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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遗产——“延安体系” 
作者:[刘海波] 来源:[《国企》 2013年12期] 2015-01-13


原按:中国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遗产是“延安体系”,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应从研究“延安体系”开始。

    为什么要提出“延安体系”概念

    所谓“延安体系”,是本文提出的概念,指中国共产党从真正开始成熟起来的延安时期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诸多制度与理论创新的综合性有机构成。延安体系建设跨越中共革命根据地时代和后两个时期,但这两个时期是延续的而非断裂的,肇端于而且许多重要创制是在延安时期而不是从1949年才开始,故称延安体系。

    提出“延安体系”这一概念,乃是为了全面和深入地揭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的中国道路的真正性质,建立中国道路的中国论述,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正统的说法,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窃以为不足以完成论证中国道路和树立“三个自信”的任务。本文看来,“延安体系”,首先解决的是中国历史蔓延数千年而没有解决的问题,其出现乃是中华文明内部的“顺乎天而应乎人”。所以,马克思理论的失误或过时,国际共运的挫折,伤及不了“延安体系”和中国共产党的根本。针对时下流行的自由主义,本文认为,中国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遗产是“延安体系”,而非纸上谈兵、引喻失义的47民宪(指张君劢起草的1947年生效的《中华民国宪法》)。经“延安体系”,中国终于走出了历史的三峡,不仅能有力应对鸦片战争后外来之挑战,也解决了中国千年来中央皇权官僚制软政权和恶性资本主义问题。这些问题,乃是历代大儒如贾谊、董仲舒、王莽、张载、王安石、朱熹、康有为等等一定程度上认识到的,只能无力喟叹但终为中共的实践所解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意味着中国文明已经走出了历史的三峡,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的基础已然奠定。

    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需要从中国历史的大格局认识到“延安体系”的历史地位和意义。唯有放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中进行比较,方才明白中共的实际创制之意义,新中国何以新,我们继承了何等重要的制度遗产。“延安体系”对中国和世界的历史意义,我们现在没有完全认识到,传统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给以我们解答,对“延安体系”不加珍惜是今日最可心痛之事。

    传统中国的软政权与恶性资本主义问题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连续五千年而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华文明古国的历史,可分为三个时期:封建宗法时代、皇朝平民时代、人民共和时代。秦朝开始大致是皇朝平民时代,但是在此之前战国时期封建制度就已经瓦解。皇朝平民时代自秦朝开始,但是中间又有明显分期,中唐之后,也就是均田、府兵制败坏之后,皇朝平民时代的特征完全定型,故安史之乱为中国中古历史一大分期。

    封建和皇朝时代体制是各有优劣的。皇朝时代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兴衰的周期率,可以做到经济很繁荣,但是最后“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最后一次太平天国又是如此。而且不能应对来自外部蛮族和西方世界的挑战。为什么会这样呢?不仅要注意到皇朝时代的政治体制,也要注意它的经济制度。有很多人说因为没有民主,本文认为民主在这里面的作用很小,欧洲和日本封建制度没有这个周期率,他们那个时候有民主吗?

    王朝周期率的原因本文总结出一点:在这个社会里,自宰相到雇农,人人皆以“读书做官、攒钱买地”为人生主要方向。这是一般的社会激励机制,是所有的社会成员普遍的行为模式。一个社会精英的精力和资本都用来做一件事:骑到别人头上去。皇朝时代经济制度实际具有恶性资本主义特征,资本投资于土地,资本投资于官位,一个社会如果有所积累的话都投在这个上面。一旦陷入恶性资本主义,则会陷入锁死的发展陷阱。经济发展不会导致劳动者剩余的增加,即普通劳动者恩格尔系数持续降低。中国典型的土地食利资本主义发展了千余年,没有走向工业化,是合乎逻辑的。除非外来强力和共产党革命,不能打破这个困局。因为唯有如此才有可能脱离了农业之外的经济持续发展,才有了广阔的内需市场,才有经济的循环。对技术的要求是内生于这个过程的,至于技术路径是蒸汽机车还是煤的利用或其他这不是问题。

    另外这个皇朝时代,国家能力是非常低的,国民的政治整合程度与政府能力都低。在这个社会里,只有百姓没有公民。在公民之前还得有一个东西就是人民,没有人民哪来的公民?人民就是我们是一个政治团体,我们内部是相互认同的,我们就是我们。有了这个东西,其中的一个成员才叫作公民,没有这个政治共同体,哪来的公民?皇权不下县,税收能力也非常低,农业剩余大部分截留在中间层的地主、胥吏手中。

