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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玉兴:最绝望的堕落——写给中国的知识分子 
作者:[何玉兴] 来源:[网友推荐] 2014-07-10


     纳粹期间的德国,大部分教授公开表态支持纳粹政府。大师级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在发表校长就职演讲时说:“任何教条和思想,将不再是你们生活的法则。元首本人,而且只有他,才是德国现在和未来的现实中的法则。” 爱因斯坦认为,“德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集体来看——他们的行为并不见得比暴徒好多少。”思想知识界的这种普遍放弃、逃逸、堕落的行为,带给一个民族的影响是致命的。

    文革期间的中国,大师级的哲学家冯友兰建议:“秦始皇使用了政治上的威力,焚书坑儒,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实行全面的地主阶级专政,巩固了地主阶级的政权。这个历史经验很可以作为无产阶级的借鉴,这也是古今对照,古为今用。”溯本追源,如李国文《中国文人的活法》中所说:“焚书坑儒这种高智商的杀人方式恐怕不是秦始皇一介武夫所能为”。

    萨特的《恶心》,再现了沦陷时期巴黎知识分子群的丑恶表演。在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 中,知识分子们成了世俗道德的违背者,他们行为怪癖,心肠刚硬,撒谎、虚伪、自私自利到了极点。

    卢梭靠女人生活,他不断地从养母或者养母兼情人那里榨取钱财,而当这些女人穷困潦倒之时,他却从未想到要帮助一下她们。他把与自己同居多年并为其生子的女人看作仆人和动物,随意加以伤害和侮辱。

    雪莱因行为不端被赶出家门之后,经常采取威胁、欺骗、辱骂等各种手段,不断向父亲要钱。他终日周旋于众多女性之间,随意玩弄她们,再将她们抛弃。他四处借钱,却从未还过。

    列夫·托尔斯泰立志要用自己宗教般的思想拯救人类,却终日沉迷于赌博和嫖娼,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小说给他挣了很多钱,他的庄园早就给输掉了。他经常把爱挂在嘴边,摆出一副农奴解放者的架势,却从没实际行动过。在两个哥哥贫病交加之时,他从未资助过他们,他的一个哥哥临死之前要见他,他竟然冷酷地拒绝了。

    为什么会这样?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分裂。

    法国布迪厄说:知识分子是一种悖论的或二维的存在。

    韩国崔秀哲《分身人》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彭加勒《最后的沉思》对偏爱走极端的法国知识分子本身进行了剖析和批判。

    齐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人类是一种双重性生物,无论是作为群体或是个人,生命内部都具有各种对张的二元力量向外发展。作为个人,这种双重性表现在身体和精神都同时需要动感与宁静,作为群体,社会历史是在社会群体与个性提升之间的冲突、妥协和调和之中发展。由于个体性与社会群体的普遍性两种相反的原则并存,齐美尔认为社会生活看起来就像双方寸土必争的战场。人们同时面对个体性与普遍性的原则,必须在冲突的两者之间努力取得平衡,以达成基本人性中的对立统一运作,这种运作要透过“不断地调节比例从而重获不断失去的平衡。”太深刻了。

    拉塞尔·雅克比《最后的知识分子》,表达了对美国知识界的更深的忧虑,即真正的危机是知识分子这一群体正在消失,它被专业化程度过高、狭隘的学院专家们取代,如今的专家们的意见只有少数的同行可以理解。哈耶克说,知识分子的真正陷阱是沦入过度专业化与技术化的陷阱,失去了对更广阔世界的好奇心。周国平说:哲学成了办公大楼,在名目繁多的科室里,只见伏案办公的职员,见不到一个真正的哲学家。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技术控制了人。哈贝马斯《走向理性社会》:生命的意义失掉了存在的基础,生命的价值失去了终极依据。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学者消失了,科学堕落为探究。

    还有一种情形,那就是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描述的:宫廷乐师、行吟诗人与修道院的僧侣如今变成广告撰稿人、专栏作家与公共形象设计者。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独创的“有机知识分子”一词,勉强把他们归属于知识分子行列,其实他们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克拉芒斯是加缪《堕落》中的主人公,也是二战后巴黎知识界的典型,他一直过着双重的生活: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男盗女娼;表面上气壮如牛,实际上胆小如鼠;表面上乐善好施,实际上刻薄寡恩;表面上豪侠仗义,实际上见死不救;表面上夸夸其谈,实际上蝇营狗苟,表面上宽宏大量,实际上睚眦必报,表面上是忏悔者,实际上是法官……

    翻阅黄梵的《第十一诫》,比萨特的《恶心》还让人恶心。主人公齐教授是声名显赫的学术权威,可他利欲熏心,投机钻营,生活腐化堕落,不仅榨取学生的科研成果,而且为了捞到科研经费,获取当权者的认可,不惜修改数据,拿人命关天的炮弹轨道数据当儿戏。在齐教授身上,我们看到走向堕落的知识分子“象征性的背影”,权力正在通过金钱和地位来诱惑知识分子放弃道义与良知。

    费振钟的《堕落时代》,与其说它是一本关于晚明文人的书,不如说它是一部旨在人的现代性的书。走近晚明的文人,让我们嗅到了“堕落时代”的酒气,让我们看到了“堕落时代”酒色过度后的回光返照。他们酒后佯狂,装疯作傻,倚疯作邪的病态成为常态。而晚明文人的病,绝不仅仅属于晚明的文人。

    王力雄在《渴望堕落》一文中写道:以王朔的小说与贾平凹的《废都》为代表的文学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与其传统观念,已经发生了许多背道而驰的变化,同时却和王朔笔下的痞子,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相似之处”,这就是对于“堕落”的渴望。在当今的文坛,堕落似乎已经成为时髦,文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堕落并炫耀自己的堕落。

    张承志在《以笔为旗》中将文人分为几类:东施抹上魔幻口红,正和西施一起以色售文的人,纠缠在稿纸卷头却意在高官流水账的人,因不逞和无才而小心翼翼但求人和的人,高喊冲锋可是不见流血的人以及种种这棵树上附庸寄生的人。林贤治说:知识分子算什么东西呢?他们不过是些沙石泥料,既能用来筑造辉煌的圣殿,自然也能用来砌做污秽的粪池。够了!关于知识分子堕落的例子,书里成千上万,现实中比书上还多。

    一棵被当地居民视为地标的树,多少年来,人们行走在旷野中,凭借它找到自己的家。树死了,许多人从此再也找不到家园。

    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中说:“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

    最绝望的腐败并不是官僚,而是知识分子。官僚的腐败只能误一个党派,一个朝代,而知识分子的腐败却误国误民,流弊深远。最可怕的堕落也并不是匪盗痞,而是知识分子。匪盗痞的堕落都只能贻害一方百姓,坏一家之风气,而知识分子的堕落却败坏的是整个文化,是思想,是道德,是一个民族最宝贵的精神操守。知识分子的堕落才是一个社会和一个民族彻底的和最后的堕落。其他人的堕落好比大江大河局部的浑浊,而知识分子的堕落,则是水源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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