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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人类文化•中国文化•儒家 
作者:[翟玉忠] 来源:[] 2015-02-28

编者按:

    翟玉忠先生的这篇文章颠覆了太多的常识!

    比如上承西周王官学六艺、下开诸子百家的孔子之学不是儒学,“六艺不只是儒家经典,亦为百家之经典”;比如儒学不是纯粹的(西式)学术、哲学或宗教、“中国身心智慧之学超越西方理性知识体系”……

    而他所用的论证材料又都是一般学人所熟知的:《论语》、《荀子》、《汉书·艺文志》……

    看来,复兴中国文化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因为有太多的“专家”正在重复太多的错误,以至于我们将诸多荒谬见解当成了常识,将诸多含混叙述当成了伟大创新。   

    翟先生说,写作此文的初衷是希望“那些师心自用、向壁虚造、混淆视听的理论不会再大行其道、横行霸道、胡说八道”了。

    但愿如此吧!

 

    最近参加了一场大型儒学研讨会——这是笔者多年来参加的较高水平学术会议,组织者尽心,参会者用心。

 

    研讨会暴露了当前中国文化研究中的致命问题:学人多以中国文化为研究材料,生硬地将之塞入西方学术概念、理论框架。这类研究对于我们了解中国历史的某些方面或许是有益的,却与圣贤大道无关——表面上,专家们满嘴都在宣讲中国文化,有时慷慨至听者动容,但实际却未言什么中国文化!

 

    真应了禅宗师傅的一句话:“终日吃饭没咬着一粒米,终日穿衣没挂着一丝纱。”

 

    ——看来这些先生们都大彻大悟了,说不定明天就会与鸡犬共升天堂,如高僧坐脱立亡。

 

    人家工作在西式大学里,总要符合(西方)学术范式吧!在此意义上我们还要理解人家,多一些宽容。

 

话说回来,宽容也当有限度。对于从学术角度看也十分不严谨,甚至不负责任的论断,我们必须指出来,无论这些话自何方大老,听起来如何理直气壮。

 

否则,儒学研究岂不成了一本糊涂账?!

 

    笔者认为,在儒学研究中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弄清楚:

 

             一、中西学术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首先,学习、学术的目的是什么?

 

    在西方以理性(一般定义为符合逻辑的推理)为基础的知识体系内,认为学习是为了获得知识(技能),是没有什么错误的。这是因为西方在走出中世纪的神学禁锢后,理性和怀疑精神觉醒,西方现代知识体系在理性阳光的照耀下,喷薄而出。所以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年)宣布:以知识替代信仰!

 

    但在中国,由于理性精神在三千年前的西周、甚至更早已经主导中国精英的生活,所以在中国文化中,理性知识并不像西方一样是学习是目的,而只是学习的一个起点,学习的根本目的是成圣成贤,得大智慧!

 

    伟大的孔子将自己的修习之路一言以蔽之:下学而上达。他曾慨叹没有知音,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南朝皇侃疏云:“下学,学人事。上达,达天命。我既学人事,人事有否有泰,故不尤人。上达天命,天命有穷有通,故我不怨天也。”【1

 

    战国时代的荀子,关于学习的目的讲得更为清楚。他指出学习要从作一个普通读书人开始,终极目的是成为圣贤。这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死而后已!他说:“学恶乎始?恶乎终?……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荀子·劝学第一》)

 

千载之后,南宋大儒朱熹再次重复了荀子的学习观。他说:“则所谓学者,果何学也?盖始乎为士者,所以学而至乎圣人之事。伊川先生所谓‘儒者之学’是也。盖伊川先生之言曰:今之学者有三,辞章之学也,训诂之学也,儒者之学也。欲通道,则舍儒者之学不可。尹侍讲所谓‘学者,所以学为人’也。学而至于圣人,亦不过尽为人之道而已。”【2

 