    明朝末年可谓软政权与恶性资本主义的典型。明亡原因相当复杂,既有传统史家钱穆、傅斯年、郭沫若等指出的西部的李自成起义和北方的边患等表面原因,也有后人指出的瘟疫、大旱等天灾的偶然因素,更有帝国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等深层原因。美国学者彭慕兰将明亡归结于“国家能力的持续下降”。明末税收长期无着,无以养兵,故武备废弛,不堪一击。豪门巨富与新兴商人的勾结,土地兼并未能抑制,市场垄断复又加剧,造成生产者和一般小农流离失所,生产力大幅度下降。明朝中晚期,因为政府不懂也无力维持主权货币,阴差阳错形成的白银流入机制,使得对外贸易地区不自觉地成为货币输入的吸管,形成了全民性的“出物换纸”运动。东南沿海获利建立在内地受损的基础上,并形成了这些地区历史悠久的买办传统。明末不同地区与行业获取白银的能力不同,引起地区差距与贫富差距恶化,经济外向型的东南地区还好,白银惠及不到的西北地区情况则差。这也是民变为什么从西北爆发的原因之一。由于金融很大程度上依赖美洲的白银流入,美洲白银的出口上升与下降则引发大明内部的通胀与通缩。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不可教条理解,闭眼不看现实,也不可轻易否定,需要进一步抽象和提炼,获得其根本内核。马克思的社会理论说的是自生自发秩序的弊端和毁灭性,个体行为制造社会的悲剧,资本主义是内涵了自我毁灭性的自生自发秩序。哈耶克社会理论说的是自生自发秩序的优点。中国皇朝平民时代,制度表现为读书做官、攒钱买地、后期则又有出物换纸,正是上下交争利制造总体悲剧的恶性资本主义,定期内爆是其特征。皇权独尊与低下的国家能力,个体的自由平等与社会的毁灭是同时并存的。中国需要通过革命走出恶性的资本主义。中国最需要从旧的社会秩序中摆脱出来。相反,哪些封建传统浓厚、地租不能竞争性掠取;或者有大学教会基金会占有丰厚资源的公共性自主组织,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资本社会化的西欧、北美,还有海外殖民地,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处于产业链高端,倒可以通过改良减轻资本主义的弊端。

    “延安体系”的基本内容与中国历史之关联

    “延安体系”范围颇广,包括甚重,包涵政治论述、伦理风尚、政制、兵制、法制、币制、田制、税制、社制、婚姻家庭制度、外交政策等方面。“延安体系”包括相互支持、有机统一的两个层面:意识形态论述与诸种制度构造。

    “延安体系”要言之如下内容。在中国近代重新开启了坚持中国主体性、中国实践普世性的政治论述。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组织纽带。其领导机关作为中国政体的核心部分的先进性团体政治。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主权货币制度;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到农业集体化加上城市单位体制,消灭两千年的土地食利恶性资本主义,实现了地租均享。创立村社、单位、生产建设兵团等一系列社会组织,克服中国传统的家族私性社会。依靠中共组织优势建立公平有效税制,有了强大的征税能力,可以做到实际税率很高而人民可以承受。

    兵制而言,建设了政治部门完全控制下的强军,对美军也足以一战,兵民关系历代最好人民子弟兵名不虚传。宋朝之后,朝廷控制之军队和强军不相容,唯有私军堪一战。法制而言,也有马锡五传统,既非“有理没钱莫进来”,也非移植外来法条而有法律的社会内生性,此为延安体系之弱项因为后来没有得到发扬光大。新中国成立后还实践了以亚非拉为中心的外交政策。在婚姻家庭方面,从延安时期开始,提倡基于爱情的婚姻,严格一夫一妻制,严厉性道德,生活作风一票否决,保护家庭限制离婚自由。毛时代,对中下层青年男子的婚姻与性挤压是中国历史上最轻微的。

    “延安体系”之构成,并非有人事先进行了明确的规划,其建设者也未必有我们的自觉,而是面对问题时反思和选择,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延安体系”一些制度的细节是粗糙的,也经常运转不畅,但是从世界和中国历史的大格局来看,“延安体系”弥足珍贵,是开启中国历史新纪元,其建立甚至有极大幸运的成分。今日,我们当珍视这一历史遗产,仔细探究其中原理改进缺点并发扬光大。

