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对毛泽东由儒家治国理念走向法家治国理念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尽管历史并没有给这位老战士实践法家的足够时间

毛泽东晚年思想，特别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的思想是他一生政治经验的总结，其宝贵之处是不言而喻的。在毛泽东逝世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冲破历史的层层迷雾，对这一时期毛泽东思想的巨变作一个细致地剖析。

正是这位伟大的政治家，面对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事件的巨大打击（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肉体上都是这样），彻底摆脱了中国施行两千多年的儒家治国理念，义无反顾地走向法家治国——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对毛泽东由儒家治国理念走向法家治国理念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毛泽东的儒家治国理念

任何人的思想都是他所处的历史时代的产物，毛泽东同志也不例外。上个世纪初西学渐进，儒家治国理念遭到了秦汉以后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然而两千年的华夏文明尘土不是能够被一时清洗掉的，直到1958年，毛泽东还在大加称赞贾谊的儒家治国理念，并将他的文章推荐给自己的主要政治智囊田家英、陈伯达、胡乔木等人。他在1958年4月27日致田家英的信中写道：“如有时间，可一读班固的《贾谊传》，可略去《吊屈》、《鸟》二赋不阅。贾谊文章大半丢失，只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二文，班书略去其《过秦论》，存二赋一文。《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如伯达、乔木有兴趣，可给一阅。” 在批注《旧唐书·朱敬则传》时，毛泽东还着重引用了贾谊《过秦论》的论点：“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贾谊是短命怕，但他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极其重要，作为西汉初期儒家的代表，他为儒家最终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奠定了基础。正是在他的笔下，中华原文明的峰巅大秦帝国逐步蜕化成为“暴政”的代名词。贾谊思想兼采儒、法，主张仁义与法治并用，而归结于儒家的六经和德政，所谓“先礼后法”。在贾谊所著的《新书》中，他指出“德莫高于博爱人，而政莫高于博利人（《新书．修政语上》）；“《书》、《诗》、《易》、《春秋》、《礼》五者之道备，则合于德矣，合则欣然大乐矣”（《新书．道德说》）。

有人在读了毛泽东19岁时写的《商鞅徙木立信论》后就认为他早年就是法家，这是一种误读了。尽管在文章中毛泽东称“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并夸商鞅为“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但文章立意却复归到儒家思想，认为商鞅的“徙木立信”只是“非常”政治手段，“国民之愚”才是“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的原因。有论者指出，毛泽东当时深受梁启超《新民论》的影响（他在陕北的窑洞里曾亲自对斯诺民承认这一点），认为必先塑新国民，方有新国家。就是在这种思想逻辑的指引下，1915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发起组织了新民学会，在1966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其目的都是先造新人，建立新社会。1958年他甚至以无比乐观有笔调写出了：“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七律二首·送瘟神》），这首诗被发表在当年十月三日的《人民日报》上。

那么造就“新民”的途径是什么，是儒家主张的教育，而非法家主张的法律（“威生德”）。梁启超后来成为孔教运动的吹鼓手，1913年8月15日，他还连同陈焕章等人上书参、众两议院，请于宪法中明定孔教为国教；毛泽东则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礼教一样，社教的结果是文化大革命的惨痛失败。

从儒家到法家

毛泽东在自传里曾经回忆说，他从七岁起，就开始读《四书》，还说：“我熟读经书，但我不欢喜那些东西。我所欢喜读的是中国古时的传奇小说，尤其是关于造反的故事。在我年轻时，我不顾教师的告戒，读了《岳飞传》（《精忠传》）、《水浒传》、《反唐》（《隋唐》）、《三国》和《西游记》等书。而教师则深恶这些不正经的书，说它们害人……我想我也许深受这些书的影响，因为我在那种易受感动的年龄时读它们。”大家不难发现，毛泽东早年读的书的确包含着强烈反抗旧制度的因素，但这些书根本不可能使他脱开儒家既定的思想体系，事实上正是通过这些书儒家治国理念得以在底层民众中普及——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许多人仍然无法摆脱这一民族集体潜意识的原因。

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的课程中曾经提到陈胜、吴广起义，其中不乏对秦政治的否定。在当时学员保存下来的记录中我们甚至看到这样的文字：“（秦朝末年）陈胜吴广不堪其苦，遂辍耕而叹，揭起义旗，他们纯粹代表农民利益者。同时有汉高祖、项羽等皆起兵讨始皇，结果汉高祖胜，项羽等失败。”显然这里有误，应为“秦二世”。

