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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定国: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史无信证 
作者:[宋定国] 来源:[网友推荐] 2015-01-01


编者按:近些年伴随所谓“新儒学”的被热炒,孔子也越来越“走红” ,甚至被神化。通过神化《论语》来神化孔子,成为一大“亮点” 而在神化《论语》的喧嚣声中,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显得最为热闹,影响巨大。但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越是被“热炒”的东西,就越往往掺假!

    最近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名国学家宋定国教授所著《国学三部曲》之《国学纵横》,以可靠的文献、史料加以考辨,指出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是经过南宋及其以后的“儒家学派的精心杜撰和极力宣扬” “被炮制出来”的,至于近些年,为什么有些人,尤其是那些以“新儒家”自诩的人,之所以大肆不顾史实地兜售、鼓噪“半部《论语》治天下”, 则不过是借此神化《论语》,神化孔子,神化儒家思想,从而神化他们自己的“研究成果”而已。

    本文摘自宋定国著《国学纵横》一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年1月出版。


    在近些年被神化的古人当中,孔子可以说是最为耀眼的人之一。因为孔子没有留下亲自撰写的著作,所以,通过神化由其弟子们所辑录而成的其言论集《论语》,来达到神化孔子之目的就是很自然的了。而在神化《论语》的喧嚣声中,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又被从故纸堆中捡出来加以狂炒,其“热浪”波及海内外。

    历史和现实都一再昭示:越是被炒得热乎乎以至充满焦味的东西,就越容易掺假,越难以令人置信。 那么,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翻看史料一看,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云云,居然缺乏可信的史证。

    “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典故,最早出自于南宋朱熹(1130-1200年)谢世之后,首先是一个叫林駧(dòng)(具体生卒年未详)的人所撰《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卷八《儒吏》所记:“赵普,一代勋臣也,东征西讨,无不如意,求其所学,自《论语》之外无余业。”赵普所学的书籍,除了《论语》之外,没有别的了。在这段话下面,有个小注,写着这样的话:“赵普曰:《论语》二十篇,吾以一半佐太祖定天下”。

    与这个典故有关的另一位人物是,与林駧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罗大经(约1196-1252年)。在其所撰《鹤林玉露》中有这样的记载:“杜少陵诗云:‘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贾。’盖以《论语》为儿童之书也。赵普再相,人言普山东人,所读者止《论语》……太宗尝以此语问普,普略不隐,对曰:‘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这个记载说明《论语》在当时“为儿童之书”,当过私塾先生的赵普自然熟悉。罗大经在此比林駧在《儒吏》中所记载的话,除了前半句的文字有所不同外,还多了后半句“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并且说明了具体时间,是“赵普再相”后,听到人们说赵普所读的书就只有《论语》,于是宋太宗就此问赵普,赵普毫不隐瞒,并说出上面的话。

    但是,罗大经并没有直接说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将罗大经话的意思敷衍成“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的,则始自元代著名戏曲作家高文秀(具体生卒年未详)。他在其所著《好酒遇上皇》的杂剧曲文中的第三折,有这样一句话:“每决大事,启文观书,乃《论语》也,此时称小官以半部《论语》治天下。”但是,《好酒遇上皇》写的并非赵普的事迹,而且作为杂剧曲文,本不该作为讨论历史问题的依据,然而“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话,不但成为罗大经上述话语的衍生品,与赵普联系在一起,而且借助杂剧这一大众化的文艺形式,硬是广泛流传开来,以至于使得当今迷信《论语》的人们,竟相对此津津乐道。

    这可真是中了那句名言: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似乎变成了真理!

    难道事实果真如此吗?

    不!

    谎言即使重复一万遍,也不能变成真理,也不难改变或掩盖事情的真相!

    查《宋史·赵普传》,根本没有提及此事,其中与《论语》相关的文字仅仅有:“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箧取书,读之竟日。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而在宋太宗(赵光义)亲自为赵普撰写的《赵普神道碑》,和宋代史学家李焘(1115年-1184年)所编订的北宋九朝编年史,谦言不敢续《通鉴》而名为《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也未涉及此说。

    所以,关于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不能不令人生疑:

    第一、从《宋史》的记载来看:“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赵普早年学习和熟悉的是“吏事”(这与其出生的家庭有关),而“寡学术”即不学无术,等当了宰相之后,由于适应不了宰相之职和赵匡胤的要求,出了不少洋相,所以宋太祖赵匡胤才经常劝他读书。到了“晚年”才“手不释卷”,死了以后发现他读的居然就是一部《论语》。这样的历史事实昭示:既然赵普在当了宰相后宋太祖劝他多读书,而到晚年手不释卷的竟然只是一部《论语》,这就说明他第一次即在赵匡胤当皇帝时出任宰相,与《论语》并无系,那么,罗大经笔下所写的“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就根本不符合史实;

