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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从人性到历史(一) 
作者:[陈思] 来源:[作者惠寄] 2014-05-02


        第一章 人性铸就历史(导言)

 

 

首先需要说的是,世上一切学问,都是人们的主观认知。因而或多或少总难免盲人摸象、刻舟求剑乃至主观臆想之弊。何况,古今中外,历史、地理、文化,内容之渊博,令人望洋兴叹,恐无人能穷其涯际。正所谓生也有涯而知无涯。因此,谁也无法代表真理。即便今日惟其马首是瞻之自然科学,也是只能证伪,不能证真。但这并不妨碍探索、交流,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启发切磋,以利成长。因此,本书也只是表述笔者目前所知所思所想,以期抛砖引玉,疏漏错讹之处在所难免,尚请读者善自甄别并予谅解。

近现代的世界历史,是西方主导的历史。而影响西方主导近现代世界史的背后力量是什么,很值得研究。毫无疑问,影响历史的因素繁杂众多,如同满天繁星一般,不可尽数。但是,在满天繁星中,有一些大的星座,使星空图有脉络可循。同样,在历史的长河中,也有一些灯塔和航标,可以提醒人们,认清航向与时空区位。本书探讨的主题,就是影响世界近现代史的重点文化思想力量。

由于每位思想家的思想,实际影响人们、影响历史的,并非其全部思想,而往往是具有代表性的部分思想,甚至仅仅是一两个重点观念。所以,本书在影响近现代世界史的众多思想中,侧重挑选具有主要灯塔与航标作用的思想,做一个精要的列举,而不作全面详细的介绍,目的在于突出重点,提纲挈领,廓清视野。有些思想,虽未引起政治经济的历史变化,但却影响了不少人,正在影响历史,有其研究价值,所以也做了简要介绍。

在介绍这些重点思想之前,有必要谈谈几个影响人类历史的基本问题。

首先要交代的是,人类身心与环境的互动,是人类历史演变的永恒动力。这些互动很复杂,包括了人们认知能力的参差不齐,对自己与环境的无知与判读,饮食男女的欲望驱动,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与过分贪婪,种种情绪与向往的暗流涌动与兴风作浪,意见、情绪、利益的无限纷争等等。可以说,人类历史,就是人类的心身特点和习惯,与环境错综复杂的互动,被动或主动的演出。这是人类历史演变的总背景、总动力。

其次,分别谈谈人性、地理与生产生活方式、宗教、社会领导阶层等几方面对历史的影响力。

 

一、  历史视域下的人性基本特点

 

人性的问题,古今中外的讨论很多,且不管历代思想家的论说,只是综观古今中外人们的实际表现,就会发现,不论古今中外,不论任何种族与文化,不论任何体制制度下的人们,都有很多具体而共同的特点,也并不抽象。比如:各种欲望、愿望,贪心,迷惘,无知,认知能力的局限与认知结果的差异,认知的主观性,喜,怒,哀,乐,悲,喜,好,恶,自我观念,各执己见,得失、是非、成败、荣辱、美丑、善恶、高低、强弱、胜负、幸与不幸、满足与不满、如意或不如意等等观念,傲慢,不敬,不恭,怀疑,迷惑,犹豫,相信,崇拜,迷信,幻想,错乱,混乱,愚蠢,痴迷,痴狂,嫉妒,羡慕,猜忌,忌讳,散漫,懈怠,放逸,浅薄,片面,尖酸,刻薄,偏激,恨,恼,怨,瞋,仇,狠,毒,害,报复,不信,不安,恐惧,忧,愁,苦闷,郁闷,纠结,纠缠,遮掩,欺诳,无惭,无愧,后悔,骄傲,破坏规矩,坚持似是而非的思想观念等等。同时,也有善良,良知,理性,反省,慈,悲,仁,义,惭,愧,宽容,尊敬,求知,信任,信念,勤奋,安定,守规矩,以及偶尔显露的智慧……这一切,都是人性中常见的心理特点。一刹那间,人的心中有大大小小很多念头,哪些心理占据主要地位,哪些位居次要地位,不一定的,随时在变化。

同时,人是有身体的,有生老病死,要饮食男女,要衣食住行,要吃喝拉撒睡,要安全,要医疗。基于身体,反过来更加深了“自我”观念:怕死、怕病、怕老、怕孤独、怕失去、怕失败、怕被否定、怕被威胁、怕被伤害、怕被剥夺、怕被不公平不公正对待。

人与人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基于上述身心特点,就发生了种种关系。而意见分歧与利益纷争,也成为人类社会的常态。有分歧,有纷争,就往往引发负面甚至丑恶的心理与行为。同时,分歧需要用沟通和包容来中和,纷争需要用公正公平来解决。但是,人性的弱点会使沟通、包容、公正、公平不易实现,如果加上了宗教、文化、族群、政治、经济、利益因素,就更难实现了。即便订立了相对公平公正的规则、律法、制度,人性的弱点和利益的诱惑,也往往会想办法钻空子,利用规则制度法律,甚至破坏规则制度法律,除非有足够的道德修养自觉自律能力。因此,修身养性就很有必要了。

