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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锦清:毛泽东和邓小平都会永久地活着 
作者:[曹锦清] 来源:[观察者网2014-08-21] 2014-08-24

原编者按:日前,曹锦清教授应约接受观察者网专访谈邓小平。在上一篇文章中,曹锦清教授谈到了自己经历过的毛邓转折时代,邓小平如何影响自己的人生等话题。本文为口述整理第二部分,着重从政治体制改革的角度,谈邓小平如何在借鉴西方经验的同时,坚持按照中国国情来推进改革;如今中国要走的更远更好,必须汲取邓公的智慧,用我们自己的民族思维来解决新出现的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很多人认为邓小平在经济改革上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在其他方面尤其是政治改革方面乏善可陈——这也成为自由派批判邓小平的一个重要靶子,认为邓公没有尽早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自由派提到政治体制改革有一个先验的模式,这个模式就是西方模式。他们的逻辑其实有几个预设:首先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清晰的,模本来自西方,就是宪政多党议会选举,共产党没有议会选举两党轮替,他们认为这个体制是落后的;第二个预设是从落后到先进是必然的;第三个预设就是因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所以中国其他问题都是政治改革滞后引起的。这就是他们全部的推断。

    然而恰恰是这个推断的前提出问题了。管理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同时要保持稳定和增长,这是当代中国和未来中国的中心任务。维持政治版图的统一,维持社会的稳定,维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整个中国政治的中心任务。任务决定政体,换个政体这些中心任务就能自动实现,这是胡扯。

    如何完成中国百年大业和民族复兴?如何维持社会的稳定与经济持续发展?凡是能够实现这个目标,这样的政体就是有可行性的政体,因而是好的政体。这个政体60年来是不是接近于整个目标的实现?答案应该基本加以肯定。然后我们再来讨论现有政体在运行中有哪些妨碍了我们目标的实现,逐项加以改革。

            直接引进西式民主不能满足中国的双重需求

    什么叫民主?就是执政党和政府能够比较灵敏地反应变化中的多数民众的基本要求并切实有效地加以满足,这是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对民主的定义。从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的独立宣言,到真正的一人一票选举花了100多年时间,所以一人一票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人权和普世问题,是在变动当中实现的,是西方政治长期适应西方经济社会长期的过程中实现,早期美国黑人没有选票女人也没有选票,这是一个过程。

    直接引进西式民主,不可能同时满足一个民族国家发展和稳定的双重需求。因为中国早在1912-1927年就已经尝试过这个制度,结果搞得乱七八糟,传统体制和帝制废除了,新的体制建立起来运转不灵,军阀割据混战,民不聊生,这是中国尝试西方政体的一次失败。美国人用枪炮把一人一票输入到伊拉克、输入到阿富汗、利比亚区行吗?并不可行。

    研究具体的国家、具体的民族、具体的政治时,必须要回到具体的历史条件里去,这种社会科学风气,不仅是马列主义的要求,也是社会科学风气的一般要求,用抽象的普世价值到处套财,毛泽东把他叫做搬运主义、教条主义。马列主义在中国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自由主义进入中国却来从来没有中国化过,这是他们的悲剧所在。

    西方的民主制度如果要有效运行,有一个基本前提,必须在民族国家的框架里运行,就是说,全民完成了一个民族国家的认同。中国不符合这个条件,中国原来叫五族共和,我们有五十六个民族。中华民族的统一认同并未完成,所以有藏独和疆独。日本是单一制国家,朝鲜是单一制国家。像台湾这样搞一人一票制,就有外省人、本省人以及不同族群的对抗。

