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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从人性到历史(三) 
作者:[陈思] 来源:[作者惠寄] 2014-05-02

第三章 中国如何与狼共舞

 

一、羊不能寄希望于狼

 

近两个世纪以来,两个东方文明古国中国与印度,以及其他弱势国家民族或地区,饱受西方列强的侵略、讹诈与掠夺。即使到了今天,也并未脱离西方霸权主义的威胁、讹诈与潜移默化,这些霸权包括了军事霸权、政治霸权、金融霸权、科学技术霸权、农工商产业霸权、宗教与文化霸权、新闻传媒话语权霸权、国际规则霸权等等。这些霸权的实现形式多种多样:有的是用先进武器与战争威慑;有的是用宗教与文化的渗透洗脑,包括藉助文艺作品与传媒网络舆论,对目标国家地区的人们,做宗教、文化、思想、价值观的渗透式殖民;有的是对国计民生资源、产业、金融与工商业命脉的蚕食与巧取。有时是张牙舞爪的恫吓甚至直接打击;有时是甜言蜜语口口声声为了你好的陷阱。一方面是好话说尽,一方面是坏事做绝。日常使用的手段,则是温水煮青蛙式的蚕食与潜移默化。

而西方在推行这些强权胜公理、弱肉强食的霸权过程中,并未觉得有什么不对或不妥。因为在他们的历史文化概念中,这既是正确信仰取代异教信仰、优秀种族统治劣等种族、优秀文化取代劣等文化的正当而正常的手段,也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天然法则,当然是正当而正常的事。即使一边扮作绅士,口口声声以“西式仁义道德”来麻醉你;一边无所不用其极地坑你骗你,也是很正常的事。如果你不适应,那是你的事。如果你惊诧,你没准备好应对,那是你因无知而幼稚。

 

中国与印度的传统文化,使得两国从历史到现在,从未有争霸全球的野心,更没有像西方列强那样,为了霸权而千方百计地策动他国内乱、四处放火。尤其中国的传统文化,主张个人以修身养性、慕道升华为旨归,使心有所安,命有所安;在与人相处方面,不论仁义礼智信还是忠孝节义、礼义廉耻,都是要求人人以自觉、自正、自牧、自律、自治为本,从而使各种社会关系各安其道。即使有人不守本分,也很快受到舆论谴责甚至律法的惩处而回归本位。这样的社会治理方式下,各守本分自治者比例很大,犯法者比例很小,政府与司法系统的事务很少,压力很小,成本很低,是典型的小政府大社会;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的“事业”,不是为了满足私欲的膨胀,而是以“举而措之天下之民”为事业,是为帮助天下人各有所安而尽一份心力;在与大自然的关系上,以天人合一、民胞物与、协调共生为立足点与出发点,人不是与大自然万物对立,而是要效法天地,参赞天地化育万物,珍惜、爱护、帮助大自然万物;在经济上,则以勤俭节约为生产与消费的务实原则,用今天的话说,是绿色的可持续发展的最务实的经济哲学;对不同信仰、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人,中国传统文化是请客上座、尊重贤者、求同存异、海纳百川的友好文化,并不像西方那样强加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给别人,歧视异教徒、歧视有色人种、歧视打击其他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对于邻国,从没有侵略的野心,而是秉承“兴灭国、继绝世”的文化精神扶危济困,和平共处。当初的元帝国,在横扫欧亚时,其实尚未接受中原传统文化。而西藏,则是在元帝国时纳入版图,由明清以来予以自然继承。而且明清也并未攻击其他四大汗国的范围。倒是从清代开始,英国就致力于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多年以来,美、英、法、日等多国,也一直努力于将中国分裂为七块,并且将分裂台湾、西藏、新疆、内蒙古、东北、南海等地区,作为政治与经济讹诈的筹码。

即使到了现在,即使他国频频在中国周边与内部放火,中国却仍旧没有侵害他国之心,也没有主动给他国放火,制造他国内乱,分裂他国,更无称霸世界之意,倒是防人之心却减弱了很多。中国人骨子里仍留存着传统文化所赋予的善良与厚道,对外,愿意善待他人,相信他人,宽以待人;对内,习惯“严于律己”,甚至过分苛求、苛责自己的历史文化与现实。

西方国家以及中国邻国的舆论,认为中国强大之后就会侵略别国,这正应了中国一句古话:“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同时,他们正是用这种言论,为其遏制中国强大而采取各种手段提供理由,并且用树立外敌来转嫁其国内的危机,用舆论压力诱使中国不能理直气壮地发展军事,强国崛起。

而现在,也有不少的中国人,无视西方历史与现在的文化思维习惯,及其弱肉强食的霸权行为,而将一些西方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的美丽思想、理想与作品,和部份善良的民众,以及其表面光鲜的生活方式,当做是西方的主体或全部。把中国现存的问题,当做是自己所独有的民族劣根性、传统文化的劣根性,认为西方就是理想国,西方人就是优秀种族,西方文化就是文明的楷模。

很多中国人在不知不觉间,把西方列强(包括日本)当做全方位的老师,亦步亦趋,不知不觉间陷入迷信西方崇洋媚外的自卑心理陷阱,被西方牵着鼻子走。当然,这个病根,首先要追溯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被打昏了头,不仅失去了方向,也失去了民族自信和民族文化自信。这种自信,直到现在还没有真正找回来。

还有许多中国人,天真地以为经济总量大了就是强盛,善意对人就可换来善意,诚意待人就可以换来诚意,相信别人可以无私地开药方解决中国的问题,却看不见人家当面一套背面一套、强兵富国磨刀霍霍、软硬兼施毫不留情地称霸全球。

试问自新航路、新大陆、环球航路发现以来,乃至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列强除了侵略、殖民、掠夺、讹诈、剥削、欺骗、策反东西方弱势国家以外,除了西方民间人士的一些友善行为之外,以及现代中国等弱势国家遇到严重自然灾害时,给过一点人道主义援助之外,又何曾真心、诚恳、无条件地帮过各位的忙呢?有人说,庚子赔款留学项目,不是人家的无私援助吗?持这种想法的人,一定很善良厚道,也一定没有看过《詹姆士备忘录》,不知类似这类项目背后的文化战略图谋。其实,丘吉尔的观念代表了西方的国际政治思想:“我们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现实的政治与经济,远比美丽的思想、理念、理想和希望,要复杂得多,也现实得多。古今中外,那么多的美好思想与理想,与现实世界相碰撞的结果又是什么呢?能够在妥协中慢慢发挥些影响力就很好了。实际影响力大的,往往是与人的欲望和习惯相配合的思想,比如“适者生存”“强权胜公理”,比如“消费刺激生产”,比如联合有血缘关系或利益关系的国家及国际势力争霸世界,比如自由主义、利己主义,比如“大鱼”要求与“小鱼”在“自由”市场中“公平”竞争……事实上,近现代的西方,是一手控制着“道义”的话语权,唱着“尊重人权、民主、自由与民族文化”的高调;一手实行着强权胜公理的丛林法则,巧立名义周密布局,颠覆别人、侵略别人、掠夺别人的资源,诋毁和颠覆别人的历史与文化,给别人洗脑,输出自己的宗教与文化。