    在《劝学》篇的未尾,荀子提出了成圣成贤(成人)、完善德行的步骤及其境界,值得学人认真研读。他说:“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 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者以持养之。使目非是无欲见也,使耳非是无欲闻也,使口非是无欲言也,使心非是无欲虑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声,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君子贵其全也。”(语意:君子知道仁义德行不彻底不纯粹是不能够称之为完美的,所以诵读群书以求融会贯通,思考探索以求领会通晓,效法良师益友来实践它,去掉自己坏的习气来持养它。使自己的眼睛不合礼义的东西就不想看,使自己的耳朵不合礼义的东西就不想听,使自己的嘴巴不合礼义的东西就不想说,使自己的脑子不合礼义的东西就不想思虑。等到了那极其爱好礼义的时候,就好像眼睛喜爱青、黄、赤、白、黑五种颜色,耳朵喜欢宫、商、角、徵、羽五种音调,嘴巴喜欢甜、咸、酸、苦、辣五种味道,一心考虑如何有利天下。因此权势利禄不能够使他倾倒,人多势众不能够使他变心,整个天下不能够使他动摇。活着是这样,到死也是这样,这就叫做道德操守。有了这样的道德操守,然后才能有定力;能够有定力,然后才能因应万变。能够既有定力,又能够因应万变,就叫做“成人”。天显现出它的明亮,地显现出它的广阔,君子可贵之处则在于德行的完美。)

 

请注意:“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 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者以持养之”,与佛学中的闻、思、修三大次第相类似。而西方文化,至晚从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年)开始,对现象世界的贬低,对完美“理念”的追求,使它在整体上只到了“闻”和“思”这个层次。对于“修”什么,如何修,修至什么境界,则不甚了了。

 

这里的修,是修得超越理性的大智慧。中国的先贤认为,各种理性知识本身就会产生认知上的偏见,即所谓的“蔽”,“解蔽”,消除认知偏见的唯一方法就是修心得道,成就圣人境界。

 

《荀子·解蔽篇》对此层层论述,终归于清静心的养成。文中说:

 

“欲为蔽,恶为蔽;始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

 

“圣人知心术之患,见蔽塞之祸,故无欲、无恶,无始、无终,无近、无远,无博、无浅,无古、无今,兼陈万物而中县(通悬)衡焉。”

 

“何谓衡?曰:道。故心不可以不知道。”

 

“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

 

理性是不完备的(从名学角度看西方逻辑本身就是不完备的),不仅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中也有清楚地表述。古印度著名经典《薄伽梵歌》中说:“感官游荡不定,思想围着它们转,就会剥夺智慧,犹如大风吹走船。”【3】巴坦加里《瑜珈经》中明确地指出:“这个特殊的真理,与聆听、研读经文或推论认知所获得的知识,是完全不一样的。”【4

 

对于东西方学术的本质不同,我们图示如下:

 

 

    过去一百多年来,中国学人不知圣贤之学的本来面目,将西方学术中的理性知识体系等同于中国学术中的身心智慧之学,真令人痛心——此乃文化思想上的买椟而还珠,何其愚蠢!

 

中国身心智慧之学超越西方理性知识体系,是人类文明的“牟尼宝珠”,古今多少圣贤为法忘躯,舍身求法——现代学人对其却充耳不闻、弃如敝履。儒学也成了纯粹的(西式)学术、哲学,甚至是宗教——至于儒学心法本身,近乎成为绝响。【5

 

悲夫!

    

               二、儒家在中国文化中的位置

 

研究儒学,一定要知道儒家在中国文化中的位置——这须先弄清楚中国文化的全体及其源流。

 

在历史上,对中国知识体系及其载体书籍的大规模整理,是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领导的国家校书。刘歆辑成政府新校本图书总目录《七略》,现存《汉书·艺文志》是据此增删改撰而成,从中我们基本能看到中国文化的整体脉络。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刘氏父子和《汉书》的作者班固在汉朝“儒道互绌”(音chù,意为贬低)的学术背景中,都有崇儒的倾向,这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写作。

 

历史不容假设,但我们不防假设——让推崇黄老道家的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整理国家藏书,其编排肯定会大不同于《汉书·艺文志》,在评价儒家时,他们至少不会说儒家“于道最为高”之类的话吧。

 

不管怎样,就目前我们能掌握的材料来说,《汉书·艺文志》仍然是最权威的,儒家在其中的地位昭然可见——儒家是源于西周王官学的诸子百家之一家,其根本不同于六艺之学(六艺不只是儒家经典,亦为百家之经典),也不同于孔子之学,尽管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且“宗师仲尼,以重其言”。

 

汉书·艺文志》将中国文化的载体典籍分为六大类别: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其中西周王官学六艺类的地位最高,他们分别属易、书、诗、礼、乐、春秋。后二者由于孔子的编辑、阐发,才得以列入六艺。西周时,易类书籍并没有特别显著的学术地位,但《汉书·艺文志》却将言天道的易列为六艺之首,且评述百家时多引用孔子及《易经》之言。

