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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光胜:《保训》与道统之间 
作者:[刘光胜] 来源:[《中国文物报》2009年7月17日] 2013-05-20

唐宋之际,为批判佛老异端学说,恢复与重建儒学一统地位,从韩愈到朱熹,道统说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建构精致、理论完备的心性学说,它使儒家身份认同的归属感得以重塑,从根本上扭转了“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的局面。道统说虽得到多数理学家的赞成,但在朱熹时代,已有学者对它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叶适说道统“不本诸古人之源流,而以浅心狭志自为窥测”(《习学记言》卷十三),他认为尧舜圣贤相传之道是平定天下的外王事业,若以心性为道统精神,则是对尧舜之道的断章曲解。

佛学的衣钵传承是以心传心,不立文字。朱熹说“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间” (《中庸章句序》),他明确肯定尧舜之道载于儒家典籍,而非在言语之外。《尚书·大禹谟》虞廷十六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是程朱理学所传道统的密旨。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认为古文《尚书》为梅赜伪造,惠栋作《古文尚书考》,说虞廷十六字乃抄袭《论语》和《荀子》而成。叶适说:“孔子尝言‘中庸之德民鲜能’,而子思作《中庸》;若以《中庸》为孔子遗言,是颜闵犹无是告,而独閟其家,非是。若子思所自作,则高者极高、深者极深,宜非上世所传也。”(《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十九)既然中庸为儒家心传之法,为何颜回、闵子骞等弟子未闻其教呢?他认为《中庸》倡言性与天道,精致高深,定非尧舜所传。王柏、崔述、冯友兰等力辩《中庸》非子思所作。毛奇龄、胡渭认为《太极图》是道士炼丹的图解,周敦颐《太极图说》自然成为宋儒援老入儒图书之学的明证。经过这样层层剥离,道统说背后的文献依据就被彻底消解了。

今天的学者,多认为道统说经不住严格的事实考证和仔细的理性推敲,张立文、祁润兴《中国学术通史》(宋元明卷)认为,道统说是唐宋以来,儒者编造出来的儒家伦理师承关系的历史传说和道德神话。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认为宋儒的道统说是一种哲学、超越的价值观,道统之传并非事实层面的前后相续或师徒传授,与具体的历史时代无关。毋庸讳言,道统说是在佛老思想刺激下,学者对儒学精义的向内窥求,是一种为救天下之溺而对先秦儒学的精神回溯,在《尚书·大禹谟》“道心、人心”与《中庸》“中和”思想交会过程中,自然免不了学者主观建构的意识和感悟掺杂其中,但道统说是否完全出于儒者向壁虚构?难道道统说真像有些学者说的那样,是为了与佛、老对抗而臆造的毫无征信的理论悬设?抑或孔孟外衣包裹着的禅宗心法?

《保训》“中道”传授顺序是尧、舜……上甲微、汤……文王、武王。《孟子·尽心下》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孟子认为,尧、舜、禹、汤、文王,王道一脉相传。朱熹的道统顺序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从尧舜到武王的圣道传授,朱熹和《保训》、《孟子》的看法基本相同。孟子认为,王道传承有两种方式:一是见而知之,如禹、皋陶得道于舜;二是闻而知之,如文王得道于商汤《保训》武王得中道于文王,是见而知之,文王说“昔”舜和上甲微怎样践行中道,文王对舜和上甲微中道观的了解,就是闻而知之。朱熹认为,道统传授,既有口耳传授,又有心体相传,其传道方式与《保训》、《孟子》完全一致。

