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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孙子兵法》,树立“智慧论”的国防外交思想 
作者:[张泰玮] 来源:[作者惠寄] 2014-02-19


摘要:
本文通过对《孙子兵法.计篇》和四渡赤水战役的对比分析认为,尽管战争是实力的较量,但实力不是战争的决定因素,战争的决定因素是“多算”,即充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基于这种认识,本文提出,我们应将 “和平发展,韬光养晦”的“实力论”国防外交思想,向“多算胜,少算不胜”的“智慧论”的国防外交思想转变。

 

四渡赤水是世界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也是毛泽东“一生的得意之作”。对比研究《孙子兵法》与四渡赤水,我们惊愕地发现,四渡赤水简直就是《孙子兵法.计篇》的现代版,甚至让人觉得,似乎两位伟大的军事家在1935年的春天,冥冥中有一次精妙绝伦的神交。本文将按照《孙子兵法.计篇》的逻辑顺序,解读其与四渡赤水战役的内在联系,进而引申出国防建设“智慧论”的新观点。

一、五事七计

在《计篇》中,孙子首先讲到,战争是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故此要对战争的五个方面“道、天、地、将、法”进行全面分析,然后从“主熟有道、将孰有能”等七个方面进行比较,就可以做到“吾以此知胜负矣。”

《孙子兵法》的这段理论在四渡赤水战役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遵义会议后,红军新的领导班子调整了指导思想,即由原来的主要关注敌我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并主要依靠军事对抗来获得胜利的指导思想,转变为全面关注“道、天、地、将、法”等战争诸因素、并依靠诸因素组合(即七计)来获得胜利的军事指导思想。

比如,在“道”方面,由于贵州山区信息闭塞,老百姓对红军极不了解,故此红军首先通过各种民族政策,积极争取地方百姓的支持,营造较为有利的政治环境,争取到百姓,就等于闭塞了国民党的耳目,让他们难以打探到红军的行踪。

在“天、地”方面,应该说贵州山区穷乡僻壤,加之天寒地冻、给养不足,对于红军极为不利。但山区容易隐蔽,河网容易隔断敌人,且红军在井冈山有多年的山区战斗经验,故此红军则化不利为有利,充分利用地形优势来回穿插,迷惑敌人。

在“将、法”方面,这是红军的巨大优势,因为多年的井冈山斗争为红军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军事指挥官,并摸索出了一套成熟的打法。但是受博古、李德的冒险主义思想影响,红军放弃了这种打法,也搁置了一些军事指挥官。在毛泽东回到军事领导岗位后,迅速地恢复了原来的打法,也开始重用一些优秀的指挥官。

全面关注和运用“道、天、地、将、法”诸因素,为依靠诸要素的组合,从“七计”展开全面斗争建立了良好的基础。

从“主熟有道、将孰有能、天地熟得、法令孰行、民众孰强、士卒孰炼、赏罚孰明”等七方面的比较来看,红军总体处于绝对劣势,如果用现代战略规划的SWOT分析法来对比研究,红军几乎没有取胜的可能。

“主熟有道”,这是红军的优势。蒋介石通过贿赂、拉拢、收买等手段聚集起来的军阀们,对于蒋介石并不是忠心耿耿。相反,红军从上到下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且团结一心。

“将孰有能、兵众孰强、士卒孰炼、法令孰行、赏罚孰明”,这总体来说是国民党的优势。比如,红军正面的川军是国民党军队中最能打仗的一支部队,将领也都很有素养,故此,在土城之战中初次交手就让红军吃了大亏。而尾追红军的中央军,在薛岳的带领下,也是很有战斗力的。更何况,国民党军队有20万之众。红军在实力上远远处于下风。而红军连吃败仗,士气低落,且人数又少,武器落后,处于极为不利的局面。

 “天地孰得”,应该说天地因素显然不利于红军,但是否能得天地之利,则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关系密切。谁的智慧艺术高,谁就能“得天地之利”。可见,能否得天地之利,成为决定红军胜败的重要因素。

从上述分析来看,红军唯有依赖于将帅的高超的指挥艺术,及如何充分利用“天地”等自然因素,才有可能取胜。

二、计利以听,乃为之势

在自己一方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如何充分利用“天地”等自然因素呢?