    所有第三世界应该说都没有完成民族的统一认同,尤其是中东还有非洲,国界是任意划分的,很多都是殖民主义者划分的,苏联的解体就是反例。

    一个民族国家认同完成了,选举而引起的分裂一般只可能因阶级展开,不会因民族、种族问题展开。如果民族种族再和宗教结合,而这些种族或者宗教团体都有自己独立的活动空间,与区域结合,那么这样的民主选举正为分裂制造了方便。所以非常动听的人权和民主,却会造成极其恶劣的政治分裂,或者动乱,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在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城乡矛盾有没有解决。比如泰国,他信利用一人一票,把农民动员起来了,因为农民占泰国70%。他信对农民做了巨大的让步,获得稳定的多数票。即便他信被赶走了,他妹妹又上台了,现在英拉又被赶走了。只要有一人一票,他们的政治集团还会上台,因为他们废除了农民的债务负担,农民很欢迎。所以在社会转型过程当中,一人一票只会导致政治动荡。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如果有一个稳定的领导集团,能够建立起中长期的发展目标,而这个中长期发展目标,如果能被全民多数所认同,就会是一个比较高效的政体。

    所以,中国的问题要放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之下来探讨。

                   共产党承担了巨大的责任

    很多西方学者和媒体指责中国实行一党制,他们搞错了基本事实,中国并不是一党制,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这暂且不论,我们就顺着西方的逻辑来看看,一党制就好吗?显然并不是。

    一党制好不好,第一要看这个党能不能制定中长期的目标,而这个目标要被大多数人认同。现在我们看到是能的。现在中央已经简化了目标,“两个百年”,“民族复兴”,这个大部分人是认同的。然后分阶段实施,并要兑现这个承诺。所以它是一个高度负责的党,权力比较集中,但是责任也集中,是一个承担繁重责任的党。

    第二个就是在完成这个目标的过程中,它有没有能力协调各种矛盾。邓小平讲的四大矛盾,协调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民族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现在又增加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就是说,这个政党有没有五项统筹能力。

    总而言之,中国在摸索着走,中国的道路就是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因为中国是一个体量、人口特别大、区域差异很大、社会经济变动加速的国家,确实需要中国自己的政治智慧,将积累起来的有效经验制度化,形成我们的政体。这条道路应该给它一个创设的空间,不用预先将它排除掉,以为只有一种答案——西方的答案,这叫思想的懒惰。

    西方的两党制度,也有它的优点,也不能一概抹杀。第一大优点是政治可以不承担繁重的责任,一个不负责任的政治体制。因为是民选政府,所以国家发展好坏由选民来承担责任。如果这一任不好,选下去就行。所以政党轮替是一个可以释放巨大经济社会责任的体制。一届下台了,把责任也带走了。这种政党轮替保证了政治框架的稳定,每选一次就把责任带走一次,就防止了责任过渡聚集引起的激烈社会冲突。

    布什政府攻打伊拉克之后,美国国力衰弱了,美国人可以追究他的责任么?布什下台之后写书去了,给他老爸写一本书,又给自己写一本书,他一点责任没有。他是民选总统啊。

    在这个意义上说,当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已经不那么重要的时候,不承担什么转型发展的具体任务时,政治就是用来选举,供政客们竞争,无伤大雅,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当政治需要承担巨大责任时,恰恰不能采取这种制度,这是我多年思考的结果。

    而我们的一党制是无限责任的,历次政府更替不可能把责任卸掉。这种政权在现有条件下可能会承担过多的责任,跟政府承担能力之间张力太大,这是我最忧虑的问题;第二就是现代国家,没有一届政府能够兑现各个阶层老百姓提出的如此巨大的要求,奥巴马也实现不了的。

    当然,因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各个阶层之间的利益调整确实出了些问题,面对巨大的社会转型压力,各阶层有心理不适应的问题,就会产生很多牢骚怨恨。这些怨恨会聚焦到执政党,这也是一个常态。共产党至少自觉承担了这样一个历史使命,他们的责任是整个近代赋予的。任何一个谁来治理这个国家,都要完成摆脱贫困以及和贫弱相联系的屈辱,然后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国家富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中国近代一百年来的诉求。如果这个政党实现得不好,倒台;实现得好,掌权,这就是共产党合法性最大的来源。

