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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学无古今中外”是我的一个梦 
作者:[李零] 来源:[今天文学2015-02-01] 2015-03-23


    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举办。当时有个口号,叫“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中国人有个非常古老的梦,这个梦叫“大同世界”(《礼记·礼运》)。谁都希望朗朗乾坤,天下为公,天下大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战争。但《圣经·旧约》上不是有个故事吗,上帝害怕人类齐心合力造巴别塔(Tower of Babel),上出重霄,扰乱了天上的安宁,故意制造了语言差异,让大家说不到一块儿。我们这个世界被两大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六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道教、佛教)分裂,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梦,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梦,哪怕夫妻,两人就是睡在同一张床上,都没法做同一个梦,中国话叫“同床异梦”,无可奈何呀。

    汉学(Sinology),本义是中国学。中国只有一个,但研究中国者,看法未必相同。不一样没关系,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想了解对方,了解彼此的差异到底在哪里。我相信,自外观之有自外观之的好处,自内观之有自内观之的好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取长补短,才有比较完整的认识。当然我理解的交流是平等的交流。

    今年是法国汉学200周年纪念。这200年怎么算?现在是从1814年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在法兰西学院开设汉学讲座开始。如果加上传教士汉学的历史,有人说,何止200年,恐怕得300年。当然,法国汉学的黄金时代还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沙畹(émmannuel-é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和沙畹弟子的时代。沙畹是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的第四位教授。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马伯乐(Henri Maspero, 1882–1945)和葛兰言(Marcel Granet, 1884–1940),都出自他的门下。

    中国有个词叫“泰斗”。什么叫“泰斗”?“泰”是泰山,“斗”是北斗。泰山是五岳之尊,北斗是众星所拱。前两年,我上泰山,在山顶过夜,等待看日出。夜里,抬头一看,繁星密布,北斗横陈。我看见的北斗是泰山上的北斗,真正的“泰斗”。

    当时,我想起一个名字,这就是沙畹。法国汉学,沙畹是真正的“泰斗”。他读中国古书,迷上的是《史记·封禅书》;壮游中国,迷上的是泰山。他是把泰山当中国早期宗教的象征。泰山博物馆的馆长跟我说,法国给泰山博物馆送去一套老照片,希望他们按照片上的景点拍一套新照片作为回报。这个想法很有意思。

    沙畹写过很多东西,其中最吸引我的一篇,是他留下的最后一部着作,《投龙》。投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道教仪式。在他之后,中国出土了很多新资料,泰山出过唐宋两代的封禅玉版,嵩山、衡山、武当山,还有太湖、西湖、济渎祠,很多地方都出土过投龙简。特别是华山脚下出土了一件战国时期的秦骃玉版。这一发现一下子把这类活动与它的先秦背景连在了一起。秦骃玉版是秦惠文王占领华山后祭祀华山的遗物,年代在公元前4世纪,铭文将近300字,样子跟投龙简很像,功能也很接近。出土地点,我调查过,就在华山脚下的那个停车场。这个地点是战国秦汉太华山祠的故址。1999、2000和2010年,我在三篇文章中特意提到他的着作,感谢他对我的启发。

    法国人曾经做过中国梦。十八世纪是大帝梦。十九世纪,拿破仑之后,这个梦好像没人做了。二十世纪的梦是什么?二十一世纪的梦是什么?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教授说,欧洲宗教没意思,中国宗教好玩。我的法国朋友,远东学院北京站的朋友,他们迷上的主要是中国的传统宗教,我没说错吧?