孙子兵法讲道:“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其权也。”就是说围绕有利因素来创造“势”,从而使有利因素借助“势”,在最佳位置、最佳时机快速释放,从而爆发出巨大的威力。

整个四渡赤水战役的展开就是围绕“天地”因素,不断地寻找势、创造势、发挥势的过程。

比如,当毛泽东发现由于情报有误而导致土城战役处于不利因素时,立刻下令一渡赤水,并炸毁桥梁,从而扭转了不利局势。当再次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于赤水河西岸的时候,红军又悄悄地二渡赤水,摆脱敌军主力,在娄山关、遵义取得大捷,振奋了士气,也打乱了敌军的部署,逐渐占据了行动上的主动权。当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准备在遵义一带全歼红军的时候,红军佯装在遵义一带集结,主力则悄悄三渡赤水,并摆出北渡长江的架势,有意识地调动了敌人向长江一带聚集,使战争的主动权逐步地掌握在了红军手中,为后续的四渡赤水、暗渡乌江做好了铺垫。当国民党军队中了圈套后,红军迅速四渡赤水,并封堵乌江口岸,形成对贵阳城里蒋介石的包围态势。尽管当时国民党有20万大军在围追堵截红军,但贵阳城里却只有五个民团防守,根本不是三万红军的对手,从而使红军完全占据了战场主动权,为调动云南军队创造了有利条件。

毛泽东后来在《论持久战》中写道:“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到这种主动地位,下文就是失败。”这个主动地位,就是“势”,越主动,势就越大,有利因素的爆发力就越大。四渡赤水战役深刻地揭示了《孙子兵法》的“计利以听,乃为之势”的哲理。

三、兵者,诡道也

    如何“为之势”?孙子指出,主要手段是运用“诈术”。所以孙子紧接着讲道:“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

    四渡赤水战役中毛泽东争取主动权的一个主要手段就是诈术。如果说悄悄地二渡赤水只是一般的诈术,目的是为了摆脱当前之敌的围堵,那么三渡赤水并佯装北渡长江,就不是一般的诈术了,而是带有战略远见的诈术,即连环诈术。到四渡赤水之后,特别是对蒋介石围而不打,进而调动云南军队,则是一种更为高明的、游刃有余的连环诈术。

为何毛泽东能高明地运用各种诈术呢?这是因为两个军队的视角和境界相差悬殊的缘故。国民党一方由于拥有绝对的优势,故此把战役视角聚焦在将红军消灭在赤水河一带,视角狭窄,境界较低。而红军一方,则将视角投射到了贵阳、昆明、和金沙江、湘西等更广大的范围,在指挥上以调动敌人、创造主动为着力点,境界高于国民党许多。

四、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造势的目的不是为了拥有势,而是为了发挥势。如何发挥?孙子讲道:“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即要把势扩大为胜利的果实,必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四渡赤水战役是一个出奇制胜的经典战例,“出其不意,攻其无备”是整个战役制胜的关键所在。整个战役中,红军行动诡秘,反复无常,让国民党根本摸不准脑袋。如一渡赤水,国民党以为红军要北渡长江,红军却二渡赤水,在遵义打了个漂亮战;三渡赤水,国民党以为红军这下肯定要北渡长江,但红军却四渡赤水,兵临贵阳,给蒋介石玩了一个别样的“空城计”;当国民党以为红军要北上湘西与二方面军会合,红军却大踏步西进,给国民党玩了一个大大的“声东击西”,为后来渡过金沙江争取了足够的时间,等等。

