以西4公里处,明长城南面一条远古时代自然形成的河沟水洞沟,他们住进了当地一个叫张梓的人所开的"张三小店"中。

　　和桑志华一同入住"张三小店"的,还有一个法国学者,他就是被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称赞的"既是科学家,同时又成了精神界的巨人"的德日进。这位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有着"高大的身材、慈祥的面孔与和蔼可亲的谈话语调"、有着 "高贵的品质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中国考古学家贾兰坡语),并将自己的科学探索足迹留在宁夏水洞沟的科学家,在中国有着"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奠基者和领路人"的地位。

　　当天晚饭后,桑志华和德日进就忍不住内心的急迫,沿着沟旁往里走,沟里渗出一条清澈见底的泉水,缓缓地流淌着,夏天的北方夜晚,呈现的是一片宁静与荒凉。当他们走到与长城并行的一处断崖时,突然发现断崖上有磷火闪烁,丰富的考古知识使他们立即判断出那里一定有尸骨,他们便跑到沟下北崖上看了一会,隐隐约约的磷火使他们没看清楚什么名堂。他们便很快返回小店,找到张梓,给了张梓5块银元,打着手势要了个大梯子,在夜色中爬到崖上去挖掘。第一个晚上,他们就挖掘到了一个动物的头骨化石。　　"张三小店"里便住下了一些外国人,他们按制订好的考古计划,在水洞沟北崖的断崖处按考古程序进行挖掘。他们雇请当地的民工,除小孩外,大人一律不准进入场所,整个挖掘工作在十分神秘的氛围中进行了四五十天。桑志华和他的随从们挖出300多公斤石核、刮削器、尖状器等旧石器,最后装入木箱,用八九匹骡子驮回去。

　　水洞沟遗址上的发现,使有着诗人气质的德日进对宇宙漫长的进化和大地蕴藏的生命力感慨不已。他在那片土地上,写出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赞美宇宙的诗篇《献给世界的弥撒》。水洞沟丰富的人类见证,使他认为"宇宙是一种进化"、"从无生命到出现生物"、"从生命到出现人的精神"等,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完整的"进化现象"。"进化朝着精神发展",呈现一种"社会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运动。最后,"人种的障碍将消失","地球实现统一"。

　　水洞沟的这次发掘震惊了欧洲考古界。1928年,法国学者布勒、步日耶、桑志华和德日进共同发表了以水洞沟为主要材料的考古报告《中国的旧石器》。他们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和科学事实向世界宣布:水洞沟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标志着"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文化"这一论断的终结和中国旧石器文化调查、发掘及研究的滥觞。

    70多年,4次发掘

    考古学家汤惠生曾经这样说过:"莫斯特在法国和欧洲考古学史上的地位正如水洞沟之于中国。"这句话为水洞沟的背景做了足够的学术铺垫。莫斯特(LeMoustier),一个位于法国南部多尔多涅(Dordogne)的维塞勒河畔(Vezere River)的文化遗址。1907年,考古学者们在这里落下了第一铲后,对这里的考察和挖掘就持续了60多年,直到1969年最后一次发掘。在60多年时间里,莫斯特遗址一直是旧石器的经典遗址,这里文化内涵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尤其是在时空方面有许多变异,特别是器物组合方面,不同地区或不同的地层呈现出不同组合形式,使莫斯特文化至今都是国际旧石器研究者们最为关注的对象之一。那么,水洞沟的发掘历史经历了多少年,它的价值和意义又在什么地方呢?

　　1960年,中国和苏联组建的中苏古生物考察队开始了继法国人1920年发掘后的第二次水洞沟发掘。工业化发展水平高的苏联队伍装备着拖拉机、铲车等重型器械。他们在桑志华和德日进发掘坑位的旁边挖了个长宽各6米、深11米的探坑,挖出约2000件石制品,然而,中苏关系的破裂打破了这次联合科考的进程,由于苏联专家带走了第一手的考古资料,这次挖掘报告没有出台。

　　1963年8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一支队伍进驻水洞沟,开始第三次系统发掘。领队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北京猿人第一头盖骨的发现者裴文中院士。发掘队一改前两次挖宝式的粗放作法,采取周口店式的自上而下逐层发掘,辨识出以磨光石器和石磨盘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上文化层)和以石叶等打制石器为代表的旧石器时代遗存(下文化层),还发现1枚用鸵鸟蛋片制作的带钻孔的装饰品。这样重大的发现,却由于考古专家的学术观点不一,正式的挖掘报告被搁浅了下来。

　　1974年,贾兰坡对水洞沟进行了考察。1980年,由宁夏博物馆联合宁夏地质局进行"水洞沟遗址"的文物考古工作,从地层上进一步把水洞沟地质成因,地层的具体年代都测了出来;从文化上明确肯定了与欧洲旧时器文化莫斯特文化和奥斯纳文化有很多相近的地方。当时考古的主持人钟侃说:"由于所处的特殊年代,从60年代开始,学者们都不敢说这里的文化和欧洲的关系,直到这次挖掘后,才算敢说两者有某种关联。"这些研究成果并未在当时发表,直到2003年,才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这一成果。整整70年后,一个正式的挖掘报告才算出台。

