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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奉军:资源的诅咒 
作者:[赵奉军] 来源:[] 2006-02-10

经验研究显示,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能是经济发展的诅咒而不是祝福。大多数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比那些资源稀缺的国家增长的更慢。经济学家将原因归结为贸易条件的恶化、荷兰病或人力资本的投资不足等。另外,文章还就如何避免资源诅咒做出了若干政策性建议

                     一.导论

一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对经济的长期发展是福还是祸?初看起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事。但如果我们环顾今日国内外,会发现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那就是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其经济表现远不如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以石油大国沙特阿拉伯为例,其人均GDP在1965至1997年间平均每年下降3%。同期间,伊朗人均产值每年下降2%,委内瑞拉每年下降1%,而尼日利亚则自从1960年独立以来人均收入基本没变。这些都是石油大国,其先天的资源优势是许多国家都无法攀比的。相比之下,过去30多年中,在自然资源一般的印度尼西亚、泰国,以及自然资源贫乏的中国香港、新加坡和韩国,其GDP增长率都在4%以上(扣除通货膨胀率后)。
按照一般人的理解,丰富的自然资源将会有力的促进一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对那些资本形成不足的发展中国家。但颇为残酷的事实却一再证明,自然资源丰富并没有给国家带来好运,反而与一些对经济持续增长极为有害的变量相联系,例如收入分配极端不平等,腐败和寻租活动盛行,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内乱频频爆发等等。类似情形在非洲和拉美表现的极为突出。这已经被国际经济学界赋予了一个专有名词: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
几十年来,在解释资源诅咒的问题上,国际学术界形成了若干不同的观点,其中有将重点放在资源出口国的贸易条件的长期恶化上,也有将重点放在自然资源的出口导致国内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得国际竞争力下降。还有人认为是由于收入的不平等和人力资本投资的严重不足。国际经济学界对这个问题(即自然资源丰富反而拖累国民经济)的研究已成为近20年发展经济学重要的发现之一。一些经济学家例如Jeffrey D.Sachs、Auty、 Gylfason等人发表了大量论文试图寻找丰富的自然资源与长期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环顾国内我们同样会发现,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如山西、东北、云南等地其经济绩效远不如自然资源贫乏的浙江、江苏等地。但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往往局限在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如何将自然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上,而对可能出现的资源诅咒基本上毫无意识。
本文接下来安排如下:第二节,我们总结资源诅咒的维度;第三节,我们将探讨学术界在解释资源诅咒方面的进展;第四节是关于如何避免资源诅咒的政策性意见。第五节是简短的结论。

二.资源诅咒的维度

我们所说的资源诅咒主要是指丰富的自然资源往往与一系列有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象联系在一起。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长期低下。另外,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教育水平低下,腐败严重,内乱频繁。
1.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速度
实际上,经济学家早就发现了这样一个令人奇怪的现象,那就是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在过去几十年中的经济增长远不如那些资源贫乏的国家。从1960到1990年,资源贫乏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以人均GDP衡量)比资源丰富的国家高2—3倍。尤其是70年代以来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虽然耕地资源丰富的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要低于资源贫乏但是以制造业驱动的国家,但是两者之间的差距还是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期。另外,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其经济表现是其中最差的。尽管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拥有足够的人均耕地,并且大多数人往往认为相比那些资源贫乏的国家,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可以通过矿产资源的出口来积累资本(Auty,2001)。在另一项被经常引用的研究中,Sachs和Warner于1997年研究了95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记录,发现了以自然资源为基础(农产品、矿产品、和燃料能源产品等)的国家其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他们发现在上述国家中只有两个资源丰富的国家(马来西亚、毛里塔尼亚)从1970到1990年维持了平均2%的年增长率。

