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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辰山: 毛泽东:中国“唯物辩证法”的形成与成熟 
作者:[田辰山] 来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3月] 2014-10-23

【内容提要】尽管毛泽东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识全部来源于苏联教科书的中译本,但是,那种认为其“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必然受到实证主义、二元论或正统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判断,则是站不住脚的。这是因为毛泽东是从“通变”的视角来解读辩证唯物主义的,并从经典的中国经验中获得灵感。在这一解读过程中,一种中国版本的“辩证唯物主义”最终产生,这就是具有独特中国形式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辩证唯物主义”观念更接近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它既不同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也不同于中国的传统思想。这种与“通变”相互关联的反映论观念,是一种由西方马克思主义中译化语言所构成的中国传统的思想模式。

              一、毛泽东阅读西方哲学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同中国传统“通变”哲学,是靠众多中国知识分子和大量外国文献的翻译工程而得以汇通的。其最终结果则是“中国式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并在毛泽东那里达到成熟。追溯历史,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对哲学原理梦寐以求,并孜孜不倦地学习哲学著作,但其依靠的几乎都是中文译本。他除了广泛地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以外,更多关注的则是一些苏联和中国哲学家的著作,如米丁、西洛可夫、李达、艾思奇等等。由于毛泽东阅读最多的是俄国文献,而俄国文献充满了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和术语,所以,就其知识来源而言,他的唯物辩证法观点最有可能受到实证主义和二元论的严重影响。但事实上,毛泽东使用中国典故和古汉语用语,通过中国传统的通变思维来表达他对唯物辩证法的解读,从而显示出了突出的中国特色。在这方面,他比瞿秋白和艾思奇显得更为明显,也更为娴熟,原因是他对中国历史和哲学更为精通。毛泽东相信,唯物辩证法与古代中国传统思想的通变是相通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毛泽东对外国的思想并没有生吞活剥和全盘接受。比如,他对斯大林的观点就有很多批评。在他看来,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例如斯大林不承认对立统一[1] 856-866。对于唯物辩证法,毛泽东有自己的一套体系,它是一个在变化和差异之间探求联系的工程。他虽然使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词汇,但在理论上则将中国传统的通变思维发展成了一个现代思想形态。这个通变思维的新阶段,或称之为“中国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其重要特征就在于:毛泽东不只是自己理论的“创作者”,而且也是自己理论的“实践者”。换言之,他的思想清晰地指导了自己的实践。这样,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之新版本就不仅局限于自己的思想,而且体现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领域的一般理论风格。从这个意义来说,是毛泽东的思想规定了中国革命的形式并指导它走向胜利。

    毛泽东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贯穿着“关联式思维”(correlative thinking)①。虽然他并不是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的思路里将马克思“还原回来”,但是我们的确看到在某些特定方面,毛泽东似乎与马克思更加接近。在这一点上可能构成他们之间的可能的“思想对话”。比如,马克思和毛泽东都不是恩格斯范畴里的唯物主义者,他们在“内在联系”上持有类似的观点。在伯特尔?欧尔曼(Bertell Ollman)看来,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内在关系的哲学范畴,它不承认社会和自然宇宙之间存在绝对的分隔。在这点上,毛泽东与马克思类似。虽然毛泽东早在1920年就学过英文[1] 692,但直到63岁开始阅读英文版《共产党宣言》时,仍不能顺利阅读外文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据林克的回忆,毛泽东1954年跟他学英文,但4年之后用英语回答外国来访者的问题仍有困难。但是毛泽东却能读《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及一些关于形式逻辑的英译本。有时从第一页直到最后一页,都作了详细的注释[2] 249-251。

    毛泽东早在1920年就读过《共产党宣言》和考茨基的《阶级斗争》。1926年5月和9月,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曾第一次引用列宁《国家与革命》中的语句。这比柯伯年在1927年完成列宁这本书的第一个中文译本还要早[2] 22。1932年4月,红军攻占当时福建省第二大城市漳州城,缴获了许多书籍,其中包括若干马列著作,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据吴黎平和彭德怀的回忆,毛泽东在长征途中读了这三本书[2] 23-25。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广泛阅读了大量马列著作。若干他那个时期读过的书,包括马克思的《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选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斯大林的《理论和策略》(收录了《论列宁主义基础》、《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论艺术》,至今还保存在毛泽东故居。

    逄先知保留着一份1959年10月23日毛泽东外出前指名要带走的书目,大概有上百种。其中包括:《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工资、价格和利润》、《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马恩通信集》、《列宁文选》、《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一步,退两步》、《怎么办?》、《什么是“人民之友”?》、《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联共党史》、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米丁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河上肇的《政治经济学大纲》等。毛泽东还点名要了黑格尔、费尔巴哈及其他西方作者的著作。除此之外,所要书中还有10多种,如老子、荀子、韩非子、张载等人的书[2] 18。

    毛泽东读了很多列宁的书,特别喜欢他具有现实针对性的著作。1965年4月21日他在中南局党的领导干部会议上曾经说,“我是先学列宁的东西,后看马、恩的书。列宁的比较好懂。”[1] 700在列宁的著作中,毛泽东读得最多的是《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哲学笔记》。毛泽东在延安学习过《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他曾多次提起过这本书。1959年8月1日在庐山的中央常委会上,他说:“《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这本书,就是列宁批判马赫的,不容易读,然而必须读。”[1] 700不过,毛泽东对这部著作的兴趣,并不是关于“唯物主义”、“实证主义”以及“列宁反映论”这样一些纯哲学的长期论辩,与艾思奇一样,毛泽东根本不会想象出“反映”会包含“思想与存在相分离”的涵义。因而这样的纯哲学问题对他来说也就不是什么问题了。毛泽东的哲学关注点毋宁说是“如何使列宁的反映论与周围发生的具体问题联系起来”。或许更确切地说,他所针对的是一些人中存在的悲观情绪问题。毛泽东相信,出现这种现象,完全是由于这些人陷于抽象概念的思想方法,而使其思想和实际相脱离。他多次提到《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这本书,其目的在于坚持对“唯心主义”(确切说,就是思想与实际相脱离)和“由唯心主义导致的悲观主义”这两种倾向的批评[1] 704。