    第二、像“半部《论语》治天下”这样惊世骇俗的典故,假若属实的话,《宋史·赵普传》就理应提及。可是,事实却并非如此。《宋史》的编撰虽然早在元初忽必烈当政时期就列入议题,但真正落实撰写,则是到元末指正三年(1343年)才由丞相脱脱(1314年-1356年)主持编纂,1344年脱脱辞职后,由右丞相阿鲁图(生卒年未详)接替主持编纂,总共只用了两年半的时间便仓促完成,致使《宋史》在史料的裁剪、编次、修饰、检校,以及文字的修饰、全书体例等方面都相当粗糙。但《宋史》却是保存宋代官方史料和私人著述,最系统、全面的一部史书,因而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当时,包括《论语》在内的《四书》已经被正式作为法定教科书和科举取士之标准,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业已流行多年,《宋史》既为赵普作传,却对此只字未提,足见就连其编纂者也不曾相信这是史实;

    第三、宋太宗赵光义(939—997年)之所以能顺利当上皇帝,并稳坐宝座,赵普是出了不少点子的,所以他被宋太祖所削去的相位,当宋太宗一即位就给恢复了(罗大经所说的“赵普再相”就是指此)。赵普与宋太宗关系非同一般,这从宋太宗亲自为其撰写《赵普神道碑》可以窥知。假如赵普果真在宋太宗面前讲过“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之类的话,为什么《赵普神道碑》中却只字未提呢?而宋代自宋太祖起就“重文轻武”,像“半部《论语》治天下”如此有利于这个指导思想的话,要是确实属实的话,而居然未被统治者看中并利用,那就太不合情理了;

    第四、生活在北宋末南宋初,比朱熹只大15岁的的史学家李焘,处在理学盛行,包括《论语》在内的儒家著述大受吹捧的时代,可是,在他编撰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也只字未提及“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

    第五、尤其是把《论语》捧为“四书”之一,定为儒家必读的经典,并将其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的朱熹,熟知赵普三度为相,颇有政绩的史实,要是真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事情,借此抬高《论语》的身价,对朱熹而言,该是多么顺理成章的事!而从朱熹在其著作中煞费苦心地将“收许多藩镇之权”完全归功于赵普来看,表明他的这种意图确实存在。朱熹说:“赵韩王(即赵普)佐太祖区处天下,收许多藩镇之权,立国家二百年之安,岂不是仁者之功!”就算是将“收许多藩镇之权”完全归功于赵普,那么说以此“立国家二百年之安”也是吹牛,因为在北宋(960年—1127年)的180年间,单是北方辽金的侵扰,就一直未断,何来“立国家二百年之安”?有何谈“仁者之功”?即使撇开这样的史实不论,那么作为文官的赵普,极力怂恿宋太祖解除开国武将之权,也难脱借此争宠,通过压抑武官权势而抬高自己的干系!也不能算作“仁义”罢!然而,朱熹如此夸大其词地借此宣扬赵普的“仁者之功!”,而像“半部《论语》治天下”这样最为过硬的佐证反倒未用,也只能说明到朱熹时代,还没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

     上述史实都无一例外地昭示: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在赵普生前,整个北宋,一直到南宋朱熹生前,即1200年,都还没有出笼。在朱熹将《论语》和《孟子》、《大学》、《中庸》称作《四书》,列入儒家经典的二、三十年后,才有人提出此说。

    但此说真正流传开来,则是在元朝。然而,恰恰是在元朝,对儒学和儒生表示了极大的轻蔑,所谓“九儒十丐”,即儒生被称为“老九”的说法即由此发端。其地位与乞丐不相上下,连自己的生计问题都难以解决的“满腹经纶”的儒生,何谈什么治理天下?!高文秀在《遇上皇》杂剧中的那句台词,不过是被冷落的儒生们一种打肿脸充胖子,借以自慰的一种自我吹嘘罢了。由于儒生们毕竟充当着私塾的教书匠,占据着社会教育的广大舞台,所以,这句极大夸张了《论语》功能的大话,得到那些能将《论语》倒背如流的儒生们的普遍欢迎,并加以广泛散播,自然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是依据史料所提出的质疑,另外,从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角度来分析,此说也大受质疑。

    第一、“定天下”之说与史实不符

    宋太祖赵匡胤是怎么获得的天下的呢?很简单,是通过策划发动“陈桥兵变”。而“陈桥兵变”只不过是一出主要由赵匡胤自编自导的政变夺权闹剧而已。既没有动干戈,又没有费什么周折,赵匡胤就从他的拜把子兄弟周世宗柴荣之后的孤儿寡母手中,把皇权给夺了过来。要说这是“定天下”的话,实在是夸大其词!要说这是靠《论语》而“定天下”的话,那无疑更是对于《论语》的亵渎!因为就《论语》的主旨而言,是坚决反对这类不仁不义的“僭越”勾当的!退一步说,即便算是,赵普也仅仅是个帮手而已,因为整场闹剧的导演者,恰恰主要是赵匡胤自己,其次是他的弟弟赵光义,再其次才是赵普。

    《宋史·赵普传》称:“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箧取书,读之竟日。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在正史中,这里虽然首次从正面肯定了《论语》对赵普政治事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包括《论语》在内的《四书》正是到了元代,才将作为法定教科书和科举取士之标准的,所以,这样的社会背景很可能是让《宋史》编纂者加上这几句话的原因。即使如此,到“晚年”及以下的话,仍不知其取材何处。即便如此,从这段没有来历的话中,也可以看出赵普生前,人们连他读的是什么书都无从知晓,那么,所谓他与宋太宗对话中所说的“半部论语”云云之类的话,显然就是空穴来风了。后人多认为《宋史》乃突击完成,选材不严,良莠混杂,连很多野史笔记也都照录。即使这样,“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居然也未被采纳。这就不能不让人生疑:《宋史》的编纂者既然熟悉很多野史,那么就不会不知道“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既然如此,像这样大大抬高《论语》身价的话,在将包括《论语》在内的《四书》作为法定教科书和科举取士标准的元代,编纂者们为什么在《赵普传》中却只字未提呢?这只能有一个解释:不相信其是史实!

