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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力:对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的再认识 
作者:[武力] 来源:[《经济导刊》2015-01-15 ] 2015-01-23

内容提要:本文对新中国前30年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条件和计划经济的成就与问题进行了概括的叙述和客观中肯的分析。作者指出,新中国初期的经济发展,首先要解决尽快改变百年积贫积弱的状态,捍卫国家独立与安全的问题。经济发展战略不能不把发展工业,特别是发展以国防工业为中心的重工业为优先目标。在当时农业为主的落后的经济基础上,要把发展重工业放在首位,利用好苏联技术援助的有利条件,唯有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才能既保证广大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又尽最大可能动员并大体合理地配置经济资源,发挥国家组织力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尽管计划经济体制在实行之初已表现出不少缺点,但它成功地保证了工业建设高速进行,从而为此后新的历史时期的腾飞奠定了基础。

    鸦片战争后,中国外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内部阶级矛盾激化,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的进程。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一百多年里,中国始终没有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而这又成为中国“落后就要挨打”的重要原因。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严峻的国际环境,必须加快工业化步伐,但受到经济落后和国家贫穷的制约,为突破“贫困陷阱”必须通过政府的力量,将非常有限而又分散的剩余集中起来,迅速建立起工业基础。这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选择计划经济的根本原因。

  建国初期的“贫困陷阱”与迫切的国家安全问题

  所谓“贫困陷阱”,是指处于贫困状态的个人、家庭、群体、区域等主体,因长期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而无法自拔。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当人均收入过低、储蓄不足,由此缺乏投资和资本形成,从而又导致该国的低收入和持久贫穷。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正面临着这样的困难。

  新中国成立时,经过百年的战乱、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以及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剥削,使得中国本来就落后的经济更加残破。以旧中国最好的发展时期1931-1936年为例,其消费率和投资率分别依次为:104.1%和-4.1%,97.5%和2.5%,102.0%和-2.0%,109.1%和-9.1%,101.8%和-1.8%,94.0%和6.0%。投资率最高的年份没有超过6%,其中4年甚至为负数。[1] 所以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中国经济学界在探讨战后恢复和发展经济时,几乎一致认为仅靠中国自己不能解决资金匮乏问题;1949年美国政府有关中国政策的白皮书认定,中共不能解决吃饭问题。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1949年7月30日关于送呈《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致总统杜鲁门的信中说:“在形成现代中国之命运中,有两个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第一个因素是中国的人口,在十八、十九世纪增加了一倍,因此对于中国成为一种不堪重负的压力。近代史上每一个中国政府必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政府是成功的。”[2]

  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稀少,一直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之一。由于中国历史悠久和农业文明发达,人口与耕地的矛盾由来已久。清代中期以后人口快速增加,进一步加剧了人口与农业资源的矛盾,农业的过度开发使环境问题也开始突显。

  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人口为5.4亿,其中4.8亿是农民,靠传统农业吃饭,而当时人均耕地仅2.65亩,年人均粮食仅209公斤。1952年,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员占总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高达83.5%,且农业人均生产资料非常缺乏,加之人多地少,农业能够为工业化提供的剩余非常有限。当时工业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6%,其自我积累的能力也非常有限。[3] 同年,我国人均钢产量仅2公斤,煤115公斤,原油0.8公斤,电13千瓦/小时;而同期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人均工业产品产量为:钢82公斤,煤724公斤,原油242公斤,电448千瓦时。正如当时毛泽东所说的:“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4] 按当时低下的积累能力和剩余高度分散的情况,如果按照常规的“市场型”发展中国家的路子,不陷入“贫困陷阱”几乎是不可能的。

  计划经济的形成,还与那个时期的国际环境有很大关系。国际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封锁禁运。为了打破经济封锁、避免损失,在对西方贸易方面必须借助政府的力量,全盘统筹,统一对外;同时,封锁也导致我国的对外贸易重心向苏联东欧转移,而这些国家只愿意以协定贸易的方式与我国开展贸易,不仅私营进出口商被排斥在外,地方国营企业也难直接参与。二是朝鲜战争。战后20多年,我国处于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对峙之中,历经台湾海峡危机、越南战争、中印边界冲突等,实际上一直处于帝国主义战争威胁之下。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考虑中,不得不将国家安全放到首位。要建立独立强大的国防工业,必须加快重工业的发展。而重工业投资巨大,建设周期长,不仅需要尽可能地提高积累率,而且要将这部分剩余集中在政府(甚至主要是中央政府)手中,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实为不可避免。

  第三,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是唯一愿意并有能力大规模援助我国的国家。苏联援助的前提是,中国必须认同社会主义制度,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同时,苏联的经济体制也决定它的援助只对中国政府及国有经济,而不是私营企业。苏联的援助方式以及“一五”和“二五”计划的工业建设重点和布局,都促进了中国向计划经济的转变。

