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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修习中国文化须原道、征圣、宗经 
作者:[翟玉忠] 来源:[] 2013-05-07

翟玉忠先生按:三月游学上海,看到友人苦学外国经验,搬至中国,企业应用几成大害;又看到有人数年来研究中国文化,如无头苍蝇到处乱撞,浪费极多。故作此文,谈谈自己学习中国本土知识的经验——不见怪,少误人足矣!

 

唐继华先生按:经者,亦径也。古圣贤留下的经,其旨归均力达道源。后世文章辞赋多如原上之草,河汉之星,却难能以“经”字缀之,皆因妄想执着于私智而徘徊家门之外,偶有灿烂,亦为先圣之经增添人气耳。子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可见学文非为点缀,更非争强,亦是为了人、我之人生行路正确方便。翟兄宏愿我已知之,现著文旁征博引,特为研习传统文化者标明理路,不亦善哉。

 

 

中国文化完全不同于西方知识体系,它因变所适,重权变,知行合一,是一种关于人类生存的大智慧。

 

    在《论语·子罕篇第九》中,孔子将一个人的求知境界分成四个层次,即学、道、立、权。他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就是说,可以一起学习的人,未必都能学到道;能够学到道的人,未必能够坚守道;能够坚守道的人,未必能够随机应变。”

 

    为什么权重要呢?因为现实世界是高度复杂的巨系统,事实并不完全是已知的,人总需要在已知和未知之间作出判断,所以权变是求知最高境界。《周易·系辞下》言《易》云:“《易经》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唯变所适”,就是权,要求我们在学习过程中,注重实践,知行合一。

 

    《说苑·反质》中的两则故事很能说明古人对待知识与行为的态度。一则故事说:子贡曾经问子石:“你难道不学《诗经》吗?”子石说:“我哪里有空闲时间呢?父母要求我孝顺,兄弟要求我友爱,朋友要我讲信义,我哪里有空闲呢?”子贡说:“我要丢掉我的《诗经》,跟你学习了。”(原文: 子贡问子石:“子不学诗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贡曰:“请投吾《诗》,以学于子。” )

 

    另一则故事说,公明宣到曾子门下求学三年,却不曾读书。曾子于是质问他:“你当我的学生,三年不学习,为什么呢?”公明宣回答说:“弟子哪里敢不学习呢?我见先生在房内,只要有长辈在场,从没有粗言俗语,甚至对牛马鸡狗都没有大声训斥过,我喜欢这一点,学习了但还没做到。我见先生接待宾客,恭敬节俭却不松懈怠慢,我喜欢这一点,学习了但还没有做到。我见先生在朝廷上,严格对待下级却不诋毁伤害他们,我喜欢这一点,学习了但还没做到。我喜欢这三点,向您学习了但还没做到,我怎敢做您的学生而不学习呢?”曾子离开坐席道歉说:“我不如你,我只会读书而已!”(原文:公明宣学于曾子,三年不读书。曾子曰:“宣,而居参之门,三年不学,何也?”公明宣曰 :“安敢不学?宣见夫子居宫庭,亲在,叱咤之声未尝至于犬马,宣说之,学而未能;宣见夫子之应宾客,恭俭而不懈惰,宣说之,学而未能;宣见夫子之居朝廷,严临下而不毁伤,宣说之,学而未能。宣说此三者学而未能,宣安敢不学而居夫子之门乎?”曾子避席谢之曰:“参不及宣,其学而已 。”)

 

    从子贡和曾子的言行中,我们能看到中国文化的精魂,它不单纯是专业知识,更不是记问之学,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修习功夫。《老子》所谓“修之于身,其德乃真”。

 

    那么如何修习中国文化呢?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借用刘勰(约公元465~520年)《文心雕龙》中前三个标题说明之,即原道、征圣、宗经。因为文以载道,而道不虚行只在人,为文与为学相通矣!

 

   道、圣、经三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文心雕龙·原道第一》中说:“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王充在《论衡·难岁篇》中也说:“文为经所载,道为圣所信。”

 

   下面,我们就原道、征圣、宗经的本义,分述如下

 

                           原道:本乎道

 

     西方文化大致停留在第六识的层次上,而中国文化则超越名相,横绝是非,直入大道。《易》云:“形而上者谓之道。”这里的道与西方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完全不同,因为metaphysics意指超越外在表象,揭示内在真理。

 

    明代憨山大师《费闲歌》云:“讲道容易修道难。”今天学人习惯于将“道”解释为西方的真理,规律,这种解释说食不饱,是断人慧命!