             要用我们的民族思维来解决中国的新问题

    中国百姓需要的天下,就像邓小平说的,第一稳定,第二发展。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民生问题就是民主问题,民众要求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解决民生问题。不要把政治制度简单地概括为专制与民主,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又把民主界定为选举,普选制和多党制,这是对复杂的政治生活的过度简单化处理。

    当下的习李政府,只能沿着邓小平指明的道路,继续走市场经济道路,继续改革开放。还是要以发展为中心,因为发展是解决其他一切社会问题的物质基础。同时要逐步地判断、解决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

    最大的几个问题,早期就已经判断清楚了:第一个就是腐败问题,第二个是分化问题,这个分化包括区域分化、阶层分化;第三个就是生态问题;第四就是在市场化、城市化过程中个人利益的凸显,原有约束人们内心的道德解体的问题。

    现在的中国,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信息化,五大革命同时来临。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在很短的时间内进入五大革命并行的发展过程,它会产生的哪些问题?首先是温饱问题,第二是国家安全问题。前三十年,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被外敌入侵的国家安全问题也可以说基本解决了。当然还有新的国家安全问题,还产生了大量新问题。这些新的问题,也只能用我们民族思维来解决,西方的理论只能供参考。

    因为中国是国土面积如此巨大的国家,有五千年历史传承十三亿人口的国家,又是多民族、区域差异很大的国家,这些问题西方人没有碰到过,所以这个时候西方所有的理论以及它们曾经用过的药方,都要谦虚地参考,不要拒绝。但更重要的是要反对教条主义的做法,以为来自西方的就是一帖良药。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会永久地活着

    经过了六十年的发展,三十年的改革,我们应该有这样一种自信。病急乱投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就一直病急乱投医。文革结束之后,也曾经病急乱投医。我们到处学,当时的思想界很活跃,各种思潮此起彼伏。但是最终政治发展的思路,还是以我们为主体,没有照搬别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邓小平就是马克斯·韦伯笔下的克里斯马型政治领袖,这样的人只有在大动乱、大革命、大分化、大痛苦的时代才能产生,对中国而言,毛泽东是,邓小平是;对于古巴来讲,卡斯特罗是;对于法国来说,拿破仑是。

    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符号,永久性地影响着他的后代,不会被历史遗忘。它可能一段历史时期被批判,批判它也是没有遗忘它,所以不断会有人对毛泽东发起攻击,他们以这种方式显示对毛的一种尊重。对于历史人物来讲,如果被永久性地遗忘,就是死了。五四运动的时候,孔子被搬出来批判,他以批判的方式活着。现在我们修孔庙,是孔子以我们崇敬的方式活着。我估计,在中国近代史上,毛和邓这两个人,会永久地活着。活着的方式有两种,一种被批判,一种被崇拜,两种都有可能的。他们的思想已经烙进了民族的性格和民族的思想里去了。

    未来对邓小平的评判,也会有变动。假如共产党的腐败不能被遏止,假如这个党失去了人心,假如政权更替,我是说假如,那肯定相当一部分人就会认为这个责任都是邓小平造成的。那个时候巨大的批判浪潮就会起来。

    历史人物的评判不是简单以当时所发生的事实去评判,时空转变,历史人物的评价也会改变。过去我们批洋务运动,批曾国藩和李鸿章,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称他们是中国现代化、工业化的奠基人。

    我们普通人物死了就死了,我们是有朽的。这些伟人是不朽的,譬如邓小平,他影响了我们每个普通人的生活,因为他开创了时代里程碑,中国改革开放的岔道是由他启动的,他是历史的扳道夫。

    如果说我们中国发展的历史车轮很顺利,腐败问题能够解决,贫富分化能够缓解,这列火车到2050年,甚至一百年也没有翻车,继续运行平稳,西方全部理论都要因为中国的经验而改写,我们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治体制话语,并且具有解释权。我们要预留这样的可能性。

    解决中国的问题需要政治智慧,面对中国如此复杂的情况,和世界政治的复杂现象,我们不能停止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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