  决定国防安全的军事实力对比,首先建立在国力的对比,特别是工业化水平的对比上面。从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派兵进驻台湾,到1955年用原子弹威胁中国以阻止中国的统一,都使中国党和政府的决策者坚定了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的决心。如经过毛泽东亲自修订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所说:“因为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侮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能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还要来欺侮我们的。”[5]

  国家有限的财力与即将开始的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巨额资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缺口。朝鲜停战后,苏联全面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特别是尖端科技和国防工业,这也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从经济角度看,西方国家对我在政治与经济上的孤立和封锁,以及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同构,也决定了新中国只能在半封闭的状态下发展内向型经济。这意味着,中国的工业化,必须依靠自身实行迅速的、大规模的资本积累,而有限和分散的农业剩余几乎是我们获取这种积累的唯一途径。为此,中国需要建立起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确保国家拥有强大的资源动员和配置能力,而当时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建立在广大分散小农基础上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不能满足这样的要求。所以,新中国很快开始了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过渡。

  因此,当国民经济恢复任务金本完成,中国从1953年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起,如何解决建设资金不足、农业拖工业化后腿的问题就突出了。在还没有解决“温饱”的条件下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计划经济体现出它的优越性。从“一五”计划开始,我国集中力量进行了以苏援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限额以上共694个建设项目。一方面改造原有产业结构,同时迅速建立了新的产业体系,包括飞机制造、汽车、拖拉机、发电设备、矿山设备、重型和精密机器等产业部门,大大提高了产业结构的完整性。1958-1965年,我国又相继建设了电子、石化、原子能等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1966-1978年,工业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钢铁工业、重工业得到优先发展。经过二十多年的工业化建设,“我国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6]

  计划经济的建立

  关于计划经济,《中国大百科全书》所下的定义为:“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前提,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由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特别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通过指令性和指导性计划来进行管理和调节的国民经济。它不仅是一种管理国民经济的方法和体制,而且是一种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7]

  新中国前30年的计划经济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49-1952年为第一个阶段,即为建立计划经济创造条件阶段;1953-1957年为第二个阶段,即计划经济形成阶段;1958—1978年为第三个阶段,是计划经济完整形态阶段。

  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政府,具有较强大的治理国家能力,政府的管理能力和社会的组织化程度,达到了历史空前的高度。列宁、斯大林所阐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为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提供了支持。中国共产党即将快速工业化作为自己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政府自然被认为是工业化的主要推进者。

  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提出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基础上,通过节制资本、统制外贸和实施“四面八方”政策(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尽快实现工业化。而如上所述,朝鲜战争后的国际环境和国家安全目标的突出,要求政府的工业化战略更强调重工业的优先发展。由于我国缺乏组织经济计划和管理工业的实际经验,因此向当时的成功范例——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学习。

  20世纪50年代,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与市场并重逐步转向以行政管理为特征的计划经济,将市场机制逐渐从经济运行中排斥出去,这固然有理论和认识上的原因,即当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以及苏联的榜样作用,但是若从当时的经济体制变迁以及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和政策演变的历史轨迹来看,就会发现,人的主观认识只是客观现实的一种反映,排斥市场作用与其说是学习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结果,不如说是当时中国的经济基础、发展要求和国际环境所促成。

  具体说来,主要由以下因素促成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1)市场失灵。旧中国长期的战乱和国民党政府的掠夺政策,导致了经济畸形和市场调节的扭曲。新中国建立之初,市场调节受到制约,相反生活必需品供应短缺,城市失业问题严重,对外贸易受到封锁等,使得通过价格调节供需的市场机制难以发挥作用。对粮食、布、煤炭等需求弹性很小的生活必需品,政府不得不通过建立国营商业公司掌握主要资源、实行“牌价”(使市价向牌价靠拢)的办法,保障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以维持社会稳定。(2)国家安全因素,如上述。(3) 突破“贫困陷阱”的需要。历史遗留的积贫积弱的、以传统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和众多的人口,使得中国虽然通过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是由于人均生产资料严重不足,多数农民只能保持基本温饱,剩余十分有限,显然靠市场的作用,短期内难以突破“低收入陷阱”、实现工业起飞。

  新中国建立时,实行的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基础上的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体制,当时就遇到了“如何处理计划与市场关系”的问题,也就是计划管理的地位、手段和范围问题。新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也参照苏联经验、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

  计划管理,原本包括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两种方式。前苏联于20世纪30年代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计划管理成为唯一或主要的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方式,这是与单一公有制和自上而下的行政性经济管理体系分不开的。

  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过程也是市场调节作用式微的过程。1952年底,完成了对私营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以后实行了城市劳动力计划调配和主要农副产品“统购统销”,1957年以后则关闭了城市消费品自由市场。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实际上是各级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包括与个体经济的关系)。由于我国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基本没有变,因此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制订和实施,即经济运行过程,始终存在着如何处理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的关系。