修身养性是毕生的功课,如同每天需要刮胡子洗脸一样,胡子每天要长,脸每天会脏,心中的杂草随时也都在生长,所以身心也需要随时修养。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方面的学问与经验,是全世界最为丰富而高深的。但是,修养如同调节琴弦,调得太紧就容易崩断,调得太松也不成调(俗话说不着调)。例如,当中国宋代理学家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观念被普遍提倡,就必然激起人性的反抗,配合了清末被洋枪洋炮连续打败的沮丧,加之西方对中国学者有意的引导,从而导致了二十世纪初,对整个儒家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极端反动。再比如,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以及后来的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是基于人性对中世纪以来神权、政权双重专制的内在反弹,加之中国元明两代对西方的刺激而引发的。而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资本主义兴起之后,欧洲的人性得到解放与张扬,人性中的创造力得以释放,但各种欲望也由此而无限膨胀,在技术、资本、政治、经济、文化裂变的同时,也造成对他国异域的侵略、掠夺与霸权主义,以及对大自然资源的过快过度消耗与破坏。

上述人类的身体、心理特点,都属于人性的特点。请问古今中外,哪个种族,哪个时代,哪个人没有这些特点呢?

仅仅是基于人性的特点,还不需要加上其他因素,古今中外,便永远不可能有完美的人治或法治,也没有完美的民主与自由。而且也不会有一劳永逸的不变的制度,因为人心随时在变,环境随时在变,情况随时在变。被寄予很高期望的教育与制度,在根深蒂固的人性弱点面前,常常感到无奈。试想,人们对自己都没有充分的认知了解,连自己的心都把握不住,却寄太高期望于制度于环境,寄太高期望于他人、于社会、于国家,不是自相矛盾吗?其结果一定是常常失望而怨天尤人的。

如果无视或没有充分考虑人性的特点,而侈谈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的理想或现实,那就忽略了人类身心行为的基本出发点、立足点,因而必定不切实际。古今中外一切涉及人的学问,包括哲学、政治学、宗教学、经济学、军事学、法学、社会学、金融学、心理学、历史学、人文地理学、管理学、文学、艺术,以及自然科学的研究与应用、发明与创造,乃至任何做人做事的学问,均与人密不可分。如果没有对人性充分全面的了解,与对自己和他人的透彻洞察,就难免发生学问的幼稚、偏差,甚至会错误得离谱。但不幸的是,古今中外,这样的问题比比皆是。

人类的思想、理想、愿望,可以像风筝一样,美丽地翱翔在辽阔的蓝天。可是,人类身体与心理的弱点,却像大石头一样,坠在思想与理想风筝的下面。人活在地面上,却都想上天,想自由自在地飞翔。但是,即使乘坐航天器飞得再远,也终究要落脚在地面上。如果没有天使般纯净善良的心地,活在哪里都不会是天堂。

 

二、  地理与生产生活方式的潜移默化

 

各民族与国家生存的地理环境条件,对其历史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诸如热带、亚热带与温带、寒带的差异,内陆与沿海的差异,大陆与海岛的差异,由山脉、高原、河流、海洋分隔而相对独立成块的地区,或不能独立成块的地区,山地、高原或平原地区,江河湖泊流域或林地、草原、戈壁、沙漠地区,资源丰富或贫瘠,湿润或干旱,以及本国疆域的大小,邻国疆域的大小,本国与邻国地理资源的差异等等,这些地理条件,直接导致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并演变为文化差异、民族差异、政治差异、历史差异,直接影响着国际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演变。

生产和生活方式,对人类行为与历史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以农耕为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使人们的生产生活,很大程度上依靠土地与天气变化,饮食自然也以植物为主,动物为辅,人心自然会敬畏天地,重视节气变化,遵守农时,重视家族、宗族与邻居、朋友的互助协作,建立天地人密切关联互动的道德伦理文化,也必然奉行勤劳节俭的美德。勤劳会促进生产,节俭则促使财富累积,因此遇到战乱或灾荒之后不久,勤劳节俭就会使财富迅速积累。这样的生产生活方式,使人们自给自足,若有剩余产品则用来贸易交换,由此产生了商业活动。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商业,往往遵循保守的商业道德,保持较低的利润率。这种生产生活方式下的普罗大众,自然安土重迁,爱好和平,即使保有武力,也是防御为主,很少主动攻击他人,除非为了灌溉水源或其他稀缺生产资料的必要争夺。以农耕文明为主的国家、民族,如果可以自给自足安定生活,其军事往往习惯以防御应战为主,一般不愿主动侵略他国,除非发生重大文化变异,或领导阶层贪婪大起且得到本国支持。