    “延安体系”诸创制乃是对中国千年弊端之纠正,是中华文明内部问题之解决,且继承了中国传统中最好的一面。对于此问题之论述,绝非短短一篇文章可以做到。下面即举例简单说明。

    中国历朝历代所最注重的,莫过于土地制度。

    战国之前的时代,中国有过典型的封建土地制度。封建社会阶层是凝固的,出身决定了一个人的地位。不过,领主所获地租不完全是私人性的甚至主要是公共财政性质的。领主是地方政府和国防军,属民所交地租成为地方财政和全国军费来源。中国最兴盛的北周隋唐时代,搞了均田制。均田制是政府按人丁或劳力平均分配土地,增人增地,减人减地。均田制大致保证地租在社会成员当中的共享。

    秦朝之后中国主流的土地制度是私人地主制,历代变乱的原因除了政府暴政腐败外,还有土地的集中——社会成员地租享有的巨大差距,两者都要重视。封建制有其不平等的一面,但领主丧失了其公共职能(地方行政、军事),变为纯粹的地主,如法国大革命前社会更不稳定。我以为,封建土地制度比私人地主制好,因为地租的共享与分享,社会比较稳定,实际上官职最平等的开放也是少数人的事情。均田制很难维持,操作难度太大。初始土地平均的私人地主体制是不稳定的,最后还是两极分化。村社与族田制度有顽强的生命力。

    历代大儒,如董仲舒言: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 张载言:治天下不由井地,终无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海瑞言:欲天下治安,必行井田。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税,尚可存古人遗意。族田制是族田地租在宗族成员当中均享和共享的,这是范仲淹创造的制度。宋仁宗皇佑二年(1050),范仲淹在苏州长洲、吴县置田十余顷,将每年所得租米供给各房族人衣食、婚嫁和丧葬之用,始称“义庄”。 明代中叶以来,在长江以南尤其是福建和广东的许多地方,宗族、寺庙、会社等组织占有的土地,逐渐超出了私人地主及自耕农所占土地,成为当地最为重要的土地所有者。冯桂芬说:“千百族有义庄,即千百族无穷民。”章学诚谓创建义庄可以“补王政所穷”。前贤的努力,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追求地租在社会成员中公平分配。

    中国土地革命开始和历朝开国一样,实现了均地小农,直到农业集体化才算完成制度创新,建立了村社土地制度,彻底打破发展陷阱,消灭了攒钱买地的“攒”字。不要认为以掠取地租为目的攒钱买地、自愿交易就是一件好事。竞争性获取地租的社会激励和地租占有的不平等非常有害于工业化,也让社会无从发展内需。中国历代大儒董仲舒、王莽、张载、海瑞的理想,通过共产党的努力得以实现,也可以说建立了一个新的井田制,实现了历代大儒的理想。集体化之后的失误是另外一个问题,特别是忽视农业生产的特点,村社共耕或者集体农业生产体制导致的低效率。

    货币制度问题。合理的货币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乃是从汉代贾谊、班固就开始讨论,而到康有为、蒋介石时代还没有解决的,但是中共根据地货币则别开新章。早在根据地时代,中国共产党就发现了主权货币的性质,彻底摆脱了“货币拜物教”,认识到任何货币无非是一种社会关系而已,使货币成为服务于广大人民的手段,而非少数人奴役多数人的工具。抗战时山东根据地发行的北海币非常成功。北海币是没有任何所谓准备的货币,因为中共强大有效征税能力和关键物资掌控而形成了北海币信用,结果不仅根据地内杜绝了伪币和法币流通,而且根据地政府铸币税还收到了伪区内,因为伪区也在自行流通和储藏北海币。