    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其他西方哲学,毛泽东也懂得很多。他青年时代就对西方思想有浓厚的兴趣。1919年下半年杜威到北京大学讲学时,正值毛泽东刚离开北京。但许多报刊对杜威讲演的实用主义、政治哲学、教育哲学等进行详细报道或连载。毛泽东追踪阅读这些报刊,对杜威的讲演录都仔细加以研究。1920年,毛泽东直接听过杜威在北大所作“现代的三大哲学家”的讲演。1920年10月,毛泽东积极参加了杜威和罗素在湖南长沙讲演的筹备和接待工作,并被特聘为讲演大会的记录员。他奔走于各讲演会场之间,亲听杜威和罗素的讲演,并与一些新民会会员立即展开详细的讨论[1] 692-693。早年毛泽东在哲学思想方面受蔡元培影响较大。他在对泡尔生《伦理学原理》一书所作的批语中的一些观点,也来自蔡元培编写的《哲学大纲》。而《哲学大纲》在编写时兼采了孔德的观点。蔡元培对尼采和柏格森哲学和美学思想的介绍,都给了毛泽东较深的影响。1914到1918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期间还接触过黑格尔的思想。他读过《新青年》和其他杂志上介绍黑格尔(当时译为赫克尔)的有关著作,并在对马克思主义发生兴趣之后仍然继续阅读黑格尔哲学。毛泽东和朋友们把讨论黑格尔哲学作为学习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李维汉在毛泽东主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校刊《新时代》第1卷第2、3号上发表的《观念史观批评》,就较系统评述过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得失。这篇文章的观点应该说凝结了他和毛泽东、蔡和森等人长期以来对黑格尔哲学“共同讨论、共同研究”的成果。毛泽东把马君武翻译的《赫克尔(黑格尔)一元论哲学》作为重要的研究著作,他曾多次阅读并向他人推荐此书。40年之后的1965年8月5日,他会见外宾谈话时还是强调“黑格尔的书必须看”[1] 694。

    毛泽东更多地涉猎西方哲学书籍是在延安时期和建国以后。他对西方哲学史,尤其是一些古典哲学著作很熟悉。当然,其中很多是他从阅读马克思主义书中学到的。毛泽东曾说,不读唯心主义的书、形而上学的书,就不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1932年他读了德波林的《欧洲哲学史》。1965年一次会见外宾时,毛泽东说他读过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书。他看重费尔巴哈这个第一个看透神是人的思想意识之反映的人,并强调“他的书必须看”。毛泽东对古希腊哲学和以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更是熟悉一些。这两段时期恰是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的两次高峰[1] 694-695。

    毛泽东从来不将哲学看成只是经院圈子里的象牙塔,从不为哲学而哲学。在他身边的人,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都看到他对哲学的执著。斯诺1936年对毛泽东采访时的记录说:“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3] 67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学习哲学的目的是掌握工具。在1939年的一封信中毛泽东写道:“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1] 824

    其实,对于毛泽东获得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看法:第一,他所学的几乎都来自俄国文献;第二,所读的书也都来自中文译本。在毛泽东故居还保留着他在延安时期读过的书,虽然不多,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书,还有苏联和中国20世纪30年代哲学家的作品[2] 24。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他多次读西洛可夫和爱森堡《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该书是李达、雷仲坚1932年的中译本之1935年的第三版。此书当时被人们认为是在马克思和列宁著作的基础上,对辩证法唯物论作了系统说明的重要著作。毛泽东先后用毛笔、黑铅笔在书眉和空白处写下了近12000字的批注,并且从头至尾作了圈点和勾划[2] 45-46。对该书第3章“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批注最多,最长的达1200多字。这段最长的批注,阐述的是在矛盾主要方面和多个矛盾组成的过程中,要抓住主要矛盾的问题。这段长注,对李达后来的著作,例如《社会学大纲》,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些观点后来也反映在1937年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讲稿里。而这一讲稿构成了他后来著名的《矛盾论》、《实践论》的雏形[4] 87-90。

    毛泽东读米丁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是在1937年7月之前,该书由沈志远翻译,上卷出版于1936年12月。毛泽东在阅读时把重点放在认识论和辩证法,特别是在矛盾问题的章节上,并留下了大量批注[4] 141-189。1938年1月至3月,毛泽东在繁忙的工作中每天读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平均每天25页多,在一个多月内读完全书。其中“唯物辩证法”等章节,毛泽东至少批读了两遍,共写了约3500字的批注[4] 209-276。

    艾思奇的著作也是毛泽东20世纪30年代所读哲学著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其中包括《思想方法论》、《哲学选辑》、《新哲学大纲》、《大众哲学》。其中《大众哲学》是他最喜欢的一部。《思想方法论》论述人类在改变世界中的不断进步,在延安很有影响。毛泽东的批注不多,但却对艾思奇的一个不恰当之处作了更正[4] 251-252。我们发现《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有对艾思奇《哲学选辑》1939年3月出版两个月后所作的批注[4] 303-388。因为延安的解放出版社在同年5月也出版了艾思奇的这部著作。该书内容分别选自西洛可夫和爱森堡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以及米丁等为《苏联大百科全书》编著的“辩证唯物论”词条(后以此为基础出版《新哲学大纲》)。此外,该书还把斯大林之《辩证和历史唯物观》的译文和艾思奇之《研究提纲》作为附录。毛泽东对这本书十分重视,曾分别用黑铅笔、毛笔、红蓝铅笔批读了3遍,共留有3200多字的批注[1] 823-825。

    我还不能确切地知道毛泽东究竟何时阅读过米丁等编著《苏联大百科全书》的词目“辩证唯物论”的具体时间,后来这些资料由艾思奇和郑易里翻译,以《新哲学大纲》的书名出版。只是弗格尔(Joshua A. Fogel)提到,1936年10月斯诺采访毛泽东时被要求改期,原因是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弗格尔说,也许《新哲学大纲》就在这“几本哲学新书”当中,根据是1937年4月这本书已经印了第4版[5] 69。另一处与毛泽东读《新哲学大纲》时间有关的资料是毛泽东1941年9月29日亲自起草以中央研究组组长、副组长名义给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人员写的一封信。信中推荐讲认识论、思想方法的书,其中就有“艾译《新哲学大纲》第8章‘认识的过程’”[2] 55。可以确定,毛泽东读过这本书。

    毛泽东还读过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因为他几次提起此书,特别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的角度关注此书。他曾经在1936年10月22日写信给当时在西安的叶剑英和刘鼎,说“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1941年1月31日他给当时在苏联的两个儿子去信,并给他们和同他们在一起的“各小同志”送去一批文学、历史、哲学书,其中就有《大众哲学》[2] 65-66。此外,毛泽东还喜欢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该书于1937年4月出版,收入了7篇反驳叶青的文章。其中有一长篇是回应叶青对《哲学讲话》的批评[5] 102。如前所述,毛泽东读《哲学与生活》时产生哲学共鸣,写下了19页的“艾著《哲学与生活》摘录”。