  在改革开放以前,甚至可以说在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以前,许多人对计划经济与计划管理的本质是区分不开的。由于单一公有制下必然要实行计划经济(或者说计划管理只能是主要的手段),而过渡时期(无论是1949-1956年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计划经济过渡,还是1978-1992年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政府的行政性计划管理在经济运行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因此就造成了如下错觉:似乎计划经济就是政府实施行政性计划管理的那部分经济,将计划管理的必要性与计划经济混为一谈,将手段与基本制度当作一回事。直至1992年我国将市场经济作为基本经济制度以后,计划管理不言自明为一种手段,于是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争论才烟消云散。
 
  实际上,从计划经济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就看到了计划经济的缺陷,并试图改革和完善它。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领导人,从1956年起就针对计划的制订和实施提出了不少改进意见。例如刘少奇就指出单一计划管理的弊病:“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是有计划性,是计划经济,但是实际社会经济活动包括各行各业、各个方面,有几千种、几万种、几十万种。国家计划不可能计划那么几千、几万、几十万种,只能计划那么多少类,结果就把社会经济生活搞得简单了、呆板了。”[8] 因此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陈云提出的运用市场调节补充计划管理的不足和李富春提出的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并用的主张,得到全党的认同。

  计划经济的历史性贡献

  1956年底,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基本建立,这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一方面,中国已经是一个以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另一方面,中国又是在尚未实现工业化、经济落后的情况下进入社会主义的;中国还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发展非常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只能在实践中进行艰苦的探索。

  这样,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所面临的任务,首先不是解决资本主义工业经济中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所导致的“无政府”状态,而主要是如何加快工业化的问题,包括筹集资金问题、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工业结构安排问题、城市建设和城乡关系问题等。上述任务,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计划经济本身的作用,首先不是体现在能否准确地计算社会生产与需求之间的平衡和资源的最佳配置,而是表现为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资源,加速工业化步伐,实现赶超战略。从这个角度观察问题,计划经济本身所表现出粗放型的、随意性很大的管理,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这种自上而下的行政性管理所具有的动员和调配资源用于工业建设的特性。这可以说是计划经济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形成并持续了20年之久的主要原因。也是我们今天对计划经济的历史作用褒贬不一的重要原因。

  在从1956年底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到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尽管经历了严重的波折,但是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

  首先,在经济建设方面,突破了“贫困陷阱”,保证了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计划经济确保了在人均收入极低水平下的剩余索取和投资达到最大限度,并以此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国防工业。根据发展经济学和“贫困陷阱”假说,一个国家经济起飞的重要条件之一是投资超过GDP的11%。如上文所述,旧中国的制度无法完成此项积累任务。而新中国自1952年以来,历年积累率均远远高于这个11%的“门坎”。最低的年份是1963-1965年的22.7%,最高为“四五”计划时期的33.27%。被认为最合理的“一五”计划时期则为24.2%。这个时期经济建设最突出的成就,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包括大规模的水利等基础设施,和一个较完整的先进的国防工业,这不仅为国家安全提供了保障,也为后来的经济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后来的30多年改革开放提供了能够和西方先进水平对话和学习的基础。

  第二,教育事业得到较快发展,特别是基础教育水平得到明显提高。旧中国是一个教育落后、文盲充斥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大力发展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1949年到1978年,普通小学数量从34.7万所发展到94.9万所,在校学生从2439万人增加到14624万人,小学儿童入学率从49.2%提高到95.5%;普通中学数量从4045所发展到162345所,在校学生从103.9万人增加到6548.3万人;普通高等学校从205所发展到598所,在校学生从11.7万人增加到85.6万人。这个时期基础教育的快速发展,为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快速发展积累了丰富的人力资本。

  第三,科技水平得到较大提高,取得一批重要科技成果,并培养出大批科技人才。在这个时期,中国在核技术,航空、航天技术领域,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成就突出。1964年10月,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5年9月,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1967年6月,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70年1月,第一枚中远程导弹发射成功;1970年4月,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1972年,农业科学家袁隆平育成籼型杂交水稻;1975年,可回收人造地球卫星试验成功……这些成就表明,中国在尖端科技领域的某些方面正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计划经济的缺陷和教训
 
  计划经济时期成就很大,失误和教训也很深刻。其中最重要的教训就是脱离中国的国情,在对计划经济和单一公有制的认识上发生了偏差。

  在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里,市场调节和指导性计划基本上被排除在政府调控经济的手段之外。此间的五年计划,虽然没有一个计划是在计划期实施之际正式通过和确定下来的,但是实际上都是带有指令性的计划,成为各级政府和计划管理部门管理经济的参照指标。

