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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法家“人情论”与西方“性恶论” 
作者:[翟玉忠] 来源:[] 2006-02-14

如果说法家的政治哲学是建立在真理的花岗岩上,那么西方和儒家的政治哲学是建立在流动不定的沙滩上

    美国现任总统乔治·W·布什下面这段话在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广泛的共鸣,被到处引用,我们不防将之抄录如下:

“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布什总统的逻辑事实上是整个西方政治哲学的逻辑。从基督教的原罪说开始,到马基雅弗利,再到洛克、休谟,一直至现代的波普尔,哈耶克,西方主流政治中一个不变的教条是:统治者也是性恶的,为了防止统治者兽性大发,所以要用制度的笼子将他们监禁起来。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谁说应该由法律遂行其统治,这就有如说,惟独神祗和理智可以行使统治,至于谁说应该让一个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洛克在其《政府论》一书中写到:“谁认为绝对的权力能纯洁人们的气质和纠正人性的劣根性,只要读一下当代或其他任何时代的历史,就会相信适得其反。”《美国百科全书》对“民主”一词解释说:“对于民主的信心根本不以人性的善良为依据,……民主确实也作过不少愚蠢的决定。但是,如果这类错误不被较为健全、较为见多识广的民主行动所纠正,而求助于独裁者或超凡的领袖时,往往就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于是有人得出结论,既然西方“性恶论”确立了民主理论和权力制约机制的前提,就算这一论断是形而上的,中国人还是要引进。他还苦口婆心地劝告自己的同胞:“以先进为师,充分认识人性之恶,在制度安排,首先是政治架构的安排上以防恶为首要”。

与构成西方政治哲学主流的性恶论相对应,东方儒家认为人是性善的,中国古代第一个系统一提出人性善理论的是孟子,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之后的儒家主流大都接过了“性善论”的大旗(荀子是个例外),宋儒朱熹区分了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认为天命之性是 “无有不善”的理。明代大儒王阳明则说:“性无不善,则心之本体,本无不正也。”

既然人本性是善的,儒家认为通过道德礼教和仁人的先锋模范作用就可以带领民众回归尧舜治下的“黄金时代”了。儒家经典《大学》对这种人治制度有相当精辟的描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下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问题是,无论是西方政治哲学主流“性恶论”还是儒家主导人性观“性善论”,这些都是形而上的,无法用经验证明的,到头来不过是学者们毫无用处的说教而已。就如同中世纪西欧人争论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一样;法家不是这样,她超越了人的性善、性恶论,把自己的政治哲学基础建立在了“人情论”的基础上,即人都是趋利避害的。

《商君书》是法家商鞅学派的大百科全书,创作从公元前四世纪中叶一直持续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天下之后。“人情论”屡屡被商鞅学派提及。《商君书·算地第六》中有:“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民之求利,失礼之法;求名,失性之常。”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天生的本性,饿了就要寻找食物,劳累了就寻求安逸,痛苦了就寻找欢乐,屈辱了就追求荣耀,这是人之常情。人追求个人私利时,就会违背礼制的规定,追求名誉时就会丧失人性的特征;《商君书·错法第九》中说:“人君而有好恶,故民可治也。人君不可以不审好恶。好恶者赏罚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这里“人君而有好恶”一语,陶鸿庆校正为:“人生有好恶”,这段话是说,人天生就有喜欢和讨厌的东西,所以君主能利用它治理好民众。因此君主不能不了解清楚民众的爱好和厌恶的习性。民众的喜好和厌恶是使用奖赏和刑罚的根本原因。人之常情是喜欢爵位俸禄而讨厌刑罚,所以君主设置这两样逢迎民众的志向,而设立民众想要的爵禄。

《韩非子》是伟大的政治理论家,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他把“人情论”作为治国的根本。他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韩非子·八经 》)韩非子还把法家政治大厦的支柱之一全民监督直接称之为“相窥其情者也”。

人情论是可以通过科学验证的,生命趋利避害的本性甚至可以延伸到相对低等的生物之中。至今笔者还记得小时候上自然课考察蚯蚓习性时的情形。老师让同学们准备一个小盒子,盒子的一边放湿润的土,一边放干燥的土,将蚯蚓放在盒子中间,蚯蚓总是向湿润的土一边爬去。这里蚯蚓不是恶的或善的,它只是趋其利避其害罢了。

法家的哲学基础是科学,而西方和儒家的政治哲学基础是神学——前者是可重复,可检验的,后者只凭主观判断,没有客观标准,也就没有办法用事实进行检验——如果说法家政治哲学是建立在真理的花岗岩上,那么西方和儒家政治哲学是建立在流动不定的沙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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