    毛泽东的批注反映了对所阅读之书的段落内容在其思想上产生的反应。他的批注有的是对某一观点的重申,有的是关键观点的强调,有的是段落内容的小结,有的是结论性的点题,还有的是对所阅读书中观点进一步的发挥。同时也包括对段落内容表示的怀疑、提问的问题和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在批注里发表的许多看法和观点,这些在正式出版著作中是不多见的。当然,他对中国版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远不只我们在本节所提到的资料。他所作过批注的著作只是他所阅读过文献之中很少的一部分,更多的资料可能在战争和革命年代已经散失。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哲学的热爱,应当被看作是他从青年时期就执著于哲学的一种延续。他的哲学研究到1949年建国后都没有中断,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还有新的发展。

            毛泽东之“通变”思想的根源

    毛泽东解读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是通过运用许多古代汉语典故和用语而实现的。如果将它看成是他之“通变”的深厚根源,该是不难理解的事情。黎永泰指出,毛泽东1909年16岁以前几乎没有接触过什么西方文化。在那之前,他所学过的是四书五经(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信神信佛,“很相信孔夫子”[6] 28。汪澍白、张慎恒认为,在中国的文化遗产中,他最熟悉的莫过于孔孟之书[7] 21。而且,毛泽东从来没有中断学习古代中国哲学,尤其是先秦儒家、道家、宋明理学,尽管自20世纪20年代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西方思想很大的影响。

    黎永泰说,毛泽东对中国传统辩证思想有浓厚的兴趣。他在论述其早期辩证法思想时,引用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墨子、屈原、司马迁、朱熹、张载、王夫之等人的言论以及一些传统的辩证法命题,根据自己的理解作了心得说明,不仅丰富了他的早期辩证法命题,而且是他的早期辩证法思想践行了中国化和民族化的特点和风格。[7] 234。深受中国古代思想的熏陶,毛泽东形成的宇宙观带有强烈的通变特点。第一,通。在他眼里,“万象之众,息息相通”。也就是说,自然世界为天地人融通的一体;或者说是一种不断的连续贯通的自然和人类,因此宇宙是个动态的过程。他在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中说:“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8] 61第二,变。从他1913年10月和12月写的《讲堂录》可以知道,毛泽东认为,“天下万事,万变不穷”;“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以运之而已矣。”他明确肯定运动变化是一切事物的属性,具有普遍和绝对的意义。他对泡尔生《伦理学原理》一书所作批语指出,自然世界“变化万殊”,不存在什么不运动、不变化的绝对静止的事物。人的思想、人的身体都在变化,“吾人有好变化,好奇之心。人不能有俄顷不变化者。”他肯定人类和万物一样也处在不息的变易之中,“人之生盖日日变易者”。人类是一种“动的生活”,“天地盖惟有动而已”[6] 206。

    毛泽东的深厚“通变”根源可以从两个并行不悖的方面看出。一方面,他的思维方式造成了他对马克思主义文献的“通变”解读;另一方面,他将古代思想也作为“唯物辩证法”看待。他称赞墨子是“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在他1939年2月1日“致陈伯达”的信中,赞扬陈立了“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陈伯达写了一篇《墨子哲学思想》。毛泽东看了之后建议将题目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或“墨子的唯物哲学”。他还用“辩证唯物论”的概念解释墨子,提出墨子的“两而无偏”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指的是一种相对稳定的“质”。毛泽东说:“一个质有两个方面,但在一个过程中的质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是相对安定的,必须要有所偏,必须偏于这方面,所谓一定的质,或一个质,就是指的这方面,这就是质,否则否定了质。所以墨说‘无偏’是不要向左与右的异质偏,不是不要向一个质的两方面之一方面偏(其实这不是偏,恰是正),如果墨家是唯物辩证论的话,便应作如此解。”[9] 140

    陶冶毛泽东通变思维,古代哲学产生很大作用的一部分是老子。毛泽东20岁时已经熟读老子。在他《讲堂录》中我们发现了恐怕是毛泽东最早的一次抄录老子。这段是:“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这句话出自《道德经》78章。1917暑期毛泽东和同学萧子生一道“游学”时,在宁乡境内拜访了隐居的刘翰林。在谈话中,说到《老子》和《庄子》。问答中,毛泽东说我们读过《十三经》,也读过《老子》和《庄子》。还说“最好的《老子》注是王弼作的,最好的《庄子》注是郭象作的”[1] 620。毛泽东批注泡尔生《伦理学原理》说道:“吾知一入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出(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矣。是故老庄绝盛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1] 172这是对《老子》第19和80章的概括。

    我们已经提及,毛泽东为1959年10月23日准备外出时开列了一个包括上百种图书的书单。其中不仅有许多马列著作,还有十多种老子、荀子、韩非子和张载的书[2] 18。毛泽东说老子的是“朴素辩证法”,即有关对立统一和矛盾相互转化的论述。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里就以“祸福相依相伏”的通变思维,强调事物矛盾互相转化的观点。他说:“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两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10] 128矛盾是互相转化的,老子很强调“以退为进,以静制动,以柔克刚,以弱胜强。毛泽东深受老子“辩证法”的影响,经常引用他的话阐述自己的辩证观点。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他引用《老子》第36章“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的策略说明要改变敌我强弱力量对比,必须实行战略退却,暂时放弃一些土地和城池的战略。这样的例子还很多。

    毛泽东20岁以前就读《庄子》,读得很熟。陈晋说,毛泽东在他1913年至1965年的著作和言论中时常援引庄子的话[1] 628-634。尤其是,我们发现他的《讲堂录》里,有多段抄录《庄子》原著的读书笔记,其中有《庄子》里著名的“浑沌”故事:“南方之帝曰倏,北方之帝曰忽,中央之帝曰浑沌。倏与忽相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厚,倏与忽谋所以报之,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彼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②

