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在我们的印象里。儒家的形象是温良恭俭让，讲究仁义道德的好好先生。因此人们错误地认为儒家的那些士大夫都是一些肩不能扛手不能抬，只知道纸上死理的无能之辈。所以更有一些人将中国人丧失武勇说成是儒家教育的过错。
但是历史有着很真实的记录性，那么真实历史上的儒家，真的是一群抱着书本不放，无能懦弱之辈吗？答案是：胡说八道。
事实上，儒家对于战争有着敏锐的嗅觉，虽然讲究仁慈，可是在儒家的字典了，仁慈不是打不还手的懦弱，而是以直报怨，光明正大的责任。出于对于社稷、道义的崇拜。真实的儒家非常善于作战。
王阳明先生就说过一句话：“仲尼有文德，必然修武备，区区章句之儒，叨窃富贵，遇事临危而无以应对，此通儒之羞也。”这说明了在真实的儒家看来，丧失武勇是非常可耻的行为。唐甄在其著作《潜书》中写过这么一段话，很好地诠释了儒者的价值观：“所谓仁者，有宋襄公之仁也，亦有周公文武之仁也。仁不可退敌者小仁也。水不可载舟者水浅也，非此理不通哉。”
受儒家哲学的影响，儒家学者的战斗力虽然强大，但是针对的是外夷而从来不勇于内战，更没有强大的国家主义作为依托，因此在中国人的史观中很少被明显提及。随着儒学的几经没落，儒家武勇的历史越来越不为人熟知，但是历史不容忽略，真实的儒家是什么样子的，历史上有着明确的记载。
在儒家的‘君子六艺’中：射、御、礼、乐四项都与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且不论射礼与御车是春秋时代贵族从军作战的必修课，即便是文化性的礼乐，本身也具备了战乐与战争，武斗与礼节性的教育在其中。因此尚武是儒家一直以来的必修课。无论历朝历代，从汉到明，射礼一直都是太学这些儒学学生进入政治的必修科目。儒家从春秋时代一直到明朝结束都不曾与尚武精神有明确的割裂。
今日我们列举几位著名的儒家名士以便证明儒者善战之风是如何延续的。
周公
真正开创儒家尚武之风的应该是周公旦，作为儒家的元圣，周公已经将儒家秉承的社稷理念，即礼乐治国与贤德治国的思想予以有效地建立，因此儒家遵从周公是有原因的。周公执政期间最大的战事就是平定三监之乱：当时管叔、蔡叔勾结纣王的儿子武庚，并联合东夷部族反叛周朝。威胁周朝的统治，此时周武王已逝，成王年幼，周公乃奉成王之命，举兵东征，（古文《尚书》之《大诰》有记）。三年后，周公顺利地讨平了三监的叛乱，诛斩管叔，杀掉武庚，流放蔡叔。收伏殷之遗民，封康叔于卫，封微子于宋，让他奉行殷之祭祀。周公讨平管蔡之后，乘胜东进，灭掉了奄等五十多个国家，把飞廉赶到海边杀掉。平定淮夷及东部其他地区，二年时间全部完成。诸侯都宗顺周王朝。
相较于牧野之战的速胜，三监之乱打的异常辛苦，在于周武王面对的不过是商军南征后临时武装起来的奴隶，而周公面对的是已经回援的商军劲旅，周公有此成就实为不易。
孔子
作为儒家真正的创始人，宣圣孔子非常善战，儒家六艺在其学制中基本确立。史载孔子之父叔梁纥是极为优秀的武士，可力顶石门。作为其子的宣圣孔子自然也非常善战。孔子真正对于战争的记载不错，收复河汶城池靠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真正打仗的唯一一场就是平定公山费人之乱。《春秋左传》记仲由为季氏宰，将隳三都，于是叔孙氏隳郈。季氏将隳费，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隳费。
