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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刚:钱穆的诸子学研究过时了吗?  
作者:[詹刚] 来源:[东方早报2015-07-31] 2015-08-24


    晚清之时,中国遭遇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也由此开启了学术大繁荣的局面。这时,两千年来一直居正统地位的儒学成了中华文化专制、落后的替罪羊,被批判被攻击,而一直被冷落的先秦诸子则被发掘出来,被宣扬被倡导,而在这种宣扬和倡导之中,则承载了知识者对新社会新文化的期待。

    “五四”新人胡适(1891-1962)于1919年2月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胡适这一著作,是用现代西方学术规范研究中国本土故有学问的开山之作。胡适的著作,引起当时学术界的热烈讨论。按照我们现在的分类,当时的学术思潮有三大倾向,即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胡适是作为自由主义者,全盘西化论者,来研究中国传统学问的代表人物。

    钱穆论先秦学术

    本文介绍的是钱穆的诸子学研究,而钱穆,正是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中的重要代表人物。钱氏不仅是学问家,也是思想家,是对儒学抱有特别情感的学者。具体到先秦学术,钱穆将先秦学术分为两流、五派、三期。这一认识在其1926年所著、1931年出版的《国学概论》中已经成型,在1935年出版的《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中完善定型,此后终身不改。

    所谓两流,是指钱氏以贵族与平民思想的对立,这一线索来理解先秦学术演化。即儒、墨各成一大流派。“先秦学派,不出两流:其倾向于贵族化者曰儒,其倾向于平民化者曰墨。儒者偏重政治,墨者偏重民生。法家主庆赏刑罚,源于儒;道家言反朴无治,源于墨。故一主礼,一非礼。一主仕进,一主隐退。一尚文学,一主劳作。此当时学术界分时之所在也。”(《国学概论》)

    所谓五期,是指战国中期,诸子分五派,此五派,是钱氏根据他们对于仕的态度而分的。所谓三期说,是指诸子学说在阶段上可以分为三期。第一期,是孔子和墨子的时期。此期仍然是关于贵族文化的争论,是贵族阶级的生活如何正当的问题。第二期是陈仲、许行、孟子和庄子时期。所讨论的是士或知识者,也即平民阶级对于贵族阶级所持的态度问题。第三期是老子、荀子和韩非的时期。是士阶级的大整合时期,出现了反游仕反文学的思想。三期分别对应“礼”、“仕”、“治”三大问题。并且,钱氏还提出,先秦各家相通,转相师承,递相授受。也就是说,各家的关系并不是壁垒森严,有对立无融合的,而是,互有师承,互相转化。

    考证苏秦张仪案

    在整体观下,钱穆对诸子中的墨子、老子和庄子又有专书研究。而集大成之作则是1935年出版的《先秦诸子系年考辨》,此书被顾颉刚誉为不朽之作,也几度受到陈寅恪的推崇。钱氏关于诸子,有许多具体论断。其中常被后来者指责的有两大论断。一个是,钱氏考证认为孙武即孙膑,《孙子兵法》就是《孙膑兵法》;另一个是,钱氏认为《老子》一书晚出,是战国晚期著作,晚到大致与《荀子》同时。人们往往引用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西汉竹简(既有《孙子兵法》,也有《孙膑兵法》)来批评钱穆考证之误;人们也爱用后来出土的长沙马王堆西汉楚帛书《老子》、郭店简战国中期《老子》简,以证明《老子》书晚出的考证是错误的。

    可是,事情还有另一面。钱穆在《系年》中有一篇《苏秦考》。按《史记》记载,张仪、苏秦是同时代之人,是好友,在七国中施展合纵连横之术。苏秦死后,有弟苏代活跃于世。但钱氏《苏秦考》指出,一、记载在苏秦身上的事情,多数都是苏秦死后之事。二、不存在张仪与苏秦为好友之事,更不存在苏秦送张仪入秦国的可能。三、苏秦的事情,可考的只有仕燕,避罪到齐国,为反间计,被齐王所杀。四、指出苏代的事迹费解,忽前忽后。五、合纵攻秦之事皆在秦昭王、齐湣王、燕昭王、赵惠文王时,且只有五国攻秦,没有六国攻秦之事,而且这事发生时苏秦已经死了。苏氏家族可能精通纵横之学,所以,人们将其家族之事都算到苏秦一人身上了。在钱氏考证的基础上,唐兰、杨宽、徐中舒进一步探索,比较一致地认为,苏秦实际上生活于张仪之后,《史记》记载是错误的。

    令人欣慰的是,1973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墓的出土物中除了帛书《老子》等以外,还有一件《战国纵横家书》,此帛书共27章,其中前14章的内容全与苏秦有关,或是苏秦的书信,或是苏秦的游说之辞。而这些是司马迁所没有看到过的材料。至此,苏秦的事迹真相大白。司马迁《史记》苏秦事迹中既有弄错的,又有假造的。从出土材料来看,苏秦的一生,主要是为燕昭王在齐国作间谍活动。苏秦的年辈要比张仪晚得多,张仪死在公元前310年,苏秦要晚死25年左右。《史记》把张仪、苏秦的顺序错为苏秦、张仪,把五国伐秦错成了六国合纵,还推早了45年(前288-前333)。这样一来,钱穆、唐兰、杨宽、徐中舒等人的研究成果得到了证实。钱氏虽然没有最后悟到司马迁搞错了苏秦死的时间,临门一脚,欠缺一步,但苏秦事迹中的重要疑点和可能的情况,他基本上排查到了。所以,在这一考证上,应记首功。然而,如此精彩的考证案例,却没有多少人提起钱穆的贡献。
 
    举上面这个例子,也可以大致看出,钱穆治诸子学的具体方法,那便是史学考证之法。回过头来,我们看钱穆的《系年》中的《孙武辨》、《田忌邹忌孙膑考》中认为孙武、孙膑是同一人的考证。其实,这一认识,并不起源于钱氏,南宋叶适,清代全祖望、姚鼐已经对孙武其人其书发生怀疑,最重要的理由有两条,一是《左传》没有记载孙武这位赫赫有名的大将,不可思议;二是,《孙子兵法》中一些措辞不合春秋时的情况。当然,出土材料已经证明,钱氏的判断是错误的。可是,钱氏及前人所提出的疑问依旧存在,并无合适的解答。这个问题,真的解决了吗?进一步说,与考证所得的结果相较,考证的方法是不是也值得重视呢?