    毛泽东认为屈原、柳宗元、刘禹锡是“了不起的唯物主义”。屈原写过《天问》,提出了170多个问题,对涉及天地的形成和结构、许多既成传说和信念,表示出大胆的怀疑和驳难。毛泽东看到了“唯物主义”,他说:“《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历史。”过了一千年之后,柳宗元写了《天对》和《天说》,他批驳了各种将自然界神化的传说和神灵创始的谬论,主张天地未形成以前,宇宙间只存在着一种叫做“元气”的原始物质;宇宙是无限的;天地万物是由宇宙间阴阳两种元气的变化产生的。在毛泽东看来,这些观点不但是唯物论的,而且还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的代表。毛泽东多次提到过柳宗元,将他的学说看成具有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毛泽东推崇说:“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更大。”毛泽东说:“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见之于他的《天论》,这篇哲学论著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的论点,反对天命论。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其实在三位古代唯物主义人物之中,毛泽东尤其推崇的是刘禹锡,因为他的《天论》论述了天的物质性、天与人的关系和天命论之思想根源三大问题。他提出“天非物胜乎人”和“人诚物胜乎天”的观点。在这点上,毛泽东认为他发展了柳宗元的唯物主义[1] 636-639。毛泽东尽管“不那么喜欢孔夫子”,他在孔子身上也找到了“辩证法因素”。他在1939年2月22日给张闻天的一封信提到,陈伯达的《孔子的哲学思想》在孔子“认识论上的基本的形而上学之外”没有明白指出他的“辩证法的许多因素,例如孔子对名与事,文与质,言与行等等关系的说明”。这些关系在孔子思维上都是关联或共通意识。还有他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表达他辩证思想的自然观[9] 148。“能动性”是毛泽东最喜欢的一个观念,一般认为这个观念是从俄文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来的。在《新民主主义论》里,他在讲到马克思说的“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和“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之后,接着说“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我们讨论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忘记这个基本观点”[11] 657。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间,毛泽东读西洛可夫和爱森堡《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在“我们不要意味我们的认识是受动的反应现实,不要以为我们的认识像照相机那样,无条件的摄映在自己眼界中的一切对象。人类的认识,是当作一个动因被包含在多方面的社会的实践之中的能动的过程。在生产和阶级斗争中,人类的认识,表现为能动的作用的动因,参加于世界的改造”这一段的“能动的过程”下面划了两条线,而且对这段话写了“反映论不是被动的摄取对象,而是一个能动的过程,在生产和阶级斗争中,认识是能动的因素,起着改造世界的作用”[4] 15。1939年毛泽东在读艾思奇的《哲学选辑》时,在“(伯因斯坦)对于唯物辩证法的修正,是向着唯物辩证法最重要的方面——能动性、革命性——实行的。……不去提高无产阶级斗争中的能动性与热情,反而鼓吹变革资本主义现实之不可能”一段中“最重要方面”、第一个“能动性”下面划了三条线;在第二个“能动性”下面划了一道,在“不可能”下面化了三道。这里他对第一个“能动性”处的批注是“最重要的方面是能动性”;在第二个“能动性”处的批注是“提高中国人民的能动性、热情,鼓吹变革现实的中国是可能的”[4] 311。

    陈晋指出,“注重人的能动性的发挥,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在1936年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1938年的《论持久战》两部重要著作中,毛泽东都坚持依据唯物辩证法,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1] 829。

    毛泽东的“能动性”观念果真出自俄国文献吗?曾乐山提出,这个观念来自《孙子兵法》的“能为”观念,《孙子兵法》里面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可以说整个《孙子兵法》强调的都是“能为”,它既要求从客观实际出发,又要求指挥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8] 248-249。“能为”精神典型体现在《地形篇》的最后四句话:“知己知彼,胜乃不殆;知地知天,胜乃可全。”“能为”意谓既要掌握自然条件,又要了解敌我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力量的对比。毛泽东高度评价孙子“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论断。他曾警告说“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这样,毛泽东对孙子的“能为”有了高度深刻的哲学分析。他指明,“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望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8] 249

    但是这里应提请特别注意的是,《孙子兵法》的能动和毛泽东的“能动性”与俄文马克思文献的" active role" 和我们毛选英文译本将“能动”译为" dynamic" 所表达的含义有深刻的差异。因为“能为”和“能动性”是深深植根于“通变”,“通变”意识的宇宙观是充满关联的,自然条件与人类活动是相通的。孙子和毛泽东其实所强调的是具体时间、特定自然条件、和谐的人类关系的适宜、适中、时中,也即所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与西方结构的哲学思维所不同的。

    除了“辩证法”、“对立统一”、“相辅相成”,毛泽东表达" dialectics" 还有其他用语,例如“矛盾”、“一分为二”、“两点论”等。这些用语全是从论述“通变”的古代文献中来的。先秦思想家韩非首先用“矛”与“盾”比喻事物或想法的自相抵触,互相排斥、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等意。当西方辩证法初渐中国时,许多学者将矛盾和" contradiction" 等同看待。毛泽东在他对辩证唯物论的解读中也采用了“矛盾”作类比,特别是在阐述“对立统一”法则的时候。他给他论述对立统一关系的著名论著取名《矛盾论》。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经常用“一分为二”的说法。这一说法第一次也是古代文献《易经》使用的,例如“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还有“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宋代理学思想家邵雍将这一段发挥为“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12] 23。更有最著名理学思想家朱熹针对此段概括道:“此只是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于无穷,皆是一生两尔。”[13] 67毛泽东在解读马克思主义文献的“对立统一”之中,用的是从《易经》、邵雍和朱熹这样的古代文献里继承下来的这一观念(或即“通变”思维)的。

    至于“两点论”,毛泽东自己说的是从《易经》上来的。我们曾分析了“一阴一阳之谓道”和“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对毛泽东来说,这两个类比描述了什么是“唯物辩证法”,也即运动变化的普遍性和对立统一为发展过程。在毛泽东看来,作为对立面的统一法则,“刚—柔”、“阴—阳”是对事物发展源泉之意义具有功能性的类比。他肯定了《易经》中的对立统一思想,认为“中国古人说‘一阴一阳之谓道’。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者只有阳没有阴。这是古代的两点论。”[8] 248

