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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格利茨:美国如何应对中国世纪  
作者:[斯蒂格利茨] 来源:[中国日报网2014-12-12] 2014-12-23

    当人们书写2014年这段历史时,他们会发现有件大事,人们关注较少:2014年将成为美国“全球最大经济大国”地位的最后一年。2015年,中国将荣登榜首,即使不是永久性地处于这个位置,也能保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又恢复了在人类历史上曾有的辉煌地位。

    比较不同经济体的国民生产总值(GDP)非常困难。技术委员会根据购买力平价(最好的评判标准)提出了评估方法,而这也使比较各类国家的收入成为可能。虽然这样评估给出的数据不是精确的,但能够以这些数据为基础,评估不同经济体的相对大小。早在2014年,世界银行国际比较计划(World Bank’s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ICP)就已经开展过相关的评估并发表了新的数据。这项工作极其复杂,在20年内只开展三次。去年春天发布的最新评估极具争议,在某种程度上也比之前的评估更有意义。因为其重大意义,所以引起了较大争议。新数据显示,中国有望在2014年底之前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而这比所有人的预期都早。

    然而,该争论的根源会让大多数美国人感到惊奇。该根源显示了大量中美间的不同,以及将我们的态度投放到中国而造成的危险。美国人十分想做第一,并且享受这种地位。相比之下,中国对此没有那么迫切。据相关报道,中国与会者甚至宣布说要退出讨论。一则,中国不想“当出头鸟”。做世界第一是需要代价的,这意味着中国要向联合国等国际机构提供更多资助;在一些该起到领导作用的问题上也会有较大的压力,如气候问题;这也会使大多数中国民众产生疑问,大部分的财富是否分配给了民众(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的消息在国内并未得到宣传)。二则,也是关键的一点,中国充分理解美国努力想要保持世界第一的心情,并且十分担忧我们失去第一之后的反应。

    毫无疑问的是,中国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在许多方面上超过了美国,如出口额及居民储蓄。中国的储蓄和投资总额接近GDP的50%,中国人担心该比率太大,而美国人则担心本国该比率太小。在制造业等其他方面,中国在过去几年才超过美国。虽然中国在专利授予方面仍落后于美国,但是中国正在缩小该差距。
 
    我们通常不想在一些中美间仍存在竞争的方面引起别人的注意。两国社会不平等状态相似(美国是发达国家中水平最高的)。中国每年处决的总人数多于美国,而美国监狱人口的比例要远远大于中国(美国监狱人口比例大于0.7%)。2007年,污染总量方面,中国已经赶超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污染国,但是美国在人均污染值上仍是首位。美国仍然是最大的军事强国,军事花费超过美国以下十个国家军费支出的总额(但这并不表示我们一直明智地使用军事权力)。但美国的根本力量主要是由其“软实力”支撑而不是其军事力量,最显著的是其经济影响力,而这也是应该铭记的关键点。

    全球经济力量结构曾经发生过明显的变化,所以我们知道变化之时会发生什么。200年前,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之后成为全球的主导力量。其帝国占据全球面积的四分之一;英镑也成为全球储备货币,与黄金一样坚挺。英国在与其盟国合作时,有时会强迫盟国结束贸易规则。排斥印度进口纺织品,迫使印度人购买英国纺织品。英国及其盟国也坚持认为中国应该保持对鸦片的市场开放,然而中国预见了鸦片的毁灭性影响,并且试图封锁其海岸线,但是盟军为了保持鸦片在中国市场的流通而对中国发起了两次战争。

    英国的统治地位持续了近一百年,即使美国于19世纪70年代在经济上超过了英国,英国仍占据统治地位。地位转变总有延迟(中美之间也是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过渡事件,英国在美国的援助下才战胜了德国。一战结束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新一代霸主,而在此过程中英美两国都勉为其难,美国不愿承担潜在的新责任,而英国则不愿拱手让位。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尽其所能去构建一个全球冲突更少的战后世界,但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意味着美国不可能加入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在经济领域,美国也是特立独行,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the Smoot-Hawley tariffs),并且结束全球贸易繁荣的时代。英国保持着帝国的地位,但英镑却渐渐让位于美元;最后,经济现实起了决定性作用。众多美国公司成了跨国企业,而美国文化也明显占据了优势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接下来的决定性事件。英国在战后满目疮痍,几乎失去了所有的殖民地。而这一次,美国承担领导责任。美国在创建联合国(the United Nations)以及设立布雷顿森林协定(Bretton Woods agreements)的过程中都起到核心作用,而这两项成果都为全球政治及经济新秩序奠定基础。即使如此,该过程也是非常坎坷的。美国没有根据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正确理论创建一种极有益于世界经济稳定的全球储备货币,而是将自己的短期利益排在首位,愚蠢地认为美元成为全球储备货币将有利可图。而美元的地位也有利有弊,美国可以在别国需要美元储备投入时降低利率借贷,然而与此同时,美元可以增值(高于其本身价值),造成或加剧贸易逆差,并且导致经济疲软。

    二战之后的四十五年里,全球政治被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所控制。对于如何组织管理经济和社会,以及政治和经济权利的相对重要性上,两个国家有不同的观点。最终,苏联体制因为内部腐败,对民主进程不加控制而失败,军事力量如此强大,软实力却十分薄弱。现在,世界只被一个超级大国主宰,而这个国家还在持续不断地发展军事。也就是说,美国不仅是个军事强国,也是经济强国。