在对资源诅咒的证据考察中,究竟是哪些资源导致了资源诅咒,研究者的依据不一。但考察资源分类的不同并不影响研究者所观察到的事实,那就是资源丰富的国家其长期经济绩效确实不如那些资源贫乏的国家。在一些研究者中,有人采用单一指标。例如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Sachs, Warner 1997),人均耕地面积(Wood, Berge 1997),初级产品部门的劳动力(Gylfason,1999)。还有人采用多元指标。包括资源出口和人口规模(Syrquin, Chenery 1989)。Auty(2001)对自然资源作了一项重要的分类,他把自然资源分为“点”资源(point resources)和“散”资源(diffuse resources)。前者是指那些矿产资源,例如煤、石油、天然气等,后者主要是农产品。在研究了1970年以后很多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的经济崩溃后,Auty认为那些点资源丰富的国家资源诅咒更明显也更严重。另外,对石油出口国的研究再次为资源诅咒提供了支持(Gelb,1988)。一些OPEC国家存在明显的石油收入与GDP长期的负相关以及石油收入和投资短期的负相关(Shams,1989)。相对而言,沙特阿拉伯,墨西哥和委内瑞拉有着更低的平均增长率(Mikesell,1997)。

另外在最近的一份世界银行的报告中,作者发现有中等矿业部门的国家(出口收入占GDP的比列在6-15%),人均GDP在10年中下降了0.7%,而有大的采矿部门(出口收入占GDP的比值在15-50%)的国家人均GDP平均每年下降了1.1%,有巨大的矿业部门(出口收入占GDP的比例的国家人均GDP平均每年下降2.3%(World Bank,2002)

2.资源丰富与收入不平等

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收入的极端不平等分配同样成为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以亚洲为例,自然资源丰富者如马来西亚和泰国平均而言最富的20%的人与最穷的20%的人的收入比值为9.9,而资源贫乏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只有6.9。非洲同样如此。非洲资源丰富的国家比值达到17,而资源贫乏的国家只有11.5(Auty,2001)。

3.资源丰富与教育的不发达与人力资本

在资源丰富的国家,对教育和人力资本的投资相对要少得多。根据Birdsall的研究,在资源贫乏的国家,1975年中学入学率为28.5%,资源丰富的国家却只有25.3%,成年人识字率前者为56.4%,后者为52.2%。到1985年,中学入学率前者为39.5%,后者为35.7%。成年人识字率前者为64.7%,后者为60.8%。如果控制收入差距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两者的差距还要更大(Birdsall,2001)。另外,Ross( 2001)年的研究发现了一国的石油和矿产资源出口与该国的儿童死亡率存在强相关。数据显示,矿产资源出口每增加5%,儿童死亡率增加12.7%。如果对石油出口的依赖上升5%,婴儿死亡率会增加3.8%。

4.资源丰富与内乱和战争

丰富的自然资源往往给一个国家带来的不仅仅是财富,甚至有可能带来内乱和战争。人民所熟知的“血腥钻石”往往就是资源诅咒的另一表现。在非洲,冲突和战乱在20世纪90年代几乎出现在每个国家。例如,塞拉利昂是富含钻石的国家,但是钻石并没有给他们带来财富,相反在上个世纪90年代,钻石是塞拉利昂引发和延续冲突、蹂躏人民的主要动力。塞拉利昂驻联合国大使曾表示,“我们一直维持着冲突的状态,并不是因为意识形态、种族或者是地区性问题,冲突的根源是钻石、钻石和钻石。” 正是钻石使塞拉利昂处于动荡之中,摧毁了75000人的性命,50万塞拉利昂人成为难民,以及整个国家的一半人口流离失所。特别悲惨的是在安哥拉,那里的石油和钻石导致了长达40年的冲突,使得人均收入从1973年每年下降4.3%。虽然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悲惨和恐慌,但是政府和反政府武装仍继续利用开采和贩卖自然资源所获得的金钱大量购买武器并中饱私囊。过去因为意识形态的差异所引发的战争,现在已经抛在脑后。对资源的贪婪和私欲已经成为延续战争的主要动力。钻石和石油的财富已经转变为诅咒。

三.解释资源诅咒

为什么资源丰富的国家比资源贫乏的国家增长更慢?为什么资源丰富的国家收入更加不平等,人力资本投资低下甚至内乱和战争频频爆发?解释资源诅咒已经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里最令人感兴趣的焦点之一。粗看起来,目前国际经济学界对资源诅咒的解释分为以下四类:

(1)贸易条件论

在经济解释中,最早提到或者说与资源诅咒有关的经济理论要数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的发展经济学界中的结构主义学派,例如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普雷维斯(Prebisch 1950),和辛格(Singer,1950)以及后来的赫希曼(Hirschman 1958).等人。

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后来被称为发展经济学中的结构主义学派的普雷维斯和辛格等人认为初级商品的出口国将不可避免的遭受贸易条件恶化的命运,并且这些初级产品基本上都是缺乏收入和需求价格弹性的,这将导致富有的工业化国家和贫穷的初级产品出口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还有一些经济学家注意到国际初级产品市场价格的剧烈波动将给政府制造难题,出口商品的价格的剧烈波动往往导致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受影响并进而影响到一国的宏观经济政策(Nerske,1958;v.Levin,1960)。此外,他们还认为资源部门的发展不可能促进甚至有可能阻碍其他部门的发展,由于自然资源部门大多数掌握在跨国公司巨头手中,这就使得这些部门类似发达国家的经济飞地,而且自然资源开采部门基本上不存在“前向联系”和“后相联系”。这就使得自然资源部门的发展即使是一枝独秀但对其他部门却没有什么带动作用,这最终会拖累整个国民经济。

(2)荷兰病(Dutch disease)

荷兰病的经典模型是由W.M.Corden和J.Peter Neary在1982年给出的。两位作者将一国的经济分为三个部门,即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可贸易的资源出口部门和不可贸易的部门(主要是一国内部的建筑业零售贸易和服务业部门)。假设该国经济起初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如果突然发现了某种自然资源或者自然资源的价格意外上涨将导致两方面的后果“一是劳动和资本转向资源出口部门,则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现在不得不花费更大的代价来吸引劳动力,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首先打击制造业的竞争力。同时,由于出口自然资源带来外汇收入的增加使得本币升值,再次打击了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这被称为资源转移效应。在资源转移效应的影响下,制造业和服务业同时衰落下去。二是自然资源出口带来的收入增加会增加对制造业和不可贸易的部门的产品的需求。但这时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的增加却是通过进口国外同类价格相对更便宜的制成品来满足的(这对本国的制造业来说又是一个灾难)。不过对不可贸易的部门的产品的需求增加无法通过进口来满足,我们会发现一段时间后本国的服务业会重新繁荣。这被称为支出效应。

  荷兰病表现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最终使得制造业衰落,服务业繁荣问题在于,一旦制造业衰落,就长期而言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大势已去。因为制造业承担着技术创新和组织变革甚至培养企业家的使命,而自然资源开采部门缺乏联系效应以及外部性甚至对人力资本的要求也相当低,所以一旦制造业衰落,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外流是必然趋势。

    仔细的观察荷兰病可以发现荷兰病模型可能并不能解释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诅咒问题。荷兰病模型的假设是在资源出口繁荣之前存在充分就业并且资本是固定的,这无疑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在发展中国家,典型的存在着劳动力的绝对过剩和资本的严重不足。按照荷兰病的分析思路,由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过剩,资源部门的意外繁荣会使得过剩的劳动力转向现在繁荣的资源产业但同时并不会提升制造业的工资水平。因此资源转移效应中所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未必存在。另外如果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中间产品大都需要进口,如果汇率升值,本国的制造业未必会失去竞争力而不是像荷兰病模型所说的制造业会一蹶不振。但是荷兰病的分析思路的价值在于它强调本土的制造业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另外他们提出的资源转移效应与后来一些学者认为优秀的人才会转向租金丰厚的部门导致国民经济增长速度降低的思路不谋而合。