  1958年后的一段时期,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农村经济中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不断加强,管理形式单一,农民的自主决策和农产品的自由交换微乎其微。1961-1964年调整阶段,市场与自由贸易的作用再度得以发挥。当时国家计委重新提出计划管理的多元性,包括:指令性的、指导性的和参考性的计划;提出对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计划要有所区别。对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和事业实行直接计划,对集体所有制的农业和手工业实行间接计划。国家对农村公社只下达农产品的收购计划,并对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业生产指标提出参考性的安排意见。手工业的供产销计划,中央只管少数同国计民生;有关的重要产品,其他产品均归地方管理。对于手工业生产单位生产的小商品和农村人民公社、农民个人生产的土副产品,应当在商业部门的统一领导下,运用价值法则,通过供销合同和集市贸易来促进生产、活跃交流,保证全国生产和消费的需要。[9] 但此后不久,“文革”时在很多农村地区,“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使农民少量的家庭经营被取缔,在“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的口号下,生产队在农业经营中,连农作物的品种、种植面积均受计划制约。在城市,国有企业也被管的死死的。

   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和经济管理部门就发现,要实现原来预期的计划经济优越性是非常困难的。首先中国还处于工业化前期,传统农业和小生产者所占比重还很大,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很低,计划经济赖以发挥优越性的关键--足够和及时地获取并处理信息的能力,成为正确制定计划的最大瓶颈。这不仅是因为经济活动的复杂多变和获取手段的落后;还因为这些信息是经过许多机构或人员收集和转达,在此过程中,必然因人为的因素造成信息被过滤或扭曲。陈云在1954年2月主持编制第四稿“一五”计划草案时说:“现在的问题是,财政收入越算越少,而投资越算越多,因此要确实计算每个项目的单价。各部门不要故意把次要项目算进去,而把重要项目有意漏掉。”[10]

  关于制定计划的方法。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学习苏联的方法,即以主要产品平衡的方法来制订五年和年度计划。但是由于当时农业占国民经济比重很大,农业又是靠天吃饭,不确定因素过多。毛泽东1964年6月讨论“三五”计划时所说:“过去制定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习苏联的,先定下多少钢,然后根据它来计算要多少煤炭、电力和运输力量,再计算要增加多少城镇人口、多少福利;钢的产量变小,别的跟着削减。这是摇计算机的办法,不符合实际,行不通。这样计算,把老天爷计算不进去,天灾来了,偏不给你那么多粮食,城市人口不增加那么多,别的就落空”。[11] 从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我们试图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计划方法,但是这个探索并不成功,到1978年改革开放时止,除第一个五年计划外,我国始终没有制定出一个正式的五年计划。

  其次,在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处于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型的权力等级中,自主的权利小,企业和个人能力很难充分发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其工作绩效也很难与其收益挂钩。当时有一副对联说:“人财物各有所管,产供销互不见面”,横批是“书记难当”。[12] 中央也看到了这种弊病,曾经实行过两次权力下放改革,但每次都是“一放就乱”,不得不重新回到中央集权。

  计划经济与改革开放的关系

  20世纪50年代形成并延续了20多年的计划经济,在当时起码适应了中国追求高速工业化和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的需要,它具有以下两个市场经济体制在短期内无能为力的作用:第一,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保证了支持经济加速增长的高积累率、并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将有限的资源有重点地、大体合理地用于建立起一个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技术体系(其中也不能忘记苏联在技术和计划管理方面的帮助),以及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体系。第二,在经济落后和高积累的情况下,除了在个别非正常时期外,保证了人民的基本生活和社会安定。

  另外,20余年计划经济所形成的城乡隔离,在客观上也为后来的农村改革和乡镇企业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农村人口不能自由流向城市,使得他们不得不在农村发展非农产业,(而城市工业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增强,为支援农业、发展农村非农产业提供了客观条件。这就为80年代的体制外改革和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基础。

  还应该看到,20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管理水平很低,力不从心,但是毕竟提高了中国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积累了丰富的计划管理经验教训。而在近30年实施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所积累的种种弊端,则在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中,逐渐得到纠正,从而极大地焕发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积累的经济潜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注释】

[1]转引自汪海波:《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演变及其问题和对策》,《汪海波文集》第十卷,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年版,第361页。

[2]《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上卷),第4页,中国现代史资料委员会编,1957年9月印刷。

[3]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年度统计数据,www.stats.gov.cn

[4]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

[5]《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05页。

[6]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79年9月30日第1版。

[7]《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子版),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9。

[8]刘少奇:《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4月27日。《刘少奇选集》(下)。

[9]中共中央于1961年10月7日批转了国家计委党组的这些规定。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中卷,第19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11]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下卷),1235-1236页,人民出版社,1997。

[12]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经济组编:《经济问题调查研究资料(1979)》,第46-47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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