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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生群:对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关系的几点看法 
作者:[赵生群] 来源:[作者新浪博客2007-05-14 ] 2015-06-24

    一、出土文献的价值

    王国维说:“古来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1]

    新的发现、新的材料,对于促进古文献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极大地推动了古文字学和殷商历史的研究;敦煌遗书的发现,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新的显学——敦煌学;内阁大库元明以来书籍档册的发现、简帛文献的大量出土,也大大促进了相关领域的研究。

    《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载有《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齐孙子兵法》八十九篇,图四卷。两书分属孙武、孙膑。后因《孙膑兵法》失传,人们对《汉志》著录产生了怀疑,有人认为孙子是一人而非两人,也有人认为《孙子兵法》是一书而非两书,1972 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孙膑兵法》残简,使这一有争议的问题迎刃而解。对于《文子》、《尉缭子》、《鹖冠子》、《晏子春秋》、《六韬》等书的真伪问题,人们也多有不同看法,1973 年,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的《晏子春秋》、《文子》、《太公》,同年长沙马王堆帛书出土的《鹖冠子》残简,都大大深化了人们的认识,并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了人们在思想方法上的一些偏差。大的发现,催生新的学问,小的发现,可深化人们对具体问题的理解,或提供新的材料、提供新的研究课题,新的资料的重要,自然是无可置疑的。王国维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主张将新发现的考古资料与传世文献互相验证,从而取得考据方法的重大突破,也与新材料的发现有着密切的联系。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出土文献的大量发现,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中国学术史。

    二、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可以互补互证

    文献流传,历时愈久,愈易失真。以今日所见古代文献而言,文字讹误,文句颠倒,篇章脱漏增益,记事殊异,乃至于随意增窜改作,不胜枚举。出土文献长期埋藏,因而得以保持较为原始的面貌。有些文献经历了几千年(如甲骨文、金文等),少者亦有数百年,其可贵性不言而喻。

    传世文献的长处,则主要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传世文献经过了长期的自然选择。既要读书,主观上总是希望有一个好的本子。因此,传世文献得以流传,必有其原因,有其长处。

    更为重要的是,传世文献往往经过整理选择。古人很早就已经开始进行文献整理工作。

    《国语·鲁语下》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汉书·礼乐志》曰:“王官失业,《雅》、《颂》相错,孔子论而定之,故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对于六艺,都有整理之功。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主持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巨大的文献整理工作。这次文献整理不仅涉及面广,而且非常细致、深入。

    《艺文志》总序曰:“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殽乱……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艺文志》最后概括说:“大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班固自注:“入三家五十篇,省兵十家。”

    这说明,西汉古籍整理,是得到国家支持、由著名学者、专家主持的一项系统工程,它使绝大多数西汉文献以前的文献都经过了认真的校理。

    刘向、刘歆校书时,条件相当优越。一是去古未远,可以见到大量古书,其中有不少是古文,甚至有一定数量的出土文献。二是用以校勘的资料亦相当丰富。如:

    《战国策书录》:“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其中“有国别者八”。《管子书录》:“所校雠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着八十六篇。”《晏子书录》:“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校尉参校雠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臣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着八篇,二百一十五章。”《邓析子书录》:“中邓析书四篇,臣叙书一篇,凡中外书五篇。以相校除复重,为一篇。”《孙卿书书录》:“所校雠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定着三十二篇。”当时每校一书,都参考了不同版本,多者在十本以上。

    刘向父子整理古籍,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文字、篇章进行校勘。

    刘向《战国策书录》称:“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字者多。”《晏子书录》称:“中书以夭为芳,又为备,先为牛,章为长,如此类者多。”《列子书录》称:“或字误以尽为进,以贤为形,如此者众。”又称:“中书多,外书少。章乱布在诸篇中。”《汉书·艺文志》曰:“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又曰:“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又曰:“(《论语》)经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为异。‘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故亲生之膝下’,诸家说不安处,古文字读皆异。”

    二是汇编与辑佚。

    《战国策书录》称:“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晏子书录》称:“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汉书·艺文志》曰:“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尚书》)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又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又曰:“《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

    三是辨伪与存疑。

    《晏子书录》称:“又有复重,文辞颇异,不敢遗失,复列为一篇;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之言,疑后世辨士所为者,故亦不敢遗失,复以为一篇。”《列子书录》称:“《穆王》、《汤问》二篇,迂诞恢诡,非君子之言也。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杨子》之篇唯贵放逸,二义乖违,不似一家之书。”《汉书·艺文志》载:“《太公》二百三十七篇。”班固自注:“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班氏之注,亦当本于刘向《别录》、刘歆《七略》)“《文子》九篇。”注:“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似依托者也。”“《力牧》二十二篇。”注:“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孔甲《盘盂》二十六篇。”注:“黄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大禹》三十七篇。”注:“传言禹所作,其文似后世语。”“《神农》二十篇。”注:“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伊尹说》二十七篇。”注:“其语浅薄,似依托也。”“《鬻子说》十九篇。”注:“后世所加。”“《师旷》六篇。”注:“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之。”“《务成子》十一篇。”注:“称尧问,非古语。”“《天乙》三篇。”注:“天乙谓汤,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黄帝说》四十篇。”注:“迂诞依托。”