孔子认为三代之间是损益关系,已被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证实。周原甲骨“伐蜀”、“征巢”等记录,可知文王确已经营南方,清华简《乐诗》记载戡黎的是武王而不是文王,再次证明《论语·泰伯》“(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的说法确实有据,在今天学术研究中,孔子对古史的看法应受到充分地重视。《论语·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清华简《保训》:“(舜)恐求中……帝尧嘉之,用受厥绪。”舜躬行中道,受到帝尧的称赞,《保训》和《论语》相互印证,可知尧舜之间可能确有“中道”思想的传授。《尚书·皋陶谟》说:“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金履祥《尚书表注》解释说:“宽者易驰,宽而坚栗则为德;柔者易弱,柔而卓立则为德;谨厚曰愿,愿者易同流合污而不庄,愿而严恭则为德。”皋陶九德的要求是既宽宏又威严,既谨慎又庄重,既干练又恭敬,其本质是要求人笃守持中,始终处于道德的中和状态。

《保训》:“传贻子孙,至於成汤。”《保训》认为,上甲微诛杀有易,践得中道,然后将中道传给了商汤。《孟子·离娄下》说:“汤执中,立贤无方。”孟子认为汤笃守中道,选拔贤人不拘一格。《保训》和《孟子》相互印证,可知笃守中道确为商汤的执政理念。《尚书·盘庚》说:“汝分猷念以相从,各设中于乃心。”盘庚训诫百姓要心从中正,不要偏颇,“相从迁殷”,可知中道思想到盘庚时,仍为商代统治者重要的指导思想。《尚书·立政》周公说:“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他明确提出以刑罚适中作为自己施政方针。周公又说:“丕惟曰尔克永观省,作稽中德,尔尚克羞馈祀”(《尚书·酒诰》),“中”是《保训》的核心概念,由《保训》可知文王、武王非常重视中道思想,周公明确把执中的治民原则提升为修身之德,把“中”称为“中德”,这是对文王、武王中道思想的秉承和发展。《尚书·吕刑》说“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强调在执法断狱时,不能偏颇,“咸庶中正”,不能失于权衡,要求“明于刑之中”。《叔夷钟》说“慎中厥罚”,《》说“不中不刑”,可见周公之后,中道仍是西周刑罚的指导思想。

战国时期,荀子已经将舜和虞廷十六字联系起来。《荀子·解蔽》说:“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诏而万物成。处一危之,其荣满侧;养一之微,荣矣而未知。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君子而后能知之。”荀子认为,舜戒惧谨慎,涵养执一,是对《道经》“人心之危,道心之微”的体悟和践履。虞廷十六字是道统说的密旨,中道又是虞廷十六字的核心,由于材料所限,我们虽不能证明道统说中所有圣人都笃守中道,但尧、舜、汤、文王、武王、皋陶、周公等非常重视中道思想,且中道又是殷周两代治国的重要理念,即使我们相信《尚书·大禹谟》是伪作,朱熹《中庸章句序》对道统说的阐发,依然是有事实根据的。

《保训》:“(舜)恐求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 舜躬身正己,执民之中,舜的中道主要是指外在的治国原则上博简《季康子问于孔子》记载孔子说:“君子在民之上,执民之中,教于百姓,而民不服焉。是君子之耻也。君子玉其言而慎其行,敬成其德以临民,民望其道而服焉。”孔子认为,当政者笃守中道,不仅政刑适中,而且要自己以身作则,“玉其言而慎其行”,孔子把中道由治国原则提升为一种道德伦理。朱熹说道统十六字,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中”字,他说“中”有两层含义,一是“在中”,是指在未发之时,处于不偏不倚的中和状态;二是“时中”,是指在已发之后,能发而皆中节,无过无不及(《朱子语类》卷六十二),朱熹已将中道抽象为体用兼备的道德哲学。自古以来,中道思想经历了政治形态、伦理形态和哲学形态三个阶段,舜、孔子、朱熹分处于三个不同的阶段。其实每一个阶段都是继承和创造的合一,朱熹对道统说的阐发实际是对先秦中道思想的窄化和深化我们不否认道统说创生时,曾受到佛老思想的刺激,也不否认宋儒对“中道”的理解和《论语》、《保训》有着明显的距离我们只是强调,道统说并非向壁虚构,在后儒主观构设的道统理论中,仍有先秦中道思想传流、发展的历史痕迹。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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