五、多算胜

    孙子在《计篇》的最后总结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这是对全篇的总结,也是对战争规律的高度概括。即:尽管战争是实力的较量,但实力不是战争的决定因素,战争的决定因素是“多算”,即充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有时候尽管实力不济,甚至环境恶劣,但只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就有可能获胜,如果主观能动性发挥不足,就可能失败,而不发挥主观能动性,一味地凭借实力蛮干,则几乎没有取胜的可能。

    四渡赤水战役充分地证明了这一战争规律的真理性。就整个战役来说,红军无论是在实力上,还是在客观环境上都处于绝对的劣势。但是,红军却最充分地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从而获得了胜利。我们甚至可以说,四渡赤水战役的结局,在红军决定三渡赤水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国民党后来的调兵遣将、排兵布阵,都在红军的“筹算”之中,也为红军所利用。可见,“算”在战争中的神奇作用。三年后的一九三八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书写了光辉的《论持久战》,这也是一种“筹算”。这个筹算范围更大,眼光更远。这个筹算,也再次证明了“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的真理性。

六、《孙子兵法.计篇》对当代国防外交的启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孙子兵法.计篇》有一条主线:因为军事是国家的大事,所以要充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综合考察和利用一切内外部相关因素,创造和利用各种优势,出奇制胜,以弱胜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奉行“和平发展”的国防外交政策,采取“韬光养晦”的国防外交策略,不出头,不结盟,埋头进行经济建设,总以为只要自己实力强大了,自然就不会遭受外敌侵扰了。为此,我们甚至就一些主权问题采取“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

30多年的发展历史看,这种国防外交政策,确实有利于我们集中精力搞建设,但却没有带来更大的安宁,相反却群狼四起,危机重重。何也?核心在于这是一种单纯的实力论,认为实力增强自然无所畏惧。通过《孙子兵法.计篇》和四渡赤水的对比我们看出,博古、李德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处于劣势的局势下,单纯的实力论是没有出路的;国民党的失败更告诉我们,在处于绝对优势的局势下,单纯的实力论也是没有出路的;大国之间的博弈,即是实力的较量,更是智慧的较量。

那么,我们应如何调整我们的国防外交政策?《孙子兵法.计篇》和四渡赤水告诉我们,要从“实力论”转向“智慧论”。其实美国就是这样,他们提出了“巧实力”的概念,实际就是智慧。但我们的“智慧论”不是一种巧实力,而是孙子兵法的大智慧。

毛泽东是运用这种大智慧的高手,四渡赤水是他的经典案例,而和平时期的国防建设也同样如此。建国之初,他出人意料地出兵朝鲜,打出了国威和六十年的和平;随后,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他勒紧裤带发展了原子弹和导弹,给中华民族打造了一把核保护伞;再后来,在全世界反殖民革命的浪潮下,他高屋建瓴地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给中国争取到了最广大的第三世界人民的支持,等等。这些都是“智慧论”的经典案例,对于当今我国的国防外交具有极强的借鉴价值。

国防外交的“智慧论”是极具威慑力的。美国人曾说:“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就怕中国军队毛泽东化”,实际上可以说,就是怕中国军队“智慧化”。

国防外交“智慧论”的一个前提,就是“不畏惧一切力量”的智慧自信。四渡赤水如此,抗日战争如此,抗美援朝也如此。这种智慧自信来源于我们的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又根植于我们民族所独有的《孙子兵法》、毛泽东思想的智慧海洋中。所以,弘扬《孙子兵法》和毛泽东思想,树立全国人民,特别是政府和军队对于中华民族的智慧自信,是扭转我国国防外交困局的根本所在。唯有这种智慧自信的树立,我们才能淋漓精致地发挥我们的智慧潜能,大胆创造,续写“战无不胜”的神奇。

 

作者简介:

张泰玮,全胜哲学创始人,全胜经营模式创始人,中国孙子研究院兼职教授,深圳市孙子兵法研究会培训中心主任,深圳世纪华咨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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