 

这个世界无疑需要改变。但是,改变须从西方列强及西方文化痛彻反省开始。岂止是东方,西方国家的人们(包括日本)又何尝不是西方排他与争斗文化的受害者呢?不过这个想法似乎与虎谋皮。虽然西方在受其宗教、文化、政治、经济、金融、军事行为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在深受其害,但是寄托于其自我深刻反省与纠正,却是希望渺茫的事。虽然西方民间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在反省,但却没有足够的深刻,也无法代表西方主流社会,更不可能主导西方的政客、资本势力以及偏狭的宗教文化势力,不可能阻止西方在侵略争夺中对利益的贪婪惯性。

中国及其他弱势国家的安全与和平,不可能寄托于侵略与争斗成性者的自我改变。虽然大家很乐于很希望见到其改变,但如果把希望当做现实,那就是不折不扣的自欺。

求人不如求己。若不想被人牵着鼻子走,不想被欺骗、被欺负,中国人必须痛彻反省,必须立足于自立、自觉、自强,从种种迷梦幻想中惊醒。

 

  二、民主自由之假与三从四德之真

 

两千五百多年前,子贡问孔子政治的原则,孔子讲了三个要点:“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换句话说,就是:兵强、国富、人民相信政府,三者缺一,就不是安定的政治。三者具备,自然安定强盛,自然不被人欺。

两千五百年前,司马穰苴在《司马法》中讲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诚哉斯言!兵强是国家自保的底线。美国带领其同盟国,不仅利用兵强自保,更用兵强支撑其霸权,支撑其美元,支撑其巧取豪夺他国财富与政权。如果只有国富没有兵强,无异于养肥了自己任人宰割。

而只有兵强,没有国富,也必定欠缺坚实的后盾与底气。

仅有兵强国富是不够的,强国的另一关键要素,就是执政阶层与民众之间的信任。这种互信,在兵不够强或国不够富的时候,更加凸显其重要,也是极其重要的国力所在。

 

近现代世界史,也是政治体制、制度变革的历史。究竟哪种体制好,哪种体制适合某个国家民族或地区,尚无定论。尽管笼统的“民主制度”概念正在流行,深入民心,但是究竟“民主”为何物?各国实行“民主”的共性与差异何在?如何才能有效达到“民主”的理想?“民主”的理想能够实现几分?这些问题的答案都还是很模糊的。对于那些把“民主”作为利器,推翻台上的执政者,谋求自己上台执政,或者扶植自己控制的势力上台执政的做法(这是西方颠覆别人政权的常用手段),人们又该如何擦亮眼睛,不被忽悠,不至于被出卖了还替人数钱呢?

其实,用“专制”与“民主”的概念,无法准确概括与分类政治体制,历史与现实中也没有单纯的专制或民主,纯粹的专制与民主都不可能存在,更谈不到存续。实际上,“民主”“人权”“自由”的观念,在近现代,是伴随着欧洲对神权专制的反抗,特别是资产阶层对欧洲式帝王专制的反抗而提倡的,普通百姓是间接受益者。但西方并非真的提倡对全世界所有人、所有种族、所有文化一视同仁,否则就不会发生近现代西方大规模的殖民主义行为、种族屠杀行为、黑奴贩卖行为,以及侵略非洲、亚洲、美洲、大洋洲、东欧的霸权主义行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殖民地国家民族得到喘息的机会,从而赶走部份殖民势力而纷纷独立自主。二战以后,西方列强改变策略,采取冷战思维,用经济、贸易、金融手段巧取原殖民地国家地区的财富;用军事威慑与利益诱惑的“大棒加胡萝卜”政策,实行包围与蚕食战略;用传媒话语权的垄断与文化学术渗透、宗教渗透,温水煮青蛙,占据道德高地,控制话语主动权,培植亲自己的势力;用民主自由人权观念、颜色革命,来策动原殖民地国家地区或其他国家的内乱,颠覆他国政权;又以打击恐怖势力为理由,赶猪吃象,或实行代理战争,入侵他国,培植他国傀儡政权,实行代理政治,获取经济与政治利益。

对于普罗大众来说,“民主”概念的背后,寄托了人们保护自己不被权力侵害的期望。“自由”概念的背后,寄托了人们不想被限制的期望。“科学”概念的背后,寄托了人们不想被欺骗迷惑的期望。但是,“自由”与“人权”必须伴随着合理而适当的规则约束,而不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否则就会造成对他人正当权利的侵犯;“科学”必须伴随着不断的“证伪”与“怀疑”,否则就会像现在这样,成为新的迷信;真正尊重“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和平”,就必须致力于建立并维护权力与权利的整体平衡,包括静态与动态的整体平衡,以及国内与国际的平衡,而不是倾斜于执政者或民众任何一方,也不是倾斜于本国或他国、本种族或他种族、本书化或他文化、本宗教或他宗教、本利益集团或他利益集团的任何一方,如此才有国内与国际真实的民主、自由、人权、和平、平等与博爱。试问今天的世界,哪里有真正够格的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与和平呢?如今,“民主”、“自由”、“人权”与“科学”的概念,已被宣扬得如万灵丹一般,使大众钻进对这些概念的想象迷梦中,而脱离了理性,脱离了实际。

早在1928年,现代公共关系学之父——奥地利犹太裔美国人爱德华·L·伯内斯,在其著作《宣传》中就讲到:“对群众的习惯和意见,进行有意识和聪明的操纵,是民主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社会上这个隐藏机制的操纵者,即是那些在这个国家中真正掌权的‘看不见的政府’。这些人统治我们,改变我们的思想,确定我们的喜好,决定我们的想法,但我们从未听过他们说话。这就是每个民主社会的组织方式”。

与其被这些概念迷惑,不如采取清醒务实的态度。

古今中外,不论什么体制制度,如果执政阶层与民众互信强,国便强,一盘散沙会变为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互信弱,国便弱,众志成城会变为一盘散沙。国际之间,互信强便和平相处,互信弱便关系紧张,导致军备竞赛与冲突。即便是兵强国富,如果没有“信”,什么体制也没用。