此后孔子弟子冉求击败了齐国人来犯后，季康子问他军事之学何处学来？冉求回答乃是孔子教授。（摘自《孔子家语》）冉求为人重艺不重礼，因此对于孔子而言，他的学术注重实用，学习军事也是当时儒家子弟的重要组成部分。
荀子
荀子的地位今日受到争议，有人就他是不是儒家又不同的看法，但是在汉代，荀子的思想是被归于儒家进行研读的。经过先秦典籍被毁，儒家发展到汉代，以思孟为唯一主线了。荀子的学术并没有继承，而被纳入儒家体系之一研读，荀子一生未曾领兵作战，但是《荀子》一书中有《议兵》篇，这对后世影响很大，后人通过研读《议兵篇》可以知晓荀子的兵法修为，并不比任何人差。
（先秦由于国家处于战乱时代，地方士大夫崛起较多，因此给了人民发展的舞台，到了汉代随着大一统的出现，集权于中央的社会下，儒家的武功之学并未荒废是幸运的。西汉虽然实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就本身而言，西汉的治国之策是刘邦制定的王霸结合的权术政治，真正儒家获得机遇其实王莽，新莽之乱后，汉庭衰微，但是太学之士猛增，因此儒家议论政治成为政治清流开辟了条件，到了东汉，刘秀因为受过太学教育，治国以儒为本，逐成东汉“儒风最盛，风气最美”之风【梁启超语】）
李膺
东汉多名士，名士多是受到追捧的儒家学者，也就是硕儒。这些儒家大夫形成了一种与奸佞抗衡的清正之名，也因此遭受权贵的迫害与诬陷。东汉名臣杨震（人称关西孔子）、李固、陈蕃都被权贵害死。当然此期间，儒家并非只会谏言朝堂亦有很多善战之儒，其中代表的就是李膺。
李膺早年调任护乌桓校尉，当时鲜卑多次侵犯边境，李膺常常顶着箭石，每次都将其打败。使得敌人非常畏惧。因公事被免官，回到家乡纶氏县居住，教授学生常常达到近千人。汉恒帝永寿二年，鲜卑侵犯云中郡，又征召他担任度辽将军。最初，羌人掳掠到疏勒、龟兹二国，多次侵扰抢掠张掖、酒泉、云中各郡，百姓多次遭受他们的残害。自从李膺到达边境，羌人听到消息都感到畏惧屈服。将以前掳掠的男女，统统送还到边境。从此以后，李膺声威远播。
汉灵帝建宁二年，因张俭引发的第二次党锢之祸发生，李膺不愿逃走，自请入狱被宦官拷打致死，李膺死后，儒家名士遭遇宦官捕杀，终酿黄巾之乱。
张奂
张奂是东汉末年的著名儒家，少年时师从太尉朱宠，学习《欧阳尚书》，又自行删减《牟氏章句》。在东汉对外战争中功勋卓著，多次以恩信安抚、招降外族，使得北方宁静一时。
延熹元年，朝廷调张奂担任使匈奴中郎将，进驻南单于庭美稷，代表中央政府负责匈奴事务。同年，南匈奴诸部在休屠各的率领下起兵反汉，与乌桓、鲜卑攻掠沿边九郡，张奂他采用了和平的手段，诱降了乌桓；对南匈奴诸部叛军，采用袭击战略，将其击败，诛杀了休屠各部首领，余众皆降。又率南匈奴单于袭破了攻掠汉边的鲜卑，使东汉王朝的北部沿边地区暂时得到安宁。
延熹九年，鲜卑勾结南匈奴、乌桓数道入塞，攻掠沿边九郡，杀害百姓；同年秋，鲜卑又率八九千骑兵入塞，联结东羌、沈氐、先零等共攻张掖、酒泉，北方沿边地区深受其害。张奂调任护匈奴中郎将。南匈奴和乌桓听到张奂率兵到前线时，便率众二十万口投降。张奂诛其首恶，对降众采取安抚办法，平定叛乱。
延熹十年，东羌与先零羌五六千骑攻掠关中，围祋栩，掠云阳；同年夏，羌人复攻没两营，杀千余人；张奂派司马尹端、董卓二人率兵进击，大败羌人，斩其首领，俘羌人万余人。张奂善战尚武之风，可见一斑。
晚年张奂回到洛阳之时，恰逢党锢之祸，宦官矫诏命张奂平叛，不明真相的张奂率军围困窦武府邸，终致窦武自杀。张奂后知被骗，残害忠良，悔不当初。屡屡上书求请赦免儒之党人，因此为宦官忌恨，最终弃官而去，闭门不出，与弟子千人，讲诵儒经，著《尚书记难》三十余万字，以寿终。