    考证老子其人其书案

    现在,我们看一下钱穆的老子考证。关于老子其人其书的讨论是现代学术中的大题目。而钱穆是较全面考证老子的重要学者之一。钱氏认为《老子》是战国末期的作品。他从社会及政治现象、文字、词汇、思想范畴以及独创的思想线索角度作了充分论述。钱氏分老子其人与其书为二,分别考察。在《系年》的《老子杂辨》里,钱氏认为老子是三个历史人物的杂糅,即老莱子(《论语》中的“荷蓧丈人”)、周烈王时的太史儋及战国晚期楚人詹何。而《老子》一书的作者,则不能定。其考证詹何就是《庄子·外物》中的任公子。理由是,《庄子·外物》中说“任公子为大钩巨锱,五十犗以为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而《淮南子·冥览训》中说“詹何骛鱼于大渊之中”,描述相似,故此二人应是一人。这一考证,虽牵强但也有妙趣。

    钱氏考证《老子》晚出的文章都收入《庄老通辨》一书。其精彩之处,比如,从社会和政治现象来考察《老子》。认为有些老子之语,不合春秋时的形势,如“使民重死而不远徙”、“我好静而民自正”、“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左传》所记“大抵皆贵族阶级自身内部相互间之动乱争夺为主。而何有乎如《老子》书之所谓百姓之好智多欲好动而轻死乎?此乃王官之学,流散入民间,诸子兴起,百家争鸣,乃始有此现象”(《再论〈老子〉成书年代》)。

    《老子》又说“大道甚夷,而民好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钱氏指出:“此种景象,又岂春秋时所有乎?亦岂战国初期之所能有乎?又曰: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当知此辈皆来自田间,故致于野甚芜而仓甚虚,此亦显是战国晚期游士食客之风既盛,乃始有之也。”“若其有之,则在孟尝春申信陵平原四公子之门。且武器之有剑亦始春秋末年,然尚不为当时社会士流普遍之佩带品。”“故无论就大体言,或就小节言,《老子》书之为晚出,乃无往而不流露其成书时代之背景。”(《再论〈老子〉成书年代》)

    由于1993年荆门郭店战国中期《老子》竹简出土,所以,钱氏认为《老子》一书乃是战国晚期著作的结论已被淘汰。但像上面所举这些富有洞见的观察,则没有因之而被消除,疑问仍旧存在。

    钱穆的子学研究到上世纪60年代,随着年岁增长、关注点转移而结束。再加上两岸隔绝,所以,当1970年代地下材料不断发现的时候,钱氏没有发言。

    重读钱穆

    今天,我们重读钱穆的著作,如他的诸子学研究,我觉得依旧受益无穷。

    第一,钱穆在新时代及时运用了传统时代人们因为价值观念而忽视的《竹书纪年》来解决研究对象中的问题。陈寅恪曾经赞赏《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的优点在于,以《竹书纪年》订正《史记》的错误,有许多重大的发现。现在看来,这正是钱氏学术能够在清人基础上推进一步的原因所在。再者,钱氏读书精熟,材料运用如臂使指,这是同时及后辈学者很难达到的境界。

    第二,据钱穆晚年回忆,其少年时代曾经遍读严复译作,尤其是从《群学肄言》、《名学》二书得益匪浅。此外,对《新青年》之文章也悉心拜读。这些阅读都表现在其诸子学研究之中,即能够采用社会学的视野,比较客观,重视逻辑,所以,尽管有时结论并不完全正确,但其方法、论据和质疑,是有力而可信的。而此史学立场已经是融合了乾嘉考据学、西方社会学、逻辑学在内的新的史学手段了。

    第三,钱穆虽然学有所宗,推崇儒家,但在具体研究中并非牵强附会,实际上,他对古史的怀疑较疑古派领袖顾颉刚有过之,无不及。正因为他有魄力破坏旧的陈说,故其建构,才更牢固,更可观,读来更有滋味。而这是不是也提示我们,当我们总是倾向于认为学有所宗会有所遮蔽,会教条会僵化会意识形态化,然而,与此同时,是不是也会有更深刻的开显?

    在历史线索中,总是存在着缺失的环节,对于这些环节,学者们绞尽脑汁,他们使用各种手段不懈探索,但是有些可以探测出来,有些则依旧在幽暗之中。按照波普尔(KarlPopper)的学说,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在于经验上的“可证伪性”。理论不能被证实,只能被证伪。那些可以被证伪的学说才是具有科学性的。钱氏诸子学中的具体论断被证伪了,恰恰表明,其研究是具有科学性的,而不是相反。钱氏在诸子学的考证中,总的来说,贯穿了客观的、逻辑的方法,有理有据。

    钱穆过时了,钱穆又不过时。我们时代的优秀学者也无非是在做钱穆应做之事,并且,要努力回答钱穆及其同时代学者所提出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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