因此说,建立并保持国内国际的“信”,就是各国扎扎实实的功课,也是全人类和平相处、幸福生活的前提与基础。不论什么政治体制和文化种族背景,要建立并保持国内国际的互信,说到底要建立人与人之间、执政者与民众之间、国与国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宗教与宗教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互信、信义与道德。

建立互信的一方面,是对权力与权利的分配结构与互动关系设计要适宜,也即体制制度设计要适宜。如同要盖一栋精美好用的大厦,首先要设计好结构,美观固然重要,好用则更为关键。这个结构与关系的设计,不可偏向任何一方,否则必将失衡,失衡就必定有人受到伤害,失衡也必将导致国内或国际的不安与混乱。

但是,再完美的体制制度也有懈可击,现实中也并不存在完美的体制制度。大厦的设计者是人,连所谓“上帝设计”的世界都有那么多缺陷与丑恶,岂能期望人类的水平高于其总设计师“上帝”呢?体制制度,将随着它的基础变化而变化。当权力和权利的分配结构与互动关系,发生实际而明显的变化时,就积聚了改变体制制度的动力。

另一方面,政府或任何团体都是由人组成的,尽管有权力与权利、利益角色的不同,但终究是人在扮演这些角色。即便体制制度大厦设计得相对不错,建造的好,装修的好,家具也好,可是使用房子的,也是这些七情六欲心理复杂的大活人。因此说,体制制度固然重要,但是,人的品格德行修养,是人自觉纠偏、自我教育、自觉成长的毕生功课,与体制制度同等重要,在体制制度出漏洞、出问题时,品格德行修养就极为重要。

如果没有敦品砺行,没有仁厚、善良、中正、包容的信仰与修养,没有与此相应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人心中那些负面的、愚蠢的、偏狭的、甚至疯狂的习气与行为,就会肆无忌惮,想方设法钻制度的漏洞,或绕过制度,或利用制度,或破坏制度。总之,会千方百计达成私欲,害己害人,也必会破坏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破坏执政阶层与民众之间的信任,破坏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信任。

试问号称现代文明民主政治与道义“楷模”的那些国家,其执政阶层在与国民之间的信任、与其他国家、种族、文化之间的信任上,都做了哪些建设或破坏的事情呢?倒是常常见到其执政阶层,在选民中的信任率、支持率屡屡下跌到远不及半数,从而采取树立假想敌、丑化假想敌、引起国际争端,来转嫁其国内矛盾,凝聚其国民,缓解因不信任带来的各种危机。例如,美欧日等国家的传媒,被出资者或执政者操纵,时常以夸张诋毁中国的节目,来误导民众的倾向,从而巧妙博取选举或执政中的筹码。同时,他们持续在国际众多领域连手推行霸权,侵害别人,这又如何能够建立国际互信与世界和平,如何对其自诩的“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做一个交代呢?这样的全球化,几乎是过去几个世纪殖民主义的现代化变相翻版。可以说,资本霸权、政治霸权、军事霸权、宗教霸权、文化霸权、种族霸权、农工商业霸权、国际规则霸权,在根本上,是反民主、反人权、反自由、反平等、反博爱、反和平、反互信的。

 

古代的中国,曾长期领先于世界。但正是由于长期领先,且因传统文化精神的影响,而无霸权扩张进取之野心,无害人之心,因而安于现状,也疏于防人之意,而忽视了知己知彼,不能及时了解西方的宗教文化与思维方式、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的演变,不知道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带来了船坚炮利,不知道坚船利炮的催生者与掌控者背后的强盗思想与无限欲望,不知道他们厉兵秣马、野心勃勃,垂涎于东方的财富,嫉妒、忌惮、敌视东方的文明,已经很久了……危险正在临近,却不知不觉,错过了及早应对变局的时机,造成清末挨打溃败的极为被动局面。

可怜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在批评清末政府腐败无能之后,将落后挨打的账最终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头上,将中国历史文化妖魔化,说得一无是处,甚至极端偏激刻薄地概括为不过“吃人”二字。这既是深切痛苦的反省与追寻,也是人性中典型的“胜者王侯败者贼”、“成败论英雄”心理弱点的爆发。新文化运动,导致了此后来自西方的意识形态对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极端歧视、清洗与专政,使中国人的思想学术套上了来自西方的意识形态枷锁而不得自由,反而远不及古代中国的思想学术自由。也使得不明究竟的国人,常常只恨受西方文化思想的殖民还远为不够,要彻底革掉中国历史文化的命,彻底清除“封建残余”,而毫不担心“中华民族”除了黄皮肤以外,越来越没有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征,越来越陷入人文文化的支离破碎与空洞化、空心化,陷入民族自我认知的迷茫与社会人心不可收拾的乱局。

值得一提的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所批评的“封建”,是用欧洲史学的“封建”概念,张冠李戴强加给中国历史。事实上,中国的封建制在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就已经被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所取代。即便是秦以前的中国封建制,也不同于欧洲的封建。中国的封建制始于黄帝,终于秦始皇,持续近两千五百年,经历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夏、商、西周、东周(春秋战国)等众多历史阶段。这些历史阶段,既有公天下(夏代以前是公天下为主)也有私天下,都存在按照功勋、功德或道义(而非任人唯亲),来分封诸侯建立诸侯国管理各地、拱卫中央的封建制,不但完全不像欧洲中世纪封建时期的黑暗,而且恰恰相反,一次次创造了历史文化的繁荣与辉煌,例如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时代就处于封建制时代。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鉴于战国时代诸侯国坐大无视周天子,彼此争霸不休而天下大乱的弊端,以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取代了封建制,并一直沿用到今天。因此说,用欧洲史学的“封建”概念或“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概念,来生搬硬套给中国历史文化,是完全错误的。用“封建”来代表中国古代历史,或作为“私天下、专制、迷信、个人崇拜”的代名词,也是毫不搭界的概念错用。

另外,被新文化运动批判得一无是处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实在也有厘清的必要。“三纲五常”是西汉董仲舒提出的。“三纲”包括“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三从”来自《仪礼》,“四德”来自《周礼》。所谓“纲”、“从”,都不是权威、专制、要求绝对服从的意思,更不要生拉硬扯为人格不平等的概念,而是为了协调几大类基本社会关系的秩序,避免社会关系秩序混乱,而对社会角色相对有主有从、有主有辅的角色设计定位,绝不应僵化死板看待。所谓人格,是超越社会关系角色范畴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在实际生活中,父母与子女之间、上下左右的同事之间、夫妻之间,并非一边倒的专制与服从关系,而是虽有相对的主次、主辅角色秩序,却主张相互尊重、相辅相成,这个道理在“五常”中自有解释。

