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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世界工人革命的大时代就要开始了! 
作者:[红色中国时评] 来源:[人大经济论坛2015-5-21] 2015-06-02

摘要: 属于二十世纪的社会改良主义“劳工新政”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同样属于二十世纪的“中等收入陷阱”及其新自由主义的世界反革命时代就要落下帷幕了;真正的二十一世纪——中国与世界工人革命的大时代就要开始了。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起源于欧洲,至十六世纪开始初具规模并表现出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些基本运动规律。早在十六世纪,英国就已经是西欧比较先进的国家。到了十八世纪,英国基本确立了相对于西欧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荷兰和法国)的优势地位。十九世纪,英国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全球性霸主,“日不落帝国”如日中天。英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霸主地位一直维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即使在英国霸权衰落以后,今日英国仍然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国家之一。基于英国无论在欧洲还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都长期处于领先或比较领先的地位,本文以英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为基准,以英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00,其它各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按照它们相对于英国的百分比来表示。比如,1500年,南欧四国平均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指数是124。就是说,当时南欧四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英国的124%。

    西北欧四国指的是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北欧五国指的是爱尔兰、丹麦、挪威、瑞典和芬兰。中欧三国指的是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南欧四国包括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希腊。东欧七国包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前苏联指的是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历史疆域,包括现在所有的所谓“独立国家联合体”的成员国,大致相当于历史上俄罗斯帝国的疆域。

    长期以来,欧洲一直是世界上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区。即使是在欧洲内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两极分化的规律从一开始就在起作用。在1500年,当时欧洲最富有的南欧地区与最贫困的东欧地区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为1.8倍。到了1900年,西北欧与前苏联历史疆域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扩大到了2.9倍。

    自十六世纪以来,西北欧就长期处于欧洲乃至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地位。南欧曾经是欧洲范围最富裕的地区。自十七世纪开始落后以后,南欧与西北欧的差距越拉越大。到了1700年,南欧、北欧、中欧已经全部陷入了当时欧洲经济体系范围内的“中等收入陷阱”,其人均收入相当于英国的61-77%,或者相当于西北欧平均水平的71-90%。在整个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前半期,上述地区与西北欧之间的差距继续扩大。

     到了十九世纪后半期,中欧和北欧才开始逐渐缩小与西北欧之间的差距。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严重挫折以后,一直到二十世纪后半期,中欧和北欧才逐步实现了与西北欧之间的“融合”,最终加入了核心国家的行列。

    至于南欧诸国,一直到二十世纪上半期,其人均收入水平还徘徊在相当于英国25-50%之间的水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南欧诸国曾经一度发生了“经济奇迹”,与西北欧之间的差距大大缩小。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南欧四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已经达到西北欧的约80%。南欧地区似乎有望步中欧、北欧的后尘,成为欧洲又一个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地区。然而,好景不长,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南欧追赶西北欧的过程戛然而止,最后20%的差距再也无法合拢。自从2008-2009年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来,南欧诸国纷纷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经济地位已经一落千丈。

    自十七世纪南欧开始落后于西北欧以来,已经过去四百多年的时间了。在四百多年的时间里,南欧各国经历了无数风云变幻,实行过君主制、君主立宪制、法西斯主义、资产阶级军事独裁统治、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制等五花八门的政治体制,尝试过从自由放任到主要工业企业国有化的多种经济模式,经受了无数次战争、政变和革命的洗礼,但是始终无法改变其在欧洲相对落后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即使到了今日,仍然沦为债台高筑的“欧猪四国”(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西班牙的英文国名头一个字母合在一起是PIGS,正好构成英文单词“猪”的复数形式,中文译为“欧诸四国”)。

    至于东欧诸国和俄罗斯,自十六世纪起,就已经是主要向西北欧输出农产品的欧洲外围地区。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东欧和俄罗斯与西北欧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一直到俄国革命胜利以后,社会主义苏联才开始迅速缩小与欧洲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距。1928年至1975年,苏联与英国在人均收入方面的差距由4倍缩小到了2倍。然而,在苏联解体以后,几十年的发展成就付诸东流。

    到了十九世纪,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已经扩展到全球。到十九世纪晚期,绝大多数亚洲和非洲国家都已经沦为西方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建立在收入和财富分配高度不平等的基础上。到了1870年,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核心、半外围、外围三个相对稳定的等级。世界财富主要集中在西北欧和“西方衍生国”(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四个英语国家;由于美国人口数量占这四个国家人口总数的绝大部分,“西方衍生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主要反映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1870年,这些国家的人口总数大约占全世界人口的八分之一,但是占有世界经济总产值的三分之一强,实际上拥有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大部分剩余价值。

    亚洲和非洲的广大地区,占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但是仅占有世界经济总产值的五分之二,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外围地区。亚洲和非洲人民生产的大量剩余价值通过帝国主义的征服和掠夺以及不平等交换(在世界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中,外围国家用较多的劳动来交换核心国家较少的劳动)转移到核心国家,为核心国家提供了大量的超额剩余价值。