　　200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水洞沟又进行了正式的发掘。2003年的水洞沟考察将高星推向了前台。他认为以前对水洞沟的发掘和研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几次发掘全部在一个局部范围内进行,揭露面积很小,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层位只有一个。由高星主持的对水洞沟新一轮的发掘至今已经持续了4年,他们采用了当代最新的田野方法,在水洞沟遗址区的多个地点发掘出几个不同的文化层位,扩大了水洞沟遗址的时空范围,为寻找水洞沟文化体系的分布范围和来龙去脉提供了资料。同时发掘出了丰富的石制品和动物化石,尤其是发现了目前为止中国旧石器时代同期制作最为精美的环状装饰品,极大地丰富了水洞沟文化的内涵,为研究当时人类的生产力水平、行为模式和审美能力,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谜一样的水洞沟
　　
　　为什么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甚至世界考古界对这个地方有这么大的兴趣呢?一个关键点在于学术界对水洞沟文化性质的模糊与争论。最早在布勒等人的报告中便认为,水洞沟发现的石器"好像处在很进化的莫斯特和正在成长的奥瑞纳文化之间的半路上",步日耶甚至认为这里出土的"小的叶状尖状器至少同原始梭鲁特文化期类型有某些一致的联系"。法国已故著名的旧石器考古学家博尔德(F.Bordes)认为水洞沟文化"是一个处于向旧石器晚期过渡的十分发达的莫斯特"。　　

    当西方学者提出水洞沟上述观点时,中国学者在水洞沟文化的认定上则显得十分谨慎,没人说是,只说像。即便说像也是到了1964年,贾兰坡才开始发表言论,认为水洞沟的尖状器"完全可以和欧洲的典型莫斯特尖状器相比,不但加工的方法相同,而且器形也毫无二致"。而一些缺乏国际视野的中国学者则在水洞沟石器的渊源关系讨论中,更多地将水洞沟文化与丁村和板井子的"汾河文化"以及陕西长武窑头沟的"泾渭文化"相联系。尽管对水洞沟先后进行过3次调查和5次发掘,历时近一个世纪,但对水洞沟的认识,似乎一直就没有清晰和明确过。桑志华、德日进第一次考察这里整整80年后,2003年,《水洞沟1980年发掘报告》一书的出版,对于水洞沟文化性质(严格地说是石器打制技术)的认定才算趋于明朗和统一,考古学家们的内部争论依然激烈地持续着。

　　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学术界思想进一步解放,学者们明确认定水洞沟石器中所发现的在石核在打片前事先进行修理的技术,与欧洲的勒瓦娄哇技术非常相像。

　　学者们明确的认定使围绕水洞沟而产生"文化西来说"似乎有了阐述基础。刘东生院士明确指出:"在这里中西文化交流一词有双重含义:一是几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的东西文化交流;另外还有一种是现代的,东西科学文化的交流。"刘东生院士在《水洞沟1980年发掘报告》序中说:"水洞沟不同于一般的考古遗址。它是一个东西文化交流中不断迸发出明亮火花的闪光点。从2万多年前猎人们之间的往来,到现代东西方科学家的共同工作,都体现了这种东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

　　由于水洞沟遗址石器包含的技术类型特征既具有华北旧石器的传统,也包含了欧洲旧石器的风格,对东西方旧石器文化的对比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从水洞沟兼有东西方两种文化特征的事实,有的专家认为:水洞沟文化是华北旧石器文化与欧洲旧石器文化互相渗透、相互影响的产物,同时,又影响到了整个华北旧石器的发展。宁夏考古所的王惠民就认为:水洞沟文化是迄今为止中西方文化交流最东的驿站。

　　对于水洞沟人的来源,高星博士认为不能简单地下结论:"当法国学者初次接触水洞沟出土的石制品时,便发现它们与西欧旧石器遗存的相似性,于是'发达的莫斯特文化'、'正在成长的奥瑞那文化'等标签便被附着到了水洞沟的石制品组合上。其实,文化间的比较和祖裔关系探考,尤其是在以物质遗存为核心的考古学文化之间,是应避免大跨度而不顾中间环节的时空连线的。即使水洞沟工业真的根植于西欧,我们也需找到中间驿站和传播的路线,否则提交的作业是不会及格的。要探索其直接来源,必须把握其独特的技术发展脉络,必须找到可通可行的地理路线。"

　　2007年晚夏和初冬,他先后两次到西伯利亚,希冀能在破译水洞沟人类来源之谜方面获得些灵感。在详细观察阿尔泰地区和中亚几处重要旧石器中晚期遗址的标本、查阅相关资料并与俄罗斯同行深入交流后,他终于信服:水洞沟人的源头在北边,确切说在西北;阿尔泰地区和中亚即使不是水洞沟先人的始发站,也是重要的驻足地。这里在8万年前就出现勒瓦娄哇技术与石叶技术的混合体,在5万年前石叶的生产已是十分的系统、成熟和规范,其时代要早于西欧,一些产品与水洞沟的出土物惊人地相似。不仅如此,在丹尼苏瓦等遗址还出土精美的刻有螺旋条纹的鸟骨和带有钻孔的兽牙、石珠、骨珠,最令人惊喜的是,这里竟然还找到了用鸵鸟蛋片制成的带钻孔的环珠,而这种用鸵鸟蛋片制成的环珠状装饰品,是水洞沟人最明显的族群特征。

　　对"水洞沟人"的去向,高星博士说,目前更是不得而知。一种说法认为他们又打道北归了;还有人认为他们因环境的恶化或与当地已有人群发生竞争而走向绝灭;也不能排除他们与土著文化发生了融合从而丧失了独特的标志。高星曾试着将水洞沟的石叶与其后在我国呈马蹄状分布的细石叶遗存"拉郎配",因为二者已经具备内在的技术与外在的形态关联。如果二者真能联系在一起,那么"水洞沟人"非但没有消失和退却,还在其后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华夏文明的滥觞作出过重大贡献。只是,这样的推理需要考古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