 

除了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类,荣列六艺的还有三类书——论语、孝经、小学。前两者皆为孔子之学,后者则为学童所学文字类书籍。

 

清末王先谦(1842~1917年)在其《汉书补注》中解释说:“序六艺兼及《论语》以下诸书者,别《论语》于儒家,尊孔子也。侪《孝经》于六艺,尊其书也。”此论似乎有失偏颇,他没有看到孔子之学上承六艺,下启诸子,包容百家,博大精深的特点,流于俗见,将孔子窄化、矮化为儒家。

 

1933年,章太炎先生(1869~1936年)在题为《儒家之利病》的演讲中就曾注意到:“孔子之门甚广大,非皆儒也,故云:‘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纵横家,子路任侠之士而又兼兵家。然儒家之有权谋者,亦仍本乎道家。”【6

 

唐君毅先生(1909~1978)亦明确指出:孔子之学不能等同于儒家,是超越诸子的。他说:“大家要知道,在汉儒乃以孔子位居九流之上,儒家以孔子为宗师,但孔子上承六艺之学,下开诸子之学,其地位在一般之儒家之上。大家可以看看班固之《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对九流之学,皆引孔子或五经之言为证;便知当时人乃以孔子之道,兼通诸子之学。故当时人之尊崇孔子,乃尊崇孔子之上承六艺﹐下开诸子之承先启后的地位。”【7

 

唐先生在1974年年初所著专论《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地位之形成》中,对孔子上承六艺,下开诸子的学术地位,有更为详细的论证。他引《史记·儒林列传》,证明孔子再传弟子,已经散为百家,比如田子方为道家、禽滑厘为墨家、吴起为兵家,三人皆是孔子著名弟子子夏的学生。司马迁写道:“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卿相师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唐先生进一步指出:“此亦可证前文所说道、墨、法之流,皆后孔子而次第兴起。故孔子不特为孟子、荀子所推尊,即墨子非儒,亦说孔子之言,自有其‘当而不可易’者(《墨子·公孟篇》)。墨子只非儒家之礼乐,故责孔子之‘盛容修饰’、‘弦歌鼓舞’。但墨子称诗书,尚仁义,明承孔子之教而来。故《淮南子要略》谓墨子乃初‘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而在道家之徒,如庄子之游心于天地之道,万物之初,自不以孔子所言之仁义礼乐自足。然他对孔子之人格德行之境界,则亦多推崇。如就《庄子》内篇而言,则如《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诸篇,对孔子与其弟子颜渊等之人格、德行之境界,皆倍加称道。庄子之学与颜回之学,明有相契应之处。唯在《庄子》外篇如《盗跖》、《渔父》等,乃多贬抑孔子之语。然此诸篇,昔人皆已谓其非庄子所著。而外篇中如《秋水》、《寓言》、《达生》、《田子方》等数篇,亦皆有尊崇孔子之语。至于在后之法家,如韩非,则其论政尚刑罚,固更显然异于儒者为政之重德化者。但韩非子于其《外储说》中,亦数次说到孔子亦不去刑之事。此固意在借孔子以自重。但亦同时证明在韩非子心目中,对孔子尚存敬意。《韩非子·五蠹篇》,谓“仲尼,天下圣人也,……鲁哀公,下主也,……而仲尼反为臣”。其意原是在证明仲尼之仁义,不敌鲁哀公之势,而成其贵权势之论。但其贬哀公为下主,称仲尼为圣人,亦正见其深心,未尝不尊崇孔子。要之,孔子后之道、法、墨诸家,以及其余先秦诸子之思想,自与孔子有所异。然对孔子之言行,则皆各有所称述。”【8

 

孔子之学涵盖百家,百家推重孔子。只有理解这一点,才会清楚何以将孔子之学列于诸子之前,六艺之后。

 

马白非(不等于)马,被推重的孔子之学非孔学——儒家非孔学。

 

为了让读者能够形象地认识儒家在中国知识体系中的位置,我们依《汉书·艺文志》,列下表:

 

 

   

      

    

 

 

 

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至于五学,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焉。

     

     

     

     

      春秋

      论语

      孝经

      小学

 