               三、唯物辩证法:寻求相通

    即使假设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的了解全部来源于俄文文献(不过全部是中文翻译),我们要证明其没有受到实证主义和二元主义影响的“唯物辩证法”观点,换言之,与正统马克思主义不同的观念,还有一个站得住脚的判断方法,那就是毛泽东是从“通变”的角度并通过古汉语来解读俄文文献的。在这点上,施拉姆(Stuart R. Schram)的看法是正确的。他说:“毛泽东的辩证法深深刻有道家和其他传统中国思想学派的烙印”。[14] 63不过,施拉姆没有看到道家和其他传统中国思想学派中的“通变”方面。“通变”将宇宙哲学化为自然,“通”贯穿着“变”。施拉姆没能看到,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解不同,在于他事实上是把对立的统一看成是两个方面的相通,而质与量的互相转化和否定之否定不过是以两个事物的相通和关联为根本的两种模式。例如,毛泽东在说明“否定”概念时曾使用过两个很有意思的类比,一个来自《易经》,一个来自《南宫词纪》③。毛泽东在西洛可夫和埃森堡引用列宁“如果,我把麦粒磨碎了,或把昆虫踏死,我诚然完成了否定之第一个行为,但第二个行为却成为不可能”的话处,加了“完全否定,乾坤或几乎息”的批注[4] 517。“乾坤或几乎息”来自《易经》(系词上),原句是“乾坤其易之蕴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4] 121。在西洛可夫和爱森堡说“否定同时是肯定,‘死灭’同时是保存”。“辩证法的否定是过程的发展中之一动因,一方面表示为‘扬弃’,即表现为旧事物的克服;他方面,把旧事物当作附属的动因而保存着”的地方,他的批注是:“哥哥身上有妹妹,妹妹身上有哥哥”[4] 124。毛泽东这个类比来自《南宫词纪》中的《锁南枝》。原文是“傻俊角,我的哥!和块黄泥儿捏咱两个。捏一个儿你,捏一个儿我,捏得来一似活托:捏得来同床歇卧。将泥人儿摔破,着水尔重活过,再捏一个你,再捏一个我:哥哥身上也有妹妹,妹妹身上也有哥哥”[4] 517。毛泽东解读“否定”这一概念在这里所用的这二个类比的功能作用,是充分地是表达关联性和相通性。很清楚,他要表达的不是分离,不是一刀两断,而是前行的东西中间包含有后来的东西,后来的东西中间包含有先行的东西[4] 121,说的是二者之间的“相通”。

    毛泽东提出,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或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相通性”,而并不呈现外在的强制性(be imposed externally)[4] 126。正如陈晋分析的那样,“毛泽东很恰当地借用了《周易》和《南宫词纪》中的话来说明辩证否定的含义,耐人寻味”。在他看来,“重视新事物对旧事物否定是一种扬弃,既是否定,又有继承”[1] 813。不过更恰当地说,还是一种内在的包含和互通。陈晋还分析说:“我们可以看到,他理解和掌握了唯物辩证法关于否定的精神实质,他又是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来理解唯物辩证法的否定观的,这是毛泽东的思想特色。”[1] 812陈晋的评论本身也表明,不仅是毛泽东,而且包括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都有将唯物辩证法理解为这种通变风格的思维倾向。

    不仅如此,在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的问题上,毛泽东也采用了无数的古代汉语用语,以说明事物之内部变化与外界条件的互通性。他说,“‘物必先腐也,然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然后谗入之’,‘非战之罪,乃天亡我’的说法是错误的”[4] 106;“流水不腐,非流水腐;户枢不蠹,非户枢蠹。物之本身情况如何,是第一原因”[4] 107;“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4] 108。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关于毛泽东是如何不同解读马克思主义和体现“通变”思维的,真可以写一本庞大的专著。毛泽东的中心注意力在于解读和发现“唯物辩证法”关于互系性和互通性的论说。或者说,不管关系的说法在哪里出现,他都会将它作为关联性和相通性理解。他自己也说:“辩证法研究这么多,就是对立的同一性或相互渗透。”[4] 81-82这里虽然“同一性”和“渗透”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词汇,但是它们作为西语" identity" 和" penetrating" 的汉译,已经失去了西方的语言结构与思维结构,失去那个结构潜在的彼此相互外在的二重主体,以及它们各能独立存在的思维意识,而变成了汉语词句表达的二者相通或互相依存的思维意识。而在毛泽东看来,这样的“二分思维”恰恰是反辩证法的,应当加以拒绝[4] 82。

    在阅读西洛可夫和埃森堡的“资本主义的现实以及阶级斗争的发展使得普罗列达里亚感到有在其内的联结上,在其全体性上去认识各个现象的必要”这一句时,为了加重强调,毛泽东在“在其内的联结上,在其全体性上”下面划了两条直线和两条波浪线,并在书页下边写道:“理性认识:全体、本质、内在联系”。他的批语是说,从整体角度看各个现象的本质为内部联系性的,这是理性认识[4] 26。我们注意到,“联结”在毛泽东笔下变成“联系”,更具有相通的思维意识。其实,在他思维意识当中,“联结”谓互通,而“全体”则是充满关系的域境。所以,在“他们(德波林派)不把认识论和辩证法相联结,而独立的去研究”一句旁边,毛泽东的批注是“不是将二者联结,而是并非二个东西,只是一个东西”[4] 400。很有意义的是,我们发现沈志远将恩格斯的“the interpenetrating of the opposites(对立的互相渗透)”译成“对立体相互贯通”[4] 154。而毛泽东在“失去了生产手段的劳工阶级,替购买他的劳动力的资产阶级创造剩余价值,和占有生产手段的资产阶级的剥削劳动力——这是一个统一的过程……同时,这个统一(一致)‘相互贯通’的有条件性也是很明显”一段批下了“此处说相互贯通较具体”[4] 173。

    在毛泽东看来,唯物辩证法说到底就是讲“相通”或“统一”的。他反复申明,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或者说对立的相通。他说“其它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4] 505。他还说“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已基(本)上解决了。……至于各种范畴(可以有十几种)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4] 506。

    包括施拉姆在内的许多学者都承认,毛泽东对辩证科学的最大贡献是发展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概念[14] 66。其实,这两个概念都具有寻求“相通性”的意思。我们在《矛盾论》中读到:

    “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他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15] 310

    “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15] 310

    如果我们仅看这两段话的英文译文,那么很可能会产生相当的误解。因为汉语“领导的、决定的作用”、“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决定的”和“支配地位”等语,其英文译文则是" leading and decisive role" 、" secondary and subordinate position" 、" is determined" 、" dominant position" ,这样就极容易把人们引到“什么决定什么”的旧哲学思维框架之中去。只要进入这个旧哲学的思维框架,那么,其逻辑似乎就必然是:既然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是决定性的,那么,它就可以独立于被决定矛盾和被决定矛盾方面而取得超然地位,进而否认统一过程的决定和不决定矛盾和矛盾方面都是重要的。似乎在决定者和被决定者之间存在的是一个单一因果秩序,它将决定一方和被决定一方截然的隔离。从而,它们的关系就可以简化为“只要这样,就会那样”。于是因果简约主义和简单决定主义的问题就出来了。