    现在,法国汉学已经衰落,无可奈何。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夏德安(Donald Harper)教授说,美国学生已经不读沙畹及其弟子的书,令人痛心。中国人呢,懂法语的人本来就少,懂法语又通汉学的人更少。我学过五年俄语,忘了,又学英语,也没学好,法语一点不懂。

    不过,我很幸运,我的法国朋友,他们不但喜欢中文,而且喜欢住在中国,特别是住在北京的胡同里,一住好多年,真心跟中国人交朋友,既不拿糖端谱,也不吃拍受捧,用我们的政治语言讲,就是“长期蹲点,跟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打成一片”。他们非常看重与中国学者作面对面的直接交流,愿意在我们这里用中文出书,包括《法国汉学》,这多好呀!看不懂的东西,我们也看懂了。

    法国远东学院在远东设站,这是殖民时代的遗产。殖民时代已成历史,但入乡随俗、脚踏实地是人类学的基本精神,这个精神还是很重要。

    我看,在文化交流方面,法国远东学院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现在时移世易,有人说,不用英语发表,就是自绝于国际学术。施舟人教授不服气。1998年,我请施舟人教授在北大讲过一堂课,他说汉学的工作语言应该是汉语。这话我爱听,但汉学家未必同意。很多汉学家宁愿用英文发表,也绝不愿用中文发表。他们觉得,英语才是真正的国际语言。英语对他们还是更亲近也更方便,汉语太麻烦。

    法国远东学院大概是个例外。他们每次活动都请中国学者和法国学者直接对话。活动地点在中国,规模不大,但主题集中,每年有个重点。讨论就是认真讨论,没有虚头八脑的仪式,工作效率很高。对话者,中国学者不懂法语,法国学者不懂汉语,没关系。这并不妨碍双方在学术层面上进行交流。他们请了很好的翻译。除了口头交流,每年还结集出版,用中文发表。沟通中国与世界,法国汉学曾经起过很大作用,我希望,今后也能如此。

    我喜欢这样的活动,给过报告,做过评论,为《法国汉学》第14辑写过代序。我认为,《法国汉学》是个创举。我很荣幸能够参加这个刊物的编委会。在这个编委会里,中法学者坐一块儿,一边工作,一边聊天,大家很轻松,大家很愉快。

    这种气氛很难得,怎么说呢?四个字,古风犹存。好就好在古风犹存。法国汉学200年,我更喜欢这种老派的汉学。

    美国的中国研究,跟法国不一样,它有三大特点,一是美国中心,二是非常国际化,三是厚今薄古、学以致用。归齐了,就是一句话,气魄很大。

    这种研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发展起来。战后的美国,钱大气粗腰杆壮。传统汉学不得不让位于一门新的以美国为中心,延揽天下英才,通吃天下、包打天下的学问。其服务对象是美国的全球战略,好像他们的“全球鹰”(Global Hawk),完全可以坐在家里,居高临下,从天上看这个世界,从网络看这个世界,所有事情,一览无遗,全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

    有一次,我和夏德安教授在华盛顿看他的朋友。他的朋友是个语言学家,据说给《星球大战》配过“宇宙语”。这位先生说,我们的语言学家本来都是研究印第安方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政府导向,全部转向东亚,改行研究日语、韩语和汉语。我们中国也有类似情况,1949年后全学俄语,1959年后发展西班牙语,1980年以来是如火如荼的英语热。

    现在,我的美国同行,人们仍然称他们为汉学家,但大学里却没有汉学系。美国人,真是气魄大呀。中国太小,已经不够一盘菜,只能跟日本、韩国搁一块儿,才够一盘菜。他们只有东亚系或亚洲系。中国这几颗松花蛋是搁在东亚这个盘子上。

    汉学家人少,“十几个人,七八条枪”,跟Chinese studies的队伍根本没法比。美国研究中国,重点是海禁初开以来的中国,特别是近现代千变万化的中国。研究early China,在很多人看来,最没理论,最保守,也最没用。美国的时髦理论,很多都从贵国进口,不是来自老气横秋的法国汉学,而是来自非常时髦的“后现代”。法国时髦是时髦在这里。

    中国太小了吗?好像也不对。美国汉学家说,中国块头太大,简直是个“混沌”。他们开过一个会,用公孙龙先生的方法(“白马非马”论),把中国大卸八块,号称“解构永恒中国”。他们有个定义,“只有说汉语的才是中国人”。他们手拿一把快刀,顺手一切,四大边疆没了,再切几下,中国史也没了。结果怎么样?中国史只剩下汉族史,汉族史只剩下朝代史,没有中国,没有中国史。