“五常”,意思是人类社会中常存的五大类基本关系,包括“父子、君臣、兄弟、夫妻、朋友”,处理对五类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分别是“仁、义、礼、智、信”:父母与子女之间以“仁”为本,父严、母慈、子女孝,各尽本分;“君臣”代表上下左右各种同事关系,以“义”为本,也即彼此之间以职业道德职场秩序为本分;“兄弟”代表同辈亲属长幼关系,以“礼”为本,“礼”以诚恳恭敬为本,因而有“兄友弟恭”的各自本分;夫妻之间以“智”为本分,避免因情绪情感过分而妨碍理智,破坏关系,主张以智慧来中和协调情感,保持夫妻关系融洽可持续;朋友之间乃至一切普通人与人之间,以“信”为本分,主张言行诚信,反对背信弃义或欺哄吓诈。

“三从四德”是从女子的角度讲的。古代社会角色分工是男主外女主内,男人负责养家糊口保家卫国,女人负责相夫教子操持家务,而并非人格不平等。“三从”是“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这个“从”是一起生活、相互依从的关系,而不是服从。在古代,女孩子出嫁之前,生活来源依赖父母,做人做事的教育也来自父母。这是“未嫁从父”;出嫁以后,与丈夫同甘共苦,男主外女主内,分工协作,相互依从生活。这是“既嫁从夫”;如果不幸,丈夫先死了,只好跟儿子一起生活,儿子养家糊口,孝敬母亲,母亲也要尊重儿子。这是“夫死从子”。

“四德”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女子的修养,与男子的修养一样,首重品德,无品无德则无人格,无法立于社会;妇言,是修养口德,并掌握说话的分寸与时机,善于领会别人的意思。妇容,是指仪容举止要端庄稳重有礼,避免轻浮随便。妇功,是作妻子的持家之道,包括相夫教子、敬老恤幼、勤俭节约、缝衣做饭等生活细节的修养。

这些都不属于人格平等不平等的概念范畴,而是社会角色分工协作的概念范畴。

中国古代对于男子、丈夫、士、农、工、商、君臣、父子的角色本分,也各有主张。

这些基于古代社会关系的角色分工,不仅无可厚非,而且很有道理,对于今天也很有借鉴意义。其各尽社会角色本分的伦理道德设计,是以自觉为本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理想的实现方式,而且配合了中华法系的有效制约。这样的文明体系,优于只靠律法强制规定权利义务的社会治理方式。但是明清以来,对“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等伦理道德的解释,有了偏差,变异为倾向于专制与服从的关系,甚至被一部份人歪曲为“绝对服从”关系,那当然应该被打倒。

也正是由于文化的自律、自觉、自治,中国古代的政治成本、社会管理成本极为低廉。即使到了一定阶段,因执政阶层过分地透支“文化自治红利”,而不得不流血改朝换代,但一旦安定下来,会立即而自然地启动文化自治。这种局面直到新文化运动以后而逐渐中断。

而西方近现代以来,在“平等、人权、民主、自由”的概念下,以维护个人或本族群的权利利益为本,制约执政阶层的权力滥用。但当其过分时,则服务于自私自利,宁肯牺牲他人、他族群、他国的利益。同时,即便是以法治系统承担国家社会的治理,也负担着极大的社会管理与政治成本,因为其客观上鼓励权利利益的争夺,盖过了文化道义上“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自觉自治。记得有一幅标题为“天堂与地狱”的漫画:天堂中的人,围绕着一口大锅,每个人因手中的饭勺很长,于是都舀了吃的给对面的人吃,因而每个人都吃得很开心。而地狱中的人,也是围着一口大锅,每个人的饭勺也是那么长,但每个人只管喂自己,不肯喂别人,终因饭勺太长而喂不到自己,所以每个人都在挨饿。这幅漫画虽有些极端,不完全象征着东西方文化,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东西方文化的实际效果差异。当然,在当代的中国内地,已基本看不到中国传统文化,倒是在台湾、香港、日本、韩国、新加坡,还看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断鳞残甲。从实用的角度来看,东西方文化在国际国内各方面的治理问题上,实在有相互检讨的必要,也完全可以优势互补,取长补短。但是,这种呼吁与努力,与现实利益的争夺比起来,其力量却是微乎其微的。

 

三、知彼知己,同归道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不知己知彼,当然陷入迷惑与被动。要知己知彼,就必须了解东西方历史与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大不相同。在西方文化中,人与宇宙的关系,人与大自然及万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己的关系,原本就是对立分割的立场,蕴含了天然的不平等与管理、征服、统治的关系。也由此而渐渐引起人性与利益的反弹,终于导致对平等、自由、人权的突出需求。

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以“道”为核心,以形而上道和形而下道的体用相承为主轴体系,天道、地道、人道一脉相承,体用不二。主张天人合一,民胞物与,仁民爱物。在“道”的贯穿统领下,人与宇宙的关系,人与大自然及万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己的关系,天然是一体不二,统一谐调,平等相容,互济共存的。如果偏离了这个主轴,就偏离了正道,被称为偏道、外道,甚至旁门左道、不上道、下道或歪门邪道。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贯穿了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的作用特质,如一视同仁、天然平等、即空即有、即有即空、因果平等而不乱等等,这些精神,从源头上贯穿于整个文化体系,与日常政治经济及生活的关系,密不可分,如同水中盐味,色里胶青。在“道”、人格、因果、生命、生存、生活、伦理、道德的面前,人人平等,并且无须特别的强调平等、自由、人权,因为其文化精神已经包含了平等、包容、自由、人权。这个人权,不是欧美那样在利益争斗中争取的人权,而是中国文化创造的民胞物与、仁民爱物的人文环境本身,已经在道义和利益上实际支持着人权。不过明代以后,对儒家的理学家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与“朱注四书”的过分提倡,导致了对人性自由过分的压制与束缚,再加上清末挨打溃败的历史压力,引发了二十世纪祸及整个儒家文化乃至中国历史文化的大反动。其实,中国传统文化所谓的长幼尊卑伦常礼制,并非人格不平等,而是为妥善谐调社会伦理关系的秩序而设计的。在这个设计架构中,每个人都有其各种社会角色的本分。要求大家各自自觉尽本分,尽到各自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对自己的本分责任。同时,国家、社会、家庭、个人的利益与秩序,在这种伦理道德的框架设计下,同时配合相应的法律系统,得到有效的保护与维持。这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观念在古代的一种有效实现。这种伦理道德框架,虽然有法律体系作为后续的保障,但却以提倡伦理道德的自觉为先导,而不是以法律强制的利益被动为先导。其不仅仅是社会关系的“契约”,更因贯穿了“礼”的核心精神——诚敬,诚敬于人、于己、于事、于物,而成为人类社会极其尊贵而宝贵的人文精神。只可惜,中国传统文化中“礼”的精神与制度,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因果道理,也大不同于西方宗教文化的简单因果道理。中国文化中的因果道理,极具理性与科学性、复杂性、逻辑性,从阴阳五行、天干地支的天文、地理、时间、空间生克互动逻辑,到《易经》的理象数复杂演变逻辑,到诸子百家各自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学术成果中的逻辑,无不包含丰富而深刻的因果道理。中国古代的法律学、医学、科学,乃至一切学问,均离不开天地人大系统整体互动的因果逻辑,从而避免了西方学问分科细化之后,局限于分隔之一隅而不见整体的问题。即如佛学讲的因果道理,也比群众简单而宗教化、形象化的因果信念,要远为精密、复杂、理性、科学、系统、完整。至于民间宗教化简单形象化的因果观念,来自于普通人们过于简单化的心理习惯,但却仍不失为一种神道设教,使人们倾向于止恶向善,不敢放僻邪侈、恣意妄为,愿意多做好事,多做功德。其止恶向善的实际效果,甚至超过了法律所能及。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与丰富内容,使得人们足以调剂解决内心的烦恼与困扰,足以协调各种社会关系,足以使人毕生修养德行,慕道向善。古代中国社会,上至天子文武百官,下至黎民百姓,无不受历史文化精神的熏陶与约束而自觉、自律、自治,因而使得政治成本极为低廉,根本不需要像现代西方式的国家体制那样,使用那么多的公务员,使用那么多的警察。如果这样的文化都不算是很高明的文明,那真不知文明究竟为何物了!