 

 

 

 

      儒家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说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道家

      阴阳家

      法家

      名家

      墨家

      纵横家

      杂家

      农家

      小说家

     

      屈原赋之属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

      陆贾赋之属

荀卿赋之属

      杂赋

      歌诗

         

         

      兵权谋

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洪范八政,八曰师。孔子曰为国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明兵之重也。

      兵形势

      兵阴阳

      兵技巧

 

       

       

       

      天文

 

数术者,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史官之废久矣,其书既不能具,虽有其书而无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历谱

      五行

      蓍龟

      杂占

      形法

      医经

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

      经方

      房中

      神仙

    注:以上“略说”部分均引自《汉书·艺文志》。

 

战国以来,儒家即为显学。无论世人多么推重它,儒学都不过是诸子之一,远远不能代表中国文化全体。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诸子百家所代表的中国文化与现代西方文化不同,不是直接发端于私学(如古希腊诸先哲),而是流源于同一政府内的不同职守,诸子百家是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而存在的。所以作为九流之一的儒家同其他诸家,必然是相辅相成,相须为用的。

 
        三、诸子百家的取与舍

 

《汉书·艺文志》认为,诸子百家相对于西周王官学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如水之下流,衣之末裔(裔,衣服的边缘);由于六艺之学,去古太远,真义难求,所以百家之说正好可补其不足,再说诸子百家相反相成,若能正确取舍,就能得其大用。

 

在总述诸子十家时,《汉书·艺文志》写道:“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通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通智)究虑,以明其指(通旨),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这里明确告诉我们,对于诸子九家(“诸子十家”中去除小说家),关键的一点在于如何取舍,如何“舍短取长”,事实上这在《汉书·艺文志》每一类的后论中表达的极为清楚,我们列表如下:

 

 

                  

       

 

 

儒家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

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寖衰,此辟儒之患。

 

道家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

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

阴阳家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

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

 

法家

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

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

 

名家

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

及譥者为之,则苟钩鈲析乱而已。

 

 

墨家

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

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

 

纵横家

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

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

 

杂家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

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

 

农家

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

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誖上下之序。

  

 

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学人在研究中国文化时,根本无视诸家之所长,所短。研究政治经济,亦以为是儒家之所长——明明“君人南面之术”是道家所长,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基础轻重之术亦存于黄老道家经典《管子》之中,怎能脱离道家谈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胡搞什么儒家经济学、政治儒学、儒家宪政……

 

孟子云:“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孟子·离娄下》)

 

吾信之!

 

中国文化犹如一个有机体,各个部分是不能机械地拆分代替的,用儒家代替诸子百家,乃至六艺之学、孔子之学,更是荒唐!如果我们理解了儒家在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中的位置,我们将会少走很多弯路。至少,那些师心自用、向壁虚造、混淆视听的理论不会再大行其道、横行霸道、胡说八道了!

 

——这也是笔者作此文的初衷。

 

注释:

 

1】程树德:《论语集释》(三),中华书局,1990年,第1020页。

 

2】同上,第3页。

 

3】《薄伽梵歌》,黄宝生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0页。

 

4】沙吉难陀:《巴坦加里的瑜珈经》,陈景圆译,安徽出版集团、黄山书社,2007年,第98页。

 

5】参阅翟玉忠:《性命之学:儒门心法新四书阐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

 

6】《章太炎讲国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7页。

 

7】引自19741224日,唐君毅先生在孔圣堂中小学﹑孔圣会小学毕业典礼的讲词《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中之地位如何形成》。载《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补编》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18~322页。

 

8】唐君毅:《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地位之形成》,收入《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补编》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89~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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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新法家网友(2015-03-21 21:18:32.0)
    说是说到了一半,但是没有最终的着落点,文化在封建时代是自上而下的,信息十分不对称。新时代的中国如果还是讲文化的理念落入俗套,自上而下的话,我怕,那些新文化运动的前辈在九泉之下也不答应。 无论哪一种理论的探讨都脱离不了时代的局限性。 时代的局限性体现在那几个方面?我的观点是,民智,科技,社会集体需求,这三个方面是最终的体现。不能依赖这三个点的学术讨论的话,那么最终还是逃不过儒学的宿命,最终会被统治阶级所利用成为工具,不能成为民众生活的指导。 没有指导意义的学术都是太平文章,和朱程理学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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