范仲淹、韩琦
北宋儒家大兴，全赖范仲淹一人之力，而无论是范仲淹还是后来的韩琦，二人都是非常善战的儒家士大夫。范仲淹最大的功绩就在于遏制西北。康定元年，范仲淹与韩琦共同担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采取“屯田久守”方针，巩固西北边防。范仲淹到任后，即以朝廷名义犒赏羌族各部，与之签订条约，严明赏罚，羌族遂脱离西夏，为宋效力。为进一步稳固边防，范仲淹又修筑大顺城，遏止白豹城、全汤城一带的敌军进犯；同时，修葺细腰、胡芦等军塞，切断敌军通路，使明珠、灭臧两部族安心归附大宋。韩琦早年用兵莽撞，导致好水川兵败后，韩琦始信服范仲淹守议，两人同心协力，互相声援。由于两人守边疆时间最长，又名重一时，人心归服，西夏逐渐臣服，其土地也被北宋日益蚕食（这种蚕食战略直到靖康元年才停止）朝廷倚为长城，故天下人称为“韩、范”。边塞上传诵这样的歌谣：“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
范仲淹开创书院，谏立张载，确立关学，其功劳于后世比起韩琦要大，同时范仲淹建立范氏义庄，确立乡约与宗庙公积金，对于后世国家治理留下了很好的典范，范氏义庄成为乡约经典一直被模仿，其作用一直到了清末还在延续。以此确立的乡贤制度，却影响至今。此后二人执政阶段，北宋国力日渐兴盛，二人也因儒学之功绩也先后从祀孔庙。
陈亮
陈亮并未有作战之功，却是一个非常善于兵略之人。作为儒家实学派，陈亮主修兵法，对于兵略北方，有很全面的战略设想。陈亮曾多次与虞允文就出兵北伐之事做过规划，又参与张浚北伐之事。（张浚实际上是南宋主战派第一的领导人，南宋高宗、孝宗时代的北伐计划都是张浚规划的，其子张栻当时理学名家，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
宋孝宗隆兴元年，陈亮为周葵幕宾，“朝士百事、必指令揖亮，因得时豪俊尽其议论”。陈亮坦言：“绍兴辛已，壬午之间，余以报治兵事，为一时明公巨臣之所许，而反授《中庸》《大学》之旨，余不能识也，而复以古文自诡于时，道德性命之学亦渐闻矣。”陈亮撰著了《英豪录》和《中兴遗传》两部著作，冀图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总结出中兴复国的借鉴。
此后陈亮上《中兴五论》力主抗金。受到孝宗赏识，欲要委以重任，却被权贵阻挠，以“言涉犯上”之罪，逮捕诬陷入狱。此事孝宗得知，下诏免死，陈亮回乡后不再问政，与朱熹进行了多次学术辩论，并且开创浙学永嘉实学之风气，与朱熹、陆九渊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后期由叶适与陈傅良发扬光大。
与陈亮齐名的永康实学派主要人物叶适也是一名名将，开禧北伐之时，宋军战败，叶适独力与金兵对峙长江。在和州、滁州等地战斗中，他用劫砦等灵活的战术，给金人以重创。年底，金兵大部退出两淮，叶适在长江以北屯田，并在江北建定山、瓜步、石跋三大堡坞，安集流民，建立以江北守江的防御体系，一面屯垦，一面积极备战，准备北伐，却因庆元党禁，黯然致仕。
（值得一提的是，陈亮与朱熹实际上都主张北伐中原，只是陈亮侧重于军事要略，而朱熹主张通过儒家教化，影响北方民众，产生归附南宋之心，接应宋军北伐，届时北伐就可以光复中原了。朱熹直到死前还在主张北伐，而他的政策后期证明是对的，由于南宋缺乏对北方汉族的招抚，导致蒙古灭宋的主要将领实际上都是北方汉人，例如张弘范）