    第二、赵普不是宋朝第一任宰相

    在宣扬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文章中,几乎都说赵普是大宋第一任宰相。其实,尽管赵普对于宋太祖在960年策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有功,但是,宋太祖为了维护朝局稳定,上台伊始,便留任了后周重臣范质、王溥、魏仁浦为相,赵普当时的实职是枢密直学士,后升为枢密使,直到北宋建立后第五年,才当上门下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负责相事,而真正当上宰相,则是967年的事了。但6年后,即到973年,赵普则因接受吴越王钱镠所送瓜子金之贿赂,又违法从秦陇买来木材营建官邸、庇护部下贪赃枉法等,激怒宋太祖而被罢相。

    第三、赵普的政绩与《论语》大义相悖

    赵普被誉为宋代开国元勋的功劳有二:一是参与策动“陈桥兵变”,二是参与策动“杯酒释兵权”。这两件事,从史料所记载的史实看,其主谋和决策者仍是赵匡胤自己,而赵普在其中的分量有限,尤其是关于“杯酒释兵权”,是否赵普的初衷?除了朱熹将其完全归功于赵普之外,学界迄今看法不一,有人认为赵普是主张动用武力即杀戮解决赵匡胤对于重臣的猜忌的。而朱熹将此归功于赵普,则旨在抬高《论语》的社会功能。但在“陈桥兵变”中,赵普确实是出了大力的。然而,“陈桥兵变”不论从犯上作乱,还是从“兄弟相残”(赵匡胤和周世宗柴荣是拜把子兄弟)的角度说,都是与《论语》大义相悖的;因为《论语》开宗明义地反对“犯上作乱”,主张“仁”尤其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把为赵匡胤出谋划策,通过发动“陈桥兵变”而获得天下,说成是“以半部论语辅太祖定天下”,岂不是对于《论语》大义的背离和亵渎吗!?赵普要是真懂《论语》却说这样的话,那可真是大言不惭了!

    赵普一生确实先后三次为相,但是,一则从宋太祖开始就不断削弱宰相的实权,所以,不能把赵普三次为相的作用夸得过大;二则赵普的仕途并不顺当,而是一波三折。其原因主要在于赵普自身,其中既有因其专横跋扈而受到的制约,因贪财受贿而受到的猜忌,也有因不学无术而受到的轻蔑,因结党徇私而遭到的罢黜。而所有这些人品、官品上的缺点和污渍,则正好都是与重视个人修养、倡导“仁”的《论语》主旨相悖谬的!尤其是在帮助宋太宗夺去皇位、剪除骨肉兄弟所进献的毒计方面,则更是与以人道主义作为主旨的《论语》精神大相径庭。因此,赵普熟读《论语》并以“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是与赵普其人品和官品完全背离的,除了出于别有目的的杜撰之外,是找不到其他合适的解释的。

    第四、林駉和罗大经有附会理学有意借赵普拔高《论语》之嫌

    依据现在所查到的罗大经的大约生卒年月,可知林駉和罗大经所活动的时期,比朱熹晚了至少20多年,当时,程朱理学业已盛行,尤其是朱子的影响已经很大,所以,林駉和罗大经两人出于附会理学之需要,杜撰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借以拔高《论语》和整个理学的影响,则是可能的。

    由此可见,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并没有可信的史实和相关史料来佐证。

    至于这一说法为何广为流传,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宋代继承并大兴儒学,出现了一大批颇负盛名的儒者。比如程颐,程灏,及至朱熹。宋代的程朱理学,对儒家思想的传播影响巨大,尤其是南宋朱熹的《四书集注》,更是宋代以后科举考试的教材。由此,在儒家学派的精心杜撰和极力宣扬下,“半部《论语》治天下”被炮制出来并不胫而走,也就不足为怪了;其次,《论语》作为儒家经典,无论是在维护皇权至上,讲求尊卑贵贱,调整社会关系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对于遵从礼教,维护伦理,约束行为等方面,也都显得极为重要;再次,赵普贵为宰相,位高权重,但读书不多。所能炫耀,能够拿得出手的也仅是一部《论语》而已。

    至于近些年,为什么有些人,尤其是那些以“新儒家”自诩的人,之所以大肆不顾史实地兜售、鼓噪“半部《论语》治天下”,则不过是借此神化《论语》,神化孔子,神化儒家思想,从而神化他们自己的“研究成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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