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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论“工战” 
作者:[翟玉忠] 来源:[] 2006-02-04

本文原是作者写给友人的信,将它改成一篇短文,以享广大读者。

    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兵力一直在不断加强,2月2日,美国政府方面人士透露,美国正考虑在西太平洋部署两艘航母,其中一艘为2008年将派往美国海军横须贺基地(日本神奈川县)的核动力航母。只是出于“政治考量”才没有将此事写入最近即将发表的《四年一度的国防评估报告(QDR)》。

观当今大势,天下力争。如农业社会商鞅之“农战”,在工业社会,未来中国之战略不过是“工战”二字而已。中国的战略家们在喋喋不休地指责美国人放弃冷战思维的同时,自己要首先放弃冷战思维。应该清楚,上个世纪末冷战只在欧亚大陆的西部一线结束了,在东部一线,由于中国失去了制衡前苏联的战略价值,导致十几年来我们的战略空间被美国不断压缩。美国借助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已经将军事力量的触角伸入了中亚,那曾是历史上所有世界帝国都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是中国的战略后背;就在笔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美国还在关岛扩建军用机场——是我们从和平温柔乡中觉醒的时刻了,我们必须保证中国战略空间的安全,安全是一切的基础。

安全最终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工业能力。

想想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抗日战争,哪一次不是因为没有过硬的工业能力我们挨打。想想英国和阿根廷之间的马岛战争,美国和伊拉克之间的这场战争,一个国家足球踢得好没有用,大量石油换回无数美元没有用,真正有用的是工业能力!记得只能从西欧买导弹的阿根廷战败后,那些投降的阿军官还在苦口婆心地向英国特遣舰队士兵讲为什么马岛本来就是属于阿根廷的,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嘲笑道,不管他们怎样嘴硬,他们还是投降了!

换言之,我们要的不是豪华大剧院,不是那令人瞠目结舌的市政广场(去年我在山东看到过一个小城市的市政广场,简直比天安门广场还大),我们要的也不是世界总产量第一的鞋子、打火机和服装,我们需要的是属于中国自己的世界一流的芯片、汽车、飞机、工程机械和装备工业……

构筑强大的工业能力和军事力量应成为国家的唯一目标,必须把全国的一切资源集中到这方面来。为此,我们必须建立良好的商业生态,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出台真正有效的产业政策,2005年末公布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和与之配套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是远远不够的。产业政策必须明确国家在研发中的责任,组建强有力的产业联盟,建立完善的市场准入制度,用非市场手段强迫跨国公司让出中国市场和生产基地,保证行业利润。二是培养中国人对民族品牌的认同感。产业最终要靠市场来培育,你看去年七月中旬法国的“达能保卫战”,法国人为保证法国第一大食品公司达能不被美国百事可乐公司吞并可谓全民皆兵,上至总统下至普通民众,都站出来要保卫“法国的达能”;再看看美国,在去年美国戴尔针对中国联想的“邮件门”事件中,戴尔销售人员苦苦劝告自己的同胞不要买联想的产品,这位销售人员在给客户的电子邮件中写道:“大家必须明白一点,现在客户们每买IBM的一美元商品,都是直接支持和资助了中国政府。”全球化时代,爱国主义的第一主题是热爱本国的商品,这应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核心!

对有害于国家“工战”政策的产品和行为必须肃清。那些芙蓉姐姐们对国家毫无贡献,每天都在散布着污染青年心灵的毒素,却成了当世的英雄,而我们随时准备为国牺牲的军人呢,却成了“傻大兵”;还有那些将中国诸多战略产业断送的历史罪人,他们都成为商界明星,我们必须让他们受到最严厉的制裁!

所以我们呼吁国家立刻着手制定《全民监督法》,因为有了这个法律,我们不仅可以通过连坐肃清腐败的官僚买办集团,还能消灭这些官僚买办集团的整个家族。凭什么那些贪官子女们可以在国外恣意享乐,却没有向国家举报他(她)的老子犯罪的义务——那样的话还有什么公正、国法可言!

现在的情况是,国家没有保护和奖励举报的法律,也没有严惩知情不报者的法律,中国的治国理念完全是西方的和儒家的,这怎么行?《商君书·赏刑第十七》中说:“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周官之人,知而讦之上者,自免于罪,无贵贱,尸袭其官长之官爵田禄。故曰: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执行法令的官吏,担任行政职务的官吏有不实行法令的,犯了死罪,决不赦免。而且刑罚株及他们的父、母、妻子的身上。官吏四周的人,知道他们的罪过,并能揭发检举他们罪行的人,自己不仅能免受刑罚的处分,而且不分富贵贫穷,都能继承那位官吏的官爵、土地和俸禄。所以说,加重刑罚,株连他们的父、母、妻子,那么民众就不敢以身试法;我们反对刑及三族,但也要严厉制裁那些腐败官僚买办的家庭成员(对于未成年人考虑由国家抚养,以便让他们脱离腐败的家庭环境,过健康的社会生活),也可以尝试让那些举报的内部人顶替官僚买办的职位,这是对为国尽忠的人最好的奖励。

现在《大清律》早就废止了,可儒家治国原则还在。亲亲相隐、当官、上请这些儒家法律制度还在现实层面上运行。高官犯了死罪不枪毙,对那些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就造成了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秦朝为什么没有腐败,犯罪率极低,不就是抓住了“凡治天下,必因人情”(《韩非子·八经》)这个真理吗。人和所有动物都趋利避害——中学时代生物课上我们已经用蚯蚓作过相关实验进行验证——法家把自己政治理论放到了这个最坚实的真理基础之上!

韩非子把消灭犯罪的办法讲得很清楚,《韩非子·制分》中说:“故夫至治之国,善以止奸为务。是何也?其法通乎人情,关乎治理也。然则去微奸之道奈何?其务令之相规其情者也。则使相窥奈何?曰:盖里相坐而已。禁尚有连于己者,理不得相窥,唯恐不得免。有奸心者不令得忘,窥者多也。如此,则慎己而窥彼,发奸之密。告过者免罪受赏,失奸者必诛连刑。如此,则奸类发矣。奸不容细,私告任坐使然也。 ”商鞅也说:“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国治必强。”

中国的法家政治文明比西方政治学优秀得多,西方只有落后的部门分权监督,就是所谓的三权分立,而中国早在两千年前就实现了基于“人情”,人与人层面上的监督。商鞅曾这样评述部门分权监督的弱点,“今恃多官众吏,官立丞、监。夫置丞立监者,且以禁人之为利也;而丞、监亦欲为利,则何以相禁?故恃丞、监而治者,仅存之治也。”这段话用白话文说就是,现在治国的人,依靠官多吏众,官吏下又设辅佐和监察人员。设立辅佐和监察人员是为了禁止官员们谋私利。但辅佐和监察人员也想谋私利,那么怎么去禁止呢?因此依靠辅佐和监察人员治理国家的是暂时的;主张中国西化的人,一百多年了,该醒醒了,中国的政治精英怎能总是“西风熏得游人醉,直把北京当纽约”。

让我们再次重复商鞅的话,国治才能国强。国家间的竞争说到底是政治制度之间的竞争,“政胜”才是“工战”胜利的根本;有了比别人更优秀的治国理念,再加上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勤劳、智慧的民族,中国的“工战”就一定能够胜利——将来我们不仅不会受到伊拉克人那样的耻辱,我们还会冲出美国针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建立一个以东方文明为基础的世界——历史的新大陆在等待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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