王阳明
延续到明朝，儒家善战之风仍然存在，只是日趋微弱，比较两宋时代，宋朝民间射箭风气颇盛。北宋时期，民间有“弓箭社”，有数十万成员，他们“带弓而锄，佩剑而樵”的局面，由于蒙古时期的禁武，而日趋消弭。在明代出现了秀才负弓，乡邻皆惊的地步。面对此等局面，王阳明力主习武善战，以趋报国成为了当时振臂一呼的声音。
阳明最得意的莫过于平定朱宸濠的叛乱，但是实际上王阳明真实的才干在于剿匪：
正德十一年，王守仁被擢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全力剿匪。守仁到任后，侦探叛军的情报，他传檄福建、广东会兵一处，首先讨伐大帽山的盗贼。正德十二年又亲自率领精锐在上杭屯兵，出敌不意进攻，连破四十余寨，斩杀、俘获七千多人七月，进兵大庾。十月，克左溪、横水，破巢八十四，斩杀、俘获六千多人。战毕，在横水设置崇义县。随后师还赣州，讨伐利头的盗贼，斩杀两千多人。
正德十四年，宁王朱宸濠反，王守仁集军乘宸濠精锐都前往安庆，留守南昌的兵力空虚，而攻打南昌，宸濠回兵救援。决战于鄱阳湖，经过三天的激战，宁王战败被俘于其大战于鄱阳湖，一战破敌，仅仅35天即平叛。(史载：阳明破敌之时，于众弟子战船之中讲述良知之学，听闻敌败之信，不过点头尔。）
嘉靖四年，王守仁进驻南宁，命湖广兵皆偃旗卧鼓驰马抵达，与明军一同突进，四面夹击。叛军大败，于是退守保仙女大山，据险结寨。官军攀木缘崖仰攻，并随后连连攻破油榨、石壁、大陂等地，直击断藤峡。随后王守仁密檄诸将移兵剿仙台等贼，五月十三日抵达巢穴。叛军大败，溃军为副将沈希仪斩杀。至此，断藤峡叛军几乎全尽。
王守仁率领书生和偏裨，荡平为患数十年的盗贼，用兵“诡异”、独断，素有“狡诈专兵”之名。在此期间，阳明独到的发明练兵，十家牌法等各种兵略制度，为后来平定各地盗匪之患，确立的具体方式，直到曾国藩治军之时仍然沿用此法。为后世敬仰。
综上所述，儒家能打仗是一直延续的，后世听闻一些只言片语，多言儒家不能打仗，没有责任心皆是权贵是非常不公平的，明末之时，顾炎武、张煌言、陆世仪、朱舜水都以儒家的学者参与抗清。直到民国时代，关东大儒牛兆濂仍然数度敌阵劝兵，力主抗日；钱穆、马一浮等儒家名家也未曾苟且偷生，而是追随抗争。熊十力先生还参与过武昌起义。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趋避之？这是儒家的信条，也是儒家力主作战的原因所在，信奉社会共同体至上的儒家不同于专业军事将领，他们作战为的是道义，因此更应当受人尊重。
呜呼，古儒皆知兵也，宣圣平公山之乱，冉子可退齐师，汉儒善战，李膺破鲜卑，张奂平乌桓，度尚平南蛮，卢植灭黄巾。乃至宋，范韩兵略西北，屡败党项。种师道师承张子，亦能抗金，陈亮，叶适屡谋北伐。赵葵乃晦庵再传亦保全淮蜀，明之阳明治兵平叛，陆桴亭尚知兵法。盖儒有文德必修武备，报节社稷非侃侃而谈也。荀卿尚著《议兵篇》，朱舜水抗清北伐，战于阵前。颜习斋尚武好射。陆桴亭通天文知兵道，善阵图。顾亭林亦善考察地理战略，著《郡国利病书》；徐光启以汇通中西，尚倾心兵理炮科。张煌言举兵抗清而能下浙东，王荆公夺河西乃首功。今人多听谣言蛊惑，不知真儒之能，亡言儒者万般不能，唯知纸上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