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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黄老学——道术未为天下裂时 
作者:[翟玉忠] 来源:[] 2014-10-23

  

黄老学,即西汉学人所称的道家,其内在思想结构融通道、术,“自道以至名, 自名以至法”(刘向《尹文子叙》),从中我们能清楚看出先秦时代百家和合,中国文化“道术未为天下裂”时的恢宏壮阔!

 

这里的道是超越名相的形上之道(完全不同于西方哲学中的metaphysics),[1]法属于有名相的形而下范畴,而名则贯通形上形下。黄老学道、名、法一以贯之的学术特点不仅表现在传世和出土的黄老书中,也是诸多新出土的道论文章的重要特点。

 

比如上博简《恒先》,在论述了天道之后,马上论述了名及事(实),上面说:

 

“有”出于“域”,“生”出于“有”,“音”出于“生”,“言”出于“音”,“名”出于“言”,“事”出于“名”;“域”非“域”,无谓“域”;“有”非“有”,无谓“有”;“生”非“生”,无谓“生”;“音”非“音”,无谓“音”;“言”非“言”,无谓“言”;“名”非“名”,无谓“名”;“事”非“事”,无谓“事”。[2]

 

这里的相生顺序是:域、有、性、音、言、名、事,重点强调的是名家名实相副的道理。

 

《恒先》的结尾,则论述了复归清静,自然无为的道理。上面说:

 

举天下之为也,无舍也,无与也,而能自为也。举天下之生,同也,其事无不复。[3]

 

那么,为什么黄老学能够道、名、法兼具呢?

 

这是因为战国至西汉,黄老道家折中诸子,集百家之大成。也因此,黄老道家在中华文化中具有了独特的地位——在西周王官学之后,将中国文化又推向了一个新的巅峰!

 

西周王官学与黄老道家皆言治道,皆为南面术,但后者经过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研习,已经是一种高度发展了的思想体系,进而成为西汉初期的治国指导方针,亦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习道论于黄子,故其《六家要指》中论黄老学术,最为精当。其论道家体用云: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这里的“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是诸子合于中道的可取之处。以大道为标准,黄老道家对于百家的所取、所去,我们不防按司马谈的论述列表如下:

 

表一:黄老道家对百家的去取

    

 

正是由于集百家之大成,才有了黄老学的博大恢宏。在《六家要指》的开篇,司马谈就引《易大传》中的话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今本《周易·系辞下》作:“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那么百家同归于何处呢?归于南面之术黄老道家。司马谈指出:

 

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百家和合,殊途同归的看法,是汉人对诸子百家相当普遍的认识。《淮南子·齐俗》上说:“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体也。”《淮南子·氾论》也说:“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

 

若我们将《汉书·艺文志》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家的去取与司马谈对诸子的去取相比较,会发现二者多有相通之处。只不过《汉书·艺文志》已经有了强烈的崇儒倾向而已,甚至称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表二:《汉书·艺文志》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家的去取

    

 

从上表中我们看到,道家中也有激进的“放者”,即杨朱、庄周一派,他们“绝去礼学”,“兼弃仁义”,“独任清虚”。此类竟然成为后来道家(教)的演进方向,而黄老之学几尽失传——道家失中道而落入偏狭,这是中国文化的极大不幸——历史真是充满了吊诡!

 

今天,学人言百家,不知取舍,过度强调百家争鸣。以至于谈大道,亦有了儒家之道、法家之道、道家之道的不同,岂不怪哉——百家同归于黄老,岂虚言哉!

 

两千多年前,《庄子·天下篇》的作者就慨叹:“……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两千多年后,如果我们仍不识大道,不知学术之大本大源,于诸子百家不知取舍——光看到百家之异,不见百家之合,继续走过去一百多年来西方学术碎片化的道路,我们只能离中国文化内圣外王,道、名、法一以贯之的大道愈来愈远。

 

今天,这是国人必须面对的严肃问题!

 

注释:

 

 

[1]()陈张婉莘:《追求道家形而上学的中心思想——希腊形而上学和道家形而上学的比较》,《道家文化研究》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81~395页。

 

[2][3]赵建功:《<恒先>意解》,《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15~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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