    可以想见,这些经过认真校理的古籍必定不会是一无可取的。另一方面,出土文献本身也有各种复杂的情况,不一定十全十美。所以,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本质上应该是互补互证,不能绝对地划分高下优劣。

    三、出土文献需作具体分析

    出土文献是一个整体概念。具体到某一种的出土资料,需作个案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出土文献中,有的是第一手资料,如甲骨文、金文及其它铭文,其可信程度无可怀疑。但也有一些是经过辗转传抄的。对于这类材料,就需要作具体分析。兹举一例以明之。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帛书。其中的一种,后来被定名为《战国从横家书》,帛书共二十七章,中有十一章内容见于《战国策》和《史记》。帛书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其中有关苏秦的资料较为集中,且与《史记》、《战国策》的记载大相径庭。一些学者根据帛书的相关资料,对《史记》、《国策》的可信性提出了质疑。

    唐兰先生说:“(司马迁)没有见到关于苏秦的第一手史料,因而把公元前三世纪初的苏秦事迹,推到前四世纪末;把张仪、苏秦的时序改为苏秦、张仪;五国伐秦错成了六国合纵,还推早了四十五年(前228年-前333)。时序既差,事迹中既有弄错的,又有假造的,他的《苏秦传》就等于后世的传奇小说了。”[2]

    杨宽先生说:“今本《战国策》中,既有比较原始的苏秦数据,也有出于后人伪造虚构的东西,可说真伪参半。而《史记·苏秦列传》所辑录的,几乎全是后人杜撰的长篇说辞。因为司马迁误信这些游说辞为真,误认为苏秦是和张仪同时对立的人物,反而把有关苏秦的原始资料抛弃了,或指把这些资料中的‘苏秦’改成‘苏代’或‘苏厉’。因此战国中期有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和苏秦活动有关的,真相就模糊不清。”[3]

    马雍先生说:“《史记》中有关苏秦的记载错误百出,其材料来源多出伪造,可凭信者十无一二。尤其严重的错误是以为苏秦死于燕王哙之时(公元前320-314),早于昭王之立(公元前311)。今本《战国策》中关于苏秦的纪录较《史记》为多,但亦真伪参半,又往往将苏秦和苏代兄弟二人弄得混淆不清。”[4]

    其它学者也有许多人持类似的观点。

    众多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众口一词,除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外,对帛书过于相信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其实,司马迁和刘向都曾见到过与帛书相类似的数据。《苏秦列传》赞语说:“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由此可见,司马迁所看到的后人假托附会的“苏秦数据”不在少数。《战国策》中也有若干署名苏秦的篇章时间较后。如:《齐策二·秦攻赵长平》,《齐策三·楚王死》、《孟尝君将入秦》,《齐策四·苏秦自燕至齐》、《苏秦谓齐王》,《赵策一·苏秦说李兑》、《赵收天下》,《韩策三·韩人攻宋》,《燕策一·奉阳君李兑甚不取于苏秦》。

    苏秦合纵在前,张仪连横在后,有苏秦联合六国,而后有张仪散纵连横,这是战国纵横最基本的事实。《史记》、《国策》对此都有极其明确的记载。《苏秦列传》载苏秦之死在燕王哙(公元前320-前314年)时,《张仪列传》、《六国年表》载张仪之死在魏哀王时(具体时间为公元前309年)。刘向《战国策书录》称:“当此之时,秦国最雄,诸侯方弱。苏秦结之,时六国为一,以傧背秦。秦人恐惧,不敢窥兵于关中……及苏秦死后,张仪连横,诸侯听之,西向事秦。”

    司马迁作《六国年表》,主要依据《秦记》,表中涉及苏秦、张仪事迹,有明确编年的资料就多达八条。太史公“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有诸侯史记作参考。汉初,战国权变之论著多在,亦为司马迁所得见。刘向亲自校勘诸子之书,而《汉书·艺文志》载“从横十二家,百七篇”,其中有“《苏子》三十一篇”,注:“名秦,有《列传》。”“《张子》十篇”,注:“名仪,有《列传》。”依据如此丰富的资料,当不难审定苏秦、张仪的先后次序:很难想象这些纵横家著作都会数典忘祖,连苏、张活动最基本的事实都搞不清楚。

    战国从横游说之风盛极一时,纵横之士于纵横捭阖之时,往往采撷旧事,加以整理润色,或参以己意,斟酌益损,以为游说之资。此类资料经过辗转传抄,极易产生歧异。加上帛书多孤立成章,且一概没有署名,更增加了产生讹误或者伪托的可能性。苏秦、苏代、苏厉活动时间虽然先后不同,但他们的活动范围和宗旨却惊人地相似。苏秦先在燕,后至齐,苏代、苏厉先奔齐,后适燕,主要活动地点都在燕、齐两国。苏秦的活动宗旨有二:一是主张六国合纵抗秦,二是在处理燕、齐两国关系时,他又明显偏向于为燕国着想而谋齐。苏代、苏厉在这两点上都与苏秦如出一辙。这就使得兄弟三人的事迹特别容易混淆。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注释:

[1]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载《王国维学术经典集》175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版。

[2]《司马迁所没见过的珍贵史料-长沙马王堆战国纵横家书》,载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战国纵横家书》附录。

[3]《马王堆帛书战国策的史料价值》,载《文物》1975年第2期。

[4]《帛书别本战国策各篇的年代和历史背景》,载《文物》1975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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