    南欧、东欧、俄罗斯帝国、拉丁美洲各大国、日本以及西亚构成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半外围。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大约相当于英国(当时的霸权国家)的25-50%。半外围国家初步开始了资本主义工业化,但是在国内生产关系中普遍存在着大量的“前资本主义的”或者“封建的”残余。

    在二十世纪前半期,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陷入重大危机,帝国主义战争削弱了世界资产阶级的力量,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资产阶级被迫对工人阶级和民族解放运动做出一些让步。在这种形势下,半外围国家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前苏联、东欧、南欧、拉丁美洲各大国普遍实现了基本工业化和城市化;前苏联、东欧、拉丁美洲的人均收入水平达到了英国的40-50%;南欧的人均收入水平达到了英国的80%以上。

    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步,半外围国家的工人阶级队伍迅速壮大。工人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要求有更高的物质生活水平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权利。然而,无论是苏联和东欧的修正主义统治集团还是南欧和拉丁美洲的资产阶级都无法满足工人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日益增长的政治和经济要求。与核心国家不同,半外围国家不占有大量的超额剩余价值,无法既满足工人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要求,又确保将足够的剩余价值用于资本积累(以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

    上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东欧、南欧和拉丁美洲的工人运动开始高涨。智利一度出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形势。1974年,葡萄牙爆发革命,推翻了统治葡萄牙数十年之久的法西斯独裁政权。葡萄牙革命胜利后,西班牙、希腊的法西斯政权相继垮台。

    为了挽救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世界资产阶级开始进行反扑。1973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下,皮诺切特发动政变,在智利建立了法西斯独裁统治,并且在军政府的铁蹄下开始推行以全面私有化、自由化为基本特征的新自由主义反动政策。1979年,撒切尔在英国上台;1980年,里根在美国上台。以此为标志,新自由主义开始成为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官方经济政策。

    到了八十年代,拉丁美洲和东欧国家的债务危机爆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逼迫下,拉丁美洲国家被迫实行所谓“结构调整”。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修正主义统治集团趁机“与时俱进”,一边大搞所谓“休克疗法”(所谓“激进的市场化改革”),一边大举侵吞经过几十年社会主义工业化形成的巨额全民资产,摇身一变成为资产阶级新贵。经过几十年建设的社会主义工业毁于一旦,大批劳动人民沦为赤贫。

    为了摆脱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除了向核心地区和半外围地区的工人阶级发起进攻以外,世界资产阶级还必须寻找大批新的廉价劳动力供应来源。只有有了大批新的廉价劳动力,并且将这些廉价劳动力投入资本积累,才能使得世界范围的阶级力量对比发生对世界资产阶级有利的根本变化,恢复并提高世界范围的利润率,重启世界范围的资本积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近代以来,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下降。182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大约相当于英国的三分之一;到了187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下降到英国的六分之一。甲午战败,东亚贡赋贸易体系彻底瓦解,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到了二十世纪中期,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下降到英国的十五分之一、美国的二十分之一,沦落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外围国家。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不断外围化的过程,就是中国近代以来民族危机的实质。

    中国革命胜利后,经过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基本稳定了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相对地位,制止了外围化。资本主义复辟以后,在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中国发展起了庞大的出口制造业。到了2008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以前,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已经上升到大约相当于英国的四分之一、美国的五分之一。中国进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半外围的行列。于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也就要开始面对各自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按照楼继伟先生的理解:“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是停滞陷阱,但是容易发生在中等收入阶段。1050美元到12470美元都是中等收入,5500—12470美元,是中等偏上,我们现在就是中等偏上。拉美一些国家和东南亚国家,也是在这一阶段停滞的。”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8000美元,如果按照年均5%的增长速度,只要再经过10年的时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可以顺利地越过楼继伟部长所规定的“中等收入陷阱”的上限。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则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14000美元,已经进入楼继伟部长所展望的安全地带了。既如此,忧从何来呢?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如果要具备社会科学的意义,就决非仅仅是一堆孤立的、机械的美元数字。1820年时,英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700美元(按照1990年不变美元计算),足以让英国成为当时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霸权国家;而在2008年,印度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按1990年不变美元计算)“高达”3000美元,印度仍然不过是一个“发展中”的外围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范围内,一定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在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范围内不同的等级地位相联系时,才有着相应的社会科学的意义;就是说,才能够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以及该体系的各个不同地区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方面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提供一定的指示信息。

    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运动规律来说,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在本质上是半外围陷阱。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积累中心在核心地区。但是为了充分利用世界其它地方的廉价劳动力和资源,往往还要求核心地区以外的一些国家积极参加资本积累和工业化。这些国家,就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半外围地区(与基本上不参加资本积累和工业化的外围地区相区别)。当半外围地区的资本积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势必产生一个比较强大的工人阶级以及有相当规模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有能力组织起来,要求广泛的经济和政治权利。由于半外围国家的资产阶级与核心国家的资产阶级相比处于劣势,不掌握大量的超额剩余价值,无力赎买工人贵族、实行“劳工新政”,这就必然导致半外围国家阶级矛盾的激化以及资产阶级统治的危机。自二十世纪初以来,半外围地区就始终是世界阶级矛盾的中心以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最动荡的地区。