(3)人力资本的投资不足和收入的不平等

    无论国家还是企业层面的研究都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表明教育应该被视为一项投资品。经济学家Barro的对经济增长的跨国研究显示:不论对经济增长方程怎么设定,还是对教育衡量的方式有差异,初始的教育水平对随后的经济增长率有显著的正的影响,例如,小学和中学的入学率如果超过平均值1/2个标准差意味着经济增长率将高1.4个百分点。人力资本理论包括内生增长理论预言对教育投资的差异将导致各国在劳动生产率上的差异。近来,有不少经济学家试图从此角度来解释资源诅咒。即探讨资源丰富的国家为什么对教育投资缺乏积极性。Sachs和Warner还有Gylfason等人已经证明,资源丰富的国家资源开采部门本身对熟练或者是高素质的劳动力的需求就严重不足。 2001年,Birdsall等人重新构造了一个模型试图将收入不平等、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和资源丰富放在一个框架内解释。如果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率超过了折现率,穷人将会投资人力资本,导致短期的经济增长。即使是这种短期的增长也会对人力资本的持续投资产生影响。由此对学校的需求将会上升,人力资本积累开始。如果其他政策给定,将导致不平等的降低,这既会促进长期经济增长也使得对学校的需求的进一步上升。在这个良性循环中政府的政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政府应该提供教育这种公共产品。其次穷人之所以投资教育关键是穷人对教育的投资要大于教育的机会成本。政府的发展战略对穷人的选择将会产生重要影响。如果经济发展战略强调的是对劳动力技能的需求以增强国际经济竞争力,这无疑会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率使得穷人选择投资教育。问题在于在资源丰富的国家中,这个良性循环根本就无法出现或者是被打破了。在资源丰富的国家,资源租金往往被少数人和企业拥有。另外在荷兰病模型中,随着制造业和其他可贸易部门收入的降低。收入也会向资源部门集中。政府的政策也往往会随之改变,不再将重点放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会采用内向型的发展战略。由于制造业受到汇率和成本上升的困扰,为了补偿损失,国家可能对制造业实施贸易保护战略。另外整个社会对劳动力的技能的需求降低,人力资本投资自然开始下降。甚至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4)从产权到寻租、腐败和内战

    由Krugger和Tullock开创的寻租理论也被一些经济学家用来解释资源诅咒。从上个世纪50年到70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的很多资源部门被收归国有,但这种国有并不能解决资源部门的产权问题。而发展中国家一个典型的弱点就是在产权界定方面的无法可依和有法不依。当产权的实施面临困境时,制造业的发展将面临着难以克服的障碍,因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因素太多。但这种产权的困境并不妨碍资源产业的发展。原因在于,资源产业的短期回报率高到足以吸引投资。所以即使是柬埔寨这样高风险的国家,红色高棉照样发展起颇为安全的宝石开采与销售产业,并且反过来这种投资的回报甚至会要求产权的私人实施。当资源的租金足够高而产权的国家实施又面临合法性障碍或操作困难时,往往大规模的寻租活动和内乱不可比避免。Shleifer在其论文《论人才的配置》中曾谈到租金的存在对优秀人才的人力资本配置产生重要影响,如果一个社会高水平的人力资本主要集中在非生产性活动中,自然会阻碍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另外,在近来一系列关于内战的文献中,经济学家已经开始探讨丰富的自然资源与内战之间的关联。例如,在Collier-Hoeffler模型中,两位作者发现内战受到三个因素的显著影响:人均收入水平、经济增长率、和经济结构(用初级产品的出口依赖来衡量经济结构)。其中,如果人均收入水平翻一番,内战风险会降低一倍。如果经济增长率增加一个百分点相应的会降低内战风险一个百分点。而初级产品出口对内战的影响并不是直线型的。其中,当初级产品出口占GDP的比值达到30%时内战风险最高。其他的因素如种族和宗教的构成也会影响内战风险。一般认为,丰富的自然资源之所以会提高一国的内战风险,在于任何内战的产生都是离不开资金的。尤其是在冷战结束后,分离主义者无法从以前的超级大国那里得到资金的支持,这就使得他们很容易的把目光转向一些高额租金的自然资源。如前所述,自然资源的开采和贸易并不需要什么组织和企业家才能,这使得暴力组织和分离组织很容易的发挥他们在控制自然资源上的比较优势——收保护费。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许多自然资源的出口相对来说并不受内战的影响。也就是说,一方面可能内战在如火如荼,另一方面围绕自然资源的交易却有条不紊。但其他部门如制造业和服务业(旅游业)却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他们往往在内战中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却不容易在战后恢复。即使内战停息,双方很快的会发现国计民生比内战前更依赖自然资源部门,这又为再一次内战埋下了火种。