而土地贫瘠地区的人,就会因贫困而想方设法谋生,改变生存方式,根据各自的条件,或经商,或渔猎,或游牧,或航海,或迁徙到有土可耕的地方,甚至铤而走险,侵犯别人,掠夺别人的土地、财富。土地虽不贫瘠,但农业长期不发达的社会,也往往会根据地理条件,选择或游牧、或渔猎、或经商、或航海、或侵略的生存方式。而以游牧、或渔猎、或航海为主的生存方式,特别需要进取与冒险精神,进一步,就容易形成贪婪与攻击掠夺的行为习惯。除非像印第安人的文化,虽然农业渔猎并存,但其文化是相信万物有灵,敬畏大自然与生命,克制自己,不敢过分。

人们对生产生活更加便利的愿望,以及对节约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以获取更多利益的欲望,促使了技术的发明与应用,当这种愿望、欲望与行为,没有受到国家制约,而是得到国家的放任甚至鼓励支持时,工业革命便产生了。工业革命以后,商业的基础就扩大了很多。工商业的大发展,带来产品丰富与贸易大繁荣。所谓集市、城市,本来就是贸易的场所,商品的集散地。工商业的发展,催生了越来越多的城镇与城市,使非农业人口越来越多。城镇人口的生活不再直接依赖农业,而转为依赖就业,通过就业获得收入来换取生活资料。工商业主对扩大业务与利润的欲望,以及城镇居民对就业机会的需求和高收入的欲望,都要求提升生产与销售的效率与效益,提升利润率,于是促使生产扩大与分工细化,使行业、职业越来越多样化,服务业越来越繁荣,生产与贸易的种类与数量不断增加,因而促使货币发行量不断增大,货币流通加速,物价上涨,产生众多不必要的消费(其中包括奢侈品消费与奢侈的生活方式),资源消耗也越来越快,越来越多,浪费也越来越严重,通货膨胀与货币贬值不可避免,由此产生了市场调节手段,包括货币政策等等。

其实,货币价值的基础首先是有效货物或有效服务。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来说,货币价值的基础是信用。当货币实行金本位时,货币的信用已经出现问题,实行金本位是挽救货币信用的手段。后来,金本位被废除,货币的信用越来越缩水了,现在的纸币以及电子货币的信用基础正在泡沫化。

谈到城市,所谓“市”,其本义就是商品贸易的集散地,是做生意的地方。因为贸易的频繁、商品消费的便利,而吸引了大量人口聚居在城市中。所以,城市会使工商业服务业发展发达,带来人们生活的丰富与便利。但与此同时,也必然带来消费的攀比,刺激欲望的膨胀,使人们难免攀比、多欲、狡狭、堕落、烦恼、脆弱。货品与服务种类丰富、贸易频繁、生活便利、依赖就业、谋求高利润、攀比、消费、奢侈、浪费,是城镇城市文化的特征。

同时,工商业服务业与城镇化城市化的发展,又反过来促使技术产生前所未有的发展,使资本产生前所未有的累积,使产品极大丰富,使贸易遍及社会几乎每个角落,各种交易、利益扩张与争夺前所未有地泛滥。原本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被依赖贸易与货币的商品与市场经济所取代,人们生活与生产资料的获得,空前依赖于就业,依赖于货币购买、贸易交换,加之欲望被眼花缭乱的商品与消费攀比刺激得空前膨胀,就使货币变得空前重要,使得货币钱财变得像毒品一样,被人们所依赖。道德、道义、独立人格、独立做学问,这些传统价值,在城镇化生存生活的货币依赖面前,显得空前的脆弱。掌控资本与货币权力,就掌控了工商业社会最有效的权力。这股新兴势力,不断挑战、利用甚至操控着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权力乃至法权、规则制订权与解释权。资本、技术与工商业、政治、军事、文化的互动裂变,迅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改变着人们的观念,改变着社会风气,改变着国家的军事、经济、政治与文化,改变着国际经济关系与国际政治格局。

    因此说,地理环境与生产生活方式,是影响人们行为与历史文化的重要因素,决不能轻视。

 

三、宗教文化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信与疑,是人类心理的两大现象。人们的意识活动,几乎随时都离不开“信”或“疑”。这个感觉,就如同盲人抬脚走路时,对脚下的路是信还是疑,决定了他能否安心地踏出每一步。要想一步步走下去,就不得不在每一步中,都要经历“疑与信”的心理历程。“疑”的心理又伴生着“恐惧”感,“信”伴生着“安慰”感。于是,就产生了对人生“信仰”的需求。

信仰,属于信的一类,使人平时就可以仰赖,可以不必总是处于信与疑的选择焦虑中,可以作为人生的基本方向与参照坐标,来指导自己的心身行为,是一个基于人生大框架的假设定位上,大致上安顿心灵的凭借。信仰对于绝大多数人的实际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其信仰本身正确与否,而是它可以带来个人心灵的安顿与安慰。

宗教信仰是信仰的一类。如果广义的说,你信仰什么,什么就是你的宗教。

虽然现在号称是科学昌明的时代,但全世界目前的七十多亿人口中,八成以上仍然信仰宗教,宗教信仰是他们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深刻影响其思想情绪与行为的力量。另外一二成人口,则凭借其他信仰,或尚未稳定扎根的思想、情绪与实际需求过活。就在2012年,在当今最发达的美国,盖洛普的调查结果显示,四成多的人仍然相信《圣经》中说的上帝造人论;另四成人,相信上帝造人与达尔文进化论并不矛盾,进化就是上帝造人的过程;其余一成半的人,则完全相信达尔文进化论,认为人类是进化来的。