    先进性团体政治在共同体的政治整合、建设国家能力和有效政府都有前所未有的优势。中国上世纪在政治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由一盘散沙、任人宰割的政治共同体解体的状态到形成高度凝聚和整合的政治共同体;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建立、政治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形成;中国人民成为政治共同体的主体,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被确立为天经地义的政治伦理。其实,在政治意义上,人民和民族是一体两面。中国共产党的建制本身和努力使中国成为一个“政治大国”或“政治民族”。中国共产党是形成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组织纽带。就政府有效性而言,1900、1920、 1930、 1950年的中国政府是非常不一样的。1900年,两万洋兵登陆大沽口就能杀到北京,迫使当时的中央政府流亡;1950则朝鲜战争和美国在国门之外打了个平手。1950年的中国在和别国比较的意义上肯定比1900年还穷,甚至人民的平均财富在绝对意义上还少了。但是中国政治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稳固的中国人民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政体建立了。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组织纽带,其领导机关作为当代中国政体的核心部分。这种政治模式否定了通过利益博弈、竞争性政党竞选来获取国家政治职位这样一种政治模式。其反对党争(所以党内禁止非组织活动),注重促进政策的审议、凝聚共识(所以党内要有健康的政治生活,鼓励让人发言不怕争论)。这样的政治体制,是对竞争性的政党政治体制的超越。先进性团体政治,既是政治共同体整合机制,又是政策审议机制,比代议制民主更具有先进性、审议性和中华民族理想追求的适合性。必须澄清,中国共产党是先进性组织,不是代表性组织。欧洲社会民主党是伴随产业工人队伍的壮大而成立的,代表工人利益;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四万万五千万人口产业工人仅二百万,经济之落后、国防之孱弱可见一斑,但正是因为如此才要成立中国共产党。欧洲政党跟随社会发展的潮流,中国共产党改变历史的走向。

    中共精神气质对儒家优良传统的吸收。中共的历史实际上是继承中国优秀传统,吸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精华,面对中国实际问题,开展独立自主奋斗的历史。中国人民和其中的仁人志士——中国共产党,固有追求正义、追求美好社会的意向和斗争精神,本来就承载着源远流长的中国文明传统,是他们面对中国自己的问题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学说,面对问题反思和选择,在实践中走出了中国的新道路。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有新四书《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儒家政治哲学则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中国共产党已经对儒家传统进行了创造性转化,是对儒家道德哲学的抽象继承和其伦理内容的具体扬弃。和俄国欧洲共产党不同的是,中共的精神气质是儒家的。此信仰,不是科学理论所证明的。秉持的道德内容有差异,但共产党人与儒家在道德哲学的根本结构上是一致的,即使反孔但从未脱离这个传统道德体系,革命有理之理者,天理也。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是不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框架内解释的独创的思想。毛泽东思想要在体用兼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价值立场与实事求是之方法论,不因毛泽东同志有过的政策与制度选择失误而丧失其长远的伟大意义。毛泽东的政治实践,可为后来者借鉴。其创立的制度遗产,可为我们继承创新。

    什么是中国共产党的真信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牺牲我一个、幸福千万人。“尊德性、严纪律、道问学、求大同”的先进性团体,这才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尊德性,目标求大同,中共继承了中国传统的精华而又融合了时代的内容。马克思的理论则属于“道问学”的部分,尽管曾经是主要的内容,但中共吸收人类一切先进的理论与经验,实践、发展并且超越了马克思主义。所以,马克思理论中的错误或者过时根本无关乎中国共产党的根本。

    “延安体系”对今日中国之启示

    中国当下面临的实为一体系构造的问题,不仅是体制改革,也不仅是意识形态重塑。正是因为体系紊乱,才会出现精英阶层几乎无人不腐败。体系紊乱之表现:一是思想文化极度混乱,不存在主流价值观。二是对外金融依附输出财富,内部土地食利制造贫富分化,这种经济模式任何健康意识形态都无法落地生根。将中国问题诊断为政治改革滞后是愚蠢的,相反不具备自成体系的视野,盲目引进西方体制可能引起体系进一步的混乱。因此,我们需要仔细构划在历史的具体时空中可能的较好体系的各个层面,如其生命力、其意识形态系统与制度系统的相互支持、意识形态和制度体系的临界点等等。“延安体系”正是一个现成的模板。

    “延安体系”不是没有弱点,如政治论述方面,没有理解意识形态与制度政策之间的有机统一、相互支持关系,过度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没有及时提出超越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命题。主权货币体制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货币数量论阴影不散,不敢大胆印钞搞建设。法制方面孱弱,马锡五的传统没有得到发扬光大。但是无论如何,“延安体系”是我们20世纪最重要的遗产。我们需要珍视它,如其经济方面包括主权货币、地租均享、资本社会化企业、赶超战略等,此结构在,则工作虽失误亦是疥癣之疾,难看难受不致命,有此基础,改革甚易成就甚大,弃此基础,则病入骨髓社会矛盾无解。

    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自信: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的中国道路具有普遍的世界历史意义。其蕴含的人类普遍理想和实现理想的高明手段,目的和手段的统一具有真正折服人心的力量。因此,窃以为,我们并无必要以特色自辩,乃至自贬,妄自菲薄,而应该坚持普适自为。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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