四.关于如何避免资源诅咒

    在如何避免资源诅咒方面,有两个问题必须加以考虑。一是决定怎么样的政策,二是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政策。在学术界对自然资源诅咒的分析中,也提出了一些如何避免资源诅咒的政策建议:

1.将自然资源留在地底下(leave it in the ground)

这种观点看起来比较极端以至于不能被认为是一项严肃的政策建议。其倡议者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Oxfam)认为,必须对自然资源开采的速度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仔细权衡。

根据传统的工程或项目经济学的观点,在自然资源的开采和开发上强调速度是符合效率原则的。很明显,资源开发速度的放慢将会降低资源的现值。在资源价格随时间增长的情况下,所有者可以预期资源作为资本的收益将随之增加。如果资源资本的收益增长率等于其他财产的利率,所有者就会对将资源保存在地底下和开采出来这两种选择没有偏好,资源开采将以最优速度消耗。但是考虑到“资源诅咒”假说,集中在自然资源的出口和开发将使得国民经济将变得更加脆弱。资源开发项目的放缓能使得一个国家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能力调节伴随而来的收入流。显而易见的是,缓慢但稳定收入流比快速但巨大的收入流更易于管理。相应的,由荷兰病所带来的资源转移效应和挤出效应也会变得轻微。

但是问题在于要说服投资者放慢步伐,并且这种放慢是违背常规条件下工程经济学原理的。但是如果资源产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资源诅咒,这放慢步伐是可取的。这就要求资源的所有者(政府)与投资和生产者协调。以博茨瓦纳为例,De beers公司与该国签订的协定使得每年由钻石开采带来的收入变得更加平缓。更不现实的是,在一个缺乏责任感的政府治理下,巨额的资源租金的存在使得寻租活动和腐败盛行,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项目经理人都对未来的预期不甚稳定,获得资源项目开采权的私人怎么可能从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考虑放慢资源的开采速度呢?

2.多样化(diversification)

解决资源诅咒的另一个方案就是通过减少对资源部门的依赖,也就是产业的多样化。Auty (2001)认为产业的单一是资源丰富国家经济绩效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多样化几乎被所有经济学家公认为是解决资源诅咒的良方,但是要成功地实施却不容易。从1970s开始,石油出口国凭借其巨额的石油出口收入投入到产业多样化的扶持和实践中,但结果令人失望,大量的资金被注入到一些毫无效率和竞争力的产业中。原因除了前面所述的荷兰病外,还在于政府主导的刻意追求多样化的努力忽视了市场自发力量的培育,并且这些所谓的多样化往往都是政府垄断经营,这往往给一些部门寻租套取政府资金提供了大量机会,自然也谈不上什么效率和竞争力反而限制了充满希望的私人投资的发展空间和机会。而真正的有效率的多样化来自私人部门的投资,虽然政府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的作用。另外,鼓励多样化要求政府实施开放的贸易政策,很明显,开放的出口导向性的贸易政策有利于本国私人产业的成长和制造业竞争力的形成。我们在前文中提到了资源丰富的国家容易走向贸易保护,这自然不利于多样化的实施。

3.收入冻结(revenue sterilization)、稳定化和资源基金

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是解决资源诅咒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财政政策。在资源出口国家,往往伴随而来的巨额出口收入转化为财政收入的大量增加,政府被如此“大好形势”冲昏了头脑,匆忙上马一些耗资巨大周期长的项目,这往往造成了国内总需求的膨胀。一旦资源价格不由自主地回落,政府又迅速的陷入财政危机,需求的紧缩造成国民经济的大起大落极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成长。这就需要政府阻止将来自资源出口收入转化为增加的总需求,这可以通过设立资源基金的形式来完成。