中国的历史文化,不论在个人安身立命、为人处世、修身养性方面,还是在社会与国家各种伦理关系处理方面,在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学艺术、科技、农、工、商、学等各方面,其经验及史料保存之丰富完整,举世无双。这个巨大的文化宝库中,有太多的宝贝可资借鉴。

但自鸦片战争以来,国人被强盗以先进武器打败之后,失去了文化自信,几近彻底丢弃这个巨大的历史文化宝库,实在是被打昏了头。看来在人性弱点的阴影下,真的会出现“以成败论英雄”,“强权胜公理”,“文明抵不过野蛮”,“真理只存在于大炮射程之内”等诸多遗憾。其实,只要平心静气,就不难理解,以“成败论英雄”尚不足取,何况是以一时之成败来定论数千年历史文化之优劣呢!而且,不论是西方文化,还是东方文化,或者哪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文化,都是历史积淀下来的复杂而多元的内容,岂是用简单笼统而粗暴的“好坏优劣”所能评价!

世界上,即便是文化并不丰富深厚的民族,对其本民族文化也是十分尊重与珍惜的。现代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对其源自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非常珍惜尊重的,台湾、香港地区对中国传统文化则是非常推崇的。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或地区,会像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众多中国人一样,否定自己的民族历史与文化。如果自己都不尊重自己,谁又会尊重你呢?

古代中国的地理面积与整个欧洲差不多,人口则比欧洲多很多,且很早就完成了政治大一统,即便在农业生产、饮食结构上,也远比欧洲先进得多。

而欧洲一直小国林立,各自为政。即便是一度为欧洲面积最大国家的法国,也不过与中国现在的黑龙江省大小差不多。公元前2世纪,咸阳就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到6世纪,南京人口已超过百万。到18世纪,洛阳、西安、开封、杭州和北京,人口均超百万。一直到此时,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出现过上百万人口的城市。直到1810 年左右,伦敦才成为中国以外的第一个百万人口城市,比南京晚了1500年。19世纪初,法国人口约两千多万,英国人口不到一千万,而中国人口则近4亿。

近现代学界,常常以欧洲的小国寡民,与庞大的中国相模拟,这种学术方法本身就大有问题。因为除了人性的最基本特点相类以外,不论是地理与历史,还是人口与文化,欧美与中国都差异极大。因而勉强用欧美的各种模式或历史概念来套用中国,实在是夸张的削足适履、张冠李戴,也是人性“胜者王侯败者贼”愚昧心理的反映。在以利益争夺为主流,西方压倒东方的世界近现代史背景下,西方向世界推行着学术霸权,而东方则流行着削足适履、张冠李戴的自卑学术思潮。于是,中国历史文化这棵巨树,百年以来,被钉上一颗又一颗大钉子,痛苦地呻吟着,几近于灭亡。

古代与近代欧洲国家之间,常因宗教与政治经济利益而彼此征战杀戮,于是纷纷寻求富国强兵之路,且无所不用其极,终于催生了新航路、新大陆与环球航路的发现,继而引发了疯狂的殖民运动。他们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与扩张驱动下,无所不用其极,从而快速推动了武力升级、技术发展、新教改革与资产阶层的崛起。欧洲民间资产阶层的崛起,逐渐具备了与其小国寡民的国家相抗衡的经济与武力实力,从而得以持续挑战欧洲传统的神权与君权双重专制,引发宗教与政治法律的系列变革,争取到了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使其利益、地位、权利、自由获得承认与保护。在此过程中,派生了欧洲近现代的航海家、宗教改革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发明家、思想家、文学家与艺术家。此后,大鱼吃小鱼,资产阶层逐渐分化,超级垄断资产阶层崛起,逐渐开始操纵本国乃至国际的政治、经济、金融、情报与传媒行业。他们一般隐藏在幕后,操纵着舞台上的傀儡,来执行自己的意志。同时,舞台上的傀儡或半傀儡们,也成为幕后操纵者们的盾牌与替罪羊。随着西方势力在全球的扩张,也拉开了近现代世界历史的战国时代帷幕。时至今日,世界范围的战国时代,并未随着二次世界大战而结束,也并未随着“民主、自由、人权”观念的普及或“西方文明”的普及过程而接近尾声,而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国际政治博弈与军事冲突此起彼伏,军备水平越来越高,连横、合纵、灭国大戏不断演绎,为了利益而朝盟夕改,翻脸不认人。而今日的民众们,在享受着似乎越来越多的自由与福利,也越来越多地依赖着——同时也受制于——科技物质文明与金钱。技术、资本、物质、金钱,成为这个所谓“自由民主时代”的新型专制势力。在这些新型专制势力和赤裸裸的现实利益逼迫面前,人们在享受方便的同时,却感到深深的软弱无力和茫然无奈。