宗教,是融未知与已知的思想与情绪于一炉,以信仰为根本的意识形态,是人类身心行为依靠的灯塔之一。宗教信众,往往会把教主当做全知甚至全能的信奉依怙对象。宗教信仰的背后,是人们面对茫茫未知领域时的恐惧与迷惑,焦虑与彷徨,也是面对现实无奈时的脆弱与求助。因此,在面对一切已知未知领域的矛盾与焦虑时,宗教信仰的力量,就成为人们做出抉择的基本依据之一。

在世界几大宗教里面,在原始教义中,最具平实平等的智慧启发色彩,最反对宗教偶像崇拜,最主张人人自觉、自立、自强、自我解脱、自求多福,主张自己对自己负主要责任、对他人负必要责任,主张人与人、人与万物一视同仁等量齐观的,只有儒释道三家。这三家后来被演变为宗教,可以说已非其本来面目。因此说,儒释道三家或三学,与儒释道三教,是不同的概念。

由儒释道三家演变为三教,可以看出,宗教的产生,其背后的动力,来自于人类面对无知、迷惑、恐惧时的求知、求助与依赖心理。而哲学与科学,更多意义上,是人类依靠自觉、自强来探索未知领域的产物。可以说,宗教、哲学、科学,是人类“疑与信”两大心理的不同产品,在根本上,都是为了解决好奇、迷惑、恐惧、不安与痛苦的。

其实,抛开“疑与信”的心理循环,抛开对一切念头的“抓”与“放”,清净的本心就会呈现

 

目前,全世界信仰广义基督教(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的人口数量,约占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信仰伊斯兰教的约占五分之一;信仰印度教的约13%;信仰佛教的约6%。其余是信仰其他宗教,或信奉其他思想,或信仰未定的人口。

那么,对近现代世界历史影响最大的宗教是什么呢?是犹太教与基督教。其余宗教及其信教国家民族,在近现代世界史上处于弱势地位,故而在此从略。

基督教是在犹太教的基础上,经过耶稣的阶段变化而来的。犹太教徒信奉希伯来圣经《塔纳赫》(也即《圣经·旧约》),不承认《新约》。基督教的《圣经》则是在《旧约》的基础上,经过耶稣的阶段之后,由众人编写汇总,增加了《新约》。伊斯兰教受《圣经》的影响很大,承认亚当(阿丹)、诺亚(努哈)、亚伯拉罕(易卜拉欣)、摩西(穆萨)、耶稣(尔萨)与穆罕默德,先后担任了真主安拉的使者。

大部分东方人通常知道的《圣经》与广义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停留在模糊的“耶稣劝善”的印象上。对犹太教则几乎不了解,只大概知道犹太人对子女的教育很特别,出现了很多了不起的人物。更不了解犹太教与广义基督教有着共同的渊源与共同的信仰。

犹太教与广义基督教的共同点,首先是一神教,而且是严格排他的一神教。例如《圣经·旧约·申命记》(著名的《摩西十诫》就在其中),其中多处强调,除了上帝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准拜其他的神或偶像(其中包括不准祭拜已故父母以及祖先,或拜日月星辰天地万物),不准妄称耶和华——上帝的名字,对异教绝对排斥,对待周围异教徒的原则是打击、驱逐甚至毁灭。对上帝要绝对信仰、敬畏、服从,如果改信异教,会被上帝毁灭。恨上帝的,必遭上帝严格惩罚,并祸及子孙后代;信上帝的,就会得到上帝的关照,福及子孙后代。这些严格排他、恩威并济的原始教义,触目惊心,但东方对其极少有人研究,更谈不上深入了解。这些教义,造成了其教徒们对本教之神的高度忠诚,以及对异教徒的深刻敌视,当它与人性的弱点相结合,就造成了历史上以及今天的犹太教徒、天主教徒、基督教徒、东正教徒与所谓“异教徒”之间的世代矛盾乃至仇杀。而近现代西方崛起之后,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火枪大炮,在全球实行殖民主义,推行霸权主义,对异教徒地区、国家实行无情侵略、掠夺、征服、奴役甚至种族与文化毁灭,这些行为的背后,均可找到打击异教徒、推行本教教义的“正当而合法”的宗教依据。这些教义与行为,与东方大部分人印象中《圣经》宣扬博爱、慈善的形象,是截然相反的。用非洲殖民地牧师的话说:“基督徒刚来的时候,我们手里有土地,他们手里有《圣经》;但是过了不久,变成了我们手里有《圣经》,他们手里有土地了。”