资源基金既可以用于海外投资也可以用于稳定收入。具体的方法是从稳定政府预算收支的目的出发设立一个资源价格,如果国际市场上的价格超过此价格,则基金收入增加以此来防止增加的收入转为预算支出;如果低于此价格,这基金的收入的一部分进入到政府预算中以稳定预算支出。在经验研究方面,既出现了成功资源基金案例例如智利和印尼(Mikesell,1997;Usui,1997),也有失败的国家例如委内瑞拉(Hausmann,1995)。另外,Devlin和Lewen在2002年研究了71个国家从1970到2000年的数据,计量结果显示,资源基金能起到降低政府支出提高投资率的作用。但是也有经济学家提出了疑问,他们认为资源基金实际上有可能恶化财政纪律导致软预算约束(Davis,2001;Fasano,2000),因为这种设置资源基金的办法实际上是为政府在财政支出压力增大时留了一个后门。

4.政治改革

也有部分经济学家主张应该重视资源丰富国家的政治制度的改革。在政治制度的改革方面,一部分经济学家主张推进民主制度。但是,战后50年的经济实际已经证明,如果从纯粹的经济增长目标出发,民主制度体现不出其优越性,民主制度并不是经济真正的必要条件。并且问题在于,如果一国收入和财富分化严重,要使民主制度成功运转是相当困难的。现代社会选择理论已经指出了民主制度的理论上的缺陷,收入的严重分化往往导致利益的尖锐对立,民主的推行往往使得政府成为再分配的机器反而不利于经济增长。但是不引入民主,继续维持寡头和上层精英的统治又会使得资源财富继续集中于少部分人手中,只会继续恶化收入的不平等。这实在是一个两难选择。另一部分经济学家将政治改革的焦点集中在清除腐败和寻租行为上,要求政府的支出和有关资源收入项目的透明性,要求有更多的公众参与到政府的决策中去,以此来防止政府部门和官员滥用资源收入损害民众利益。例如在2003年透明国际发起一场运动,要求跨国石油公司公布他们对产油国政府或国家石油公司支付的款项及其用途。透明国际英国分会主席、透明国际理事会成员库克库勒夫特先生指出:“此举有利于这些产油国家,如尼日利亚、安哥拉、伊拉克、印尼和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人民及其公民社会组织了解他们国家的收入状况。”…… “这样,他们就有权利监督他们的政府是否把国家预算用于增加公共服务及物品,防止这些财富被挥霍在没有任何实效的面子工程或干脆被转移到政客在海外的银行户头。”

五.简短结论及其启示

目前对资源诅咒的研究仍然是方兴未艾,最新的研究试图通过对制度质量的探讨来研究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些资源同样非常丰富的发达国家,例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挪威等。还有些资源非常丰富的发展中国家 例如马来西亚、博茨瓦纳成功的维持了长期的高水平经济增长。这种局面的确是令人费解的。目前的研究认为,资源的秉赋对制度的发展路径和制度质量起着重要的影响,而制度的发展路径和制度质量不同会影响长期经济绩效(Sokoloff和Engerman,2003)。

回到中国,我们一直把中国当作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则无疑是符合中国的具体情况的。中国人多地少,自然资源虽然门类齐全,但人均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就整体而言,中国不存在资源诅咒的问题,但这并不表明我们就此可以高枕无忧。如果仔细观察中国的经济地理,会发现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同样会出现类似资源诅咒的现象,例如,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产业结构畸形等等。因此笔者认为,在今日主张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的国家战略中,我们也许应该慎提资源优势,而要警惕可能出现的资源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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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奉军,(1974—),江苏无锡人,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无锡科技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发展经济学和转轨经济。在《经济学消息报》《中国经济时报》《当代经济研究》《财经研究》等报刊上发表论文30余篇。其中有3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另有两篇分别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和《经济研究资料》转载;email:zfjwx@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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