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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丹阳:黄宗羲开辟了二元制君主立宪? 
作者:[赵丹阳] 来源:[作者惠寄] 2014-02-13

  集诸子百家学说于一体,融合儒、道、兵、法、阴阳、农等诸家思想,内容涉及政治、外交、军事等各种领域,并且还能自成一家,体系严密、涵盖文韬武略的小《资治通鉴》——《长短经》中有这样一段话:“夫能匡世辅政之臣,必先明于盛衰之道,通于成败之数,审于治乱之势,达子用舍之宜,然后临机而不惑,见疑而能断,为王者之佐,未有不由斯者矣。”意思是:能够匡扶世道人心、辅佐国家大政的权臣,务必要首先明白盛衰的道理,精通成败的奥秘,研究造成大治或大乱的体制根源,通晓各级领导的任用和罢兔的规矩,再加上面临纷繁复杂的时局而不迷惑,遇到疑难、棘手的问题能断决——做为君王的辅相,古住今来,没有不首先从这里做起的。这句话道尽了人治社会中的兴衰成败,诚可谓高瞻远瞩。怎么知道是这样呢?
 
 齐宣王召见颜触时说:“颜触你到前面来。”颜触也说:“大王你到前面来。”
 
 宣王一听就变了脸,说:“是君王尊贵呢,还是士人尊贵?”颜触说:“从前秦国攻打齐国的时候,曾经下过一道命令:有谁敢去柳下季的坟墓五十步之内打柴、采摘的,一律处死,不予赦免。还下过一道命令:有能得到齐王人头的,封他为万户侯,赏赐黄金二万两。由此看来,活着的大王的人头,还不如一个死士的坟墓。”宣王于是被说服,拜颜触为师。
 
 当时宣王身边的人说:“我们大王拥有千乘之地,千斤之钟,四面八方,没有敢不服从的。现在名声高的士人也只是普通百姓,每天步行到地里去干活;等而次之的则住在边远偏僻的地方,做闾里、巷口的看门人。士人的低贱,真是到了极点啦!你还傲慢什么?”
 
 颜触说:“从前禹的时候,有诸侯万国。舜是从一个农民发展起来,成为天子的。到了汤的时候,诸侯只有三千。而到如今,西南称王的传不到四代。这难道不是由于不重视士人造成的吗?诸侯渐渐地被杀戳,消灭,等到国破家亡之时,就是想做闾里、巷口的看门人,也不可能了。《易经》上不是说过‘身居高位而不具有相应的德才吗?’所以不做踏踏实实的工作而喜欢弄虚作假、标榜虚名的,国家会日益衰弱;没有德操却祈望享福的,必然会遭到穷困窘迫的下场;没有功劳却享受俸禄的人必然要受侮辱、遭灾殃。所以说,好大喜功,必不能建功立业;夸夸其谈而元实际行动的人,终究不能实现其理想。这都是爱虚名、好浮夸,而无治国爱民实效者的必然下场。所以尧有九个帮手,舜有七个净友,禹有五个丞相,汤有三个辅佐。自古至今,如果得不到贤德之士的辅佐而能建功立业的从未有过。因此君王不应以经常向人求教为耻辱,不应以向别人学习为惭愧,这样才可以实现他的理想。老子说:‘纵然尊贵,必须以卑贱为根本;纵然高峻,必须以低下为基础。’所以君王、诸侯自称‘孤’、‘寡’、‘不谷’。所谓孤、寡,就是卑贱的意思,而君王们用以自称,难道不是表示谦居人下而尊重士人吗?尧传位给舜,舜传位给禹,周成王任用周公旦,世世代代都称他们为明主,就是因为他们懂得贤士的可贵啊!”
 
 齐宣王不介意颜触的傲慢无礼,反而礼贤下士,终使自己称霸于诸侯国的梦想变为可能。与此相同的例子还有汉光武帝刘秀不计前嫌,赞誉董宣为“强项令”的事件。董宣,字少平,陈留郡圉地(在今河南开封县陈留镇)人。后来被特例征召为洛阳县令。当时湖阳公主的家奴白天杀了人,因为藏匿在公主家里,官吏无法抓捕。等到公主出门,就用这个家奴陪乘,董宣在夏门外的万寿亭等候,拦住(公主的)车马,用刀圈地,大声数说公主的过失,呵斥家奴下车,接着便把家奴打死了。公主立即回到宫里向光武帝告状。光武帝极为愤怒,召来董宣,要用鞭子打死他。董宣磕头说:“希望乞求说一句话再死。”光武帝说:“想说什么话?”董宣说:“皇帝您因德行圣明而中兴复国,却放纵家奴杀害百姓,将拿什么来治理天下呢?臣下我不等鞭子打,请求能够自杀。”
 
 当即用脑袋去撞击柱子,(顿时)血流满面。光武帝命令小黄门扶着董宣,让他磕头向公主谢罪,董宣不答应,(光武帝让小太监)强迫他磕头,董宣两手撑地,一直不肯低头。公主说:“过去弟弟做百姓的时候,隐藏逃亡犯、死刑犯,官吏不敢到家门。现在做皇帝,威严不能施加给一个县令吗?”光武帝笑着说:“(做) 皇帝和(做)百姓不一样。”于是下令释放董宣。赏赐三十万钱。董宣把它全部分给手下众官吏。从此捕捉打击依仗权势横行不法之人,没有谁不害怕得发抖。京城称之为“卧虎”。歌颂他说:“没人击鼓鸣冤的是董宣。”
 