同时,按照《圣经·旧约·创世纪》的思想,上帝按自己的形象造了男人,又用男人的两根肋骨变成女人,陪伴男人,而女人又被魔鬼欺骗而诱惑了男人,因而男人要绝对服从于上帝,女人要绝对服从于男人,就是理所当然。一直到近代,在西方,女人和黑人的地位差不多,是不被当作人来看待并尊重的,也因此引发后来女权运动的反抗。西方根深蒂固的宗教文化歧视、种族歧视与女人歧视,均可追溯到《圣经》。不仅如此,根据《圣经》,上帝让人来管理土地资源,管理一切动物植物,所以大自然万物要服从于人的管理与支配,而上帝选择的“优秀种族”子民,也理所应当代表上帝来统治世界。这些教义已在无形中,把上帝凌驾于人类与大自然万物之上,成为绝对集权、恩威并济、至高无上、不容挑战的绝对专制统治者,人类必须绝对信奉和服从于上帝;由此,“上帝选择”的“优秀种族”子民,也顺理成章地应该位居于全世界统治者的地位。按照《旧约》,上帝选择犹太民族作为最优秀种族,因而犹太人代表上帝统治管理全世界是理所当然的。这个种族歧视,使得犹太人以外的种族非常不满。后来基督教徒宣称上帝与基督徒订立了《新约》,由此,基督教徒也自认为具有了上帝赋予的统治管理全世界的权力。由此不难看出,近现代西方一直在推行的全球殖民主义、霸权主义,是具有深刻宗教背景的。这不过是“君权神授”的近现代版,但这个“君”已经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作为帝王的个人,而是至高无上的“神”“上帝”,是他赋予了其信徒族群或种族对全世界的统治管理权。这是在广义上的另一种“政教合一”。而且,敌视、仇视异教徒的教义,使得“党同伐异”甚至为此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的传统,在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这也是西方党派政治、重视组织力量以及多维度多领域霸权主义的宗教渊源,也必定带来世界范围的冲突动荡乃至战乱。而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虽然用启蒙思想家的理念为标榜,但其背后,却是不折不扣的利益博弈。这种利益的博弈与争夺,尤其在国际政治上,虽然常常被冠以堂皇的理由,但在实际上奉行的,却是丛林法则,不仅常常使用双重乃至多重标准而显失公平,而且常常践踏了真正的民主、公平、正义与和平。

《创世纪》的教义无形中将男人凌驾于女人之上,女人服从、服务、从属于男人天经地义;将人类凌驾于大自然万物之上,大自然万物服务于从属于人类天经地义。男人与女人之间、人与大自然之间,就变成了理所当然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关系、消费者与被消费者关系、享乐者与服务者的关系。这些教义,极为深刻地影响了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与历史文化。

再者,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又以主客体分割对立分析的思维方式为主要方法,其好处是分析与推理,有可能演变为理性思维、哲学思维、科学思维、专业分工细化思维、组织系统思维,挑战迷信与神学;其负面问题也不少,一方面,当逻辑思维及其衍生的科技与组织作为工具手段,服务于侵犯他人、其他种族、其他国家的利益时,服务于消费刺激生产,过快消耗资源破坏环境时,就变成了极具杀伤力的帮凶。另一方面,分析思维、逻辑思维,如果欠缺对整体现实的深远洞察,就容易使人困在思维脚手架中,陷入一个个认知与知识的分界隔断之中,造成分割与分隔,与完整的真实现实隔离分裂开来,使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局部不见整体,甚至只见理论不见现实,陷于对思维与理论的依赖与迷信,无法面对真实与现实。无形中,使人与大自然、与他人、与自己处于思维立场的分割、分隔、对立与矛盾之中。而且一边强调个体,强调个性自由解放,提倡个人独立思想与创造,一边也因欠缺对整体大道的体认,而感到个体的孤寂、脆弱、饥渴、贪婪甚至分裂,从而寻求打破个体与外界之间的界限与隔离感、分裂感,可是人们几乎不会从思维本身去查找原因,而是诉诸宗教、爱欲、文艺、娱乐、消费、占有、冒险,甚至攻击、破坏与征服行为,试图消除隔离感,填补孤寂与空虚,安慰不安与矛盾。然而,饮鸩止渴、扬汤止沸的方式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分析思维配合其他因素演变而来的近现代科学技术,以带给世界诸多便利与新奇,而成为人们信仰的新宠,科学精神可嘉,是探索宇宙与生命究竟和破除迷信的伟大努力。但与此同时,科学已经成为“正确”“真理”的代名辞。很多人一切唯科学马首是瞻,陷入了迷信科学的陷阱,科学沙文主义流行。科学在破除迷信的“证伪”同时,却常常忘记了科学的本身,也是只能证伪,而无法证真,只能趋近于真理,而无法等同于真理。因此,在提倡“科学”的同时,必须要留有余地,留有可错性的余地,不可将科学与“真理”、“正确”划等号。

近现代科学长于分析、精微、计算、推理与技术发明,但却弱于整体统筹;对心理形态的研究有之,对生命的精神来源、思维智慧来源的研究却无建树;对物质、生理、宇宙的解读也仅仅是初步,对广大宇宙以及人生各种现象的解释,不过是沧海一粟,还远未究竟。更因缺乏天地人大道的思维统领,使这个世界在科学技术与专业分工万花筒般的裂变中,在欲望膨胀与个人主义至上的躁动中,已如脱缰野马、疯狂列车。