    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发展的早期,南欧、中欧、北欧构成了以西北欧为核心的欧洲经济体系的半外围。到1850年,这些地区的人均收入分别是英国的50-60%、西北欧国家平均水平的60-80%。1870年德国统一以后,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了最后一轮大规模的殖民扩张,非洲被完全瓜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为帝国主义国家提供了大量超额利润。在这个背景下,中欧和北欧开始了脱离“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进程,其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多次工人起义以及纳粹德国的黑暗统治。一直到1970年,中欧和北欧的人均收入才赶上了英国的水平,完成了从半外围到核心的过渡。

    到了十九世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成为全球体系。俄罗斯、东欧、拉丁美洲、西亚相继进入半外围的行列。在整个二十世纪,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徘徊在相当于美国的20-40%、相当于英国等二流核心国家的25-50%的水平。从这些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当人均收入达到或接近英国50%的水平时,是“中等收入陷阱”危险的上限。上世纪七十年代,前苏联、东欧、拉丁美洲、西亚纷纷在达到或接近这一上限时遭遇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

    日本一直到十九世纪末才搭上了帝国主义的末班车。1905年,日本在为了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战争中打败了腐朽的沙皇俄国,巩固了作为半外围国家的地位。此后,在整个二十世纪前期,日本帝国主义的既定国策是变中国为自己的殖民地并在此基础上争霸世界。日本帝国主义的图谋因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而被彻底粉碎。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了对抗新兴的社会主义阵营,美帝国主义决定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并扶植南朝鲜和台湾当局。在美帝国主义的扶植下,日本、南朝鲜、我国台湾省得以实现“经济起飞”。1970年以后,日本基本摆脱了半外围地位,加入了核心国家的行列。
           
    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资本主义复辟以后,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传统意义的工业化(工业产值达到GDP的40%,非农业产值达到GDP的90%,非农业就业人口接近全部就业人口的70%),城市化率也超过了50%。中国的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工人阶级占到了人口的大多数,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队伍也有很大增长。工人阶级经济斗争的力量日益增长,国民收入分配出现了对工人阶级有利而对资产阶级不利的变化,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率逐年下降。这些趋势继续下去,只要五到十年的时间,中国的阶级斗争形势就完全有可能起质的变化。中国现有的资本主义积累体制将无法继续下去,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斗争的结果,或者将导致工人阶级的严重挫败,或者将导致资产阶级的灭亡。

     在有一个方面,中国资本主义即将陷入(或者已经陷入)的“中等收入陷阱”与以往各个国家所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都不同。那就是中国的巨大的人口规模。在二十世纪中期,核心、半外围、外围地区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大约是15%、15%、70%,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比例大约是50%、25%、25%。随着中国由外围上升为半外围,再加上人口分布的变化,核心、半外围、外围地区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已经大致演变为15%、35%、50%,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比例大致演变为40%、40%、20%。中国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份额已经接近20%,如果中国的份额在此基础上再增加一倍,达到世界经济总产值的40%(从而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达到半外围的上限),核心、半外围、外围地区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比例就将分别成为20%、60%、20%,建立在财富和收入高度集中于西方少数国家基础上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就将坍塌。

    另一方面,如果中国资本主义深陷“中等收入陷阱”无法自拔,未来中国阶级斗争的结果也不会是简单地重复二十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前苏联、东欧和拉丁美洲的悲剧。当前苏联、东欧和拉丁美洲遭遇严重的资本积累危机时,他们的总人口大约占世界人口的15%。由于中国发生资本主义复辟,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得以动员相当于世界劳动力总数五分之一的巨大的廉价劳动力队伍投入资本积累,从而使得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得以克服二十世纪晚期的危机。

    相比之下,如果中国资本主义在未来陷入危机,除了中国本身人口占世界人口20%以外,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世界资本主义分工中的中心作用,还完全有可能使得整个的半外围地区以及一部分外围和核心地区卷入危机。这样,就有可能在包括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广大地区造成革命形势。而在中国之外,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将很难寻找到另外一块既拥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又具备有效资本积累所需要的其它各项条件的广大地理区域。由于这些全新的历史特点,未来中国的“中等收入陷阱”将完全有可能演变为中国资本主义乃至全球资本主义无法逾越的末日鸿沟。

    属于二十世纪的社会改良主义“劳工新政”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同样属于二十世纪的“中等收入陷阱”及其新自由主义的世界反革命时代就要落下帷幕了;真正的二十一世纪——中国与世界工人革命的大时代就要开始了。

    在这个即将开始的大时代里,中国工人阶级将要上演怎样的惊天动地、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活剧,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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