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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完善干部选拔制度关键在符合国情的制度创新 
作者:[翟玉忠] 来源:[作者惠寄] 2014-05-11

                               韩非子

编者按:作者引经据典,为铲除目前政治腐败滋生的土壤提供了基本思路,值得所有关心国事者一读!本文原载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主办的《祖国》杂志,2014年3月(下),原题《圣人治吏不治民》。

 

      目前党和政府反腐工作前所未有的强大态势造成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一些干部开始观望、消极怠工、甚至表现为 “过关”心态。今年春节期间官场中悄悄流传的一句话最能反映这种心态——“别人过年,我们过关”。

 

      在私下场合,有些干部甚至希望中纪委能够公布一个账号,在固定期限内,让贪官们主动交出赃款,来换取免于惩罚的结果。他们的理由是:政府的运行还要靠干部,既然中央公开承认贪腐现象很严重,不如早日结束这样的反腐态势,以便充分发挥干部工作的积极性、能动性。

 

问题是:即使不反腐,能改变长期以来诸多干部人浮于事,行政执行力差的问题吗?

 

显然不能。

 

越是腐败,那些腐败分子就越尸位素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们的积极性、能动性只体现在对永无止境的私利的追逐上。

 

    王安石有诗云:“商鞅能令政必行。”古人都能做到令行禁止,我们今天为什么还在不断强调政策的落实、落实和落实呢?

 

    笔者认为,这是因为我们的干部选拔制度从根本上出了问题。改革开放以后,干部选拔制度的改革除了一些战略口号,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方向并不明确,改革成效也难以令人满意,导致目前我们官员队伍严重的腐败化、官僚化和教条化,几乎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

 

谈到完善干部选拔制度,所有受过现代教育的人士马上就会想到民主化,为了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相区别,就加上“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这样的修饰语。至于中国本土的民主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主的区别,那是不需要说明的,只要同他们划分界线就行了。

 

这些同志不清楚,民主制度不是万能的,也不是最好的。干部选拔制度改革一路向“西”,不跌入西方分裂党和国家的陷阱就是万幸了——因为民主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局部利益的形成和党派的对立。

 

    参照现在最古老的中国政治原典《尚书》(包括传世的《逸周书》,先秦亦属《尚书》类作品),我们知道,至少从周朝开始,中国的先贤就注意到政治不能“民为主”,而要有“民之主”,所以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民主的本来意义就是“为普通人民负责任的国家领袖”的意思。为什么我们的先贤会有这样的认识呢?这不是出于他们的愚昧或无知,而是出于他们对于人性和社会心理的深度认知。

 

    首先,我们的先贤认为,政治系统是高度复杂的,普通民众根本无法进行治理。人民没有自己治理自己的能力,国家治理需要有实际领导经验的精英。有时民众甚至为了眼前利益牺牲长远利益,故有“民不可与虑始”一说。

 

其次,我们的先贤认为,民心易变。普通民众很容易受舆论和情绪的引导,容易走向极端。西方学界明确有这种认识,大体还是在1895年法国学者古斯塔夫·勒庞出版《乌合之众》那本社会心理学名著之后。

 

    最后,我们的先贤认为,党争本身就是坏的。党派政治就是对社会整体的制度化分裂,其结果只能导向冲突和混乱。看看当代西方(还有亚洲一些所谓民主国家和地区)为竞争而竞争的党争局面,就知道党派政治的确就潜伏着巨大的理论和现实风险,中国史书中对党争危害的论述史不绝书。

 

   以上三点,是中国历史上极少出现多数决,长期反对党派出现及党派斗争的重要原因。

 

   以史为鉴,既然民主化(无论是党内民主化还是社会民主化)并不能作为完善干部选拔制度的基本方向,那么干部选拔制度的改革究竟应该如何进行呢?笔者认为,关键在符合中国文化、国情的制度创新——特别需要借鉴中国最强盛时代秦汉的社会功勋制(史家也称功次制度)。

 

   一个时代的强大绝对不是凭空而来的,必有其制度原因。秦汉强大(不仅是文化上,还包括工业、经济、政治等诸多方面)的根本原因就是汉承秦制,数百年坚持功勋制度,即根据一个人对社会国家贡献的大小决定其职位——当时主要以爵位的形式体现。

 

    从上个世纪出土的大量秦汉法律政治文献、档案中我们看到,当时最基本的干部选拔制度就是功勋制,具体包括军功和事功两个方面,军功主要针军人和战时,而事功则主要针对文官和和平时期。

 

    在功勋制具体运作过程中,从抓捕罪犯到漆器生产再到工作时间,一切社会生活都被量化了,并以此为标准衡量官员和普通民众的社会贡献,再依据这种贡献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奖善罚恶、废庸立贤。

 

    就是这样一种制度,使人人产生“万里觅封侯”的激情,激发了整个社会的活力。官员尽职,人民尽力。因为官员不尽职,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甚至腐败坠落,其结果就是被降职或淘汰,秦汉的辉煌正是建立在这一伟大的基础之上。这也是“商鞅能令政必行”的重要制度原因。

 

    反观我们的时代,从网络宣传到军工企业,无论是民间还是政府中,太多的人人为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等待他们的却常常是“默默无闻”和“无私奉献”。占据权力的太多是碌碌无为的官僚,占据媒体的太多是奢侈且无耻的明星——这样的社会,怎能不文恬武嬉呢?!

 

    面对党和国家强力反腐所造成的必然反弹,我们是再度让反腐成为一阵风,裹足不前。还是趁民心向我的东风,实事求是地深化干部选拔制度的改革,让腐败失去滋生的土壤呢?

 

    当然我们要选择后者,这才是治本之策。因为在二十一世纪全球大争的时代,一个强大的国家必须先有一支精干有力的领导干部队伍,还是两千多年前《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中讲的那句老话:

 

    ——故吏者,民之本、纲者也,故圣人治吏不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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