 

宗教与科学这两种文化思想结合在一起,不知不觉间深刻影响了西方众多人的思维方式,也深刻影响了西方的历史文化与近现代的世界历史,使人心在人性本有的种种特点之上,交织了神的绝对权威,交织了宗教文化歧视、种族歧视,交织了宗教与种族征服、统治的观念,交织了分析、分割、分隔、征服与争斗的思维习惯,缺乏包容一切的大道来统领,这种文化使得人心更加充满矛盾、冲突、不安与贪婪;使大自然万物变成征服、统治与消费的“物”化对象;使异教徒变成了打击、征服、统治、奴役、剥削的对象;使其他人、其他种族、其他文化、其他国家,变成竞争对象或假想敌。因而,当近现代西方发现了新航路、新大陆、环球航路之后,就争先恐后地争夺殖民地,从而快速推动了欧洲的武器、航海、军事与多种技术发明的提升,催生了越来越大的资产者阶层,带动了宗教与政治法律变革,使资本主义崛起,高举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帜,与传统势力展开了赤裸裸的利益争夺与重新分配。然而,他们对全世界的利益扩张与霸权脚步,并未因“自由民主人权”的概念而停下,而且在军事霸权的基础之上,又增加了高技术与垄断资本的手段。即便是在提倡宗教信仰自由、人人平等、民主自由的今天,其宗教文化歧视、宗教文化势力范围的扩张与利益争夺也从未停步。

这种思维习惯与文化,与中国文化中民胞物与、天人合一、物我同体、众生平等的思想大不相同。其结果也差异很大。

 

中国传统文化下的社会,会敬畏大自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是一体不二、民胞物与、众生平等,而不是对立,不是管理与被管理、统治与被统治、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也不是主客体分隔对立关系。天道、地道、人道一脉相承,人与大自然相融,崇尚在物我相忘、天人合一中获得安心与永生。与人相处,则注重谦让、包容、协调、融和,以仁义礼智信来谐调人际关系。以“礼”的诚敬精神和恪守本分的伦理道德自觉,同时配合中华法系的制约,来维护社会框架的谐调。思维方式和文化精神,是以归纳于天地人合一的大道,统领形而下分析演绎的小道。诸子百家在追求贯通天地人的大道上并无二致,在形而下的分别演绎上则各有侧重,彼此之间似乎矛盾,实则互补。这样的文化精神,会使人尽量避免与己、与人、与大自然矛盾对立,不会在竞争、敌对与征服中疯狂,不会认为万物从属于自己应该服务于自己而肆意消费,不会认为自己应该代表上天来统治全世界,也不会因缺乏大道统领而陷入分割、分隔、分裂的思维与理论陷阱而不能自拔。这种文化精神教化下的人民,自然会崇尚融于自然,珍惜物力,节约资源;崇尚以道为本,养性修身,节制欲望;崇尚讲信修睦,和平共处,相敬相容,天下太平。因而,具有相同精神的佛教,在传入中国之后,很快就融入了中国文化。但是,这样的文化精神的反面,配合了人性的弱点,也容易使人在善良厚道待人的同时,减弱了预防盗贼之心;使人在修身养性随遇而安的同时,也弱化了抵御外敌的能力。于是,当清末中国被船坚炮利的西方侵略时,就措手不及,几乎任人宰割。应该受到谴责的,当然是侵略者与强盗,而不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但不幸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传统文化却成了替罪羊。中国人应深刻反省,理清自己与世界的历史文化,建立文化自强与自信,同时要保持足够的警惕,迅速提升国防实力,使民富与国强尽快配合起来。

 

西方文化思维下的社会,除了与异教徒难以兼容以外,人们容易感到对大自然万物乃至全世界的管理、统治、索取、消费乃至征服,是上帝赋予的权力。容易欠缺对大自然的敬畏,欠缺对大自然万物、对其他人、其他种族、其他文化、其他国家的尊重与和谐兼容精神,而且往往立足于征服、统治、管理,甚至消灭异己的立场。因此,这种文化思维,与世界和平、人类共容是相违背的。当这种文化思维,经过新教改革加尔文主义的演变,使欲望、技术、资本受到鼓励,就大为促进了工商业金融业的发展,不断刺激着生产与消费,在带来产品极大丰富与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刺激人们产生了更多的欲望,加深了对钱财的迷恋与依赖,内心更加不安与烦恼。并且产生资源快速消耗与环境恶化,工业革命以来两百年消费的资源及环境污染,远远超过了全世界过去上万年消费与污染的总和。同时,也使西方有条件推行在农、工、商、科技、军事、政治、宗教、文化、金融、传媒等众多领域的世界霸权。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利益的诉求与扩张争夺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现象。即便是占据道义高地的西方宗教,也在布道宣教的同时,与财富的聚敛和经营密不可分,他们以商业、金融、政治的手腕,辅佐传教,经营并扩张着宗教文化势力。尤其西方新教改革以后,人欲的释放与资本、技术的崛起,使利益争夺空前频繁而普遍,产生了对组织联合与法治规则的需要。因为,建立组织,可以集中众人的力量获取更大利益;利用法治系统,则可处理大量而频繁的利益冲突与纠葛,而王权与政府也因此而受到挑战与改变。逐渐的,王权、贵族与政府的权力受到一定的制约而减少滥用的机会,同时,也避免了社会矛盾完全集中到王室、贵族与政府身上,法治系统成为一种承受和消化社会矛盾的中坚力量。然而,法治至上的负面问题之一,是出现太多钻法律空子或利用法律规则谋取私利,却不以为耻的现象,也即“民免而无耻”。而中国传统文化是道义礼法合一,以礼义廉耻等等文化道义自觉自律自治,结合系统的法治,将教化与政治、法治结合起来。事实上,中华法系自成一格,并非如现代很多人所认为的“中国古代没有法治,仅仅是人治”。偌大一个中国,如果没有系统的法治配合系统的人文教化与政治,根本不可能以占人口比例极小的典型“小政府”系统,实现古代中国的有效治理。

