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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景东:明代的空想社会主义革命 
作者:[阮景东] 来源:[作者惠寄] 2014-02-19

    嘉靖十九年,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在家中逝世,四方送葬者从官员、士绅到平民百姓有数百人之多。在王艮病重期间,四方百姓仍是不断涌来,王艮在病榻上仍是耐心讲解,解答他们心中的疑惑,王艮以他的身体力行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

 

王艮虽然去世,但他的传人继续将他的泰州学说发扬光大,并推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年代,王艮的学生皆是在帝国响当当的人物,他们无不坚持“安身立命”、“百姓日用即道”的准则,他们有着独立的操守,为了自己的理想和信念而不惜舍身成仁,他们的目光始终在底层百姓那里,他们追求一种干净的世界,他们给我们这个古老的帝国带来一股新风,一种真正的关怀人性之风,并将中国的思想文化在先秦的基础上再次推向一个高度。

 

我们需要再次强调的是王艮和他的弟子们跟王阳明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王艮和王阳明的学说是同时产生,他们都受到陆九渊、吴弼之的影响,只是由于王阳明更具备权威性,所以王艮拜在了王阳明门下,王艮的学说和王阳明也有着本质不同,在心学上,王艮走的更远。王阳明虽然反对理学,但是他在南方平叛中杀人太多,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是维护的是君主专制和伦纲理常,这点跟具备启蒙思想的泰州学派相比是截然不同的。

 

王艮的亲传大弟子是徐樾,徐樾进士出身,曾做过礼部侍郎、云南布政使司,他是王艮的忠实信徒,曾经打算辞官专门钻研学问,后来在跟云南土司的作战中战死。

 

徐樾只是泰州学派在官僚中的一个代表,在王艮死后,真正再次发挥影响的是徐樾的学生颜钧。颜钧号山农,他跟王艮一样四处讲学,曾经两次轰动京城,上至内阁大学士,下至四方举子无不争相听之。泰州学派的这种不论受众对象四处聚讲的方式具有比其他学派传播更快、更广的效应,颜钧赞成男女平等,提倡寡妇再嫁,他创立“七日闭关法”,他认为世间职业皆无差别,安身立命乃是人生追求,道理就在日常生活之中,只需率性而为,不需要克制欲望去追求。压制人性的欲望跟孔孟之道也是违背的,由此看出,此时的心学不仅强调心的体验,也同时强调身的体验。这表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增多,人们越来越注重人本身的需求,越来越关注人自身周遭的世界和人本身的自由发展。

 

颜山农在教授弟子率性而为的时候创造了“打滚法”。当弟子问他率性而为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他就地打了两个滚,告诉弟子这就是率性而为,令人瞠目。

 

泰州一派的人大都身体力行,颜山农也是如此。颜钧的家乡位于江西省吉安府永新县三都村,为了推行教化,他在三都村成立萃和会,自己家庭和本族里的媳妇们、兄弟子侄孙子们、仆人、再加上村里面的其他村民一共七百人参加了这个萃和会,萃和会的成立标志着在500年前的大明朝出现了群体主义和乡村运动。

 

现在看来萃和会只是一种乡村自律组织,它既无政治目的,也无经济目的,它的重点在于劝戒乡民好好做人,它悠悠向导,劝人从善,力图恢复三代的淳朴民风,它在不知不觉中实现了洪武心目中的那种理想乡村模式。

 

萃和会给三都村带来的效用是迅速的,在半个月的时间内,上至耋耄老人,下至几岁孩童皆有内心通灵的感觉,人们皆辛勤劳作,邻里之间皆互相迁让,婆媳之间关系融洽,兄弟之间也相互和睦,妯娌之间其乐融融,达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局面,三代之治隐隐已现。

 

在萃和会创立的时间内,帝国有无数只眼睛盯着这个小小的乡村,他们在捕捉这个时代的不寻常气息,没人知道这种涌动的暗流将会将我们的帝国带向何方,如果可能,最好将其扑杀在萌芽状态。

 

颜钧,颜山农的名气越来越大,江西督学苏枯亲自上门下拜,江西巡抚何迁的两个儿子因仇互殴,山农前去一番讲解,兄弟俩人顿时和好如初,何迁为了答谢颜山农,将自己的官船送给山农做巡游讲学之用。

 

颜钧的言论终是招致保守派官员的不满,南京左都御史,王学右派人物耿定向以讲学名义将颜山农诱骗至南京杖责五十,以盗窃官船名义将颜山农关押三年。

 