    但是这并不是毛泽东的思想!恰恰相反,从“通变”的思维意识出发,毛泽东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概念,是指贯通一个过程的“决定方面”和“非决定方面”之间的关联性。我们不如更为恰当地说,“主要矛盾”是一个具体语境中之关联关系的中心点。换言之,“领导的、决定的作用的”、“次要和服从的”、“支配地位的”和“决定的”是在一个充满模糊性关系、以显现变化动力的语境中,对于关联关系中心点的确认。“捉住主要矛盾”依靠的是对中心点与境遇之间关联相通情况的考量。此外,与此相关的一点需要强调,即这一贯通过程,其“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与其它诸矛盾或矛盾方面的地位,作为中心点和语境,不是最终固定的,也不是永远决定的。这里“决定方面”与“被决定方面”不是二元对立的,而“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是因具体环境,适当情势和适宜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另外,“主要矛盾”与其“关联语境”之关系,不是建立在假设的“质相”(essences)或由种属关系所规定的“自然种类”(" natural kinds" defining membership)。这一点对“主要矛盾方面”来说尤其明显。在毛泽东看来,“主要矛盾方面”与“主要矛盾的其他方面”是偶对于“矛”与“盾”这一特定范畴而言的类比。毛泽东之所以将一方称之为“主要”、“起领导、决定作用的”和“支配的地位”,而将另一方称为“次要、服从的”,是为了要明确表示:一方面,事物有其固定的性质,另一方面,事物也要“适时”和“适中”。至于“主要的”“领导的”“支配的地位”等词汇作为一种通变类比的使用,它们并不含其英语词汇所含有的那种思维意识。或许更恰当地说,它们意为“正”、“适时”或“适中”。这正是毛泽东1939年2月针对陈伯达《孔子哲学思想》讲“中庸”(“中立不倚”或“至死不变”)问题时的同一论点,都是质的安定性问题[9] 141-142。他在同一封信中还提到墨子。他说,一个质有两方面,但在一个过程中的质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是相对安定的,必须要有所偏,必须偏于这方面。两而无偏,恰是墨子看到“一个质”(毛在此3字下加了重点符号)之含有不同的两方面,不是不向任何一方面偏向。所谓一定的质,或一个质,就是指的这方面,这才是正。所以墨子说“无偏”是不要向左与右的异质偏,不是不要向一个质的两方面之一方面偏。在这里,我们发现毛泽东所说“主要”、“起领导、决定作用的”和“支配的地位”确切地说是由“偏”和(或)“正”来确定的。而“偏”和“正”完全由偶对双方的“相通”予以界定。

    毛泽东最感兴趣的偶对双方的一个重要相通,是理论与实践或应用的相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指导革命);还有与此相关的是许多对相通性的循求,如动机与效果、思想与实际、知与行、联系群众、有的放矢、实事求是、改造世界和改造世界观、能动反映论等等。其实,这些循求都是与“通变”相关,即将人看成是与宇宙或世界相通的。

    在西方思维的框架中存在着一个“主—客二分”的对立世界。而“通变思维”意识告诉我们的则是知与行、经验与认识,以及诸如此类的人类主观活动是同样在变化中贯通的,而且这些认识与充满关联关系的宇宙也是相通的。这样的“共通”要求人不仅必须彻底认识变化,而且要在实际情境中根据相通的原则行事,影响于变化,同时改变自己。以此种“通变”观点看问题,人类将不把自己看作是与自然隔绝开来的独立单位,不将所谓“主观世界”是与“物质世界”对立起来。人类在使自己与物质宇宙“共通”的努力中,其认识和实践是与宇宙的变化在一条道路上,不会误入歧途。通过不断的和多样性的调整,人在事业上就可获得成功。这样一种“通变”风格的思路,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传统之中,形成一种中国式的“逻辑”。正是在这样的一种“东方式逻辑”的框架中,毛泽东强调必须寻找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特点”相通的东西;马列主义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具有一种与不同国家具体革命实践“相通”的实现能力。用毛泽东的原话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具体特点相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8] 249

    在毛泽东看来,思想与实际情况相通,实践将成为关键,实践本身就是“相通”。“实践贯穿着我们认识的全路程。”[4] 33他甚至提出“先行后知”[4] 474。他认为“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15] 174。当然,实践更表现人类能动的特点;如果实践确实是作为与实际情况相通进行的,那么,它一定会使思想和物质世界实现相通。如果实践偏离了通道,那么,它必然以失败告终。况且,人有能力在失败中学习,能够自我调整,然后在“通体”中实现自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才高度重视实践的作用,认同“失败是成功之母”。

    西方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包括施拉姆在内,都将毛泽东看成一个“唯意志主义者”。可是这些专家似乎都忘记了毛泽东从来不认为人可以任意地做他想做的事情。从通变的观点看,恰恰相反,毛泽东真实意思却是:如果人偏离了与实际情况的“相通”,则将一事无成。毛泽东看上去在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上加了很重的砝码,但事实上他是让“人”在其所处的关系情境中成为“关联关系”的焦点。在这样的一种立场上,毛泽东的确是坚持“能动反映论”或“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观点的。众所周知,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提到了列宁的“能动反映论”,并对此有所发展。毛泽东在许多情况下都强调“主观能动性”,以至于最后使它成为大众的普通语言。其实这也正是毛泽东寻求思想与实际“相通”之努力的关节所在。在毛泽东的观念中,一方面,“思想”与“物质”并不是二元对立的,以“关联情境”为中介,二者是“相通”的;另一方面,要实现这种“相通”又不是自发的,而需要“人”去认识。综合上述两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正是“人的思想”的能动作用,正是“人的实践”(包括思维),成为把握关联情境、实现“相通”的关键环节,缺此环节,统一的世界就会出现隔离、无联系和片面性,就会出现所谓“主观”与“客观”的对立。其实,这正是毛泽东所批评的“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