 

     在中国文化中,道是一种生命的大智慧,佛家称为般若,它是智慧、安乐、道德(还有能量)的统一体,非真修实证不能得。郭店楚简《五行》篇云:“君子无中心之忧则无中心之智,无中心之智则无中心〔之悦,无中心之悦则不〕安,不安则不乐,不乐则无德。”(《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49页。)

 

    《文心雕龙·序志第五十》释原道为:“本乎道。”中华文化整体上以道为根本,是大道一以贯之的文化,此一特色在其他文化中没有如此明显。《文心雕龙·原道第一》把道与文化本身联系起来,并将之上溯到伏羲时代,上面说:“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辉事业,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文意:从伏羲到孔子,前者开创,后者发挥,没有不根据大道的精神来进行创作的,也没有不钻研精深的道理来立教的。他们效法《河图》《洛书》,用蓍草和龟壳来占卜问谒事物未来的变化,观察天文以穷究各种变化,学习过去的典籍来完成教化;然后才能治理天下,制订出恒久的根本大法,发挥光大圣人的事业,使文辞义理发挥最大的作用。由此得知,自然大道是依靠圣人而表现于文章著作里面,圣人也通过文章著作才得以阐明自然大道,到处都行得通而无所阻碍,天天可以运用也不会觉得匮乏。《周易·系辞上》里说:“能够鼓动天下的东西,主要在于文辞。”文辞之所以能够鼓动天下,就是因为它是符合大道的缘故。)

 

    道,世人日用而不知,这种大智慧是我们每时每刻都不能或缺的。人只有除却私欲,才能消除偏见,更加客观全面地看待事物,否则,必有“蔽于一曲”之患,离大道远矣!战国时,荀子专作《解蔽》篇以明此。

 

    《荀子·解蔽第二十一》将人“蔽于一曲”分为十类,上面说:“爱好会造成蒙蔽,憎恶也会造成蒙蔽;只看到开始会造成蒙蔽,只看到终了也会造成蒙蔽;只看到远处会造成蒙蔽,只看到近处也会造成蒙蔽;知识广博会造成蒙蔽,知识浅陋也会造成蒙蔽;只了解古代会造成蒙蔽,只知道现在也会造成蒙蔽。大凡事物有不同的对立面的,无不会交互造成蒙蔽,这是思想方法上一个普遍的祸害啊。 ”(原文:欲为蔽,恶为蔽;始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

 

    那么如何作到“无欲、无恶,无始、无终,无近、无远,无博、无浅,无古、无今”呢?简而言之,就是心要知道,如何知道呢,就是要修行,达到“虚壹而静”的大清明境界,再逐步深入。上面说:“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心未尝不臧也,然而有所谓虚;心未尝不满也,然而有所谓一;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文意:人靠什么来了解道呢?回答说:靠心。心靠什么来了解道呢?回答说:靠虚心、专心和静心。心从来没有不储藏信息的时候,但却有所谓虚;心从来没有不彼此兼顾的时候,但却有所谓专;心从来没有不活动的时候,但却有所谓静。)

 

    紧接着,荀子论述了心极虚、壹、静的道理,此为入道之门,读者诸君于此不可一读而过。上面说:“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谓虚,不以所已臧害所将受谓之虚。心生而有知,知而有异,异也者,同时兼知之;同时兼知之,两也;然而有所谓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谓之壹。心,卧则梦,偷则自行,使之则谋,故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不以梦剧乱知谓之静。未得道而求道者,谓之虚壹而静,作之则,将须道者,之虚则入;将事道者,之壹则尽;将思道者,静则察。知道察,知道行,体道者也。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文意:人生下来就有智能,有了智能就有记忆;记忆,也就是储藏信息;但是有所谓虚,不让已经储藏在心中的见识去妨害将要接受的知识就叫做虚心。心生来就有智能,有了智能就能区别不同的事物,区别不同的事物,也就是同时了解了它们,同时了解它们,也就是彼此兼顾;但是有所谓专,不让那一种事物来妨害对这一种事物的认识就叫做专心。心,睡着了就做梦,懈怠的时候就会擅自驰骋想象,使用它的时候就会思考谋划,所以心从来没有不活动的时候;但是有所谓静,不让梦幻和烦杂的胡思乱想扰乱智慧就叫做静心。对于还没有掌握道而追求道的人,要告诉他们虚心、专心和静心的道理,以作为他们的行动准则。想要求得道的人,达到了虚心的地步就能够得到道;想要奉行道的人,达到了专心的地步就能够穷尽道的全部;想要探索道的人,达到了静心的地步就能够明察道。了解道十分明察,知道了道能实行,这就是实践道的人。达到了虚心、专心与静心的境界,这叫做“大清明”。)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巨大区别就是:中国文化除了强调探索外在事物,还注重内在心性的修持,用大清明之素心行事。这里没有明显的主客之分——从行医到写作,都是这样。