 强项令(董宣)当了五年洛阳县令。七十四岁时,死在任上。(光武帝)召令派遣使者探望,只看见布做的被覆盖着尸体,(董宣的)妻子和儿子相对而哭,家里只有几斛大麦,一辆破车。光武帝很伤心,说:“董宣廉洁,到他死我才知道。”因董宣曾经做过年俸二千石的官员,便赏赐(系印钮的)绿色丝带,并按大夫的礼节安葬。
 
 作为君主,能有刘秀这种雅量高致,清楚的明白国家需要哪样的臣子,并且身体力行,去奢从俭,国家能够兴盛自是不言而喻。齐桓公厚待管仲,采纳并践行其“招携以礼,怀远以德”的理念、曹操能够从谏如流,推崇荀彧“奉主上以从民意,秉至公以服雄杰,扶弘意以至英俊”的主张,同样也被世人赞为千古豪雄。有些人读到这里,就愈发出言肯定道“看来兴衰成败,系于一主啊!”那么问题就来了,像刘秀、齐桓公、曹操这样的明君圣主,百年不遇啊,总不能让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千年万代的去学“管仲”、“荀彧”、“董宣”,去碰运气吧!如果主上不贤能呢?如果不是遇到了齐桓公、刘秀、曹操这三个人,碰到的是浸淫工巧、疏于理政的赵佶,耽于文学、精通书画却不谙大道的萧绎,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保证每一个执掌国家权柄的人长久以来做一个合格的“人主”呢?
 
 这些严峻的历史课题自秦皇汉武,历经万千仁人志士“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的艰苦探索,终在明末清初之际,于《明夷待访录》之中找到了解答。首先,南雷先生在《原君》一篇中指出“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这就明确了君主的职责——“人民公仆”!毫不留情的把被层层神话围裹着的君王拉入了现实当中。
 
 其二,风追汉初,虚君实相。提出了对几千年来在政治法则中毫无约束的独夫——君王的制衡法则。“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君工。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吾以天下万民起见,非其道,即君以形声强我,未之敢从也,况于无形无声乎!非其道,即立身于其朝,未之敢许也,况于杀其身乎!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則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这种分权思想,不仅影响了后世诸代,就连百年之后的西方民主启蒙运动家——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也深深与其暗合。
 
 其三,构建了“大众决策,精英治国”的理论框架。《明夷待访录——学校》:“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
 
 因此,天下是非的评判,国家政事的处理。不能只有元首一人说了算,而要听从学校的公议,学校是高于元首的决定政治是非的最高权力机关,一切治理天下的设施都将出于学校。学校有议政辅政的作用,政府的各级官吏必须受学校的监督,而在校学生即未来的官吏,亦应在学校中得到实际的民主政治的训练。所以,学校除了通过传递学术文化以培养经世致用的实用人才之外,还应当培养天下人民的议政能力,以奠定民主政治制度之基础。
 
 以笔者所见,黄宗羲此言,是要“虚君实相”,以学校为国会,为一切权力机构的派生机构,对君权提出了比较完善的制衡与监督体制,与现今的约旦、沙特阿拉伯、摩洛哥所实行的“二元制君主立宪制”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先见之精之远,的确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其四,提出应当使“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监察权、考试权,各自独立运作并互相合作”的建议。其书曰:“宰相一人,参知政事无常员。每日便殿议政,天子南面,宰相、六卿、谏官东西面以次坐。其执事皆用士人。凡章奏进呈,六科给事中主之,给事中以白宰相,宰相以白天子,同议可否。天子批红。天子不能尽,则宰相批之,下六部施行。更不用呈之御前,转发阁中票拟,阁中又缴之御前,而后下该衙门,如故事住返,使大权自宫奴出也。
 
 宰相设政事堂,使新进士主之,或用待诏者。唐张说为相,列五房於政事堂之后:一日吏房,二日枢机房,三日兵房,四日户房,五日刑礼房,分曹以主众务,此其例也。四方上书言利弊者及待诏之人皆集焉,凡事无不得达。”
 
 这种体制构架,为后期我国的民主先锋——孙中山先生创立和修订“五权宪法”,提供了指导和借鉴。虽然黄宗羲的构想充分体现了分权主义,具有防止封建专制主义的意义,也包含了他热忱于民主主义政治观念的执着。然而,他提倡把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放在皇帝和宰相的统一领导之下,实际上又否定了他自己设想的分权制衡原则。具备“历史同情心”的我们,自然不能苛责远在三百多年前的黄宗羲学说中的诸多不足。我们去读历史,更多的是应该看到一个历史人物做到了什么,而并非没做到什么。事实上,《明夷待访录》承前启后,肯定了每个人都应享有正当的、追逐理想、追求自由的权利,个人的价值观与方法论可以在丰富的社会实践中求同存异,砥砺修正,而不能被封建君主以病态的目标和虚假的理想所强行统一,力争塑成一个模子,并劝谏为政者应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各美其美,天下大同”为治世理念,其明察烛照,环顾当时,谁可右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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