    美国犯了两个关键错误。第一,美国断定过去的胜利就意味着所有事情的胜利。但对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贫困以及左翼势力长期要求的经济权利一直是至关重要的问题。第二,美国在柏林墙倒塌到雷曼兄弟破产期间起到统治性的作用,期间为了追求狭隘的经济利益,更准确地说,是包括银行在内的跨国公司的经济利益,而没有建立一个新的、稳定的世界秩序。美国1994年建立世界贸易组织,自此推行的贸易体制并不平衡。因此,五年后,另一个贸易协定的酝酿,导致了西雅图的骚乱。美国一边声称自由公平贸易,一边坚持补贴富裕的农民,揭示了美国的虚伪和自私。

    美国从来没有全面意识到为了扩张而加强统治,许多目光短浅的行为,实际上从长期来看反而削弱了自身的地位。20世纪90年代东亚金融危机期间,日本提出宫泽计划(Miyazawa Initiative),提供1000亿美元以帮助东亚摆脱经济衰退和萧条。但美国财政部却设法破坏宫泽计划所带来的影响。当时,美国对东亚国家强制实行财政紧缩和高利率政策,并且不为陷入困境的银行提供救助——此措施与2008年经济危机后美国财政部所采取的措施恰恰相反。如今,即使十五年已经过去,提及美国当年的做法,亚洲国家仍充满指责和控诉。

    如今,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我们需要对此忧虑吗?一方面,我们不必忧虑。世界经济并不是零和博弈,在这种博弈之中,中国经济发展同时也会让美国有所损耗。实际上,中国经济发展对我们有互补作用。当中国发展越快,就会购买更多我们的产品,我们的经济将更繁荣。片面的询问因中国而失业的工人们,相关言论肯定会被夸大。但这一事实与国内经济政策相关,就像其他国家一样。

    另一方面,中国的崛起对我们世界之首的位置影响很大,我们的确需要注意此影响。

    首先,如上所述,美国真正的优势在于软实力。例如,美国对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思维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中国成为世纪第一大经济体,使人们更加关注其国家政治和经济模型以及软实力。中国的崛起也使人们开始批判地看待美国模式。该模式并非对大多数美国人有利,由于通货膨胀,美国普通家庭的生活状态不如25年前,贫困人口比例也有所上升。虽然中国社会的不平等状况也十分严重,但大多数公民都能从其经济发展中获利。中国约有5亿人摆脱贫困,与此同时,美国中产阶级进入停滞时期。一个不使大多数民众获益的经济模式,也不会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美国应该把中国的崛起视为警钟,以此为契机调整自身模式。

    其次,如果从世界经济实质是零和博弈的角度看待中国的崛起并采取行动,损中利美,那我们的软实力也会被进一步削弱。这绝对是一记错误的警钟。如果我们认为中国的收益造成了我们的损失,那我们必会实行“遏制政策”,采取措施以限制中国的影响力。然而,这些举措最终都会证明无用,还会削弱美国及其作为世界领导的信心。美国外交政策屡次陷入此困境。美国、日本及其他亚洲国家提出自由贸易协定,形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却将中国排除在外。很多人认为,这削弱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反之加强其与某些亚洲国家的联系。亚洲拥有一条巨大又充满活力的供给链,不同生产阶段的产品在此流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试图将中国从这条供给链上剔除。

    另外,中国开始努力在一些地区承担国际责任,美国对此表示怀疑。中国想在现存国际机构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国会却表示,一些旧机构实际上不太欢迎新的积极成员,新成员往往居于次要地位,不能拥有与其在全球经济中地位相当的投票权。当其他G20成员表示,国际经济组织中的领导权应该由其功绩而不是由国籍决定时,美国却坚持认为现存国际秩序十分完善,例如,世界银行(World Bank)应继续由美国领导。

    另一个例子中,在联合国大会主席任命的国际专家委员会(我荣任主席)的支持下,中国、法国及其他国家建议创建国际货币储备,以完成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提出的任务,但美国却阻碍了该提议。

    最后一个例子,中国努力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援助,以建立新的多边国际机构,在这类机构中,中国或许占据主导地位,但美国却寻求时机打消该念头。中国已经承诺提供数万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投资,这个数额远超世界银行及其他现存国际机构能够提供的投资能力。世界银行不仅需要更具包容性的管理制度,还需要大量资金,而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都对此否决。与此同时,中国试图亚洲基础设施基金,并邀其他亚洲国家参加,但美国对这些国家施压,禁止其加入。

    美国正面临着非常棘手的外交挑战:伊斯兰武装冲突;持续70年的巴勒斯坦冲突;俄罗斯咄咄逼人,坚持至少在其周边地区维护势力;核武器扩散的威胁。我们需要与中国合作,解决大部分甚至全部的问题。

    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我们需要把握时机,逐渐放弃“遏制”外交政策。中美两国经济利益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我们都希望全球政治和经济秩序稳定,运转良好。现存全球经济体系由西方国家制定,反映了西方国家的立场,符合西方国家及其合作伙伴的利益。鉴于历史原因和国家尊严,中国不会轻松接受此体系。无论如何,我们都需要合作,也应该期待合作。与此同时,美国目前能保持其软实力最重要的方法是发现并且解决其体系中的缺点,坦率地讲,即经济和政治实践的恶化,它们过于倾向权富。

    基于新的经济现实,新的全球政治和经济秩序正在形成。我们无法改变这些经济现实,但如果我们对此做出了错误反应,就会面临反冲后果的风险,并且可能导致全球体系机能失调,或者形成了与预期不同的全球秩序。然而,这明显不是我们想要的。

关于作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美国经济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于1979年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斯蒂格利茨曾担任世界银行资深副总裁与首席经济学家,提出经济全球化的观点。他还曾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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