再者,在欧洲宗教神权专制与欧洲式封建政治专制的双重桎梏中,人性酝酿反弹的能量。同时,欧洲小国林立,彼此因宗教、政治、经济的利益争夺而征伐不断。加之受到元帝国西征与郑和下西洋的刺激,以及新航路、新大陆、环球航路的发现,再配合分析分割式思维等等因素,导致文艺复兴、殖民运动、新教改革、技术与军事提升、启蒙运动以及资产阶层崛起等连锁变化,伴随着对人性解放、人权、自由、民主、个性、公民权利与福利的追求,深刻挑战了欧洲传统意义上的宗教与政治专制。而人权、自由、民主等观念,在解放专制桎梏的同时,并未被西方国家用来建设世界和平、尊重各国各民族文化。相反,西方列强实行的是双重或多重标准,一边在本土大讲人权自由民主,一边却对外实行大规模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殖民、侵略、掠夺、屠杀与霸权,摧毁其他民族国家的文化与自信。后来,殖民地国家借种种机会纷纷独立自主,于是,西方列强就改用这些观念来煽动那些国家的群众,颠覆其政权,建立亲西方的甚至是傀儡的政府。这些观念也被很多国家在野的反对势力,作为推翻本国政权的号召。的确,这些观念用得好,可以保护个人的权益,制约权力的滥用。但用得过分,就会演变为利己主义、过分的自由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现在很多西方发达国家,无不背着高福利的沉重负担而难以为继。有的国家,则在经济危机的时候,因民众反对降低高福利待遇而濒临破产。

 

犹太教与基督教都信仰上帝和《圣经·旧约》中的诸多教义,但又有重要分歧,分歧就在于《新约》。

根据《旧约》,犹太教徒认为犹太人是上帝唯一眷顾的最优秀的民族,上帝与犹太人订立了关照犹太人的约定,上帝要求犹太人以少胜多,消灭异教徒。他们不承认耶稣就是《圣经》中传说的基督救世主弥赛亚,不承认《新约》,从不过纪念耶稣的圣诞节。

而基督教则认为,是犹太人害死了耶稣基督,犹太人不再是上帝唯一眷顾的民族,上帝特别照顾犹太人的“旧约”已经解除,上帝与基督徒之间重新订立了《新约》。

犹太教徒与基督教徒之间的矛盾,导致基督徒不断打击犹太人,并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犹太教徒一直在夹缝中争取生存机会,因此异常努力,常常是只要能赚钱,什么都可以做。因而犹太教徒的营利能力得到长足的发展。同时,他们也善于从其他民族文化中汲取智能与经验,为其所用,但决不动摇其对上帝和《旧约》的信仰。生存的危险与压力,促使他们积累了诸多生存智慧与商业、金融业、情报业经验。同时,犹太教徒因《旧约》中上帝的性格特征影响,以及被打击迫害的历史漫长,以牙还牙的复仇心理逐渐生根变成心理习惯,反过来又成为其愤发图强的动力。犹太人坚信,他们是上帝唯一眷顾的最优秀种族,上帝赋予了他们管理全世界的职责,这种信念一直支撑着他们,在历史的夹缝中顽强地生存、奋斗、壮大,并养成工于计算、深谋远略、耐心布局的习惯。

近代基督教新教改革,尤其加尔文教派的兴起,为资本主义的兴起打开了一扇大门,也为犹太人的生存开启了新的空间,使其在多领域迅速成长,逐渐成为悄悄影响近现代世界史的重要力量。在农工商业、金融业、情报业、能源业、军火业、传媒业、影视业,在法律界、政治界、宗教界、文化界,以及经济学、社会学、自然科学领域,出现了很多杰出的犹太裔人物,他们逐渐成功掌握了众多领域的命脉,并成功建立了以色列国。甚至在不久前,他们还影响了基督教天主教派的罗马教皇,出来宣称耶稣遇害并非犹太人所为。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曾感慨:“影响美国经济的只有200多家企业,而操纵这些企业的只有六七个犹太人”。占美国人口仅为3%的犹太人,如今已掌控着美国至少70%以上的财富,深刻影响着美国的金融、政治、经济与外交。美国流传着一个说法:“犹太人不仅操纵着华尔街,统治着好莱坞,操纵着美国的新闻媒体,甚至连美国总统也是犹太人选出来的。”法国《世界报》也曾评论说:“美国和以色列是钢铁关系,一方面犹太人通过钞票和选票影响美国政府;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的巨大影响力,在历次美国大选中,犹太人都是两党竞相讨好的香饽饽”。