那么是什么力量使毛泽东脱儒入法的呢？笔者认为是“九·一三”事件，这一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破产。反对新兴官僚阶层的失败使毛泽东思想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尽管他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就对秦始皇个人的认识发生的转变，但他治国理念的变化却在林彪坠机后。由于当时许多重要法家文献或没有出土或尘封于历史中（不过他1974年要求看刚刚在长沙出土的法家经典《黄帝四经》，为此考古人员不得不夜以继日地工作以便把这本书尽快整理出来，他夸考古工作者“干了一件大好事”。），毛泽东可能没有明确意识到法家实际上是华夏文明的主体，肃清官僚集团的工具，也不会完全理解法家功勋制和全民监督的意义。但熟悉历史的他最少感受到了法家的力量，感到了自己满腔革命热血拍打华夏民族古老灵魂海岸的涛声——

1973年8月5日，毛泽东在给江青读了《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后（诗的全文是“劝君少骂秦始皇， 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 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 莫从子厚返文王。”），对江青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同年的9月23日，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提到秦国的吏治。他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管理各地，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从这些谈话中我们能看到，毛泽东显然是看到了法家一断于法、消除（世袭）官僚的意义。

应该说毛泽东思想从儒家转向法家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只是在“九·一三”事件后发生了突变。在1958年大夸贾谊的同时，他也为秦始皇、曹操、甚至商纣王这些历史人物评了反，但当时他只是将秦始皇比作“集中制”，还说“要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民主与集中结合起来”。

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对儒法的认识显然深化了，1964年前后他多次谈到孔子和秦始皇，认为孔子有好的地方也有不是很好的地方，秦始皇比孔夫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而且还统一了文字、制度，有些制度一直沿用下来。

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孔子思想”实秕糠“的本质。

孤独的法家

1971年林彪坠机事件迫使毛泽东反思自己。就是从这时起，他再度将反儒的思想巨人鲁迅称为“中国的第一个圣人”，并称“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1971年11月20日，林彪坠机仅两个多月后，毛泽东在参加一个座谈会时指出：“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其中有些是是入木三分的反儒文章——笔者注），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是贤人，是圣人的学生。”（《毛泽东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成员谈话记录》，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1949-1976）》）而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论鲁迅》的讲话中却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请大家注意这些评价微妙的思想变化，晚年毛泽东不再将反儒的鲁迅与孔子并称为伟大的“圣人”。

此后，毛泽东彻底脱离了儒家治国理念，走向法家，一直到去世。

1973年8月7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批发的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的文章《孔子——顽固地 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1973年9月4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一文 在《北京日报》发表。同年9 月15日，上海的《学习与批判》在创刊号上发表了《论尊儒反法》一文。

1974年1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元旦献词》，社论说： “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就是批判修正主义。我们要充分利用林彪这个反面教员，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反修防修的教育。”“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在批判中建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社论明确还提出继续批判“尊孔反法”， 批判“修正主义。”

1975年8月，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给毛泽东写信，谈到他的文学史修改工作时说，现在报刊上对韩愈全部否定，他认为韩愈以道统自居，鼓吹天命，固然要加以批判，但细读他的文章，能看到韩愈颂扬管仲、商鞅的功业，与儒家思想不合，倾向于法家，应给韩愈在文学史上一定地位。在逝世七个月前，1976年2月毛泽东写信答复说：“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毛泽东对韩愈的部分肯定实际上是对法家思想的肯定——这是他致友人的最后一封信！

1974年正式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不是毛泽东顽固坚持自己错误的绝望搏斗，它实际上是一个人的思想自我革命，同时注定是一场流产的社会运动，因为此时毛泽东的身边已经没有战士。这年8月20日，毛泽东在同李先念谈话时说：“现在是要团结、稳定。批林批孔联在一块，我看许多人对孔夫子不大懂呢！”据张玉凤的记录，对于1974年1月24日、江青在首都体育馆召在京军队单位和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大会，事后毛泽东十分不满，要录音材料不要下发；1975年5月毛泽东对江青操纵的批林批孔运动大为恼火，“批林批孔，什么叫孔老二她也不懂，又加了走后门。”

晚年毛泽东没有在《枯树赋》的悲吟中失落，也没有在《念奴娇·登多景楼》的痛哭中沉沦，这位老战士找到了新的方向——尽管历史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直到今天我们读毛泽东1974年填的这首《诉衷情》还能体验到一种生命的不朽与悲壮：

父母忠贞为国酬
何曾怕断头
如今天下红遍
江山靠谁守

业未竟
身躯倦
鬓已秋
你我之辈
忍将夙愿付东流

毛泽东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有三十年了，三十年来，世人对他晚年最成熟，也最宝贵的思想有太多错误的批判，狭隘的理解和冷淡的扫视。是我们看清历史方向，坚定地向未来的时候了！站在二十一世纪的曙光中，我们看见一位巨人，一位承载着中华文明复兴梦想的巨人，他为我们打开了中华原文明的大门法家！

——在这面大门后面，是中国和人类文明的新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