    理论与实践的“相通”在于应用,或者说,所谓“相通”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指导实践。应用要靠人的能动作用,要求对具体环境和恰当时机进行全面考量。因此,毛泽东强调要研究民族的历史,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要学习历史的遗产,包括“从孔夫子到孙中山”[11] 521-522。毛泽东关于人能动作用与实际环境相通的一个著名的说法(一个动能类比)就是“箭和靶”。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16] 821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又一个表达学习与实际情况“相通”的重要表达。许多人认为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8] 234。但这一思想早在汉代中国古籍就已出现,历代思想家都指出在复杂和不断变化情形下,要注重实际情况与事物之间的“相通”[8] 144。毛泽东的解释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8] 244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词汇解释古汉语成语,其内涵的通变意义非常清晰,“实事”就是“变化的事物”,“是”就是“成”,“求”则是“寻求”。所以,整个成语的意思应该是:寻求贯穿于变化特定事物的成(或曰通)。由于毛泽东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词语进行解释,诸如“客观存在”、“规律”、“研究”等听起来很像实证主义,而实际上,它是典型的“通变”思维,是对人的能动作用与实际情况相通的注重。

    另外,毛泽东在他的哲学批注中屡屡谈及人与实际环境的相通和寻求相通的能动作用,并用马克思主义术语“改变世界和改造人的世界观”予以表达。在阅读马丁等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时,毛泽东批注道,“哲学的研究不是为着满足好奇心,而是为改造世界”[4] 125。在读西洛可夫和爱森堡《辩证唯物论教程》第3版时,他说:“改变外界,同时又改变自己。”[4] 17如果我们把毛泽东的这种表达换成“通变”的词汇,那么,在“行”之中“人”(主观)与“势”(客观)相互渗入对方的思想就十分明确了。这个问题成为毛泽东哲学思考的一个明显特色和重要问题。有鉴于此,我们说这个曾用马克思主义术语阐述的观点,其实表达的正是传统“通变”观念一个具有重大意义思想的现代范例,用传统语言表达则是:“人”不仅要“观变”通天下,而且对实际、对自己也要“化而裁之,推而行之”。

    毛泽东曾反复地说过,“辩证法研究这么多,就是对立统一性或互相渗透”。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遇的现代中国,这种中国版本的“唯物辩证法”的建立和展开,在毛泽东思想中得以最终成熟。他的用马克思语言词汇表达的思想,标志着中国传统“通变”思想进入了一个崭新、更有造诣的阶段。中国版本的“唯物辩证法”的造诣与成熟不仅在于毛泽东作为思想家个人的倡导和运用,而且也顺理成章地建构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一般理论的主流思维风格,进而对现代中国革命和整个中国现代史产生深刻影响。

         四 结论:毛泽东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分歧

    毛泽东的“辩证法”绝不是恩格斯、列宁和俄国唯物辩证法思想文献的简单抄本,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他站在“通变”观念的思维立场上曾对其中的“形而上学”提出过许多批评。要对这些批评的内容做系统分析,恐怕还要再写一本书,所以我们这里只能举例说明若干情况。

    首先,对恩格斯提出的辩证法的三个规律,毛泽东很早就明确表示有不同看法。他在批注和许多其它场合都曾指出,在辩证法这三个规律之中,对立统一是根本的。他提出,“辩证法”就是对立统一性或互相渗透[4] 81-82。他在1936年读西洛可夫和爱森堡的《辩证唯物论教程》就写批注说“辩证法的本质即对立的统一法则”[4] 6。1938年毛泽东在写《辩证唯物论》时,只是提了一下恩格斯的辩证法三规律,而没有加以任何评论[17] 236。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以《矛盾论》重新出版时,他把提到恩格斯辩证法三规律的地方都删掉了;而且,在再版一开头就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10] 34。1964年8月在与康生和陈伯达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最终对恩格斯的三个规律提出了批评:

    “恩格斯讲了三个范畴,我就不相信那两个范畴(对立统一是最基本的规律,质量互变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根本没有)。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同对立统一规律平行的并列,这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最根本的是一个对立统一,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事物发展,每一环节,既是肯定,又是否定。”[18] 266 1965年12月,毛泽东再次提起这个观点:

    “辩证法过去说是三大规律,斯大林说是四大规律。三大规律,一直讲到现在。我的意思是,辩证法只有一个基本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偶然和必然,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哪里有并列的三个基本规律?”[14] 141

    一些西方学者如魏菲德(Frederic Jr. Wakeman)和施拉姆都很重视毛泽东的这些批评,并认为这是毛泽东对待辩证法较传统看法的转变或修正[14] 141。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毛泽东思维中的“通变”意识,就会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对待辩证法的看法是一贯的,已经保留了很久,他反反复复地讲“辩证法的本质是对立的统一”、“辩证法就是对立统一性或互相渗透”、“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等等,而这不曾发生过什么所谓的“转变”。从“通变”的观点看问题,阴阳或矛盾,不管是哪个,一个功能性类比已经足以说明这两个基本方面或相对概念之间的相通性或关联性。毛泽东对这一观点的重点是在强调“关联性”上面。对“关联性”进行两种相反性质的解释,需要对宇宙进行“情境化”的理解,它是这样一种意识,即在许多“彼”与“此”之相对的协和中,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各式各样的、互为中心的情境。相反性质的解释,总是从某一特殊场域出发而展示某一焦点。充满关系的情境不是有限制的,或是超脱秩序的。相反,它是一个不存在边界的特性地带,它是开放的,随时准备接纳对方[19] 236。质和量的互相转化,否定之否定似乎不含通变意识,没有通贯差异变化的意义;相反,它还是呼唤必然性和决定主义的范畴。通变思维不需要这种只被看作是加减差异的变化范畴,或把变化被看作是对否定的再否定的范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率直地提出,这两个规律根本不存在。

    毛泽东用“肯定—否定”代替“否定—否定”,这是个根本的改变,因为“肯定—否定”与基本方面或相反性质偶对概念的意义相附和,二者不是截然割裂分离。偶对方面之间,没有决定者与被决定者、否定者与被否定者之间的严格对立。只要说事物的发展,就是说事物连接链每一环节肯定和否定的同一性。毛泽东实际上是在说,在偶对二者之间不存在单一和单向的因果关系,它们构成彼此关联的通体,被中心化为某一情境的焦点。对毛泽东来说,所有范畴,例如质与量、正面与反面、内容与形式、必然与自由、可能与现实……等等,都是可以用“矛”与“盾”的类比予以说明的;这些范畴的每一个单独的方面,都不能充分地表达“通变”的意义,不是欠缺就是多余。这是因为与“矛”和“盾”相比较,它们每个都只是处于某一特定的场域和位置。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批评尤为明显,认为其思想误区就是不把事物看成是彼此相通的统一体。在1957年1月对省委书记的讲话中,毛泽东明确对斯大林辩证法四个特征的哲学缺陷提出了批评。他说:“斯大林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四个基本特征。他第一条讲事物的联系,好像无缘无故什么东西都是联系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联系呢?就是对立的两个侧面的联系。……他第四条讲事物的内在矛盾,又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14] 136④ 如果从“通变”角度看,毛泽东的批评是很好理解的。事物不是互相联结(" interconnection" ),而是互相依赖(" interdependent" )的,是同在一个通径上的关联性(correlation)。说两相对方面是关联的和相通的,是因为“矛盾”和“统一”都是“通”。斯大林的辩证法四个基本特征的中心问题是他丢掉了“通”,或者换句话说,对他来说,所谓“内在联结”(" interconnection" )在本质上仍然是根基于“分离”的思维意识。