    2000年5月29日–6月2日,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祖尧堂参加法国远东学院组织的国际讨论会,讨论“宗教与中国社会”,有个美国学者说,你们怎么这么糊涂呀,居然还讲“中国”,以后不要再讲了。中国学者听了,都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当时,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就坐我旁边,别提多着急。你瞧,咱们研究中国,中国都没了,这叫怎么闹的。他是替汉学家急呀。

    现在,中国是什么?理解有点乱。但有一点我还明白,我是待在中国用中国语言研究中国,老土老土。维基网站说我是汉学家,不对。其实,我哪儿是什么汉学家呀。

    汉学,本来类似埃及学、亚述学、赫梯学和印度学,是东方学的一个分支。研究者都是受过专门训练的欧美学者,我们是被研究者。两者的位置不一样,就像花鸟虫鱼不等于植物学家或动物学家。我想,几乎没有哪位中国学者乐於说自己是这样的汉学家,哪怕他负笈海外受过系统的汉学训练。

    不错,我说过,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人研究中国的学问和汉学研究还不是一码事,更不同意说,我们的研究就是汉学的一部分。这里既包括文化背景、学术训练、工作语言和研究方法的不同,也包括观察角度、文化立场甚至政治立场的不同。这些不同是一些实实在在的不同。不同才需要交流,才需要相互学习。这里根本不存在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

    既然不是汉学家,那你就是国学家了。有人推论,事情只能如此。但我说,不。我也不是什么国学家。

    国学是什么学?有人长篇大论,云山雾罩,越说越玄。我的理解很简单,国学就是“国将不国之学”。中国,这100年变化太大,国早就不是原来的国,学也不是原来的学。如果非叫“国学”,那也是一门土洋并举、中西合璧带有过渡性质的学问,有人叫“新国学”。但语言学是新小学吗?考古学是新金石学吗?哲学史是新子学吗?文学史是新集学吗?怎么听怎么别扭。

    有人说,国学是中国人用中国方法研究中国传统纯之又纯的学问,好像国学在中国从来就有。其实,中国虽有自己的学术传统,却从不以国学自居。

    中国也当过老大。老大都是“不拿自己当外人”。只有“外人”(others),才入於蛮夷列传诸藩志。殖民时代,东方学就是西方人的蛮夷列传诸番志。自己,那是另一回事,什么你的我的,全是我的,我的还不就是你的。如果自己就是一切,当然没必要另立名目。这就像欧洲只有东方学,没有西方学。西方学,我们叫西学。这是我们给它起的名字。明代晚期以来,西方人来了,他们带来了最早的西学。其实,只有从我们的角度讲,才有所谓西学。

    西学和国学是欢喜冤家。我理解,国学是西学东渐,被西学逼出来打出来的学问。西学未入,无所谓国学。国学是对西学而言,以前没这个叫法。有这个叫法,目的是为了强调中国有中国自己的传统,不甘作西学附庸。不但不甘,还想反客为主,重当世界文化的老大。

    人都是没啥想啥。我觉得,“老大”是个很无聊的想法。

    国人倡言国学久矣,但什么叫“国学”,谁也说不清,没法说清。前些年,国学网选“国学大师”,什么叫“国学大师”,根本没标准。

    鲁迅说,“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其实,王国维是靠西学起家,《流沙坠简》是利用沙畹的考释。虽然他是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他有一个梦,将来的世界还归孔子领导,“东方之道德将大行于天下”。但就连他老人家都主张“学无古今中外”。我不信,中国学问只能按纯之又纯的传统方法研究。

    “学无古今中外”是我的一个梦。承认差异,理解差异,相互交流,相互学习,才能实现这个梦。

    中国有取经传统,只取经,不传教。早期留学海外者,都是为了取经。他们差不多都有雪耻争胜的冲动,但学成归来,毕竟无法画地为牢、固守藩篱。比如傅斯年,他是个“汉胡不两立”的强烈爱国者,有人称他为“义和团学者”。他的口号是“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但怎麽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他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以philology改造中国的经学、小学,以archaeology改造中国的史地之学。