而中国传统文化五千年以来,一直以“道”为核心正脉。即如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也是以“道”为核心灵魂,各自对历史与现实的变化所做的探索。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格局,从上古以来,犹如一把张开的大伞,每一支伞骨就是历代的“诸子百家”,所有伞骨辐辏围绕的中心伞柄就是“道”。中国历代的贤哲、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艺术家、军事家、科学家灿若星汉,多到已不稀奇。但在“道”的灵魂与历史文化精神的统领下,即便不乏利益争斗与朝代更迭,中国的历史文化也不至于为了追逐利益而无所不用其极,偏差得太远。

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早在两千几百年前的战国时代,就完成了充分的“义利之辩”,也早就懂得“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人情世故。基于对人性与世情的深刻洞察,为减少人们被人性中的欲壑难填所困,被人性种种其他弱点所陷,走入自害害他的歧途,从而明智地提出“……五色使人目盲,五音使人耳聋,五味使人口爽,驰骋畋猎使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使人行妨……”,提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提倡“参赞天地化育万物”、“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提倡“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提倡“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提倡天人合一、民胞物与、仁民爱物,提倡修身养性与慕道升华的高尚追求,提倡“为官一任,教化一方”的为政道德(所谓“为政”,包括了教化与政治、经济、军事,而不简单等于政治),提倡“子帅以正,孰敢不正”的政治操守,提倡“勤劳节俭,量入为出”看似保守实则务实扎实、可持续发展而且环保的经济哲学,提倡“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与“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等等政治哲学……如此众多而璀璨夺目的伟大哲学,在当今这个利益角逐为主流的世界,更加凸显了中国先哲对人类历史文化因果的远见卓识,也更加具有匡正世道人心的世界性意义与长远价值。

而西方文化,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欠缺中国传统文化这样的伟大襟怀,而且在“义与利”的问题上,对现实的欲望与利益追逐,远胜过了对道义的追求。即便是占据其道义高地的宗教,其教义和推广手段,也与现实的欲望、利益以及政治、经济、金融密不可分。尤其发现新大陆、发现环球航道,开展殖民扩张,以及新教改革以后,人欲的释放与不断膨胀,利益的争夺与全球扩张,快速推动了科技发展,导致了工业革命,同时推动了资产阶层的扩大与资本势力的成长,推动了启蒙运动与欧美资产阶层的民主革命。可以说,工业革命产生在欧洲,首先不是民主与科学的产物,而是源自利益扩张与博弈的需要。民主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则是放任利益博弈与争夺的副产品。而西方的现代经济行为,则陷入欲望与利益的无限扩张与争夺、依赖消费甚至鼓励超前消费寅吃卯粮、经济虚拟化泡沫化、坑蒙拐骗泛滥等陷阱。并且为了维持经济的增长而不断推进城市化,不断扩大消费与就业,而就业压力和巨大的浪费也水涨船高,同步上升。西方这种政治经济思想与政策,以鼓励和满足欲望为先导,以利益争夺扩张为主导,不惜牺牲他人、牺牲全局、牺牲长远,其欲壑难填与实际利益争斗,远重于放眼长远与全局共生的可持续发展。这种饮鸩止渴的政治经济思想和路线,正在带领世界走入越来越深的危险境地。

美国当代著名学者萨缪尔·亨廷顿在《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指出:“西方赢得世界,并非靠思想或价值或宗教胜人一筹——因为其他文明国家因而归顺者少之又少——而是靠其在运用组织暴力上的优势。西方人经常忘记这个事实,而非西方人无时或忘。”其实,亨廷顿不知道,非西方人,如二十世纪以来的绝大多数中国人,也忘记了或者说还不知道这个事实。亨廷顿在该书中又指出:“帝国主义是普世论必然的逻辑结果”。“西方所谓的普世论,对其他地方而言是帝国主义。”“西方文明之所以珍贵,并非因为它很普及,而是因为它很独特。因此,西方领袖主要的责任不在试图依西方的意象重塑其他文明,这已经不是其正在没落的力量所能为,而在保存、保护和重建西方文明独树一格的特性。而由于美利坚合众国是西方最强势的国家,责任自然大部分落在它的头上。”

西方人在宗教歧视观念、种族歧视观念以及西方近现代崛起等等因素的迭加下,强化了其自我中心的偏狭傲慢感,用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的话说,那是一种“自我中心幻觉”。

 

古代中国素来以“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作为政治清明天下安定的目标,从未像西方那样提倡征服、管理全世界,或强加自己的宗教、文化、政治、经济观念给别人,或依赖经济利益无限扩张与赤裸裸的博弈争夺。中国很早就实现了政治大一统,并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并不缺乏对外扩张称霸的能力,而是因文化的自律,既不想外侵他国,称霸世界,给他国人民制造痛苦,不希望出现“冤冤相报何时了”的两败俱伤局面,不想无所不用其极,不顾人类长远与全局的利益。

同时,中国古人基于对人性的洞察与历史文化的远见,并不想提倡过分发展技术与资本,以免刺激人欲、机心无限膨胀,导致不可收拾的局面,害己害人。因而选择了对欲望、技术、资本、消费与利益扩张的节制路线。将人的能量与智慧,引入修身养性、慕道升华的高尚方向。

但也正因如此,中国在国家社会安定繁荣一段时间以后,因没有对外侵略扩张的欲望和称霸世界的野心,自然也不会为此而积极筹备与冒险进取,不会为此而积极发展技术、资本、消费与利益无限扩张,发展竞争力与战斗力。于是,一方面,人们可以安详地享受知足安定的生活,享受精神生活的安宁、充实与升华;另一方面,在内忧外患不明显的时候,就松散下来,淡化了防人之心与进取之意,而走向“逸豫亡身”甚至腐败的危险境地。这时候,遇到以冒险和利益争夺为本,且武器先进手段多端的外来势力时,必然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而西方近现代以来恰恰相反,选择的是放纵欲望与机心,鼓励发展技术与资本,以辅助利益无限扩张与争夺,辅助大规模殖民扩张行动,辅助推进军事、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种族、金融霸权。

当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葡萄牙、西班牙发现新航路、新大陆、环球航路,引起欧洲大规模的殖民扩张与侵略掠夺,加之人性对欧洲宗教神权与政治君权双重专制的反弹,就产生了对机心与人欲、对资本与技术、对人权与自由的释放与鼓动。配合了新教精神以及对工商业、政治、军事、经济、宗教的扩张欲望,就演变为工业化与资本主义的路线,演变为霸权主义。这些欲望、野心与处心积虑,使得他们深谋远略,并保持着“狩猎”与冒险的活力与战斗力。日本近现代的路线就是效法欧美,甚至走入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极端。但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也并未全盘西化,而是保留了部份从古代中国学去的传统文化。