出狱后的山农听说王艮逝世的消息后,亲自前往王艮墓旁搭草屋守墓三年,颜钧走到哪里,听他讲学的人就跟到哪里。守墓结束后,听说自己的老师徐樾战死,他又亲赴云南辗转数年寻找徐樾尸骨葬在王艮墓旁。

 

颜山农创立的萃和会并不存在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在他这个灵魂人物离去后,很快便轰然倒塌。

 

在颜山农死后,他的大弟子何心隐才是真正将泰州学派推向了一个高度,我们要说明的是,王艮、何心隐、李贽都是这一学派阶段性的人物、灵魂性人物。

 

何心隐原名梁汝元,江西吉安府永丰县梁坊村人,29岁乡试全省第一,但他对做官并无兴趣,他认为人生应该率性而为,士农工商皆是一样,他否决出去做官的必要性。

 

何心隐的主张主要是打破社会等级,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五伦中,他将朋友看作之首,认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妻都应该像朋友那样是平等的,何的观念不仅在那个时代令人无法接受,就是在今天也是令人无法接受。

 

为了实现自己心中的这个无等级社会,何心隐在家乡梁坊村成立聚合堂,将全村的人进行合族居住,老人放在一起奉养,幼儿放在一起养育,少年放在一起读书,妇女放在一起纺织,男丁放在一起耕种。所有的财产,包括田产充公,集体吃饭,集体住宿,税收以全村为单位缴纳。

 

聚合堂仿佛实现了儒家思想中的那种大同社会,在此时的江西省梁坊村似乎真的建立起一个人人平等、人人劳动,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的理想社会,但这个聚合堂维持了12年便跟颜钧的萃和会一样轰然倒塌。

 

聚合堂的覆灭是跟税收有关。何心隐在将整个梁坊村变成了一个大家庭的同时,对纳税问题也十分上心。大明朝的税制虽然很低,农业税百分之三,但是人们还是千方百计的逃脱税款,逃税具有传染性,一旦一家逃税往往会连带着全村逃税,所以为了保证税粮的征收,朱元璋在乡村设立粮长专业负责税粮的督导。

 

梁坊村的村民对何心隐说道:“我们是父母生的养的,跟皇帝没有关系,我们的田地也是祖上传下来的,并不是皇帝赐予的,我们为什么要缴纳皇粮。”

 

何心隐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说道:“如果没有国家的保护,我们就会生逢乱世,我们的生命也不会存在;如果没有皇帝庇佑,就会出现豪强,我们的土地也会被掠夺过去。所以,加纳赋税保护国家就是保护自己。”

 

何心隐的这一番高论达到醍醐瓘顶之效,获得了全村人一致的认同,何心隐专门设置管粮、征粮的人,从此梁坊村的税粮再无拖欠之说。

 

嘉靖年间京城的工程颇多,一方面是修正祀典需要营建祭庙,二是宫中多失火,遭火灾的大殿需要重建,这些都带来对木料的需求,而嘉靖年间的财政又很艰难,这不可避免的会产生摊派。作为解决嘉靖财政问题的摊派很快来到了南部各省,这次来到永丰县的是一种叫做“皇木税”的玩意儿。

 

如果税率开始就定的较高,老百姓习惯了也没什么,如果定下较低的税率,一旦钱不够花,反过来增税,则会引起老百姓的反弹。当这种“皇木税”下到梁坊村的时候引起一何姓家族的抵制,理由是他们梁坊村的税收是全村统一上交,这样一来县衙派来的人便找到了何心隐,何心隐说他们全村已经全部加入聚合堂,对税率做了统一规定,不能再更改。很快县衙以抗税罪将何心隐抓捕,后来同为泰州学派的好友程学颜卖掉家产,将何心隐保释出狱。

 

何心隐的聚合堂完全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构想,它抛却人性的私欲,完全以自己族长式的强制来推行,妄图进行复古,当自己被捕入狱后,存在了12年的聚合堂很快便树倒猴孙散。历史已经表明,依靠强势人物维持的任何改革或者社会模式都不可能持久。

 

心隐虽然出狱了,但他被发配贵州戍军,一年后他逃离了戍军之地,为了躲避官府的追捕,这位本来叫做梁汝元的乡绅从此改名叫作何心隐。

 

心隐既逃离贵州后便去了京城,在颜山农的另一个弟子罗近溪的介绍下认识了同门的耿天台,在耿天台的介绍下他认识了在国子监任司业的张居正。两人一番交谈后,言语开始不投机,接着便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辩驳,就在那场辩驳之后,何心隐对友人说道:“张必为相,为相之后必禁止讲学,也必将杀我。”

 