 

基督教又分化为三大教派:天主教,东正教,新教。

天主教,是西罗马帝国时代形成的,以罗马教廷为中心的基督教派。

东正教,是东罗马帝国时代形成的,以俄罗斯、土耳其和东欧为主要信仰地区。

新教,就是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分别领导的基督教改革之后的教派。流行于美国、中国的基督教主流教派,就是新教。

东正教与天主教的分裂,在历史上,尤其11世纪初(相当于中国宋代初期),是由东欧与西欧的宗教、政治、民族势力的混合争斗而产生的。十字军东征,就是这个背景下的历史事件。

新教,在16世纪(相当于中国明朝中后期)产生于同罗马教廷利益的纷争,由德国的马丁路德开始,在瑞士的法国人加尔文也发动了新教改革,形成加尔文教派,成为后来新教的主流教派。加尔文教派由教徒们选举长老,进而选举高级教职人员的制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近现代西方选举政治。加尔文教派主张,从政、经商、放贷获利,与从事宗教职务的地位一样,都是同等服务于上帝的。从而给了从政、经商、放贷获利等行为以高尚的宗教地位,因而极大地促使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崛起,并迅速成长壮大,与政治、科技相结合,瓜分世界,行使上帝所赋予的“管理世界的权力”,主导了整个近现代世界史的方向。

 

总之,宗教是影响世界八成以上人口的精神力量,不了解宗教,就很难懂得世界上绝大部分人口与国家、民族的文化、思维与行为,更不会明白国际政治的背后,宗教及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扮演着怎样的重要角色。

大凡宗教,几乎都有劝善和克制人欲的一些教义,使信众发扬善心善行,克制部分欲望。但有些宗教的教义,却有不少排斥异教徒以及其他种种非和平、非包容、非慈悲的教义。这些教义与人性的欲望及其他弱点相结合,再配合地理与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就会使教徒们的行为变得异常复杂,常常违背宗教劝善的一面,做出很多恶行,来满足个人或集体私欲,侵害别人,侵害“异教徒”种族与国家。

 

四、  社会与国家的领导阶层

 

影响历史的事件与思想家很多,有些思想观念和事情,因其发生在特殊的时空节点上,会引发出人意料的重大连锁反应与后果。就如同一个人在生活中,难免吃过很多药,每种药的作用各不相同,用在何时何处,药量多少,效果也大不一样。有的药,一点点就已经很致命了。思想就是直接影响人们心灵与行为取向的药。

然而,任何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位居实际领导地位的,是掌握政权(包括行政资源、军事资源、财税资源、立法与执法资源)的执政阶层,以及掌控大量社会财富的阶层。思想家们的思想与文艺作品,不论多么深刻、多么精彩,其所影响的对象,多是知识分子或普罗大众,对于执政阶层和财富掌控阶层而言,其影响力终究很有限。执政阶层和财富掌控者们所重视的,往往是有助于他们处理眼前紧要问题,获取实际效益的思想。所谓长远的政治经济方略,不过是现实利益的延续而已。而现实问题之复杂,也远非思想家们的思想所能包揽涵盖。

因此,影响现实政治经济的思想,必定是那些符合执政阶层和财富掌控阶层需要的思想。而知识分子和普罗大众推崇的思想观念,代表的是他们内心向往的理想,但并不代表在现在或未来可以兑现。

所以,审视领导一个国家的实际力量与行动方向,首先要看该国的掌舵阶层,也即执政阶层、财富掌控阶层的实际欲望和意图,而不要被他们堂皇的言辞所欺骗。更不能把该国思想家与文艺家们美好的哲思与作品,以及普通民众的善良,当做是该国的主流或全部。现代中国人在看待西方国家时,往往注意的是“汉译世界名著”那些西方思想家的思想,或者是西方的部分文艺作品,或者是西方百姓的一些善良行为,或者是旅游、留学、工作中所见到的异域生活光鲜的部分表相,把这些当做是西方国家社会的主流或全部。不幸的是,这种片面肤浅的认知普遍存在。其主要原因,除了人性“重远而轻近”“胜者王侯败者贼”的弱点之外,就是对本国与西方的历史文化欠缺了解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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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新法家网友(2014-05-04 21:26:28.0)
    第一句话就很有嚼头!好! 抛弃了主观,妄谈客观是现在中国人文落后的根本原因
新法家网友(2014-05-03 22:08:26.0)
    有一点也很重要:我们美丽的黑头发还剩多少了?那是中国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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