    中国现代学术,什么都师法外国。取经回来的人,个个是祖师爷。如考古学从美国学(李济、梁思永),语言学从美国学(赵元任、李方桂),思想史从美国学(胡适、冯友兰),艺术史从日本、德国学(滕固),汉学史从法国、德国学(陈寅恪、傅斯年)……

    中国学术与法国汉学有缘,两者的缘份是什么?是王国维说的“五大发现”。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世界各文明古国都遭遇“探险式考古”。这五大发现,至少有三大发现是中法学者共同关心,既和罗王之学有关,也和法国汉学有关,双方是借发现连在一起。一是“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二是“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三是“中国境内之古外族之遗文”。

    和三大发现有关,简牍学、敦煌学、金石铭刻、西域南海考证(方言考证、史地考证和名物考证),以及中国传统宗教(道教)和外来宗教(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一赐乐业教、也里可温教、回教),还有蒙元史、突厥史,一直是法国汉学的强项。

    对中国学者来说,法国汉学的吸引力主要在两个方面:

    第一,中国重经史考据,对法国汉学擅长的philology(西方的考据学)情有独钟。中国的边疆地区,与周边地区有很多陆路往来和海上往来,文化背景很复杂,没有语言上的功夫,很难有深入了解。此学是汉学基础,最难,陈寅恪学了半天,回国后,“自审所知,实限于禹域之内”,比起法国学者,毫无优势而言,不得不“捐弃故技”,还是缩回到他更擅长的本土之学。

    第二,法国汉学以西域探险为背景(这种探险到处都是考古学的先声)。这一背景当然有殖民时代的历史印记,和中国学者的感受不一样(何止不同,简直相反)。晚清以来,中国人有强烈的危机感,他们对内的感受是“瓜剖豆分”,对外的感受是“虎视鹰瞵”。四裔之学,因而成为经世之学。冯承钧编译的《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主要就是介绍法国汉学对中西交通和边疆史地的研究。冯氏是伯希和的学生,对介绍法国汉学有大功。我们都很感谢他。

    同样,法国汉学对中国学术看重什么,也很说明问题。

    1933年,伯希和访华。他说,在他心目中,中国学者真正够得上世界级水平,只有两人,不是胡适,不是陈寅恪,而是王国维和陈垣。伯希和为《王国维遗书》写过书评,他看重的不是王氏的古史研究,而是他对边疆史地和蒙古史的研究。陈垣也是以宗教史研究被他看重。他看重这两个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外语有多好,对西方研究多熟悉,而是因为有共同兴趣,双方都有可以取长补短的地方。

    我认为,中国人研究中国,没必要跟西学抬杠。土有土的好处,也有土的坏处。洋有洋的好处,也有洋的坏处,重要的是互补,而不是抬杠。中国,不光中国人可以研究,谁都可以研究。你研究你的,我研究我的,不必争高下。汉学家研究中国,特点是由远及近,由表及里,跟我们相反。他们掌握语言多,对中国四周的邻居了若指掌,比我们有世界眼光,这些都是我们所不及。我们学不了,可以让孩子们学。

    现在,美国是国际学术中心,很多人都把美国当作梦。

    有一位中国流亡者说过一句话,刻骨铭心,我印象很深,一直忘不了。

    他说,他到美国的最大感受是:我得到了天空,却失去了土地。研究中国,一定要居高临下从天上研究吗?不一定吧。

    太阳挂在天上,月亮挂在天上,我们住在地上。

    地上很好玩。从地上看天上,很好玩。

    中国道教,最高理想是得道成仙。古时候,很多人都希望,服食金丹大药,最后两臂生羽,身轻飞举,岂不快哉!但《彭祖经》的建议是,天仙固然很好,但如果你耐不住天上寂寞,最好还是留在地上做地仙。

    苏东坡说得好,月亮看着漂亮,其实冷冷清清。“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水调歌头》)。他没上过月亮,但事情还真让他给说着了。那地方温差太大,白天摄氏127度,晚上零下183度。

    我以为,研究中国,离不开中国。土地很重要。对我重要,对汉学家也重要。

    我们还是待在地上,脚踏实地地研究中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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