古代中国因为懂得放纵人欲和机心的结果,主动选择了对其节制并加以修养、道义胜过利益的路线。而西方自文艺复兴、殖民运动、宗教改革乃至工业革命以来,走的则是相反的路线,是释放甚至放纵人欲和机心、利益胜过道义甚至利益等于道义的路线。因此,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近现代西方的崛起与称霸,是欲望与机心对节制与修养的胜利,是利益对道义的胜利。

人欲和机心,与节制和修养,是一对博弈的矛盾。中国宋代理学家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经过明代朱元璋以后的提倡,逐渐演变为过分压制人性,造成清末对“吃人礼教”的反抗。反之,近现代西方从文艺复兴运动乃至新教改革以来,放任人性,任其自然,一方面绽放出了人性创造力的美丽花朵,产生了不少闪光的思想与文艺作品,创造了给人们带来生活便利的科技物质文明;另一方面,也造成人欲与机心的放纵与泛滥,推动了世界范围的利益争夺与征战,破坏了弱势国家与地区的固有文明与民族文化,害人无数,害大自然无算,也使自己陷入欲壑难填与利益争斗的陷阱,而难以回头。

如果中国丢弃传统文化(已经丢得差不多了),效法欧美的路线,主动扩张,争霸全球,那未来的世界可真就越来越“热闹”了。西方现在担心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崛起的焦虑,不仅因为他们历史上的“黄祸”概念,也不仅是因为担心自己的霸权被削弱,担心西方文明衰落,也因为西方知道自己两百年来的舒服日子,是建立在亚非拉弱势国家与地区提供的廉价资源、廉价劳动产品与服务的基础上。倘若亚非拉弱势国家崛起,效法西方,积极争夺全世界的资源与霸权,则西方“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好日子就难以为继了。可是,在这个世界范围的战国时代,在国际政治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道德环境下,只凭良好的愿望与善良厚道只会被人欺,必须要强大到无人敢欺,才有资格坚持正义,甚至主持正义。

 

自鸦片战争以来,挨打而迷惑,迷惑而求索,求索而自强。独立自强之后,迷惑却还在那里,于是继续在茫然中摸索前行。坚持与人为善,厚道待人,愿意相信别人,军事立足于防御而非侵略,在利益与道义的冲突面前,更多时候会选择道义,这就是一百七十余年来的中国。

而这一切的背后,始终缺乏知己知彼。

不管中国愿不愿意了解或面对西方,人家从鸦片战争开始,就已经打上门来,而且还使用了中国发明的罗盘、火药、造大船技术等等文明成果。两百年来,他们也从未放弃对中国以及其他亚非拉弱势国家垂涎三尺与虎视眈眈,随时找机会来“吃肥肉”、“剪羊毛”,随时找机会到处放火,而中国只是奔忙于被动救火,从未主动去给对方放火。

未来中国,虽不想称霸,不想欺负别人,但却不得不永远警惕狼虫虎豹的觊觎垂涎,不得不做奋迅的醒狮,不得不永远做到知己知彼,不得不永远坚持自立自强,不得不在军事、官民互信、情报、技术、财富、文化等领域,努力做到永远保有领先地位,惟其如此,才能永远不被人欺,也才能真正为世界和平、国际正义和道义,做出一份贡献。

对于西方历史文化的观念体系、思维方式、经验教训,与形而下的文明成果,中国必须彻底了解,进而借鉴与善加利用。既要避免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又要避免肤浅片面。以点代面或以偏概全,都是盲人摸象,不得要领。笼统化、简单化,或只见理论不见实际、只见表面不见内幕、只见局部不见整体,或只见好不见坏、只见坏不见好、只见好坏不见不好不坏,都是认知的陷阱,使人脱离实际。

概括而言,在形而上道与修身养性、协和共生的智慧与方法上,在天道、地道、人道及其关系的探索成果上,在宗教、文化、民族、种族的包容、亲和、尊重、一视同仁上,在与大自然的融合共生与敬畏尊重上,在务实、环保、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哲学上,在国际政治哲学文明上,在国内政治与教化责任统一、上下皆以历史文化精神自觉、自律、自治上,中国传统文化远胜于西方文化。在形而下道的科学技术研究与应用、资本运作、情报工作、利益博弈等方面,现代中国却落后西方许多。在文学、哲学与艺术方面,东西方各有所长。

着眼于人类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大方向上,东西方文化可以互补,也应该互补,应该彼此诚恳地取长补短,共同面向未来,面对当今世界的深刻危机,才有可能扭转当今世界这列庞大而快速的疯狂列车的方向,创造有希望的未来。否则,只有在利益博弈中,在对立与冲突中,制造人类的内耗与悲剧。

中国的历史文化,因为崇尚“道”,有形而上道与形而下道贯通的伟大文化体系,故而素来具备海纳百川的胸襟,善于将外来文化纳入“道”的体系中统领,好的东西就变为诸子百家的新成员,坏的东西则作为借鉴。这与西方文化以自我为中心强烈排他的文化性格迥然不同。

现在乃至未来,对于他国异域的文化,中国要继承传统文化的伟大精神,立足于知己知彼,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取长补短,将有价值的东西纳入“道”的体系内,以“道”统领,为“道”所正,为“道”所用。这是必须做的功课。

对于中国传统和当代的文化,也要以大道来梳理,以大道提纲挈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对于百年来政治意识形态钳制文化思想的困局,可以让政治思想、政治信仰与文化思想、文化信仰各自回归本位,则困局自解,“解放思想”的局面可由此真正打开。

对于中国自己现存的实际问题,首先要绝对保卫粮食安全、国防安全、金融安全,做到粮食的数量安全、品种安全、质量安全、自立自主;避免货币发行、汇率波动受制于人,受制于国际垄断资本和国际政治经济势力操纵的所谓“市场”,保持资本项目非自由化安全底线。始终坚守独立自主的方针,不可天真地寄托于他人开的药方。要避免困于空泛理念的无谓争论陷阱,避免激进主义、民粹主义造成混乱,树立司法公正的权威,健全法治这个平衡社会公正、消化社会矛盾的大轴,避免脱离实际的拍脑子订政策的草率敷衍,防范个人利益、部门利益、利益集团、外国势力渗透的掣肘。官吏(公务人员)要与民众始终保持同甘共苦,密切融合在一起,共同面对问题,花足够的功夫与辛苦,在透彻而全面的调查了解基础上,做出诊断,开出切合实际的药方,并肯扎扎实实辛苦跟进,如此才可以建立信任、信用、信义,才可能同心同德,无坚不摧。如果不能保持同甘共苦,终将离心离德。而信任、信用、信义,不仅仅是货币的基础,也是良好的政治、经济、社会关系的基础。缺乏了这个基础,人与人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国际之间的一切良好社会关系,都无从谈起。即便是“自由、民主、人权”,离开了社会关系也无从谈起。