何心隐的看法是对的,他一眼就将张居正隐藏在内心深处的那股戾气看了出来。在京期间,何心隐参与了倒严行动,失败后他逃离京城,开始了二十年的讲学活动,从江南到川蜀,从齐鲁到西北,他的足迹遍布帝国的山川河迹。像泰州学派的其他传人一样,何心隐真正做到了身体力行。

 

时间进入到了万历年,居正当国,天下学风骤紧,张居正禁止讲学,毁天下书院,张居正的举动遭到天下学子的激烈反对。何心隐联合泰州学派的门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倒张运动,声称要声张正义,逐张去位。张、何二人之间的矛盾终于全面爆发。张居正将何心隐定性为妖人,下令全国缉拿。何心隐开始东躲西藏,终于在万历七年在学生胡时和家中讲学时被张居正的爪牙侦知,湖广巡抚王之垣将他抓捕到武昌,学生胡时和一路跟随进京。

 

在巡抚衙门的大堂上,王之垣命令何心隐跪下,何心隐只是坐在那里,王之垣命人拿条棍抽打,何心隐只是在那里发笑。何心隐被抓捕的消息很快轰动了帝国,这无疑是帝国成立一来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它不仅是明代思想领域界的风向标,更是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风向标。泰州学派的门人尽皆为营救何心隐而四处奔走,有的去京城游说,有的变卖财产,奈何张居正权势熏天,天下媚张者如过江之鲫,朝中反张的要员也保不得性命更别说一个小小的何心隐。

 

万历七年(1579年)九月二日62岁的何心隐被当局杖杀于武昌,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引起极大的恐慌与震动,生员们纷纷聚集起来抨击张居正的施政措施,当时民愤之大、措辞之烈世所罕见,当年在武昌就爆发了一场反对张居正的学潮。

 

1579年是中华帝国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因为21年后在西方另一位异端思想家布鲁诺被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烧死在鲜花广场。两者是何其的相似,都是为了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付出了生命,究竟是西方的何心隐,还是东方的布鲁诺我们已经无法分别,如果能让这两位思想家走在一起,交流各自的学术观点,那会是一副什么样的景象,抑或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学术思想。1579年的杖杀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16世纪的明王朝,虽然思想看起来自由,但不允许除了儒家文化其他一切文化的存在也带有欧洲黑暗中世纪的专制色彩。

 

黄宗曦在《明儒学案》中说泰州学派大都“赤手以搏龙蛇”,这种描绘的确贴切,泰州学派的门徒始终坚持与底层民众结合的方式,拒不与官府合作,他们读书只是为了获得心灵的解放,而不再是取仕,在他们这里没有门第之见、经院之别,从最浅显的语言入手,所以吸引了众多的底层民众参与,儒家门徒垄断教育的局面被打破,士农工商、凡夫俗子皆可受教育。

 

何心隐更是通过创办聚合会的方式来亲身实践自己的大同社会,当与何心隐同时代的英国人莫尔的公有制社会还停留在幻想中的时候,东方的何心隐就已经开始实践了,而英国人欧文的实践却是200多年后的事情。合居、平等、公有特点的聚合会已经开始令大明王朝的等级社会摇摇欲坠,它冲击了中国自周代就已经建立的礼乐制度,新的社会秩序还没有建立,旧有的秩序又受到了冲击,这注定是一个波涛汹涌的年代。

 

何心隐和他的聚合会不仅触及到了伦理秩序,更使教育平民化、思想自由化,这些都不容于这个挣扎的社会,万历七年何心隐被杖杀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我们这个社会容不下异端思想。何心隐的乡村试验不顾人性的私欲,强行实行公有制,只能是一场乌托邦的闹剧,但他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进行空想社会主义试验的人的确值得我们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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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新法家网友(2014-04-20 22:53:23.0)
    泰州学派走得很偏,既然主张平等社会,百姓日用既是天理,百姓日用既是道,那又为何拼命反对当权者呢?难道统治阶级不是天理?不是道?王阳明天地与万物一体,统治者既百姓,百姓即统治者。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既不反对统治者,也不反对平民百姓。心为体,良知为法,致良知为术,体用合一,道法术三位一体,有完整的哲学思想架构。明朝的社会其实相当开放,儒释道并存。并且在晚期也迅速接受欧洲的思想体系,而且那郑和居然还是一个穆斯林。可见明朝的包容度相当宽泛,当时所有可知的思想都不拒绝。只不过过于自由的思想体系,总需要有一个约束,否则国何以国?传统儒家也在明朝有巨大的发展,门派各立,基本形成理学,心学,气学三足鼎立之势。可惜明朝的灭亡也正是由于思想的过度自由和过度开放,缺少足够的约束。皇帝想约束收拾山河社稷,却早已力不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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