    毛泽东还批评说:

    “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简明哲学词典》第4版有一个‘同一性’条目,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词典》说,‘这种现象,例如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没有同一性,因为它们根本上是对立的和互相排斥的。’就是说,这些具有根本对立面的现象是不具“内部联结”(" interconnection" )的和不能互相转化的。这是完全错误的。正如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是联系不起来。”[1] 869-870

    中文的“形而上学”不是英文" metaphysics" 的原意,而是指任何看不到事物或事物的两对立面具有相通性的观点。为了避免混乱,我们这里不使用" metaphysics" 的原意。还有,对毛泽东来说,“同一性”作为" identity" 中文翻译,其实也是个表达“相通性”的词汇。而" interconnected" 的中文翻译则是“内在联结”,对毛泽东来讲也肯定是“关联”的意思。所以,毛泽东认为,根本的问题是斯大林看不到“相通”,因此就不是“辩证地”看问题。毛泽东对斯大林辩证体系的摈弃可以从1965年他对李达《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的批注看得更清楚。毛泽东一再重申“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的观点,认为“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毛泽东告诉李达:“不必抄斯大林。”[1] 942-943

    与中国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倡导者一样,毛泽东对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究竟谁决定谁的问题,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疑问。对他来说,这不过是另一个相对相反性质方面的问题而已。如同众多相对关系一样,“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没有绝对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它们之间不是单线、单向的因果关系,而是彼此关联的、互相依赖的,它们互相决定,共同构成一个通体的关系。将“经济基础”作为决定的方面,不是说“经济基础”可以脱离“上层建筑”而独立存在;在毛泽东看来,不能将“上层建筑”简化为“经济基础”的一个被决定的派生物,因为二者实际上处于“关联”的关系之中。它是一种情境和时间的具体化描述,就是说在特定情境和时间阶段,“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相通表现为经济基础一方。这里,所谓“决定”其实说的是一种特殊方式,它使得“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通过比较而相互区别成为可能。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曾将这个观点讲得很透彻。他说:

    “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15] 313-314

    其实,如果我们不把毛泽东思想的“通变”方面考虑进去的话,那么他的这段话听起来很像是决定主义和意志主义前后矛盾的混合。不过我们必须记住,毛泽东不是在讨论西方哲学的谁决定谁的问题,而是在讲它们的“相通性”。毛泽东的第一句对决定主义者来说肯定是好理解的,但是其实不然。毛泽东用的是马克思主义术语,而真正强调的则是一种关系,这是一种二者之间彼此都以对方为自己现状的必然条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必然关系在于一个事实,那就是,“上层建筑”更多地需要“经济基础”作为它目前现状的必然条件。毛泽东无疑地同意,承认这一必然性才是唯物主义者。但是,问题到这里还没有完,因为“通变”要求的不是单向通道(one-way path),而是“关联”(correlation)。所以,正如他接下来所说的,在具体情况下或适当的时间里,就“经济基础”来说,它的现状的必然条件又反过来需要“上层建筑”。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情况”不是“上层建筑”作为支配的、决定的、或者造成的一方,而是“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产生更多的作为它所呈现现状必然条件的要求。这也就是说,“上层建筑”现在是弱的。精确地说,毛泽东的意思是:在两个偶对的方面,相对“弱”的一方将会被要求变得更“强”(因为只有这样,偶对双方才能形成平衡)。这样,在“通变”的意识上,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决定”其实就是互相依赖,而非超然的决定性。“决定”的确切含义不是甲支配乙,而是自己结构内部需要产生适应对方的变化。因而就“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这一问题而言,毛泽东既不是决定主义,也不是意志主义,因为“谁决定谁”从来就不是毛泽东要解决的问题。他真正要解决的,恐怕总是“相通”(或统一)的问题。正如他对斯大林的批评,在此,“形而上学”一语已经几乎失去了它原来的metaphysics的意思。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形而上学”变成了批评任何无视“通变”之人的特殊用语。

注释:

①所谓“关联式思维”是法国汉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创造的一个分析概念。意指在中国文化中,宇宙、社会和人生是一个紧密关联的整体,不可拆分。所以,认识中国文化必须以“整体性”假设为前提方能理解它的特殊命题。这与西方分析性思维方式形成明显的差别。在发表于1934年的《中国思维》一书中,葛兰言把中国古代的思想形态称之为“关联式思维”(Correlative thinking),后人也称之为“联系式思维”(Associative Thinking),并把它与欧洲科学所特有的“统属式思维”(Subordinative Thinking)进行比较。——译者注。

②此段抄录并非一字不差抄录,很像是根据记忆信笔而写出的。原文见《庄子·应帝王》。郝大维和安乐哲对庄子这一故事的哲学解释是,这则语言讲的是“浑沌”积极的一面,对于中国思维的互系意识特点作了一种本体性的表达。“浑沌”是动的意识的秩序,它不是将规定秩序者与接受秩序者分离,而是将变动的力量归于浑沌的本身,坚信秩序总是充满模糊性。See, David L. Hall and Roger T. Ames, Anticipating China: Thinking Through the Narrativ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pp. 230-231.

③《南宫词纪》:散曲选集,明陈所闻编,六卷。此书和《北宫词纪》为姊妹编,合称《南北宫词纪》。集中保存了一部分不常见的明人散曲。见《词源》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27页。

④在这里请注意。毛泽东讲斯大林第一条讲事物的联系,这个联系的英语是" interconnected" ,它在西语体系内给予的思维意识含有分离意思的。而毛泽东讲这个问题的时候,用的是汉语“联系”,它在中文语言体系上给予的思维意识含有相通的意思。所以毛泽东认为是无缘无故的联系,而在斯大林那里,不是联系,而是二分体的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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