而民众也应树立功德意识、公民意识、诚敬意识、责任意识、本分意识,重拾礼义廉耻心,避免陷入激进主义、民粹主义,避免陷入只是抱怨他人、抱怨社会、抱怨国家,而自己却未从我做起以身作则的不负责任的误区。每个人都有建设社会公德,建设健康社会环境的本分责任。若人人从我做起,每天坚持诚敬于己,诚敬于人,诚敬于事,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做好自己分内的人,则每个人都会变成一个健康力量,整个社会国家就会越来越健康,蒸蒸日上,充满希望与力量。

鉴于人性的弱点和欲望,对于一切“权力”和“权利”“自由”的分配与约定,应给予逐步调整,使之趋向平衡制约与良性互动。这种分配、制约与疏导,要借鉴大禹治水的经验,变“水害”为“水利”。

对于教育,要提倡家教与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并重,坚持人格养成教育、为人处事教育、生活能力教育、谋生技能教育、知识教育与能力拓展教育并重,充分利用现代传播手段,使全民共享优秀教育资源。不论是职业技术教育还是大学与研究所教育,实行宽进严出策略。就业门坎以职业技术资格而非大学文凭为主要评价指标,职业奖罚与职务升降以务实的工作表现为评价标准。树立以正当劳动谋生光荣、人格平等、职业无贵贱的价值观,鼓励从事自己感兴趣或真实志愿的职业。

对于基础科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创造力的培养,应予政策与资金扶持,支持耐得住寂寞的科研人、文化人。在工商业盛行、城镇化城市化时代,人们的生活数据采集依赖于货币购买,如果科研人员和文化研究创造者的生活面临危机,是无法安心于研究与创造的,更不要说耐得住寂寞,守得住人格与道德操守。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所有公共服务系统的人员。

对于应用科技研究,应从重视并普及职业技术教育与人格养成教育入手,改变唯大学文凭主义的本末倒置价值观,当大多数人具备谋生技能与健康人格的同时,也就具备了有最广范人群基础的技术自由创新能力与社会健康生活能力。

对于本土技术创造、民族资本、民族农工商金融业的发展,应予大力鼓励扶持,同时要以法律与道德善加规范与引导,避免害己害人。

对于国际资本与农工商金融势力,应在善加利用的同时,提高警惕,做好全方位的安全防范。

对于国民的衣食住行,要以经济、务实、节俭、便利、环保、安全、健康为原则,反对奢侈、浮华、腐化、不安全化、不可持续化。现在很多疾病是吃出来的,不仅因为食品安全问题,更多的是因为吃得太多,数量多,种类多,反而不利于健康。应提倡健康饮食应数量少,种类少,必要营养够了即可。这样既健康了身体,又降低了粮食进口压力。未来应建设足够发达的轨道与地面公共交通,取代以私家车为方向的发展趋势。培养大批量而便利整洁、价格平民化压力小的租房市场,逐步替代购房为主的潮流,就会形成居者有其屋且方便人口流动工作变动的格局。鼓励设计民族服装,提倡民族节日穿民族服装,尊重民族礼仪。

对于医疗保健,应中西医并重,取长补短。基层以小区或乡村全科医生为主,利用现代中医诊断数字化成果与现代传播手段,实践“上医治未病”的预防医疗方针,处理小疾小患,并进行全民身心保健教育、全民健身运动,培养全民身心健康生活方式。如此必定大幅降低患病率,降低重大疾病患病率,大幅降低民众和财政医疗负担。在此基础上,专科医院和大医院的压力自然大幅降低,可进一步优胜劣汰,优化服务。

纠正社会事业如教育、医疗保健、传媒、出版等行业的泛商品化、泛市场化问题,扭转社会事业一切向钱看、被钱所玩弄愚弄、役使的局面,从政策与资金上,保证社会事业的必要公益性与公正性。大力鼓励民间办社会事业、公益事业。

反思经济思想与政策,借鉴中国历史文化的优秀政治经济哲学与经验,参考西方经济思想政策与实践的利弊经验,制订真正可持续发展的务实而主动的经济方略与政策。

慎重推进城市化或城镇化。取城市与乡村之长,避城市与乡村之短为原则,尝试“城市乡村化,乡村城镇化”的路线,慎重设计未来城镇与乡村的结构与功能。建设生活服务便利务实而不奢侈浪费、环境秀美宜居的居住文明。在城镇化进程中,要特别注意借鉴历史上因土地买卖兼并,导致流民大量产生、农业荒废而动摇政权的深刻教训。

树立立法与司法公正。立法与司法公正的不足或欠缺,就不可能产生对权力、权利、自由、利益的公正分配、平衡制约与正常保护,不可能对矛盾与冲突有公正的法治处理,社会道德就会受到侵害,社会风气就会败坏,社会矛盾就无法有效消化而不断积聚起来,政府直接面对的社会矛盾压力与政治风险必将空前加大,社会和国家容易滑入混乱与动荡的局面。立法与司法公正,与礼义廉耻同样重要,对于国家社会而言,如同房屋的四梁八柱,梁柱倾斜,房屋便危险了。

应在各领域警惕防范国际各种实际不友好的势力,应借鉴中国战国时代的国际政治经验,善于利用国际政治主体内部与彼此之间的利益矛盾。有时要针锋相对,决不让步;有时要围魏救赵或转移矛盾,巧妙化解困局;有时要用经济手段实现政治或军事目的;有时要用政治或军事手段实现经济目的;有时要用军事手段实现政治或经济目的;要善于“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避实击虚,取得“不对称”优势与胜利。

在各领域,要坚决避免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被人牵制。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技术、贸易、金融、宗教领域,没有无私的老师或朋友。倒是打压、封锁、牵制、欺骗中国的事情屡见不鲜。

这是一个不论你说什么做什么,做对做错,都有众多不同意见的时代。唯有扎扎实实、不辞辛苦地立足于现实,勇敢走出自己的强国之路来。要有这个自信与勇敢!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就会永远“纠缠于”对方的步调,永远被人牵制,永远避免不了落后,甚至落到邯郸学步不知所措的下场。实实在在走出自己的有效道路,那些遏制你的势力反而会被动。

同时,即使你想径直走自己的路,想过安生的日子,可别人却不想你安生,自会扰乱你。因此,在勇敢开创自己道路的同时,必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随时掌握世界上各领域的动向情报,以便及时应变。

当中国自立自强于世界,既不欺人,也不被人所欺,才可能使这个世界变得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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