 

    唐代大医家孙思邈在其名篇《大医精诚》中论行医之道时说:“今以至精至微之事,求之于至粗至浅之思,岂不殆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

 

    刘勰论文亦强调素心的重要,他在《文心雕龙·史传第十六》慨叹信史难得时说:“析理居正,唯素心乎!”又在《文心雕龙·养气第四十二》中强调“圣贤之素心,会文(指写作——笔者注)之直理”, 《文心雕龙·养气第四十二》篇末赞曰:“纷哉万象,劳矣千想。玄神宜宝,素气资养。水停以鉴,火静而朗。无扰文虑,郁此精爽。”(文意:纷繁复杂啊万事万物,劳累啊创作的千思百想。玄妙的精神应当珍惜,人的元气需要保养。水流停止不动可以更加的清明,火焰平静便更加的明亮。不要扰乱创作的思绪,应当保持文思茂盛精神清爽。)

 

    心物不二,中国文化本乎道,这是符合宇宙实相的;如果我们跟随西方文化,亦步亦趋,只重外在世界,重外物轻内心,实际是“心外求法”,那不是一种进步,而是一种倒退——这是当代学人必须深思的!

 

                          征圣:师乎圣

 

     什么是圣人呢?《文心雕龙·征圣第二》开篇即说,所谓“圣”,就是能够认识自然大道而独立创作的人;所谓“明”,就是能够理解圣人的著作而阐述其学说的人。(原文:夫作者曰圣,述者曰明。)“征圣”,《文心雕龙·序志第五十》释为:“师乎圣。”,即师法圣人。

 

   《文心雕龙·征圣第二》强调“征圣立言”,写文章要以圣人的思想为标准。刘勰在该篇结尾赞曰:“妙极生知,睿哲惟宰。精理为文,秀气成采。鉴悬日月,辞富山海。百龄影徂,千载心在。”这段话大意是说,神妙之极啊!圣人,只有圣人懂得精妙的道理。精心顺从自然之理写作文章,灵秀的气质构成闪耀的文采。宝镜高悬好似日月之明,言辞丰富犹如山海。百岁圣人虽然如影逝去,千载之后精神依然存在。

 

    简而言之,圣人是文明范式的开拓者,是一个民族千载生存经验的历史总结者。在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文明中,圣人是文化的灯塔,是生活的榜样,是智慧的源泉。

 

    《荀子·解蔽第二十一》指出,面对动态的复杂的世界,知识的无法穷尽的,若不知权变,则与愚蠢的人相同,所以一个人必须知道学术的边界,求学必须知止,止于何处呢?就是圣人、王者之言行,并努力成为圣人君子,所谓“学者以圣王为师”。上面说:“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无所疑止之,则没世穷年不能遍也。其所以贯理焉虽亿万,已不足以浃万物之变,与愚者若一。学,老身长子,而与愚者若一,犹不知错,夫是之谓妄人。故学也者,固学止之也。恶乎止之?曰:止诸至足。曷谓至足?曰:圣也。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故学者以圣王为师,案以圣王之制为法,法其法以求其统类,以务象效其人。向是而务,士也;类是而几,君子也;知之,圣人也。”(文意:一般地说,能够认识事物,是人的本性;事物可以被认识,是事物的规律。凭借可以认识事物的人的本性,去探求可以被认识的事物的规律,如果对此没有一定的限制,那么过完了一辈子、享尽了天年也不能遍及可以认识的事物。人们学习贯通事理的方法即使有亿万条,但如果最终不能够用它们来通晓万事万物的变化,那就和蠢人相同了。像这样来学习,自己老了、 子女长大了,仍和蠢人相同,却还不知道放弃这种无益的做法,这就叫做无知妄人。学习嘛,本来就要有个学习的范围。把自己的学习范围限制在哪里呢?回答说:把它限制在最圆满的境界。什么叫做最圆满的境界?回答说:就是通晓圣王之道。圣人,就是完全精通事理的人;王者,就是彻底精通制度的人;这两个方面都精通的人,就可以成为天下最高的师表了。所以学习,要把圣王当作老师,要把圣王的制度当作自己的法度,效法圣王的法度而探求他们的纲领,并努力效法他们的为人。向往这种圣王之道而努力追求的,就是士人;效法这种圣王之道而接近它的,就是君子;通晓这种圣王之道的,就是圣人。)

 

    《墨子》一书言及论断是非的三表法,其中第一条就是“有本之者”,那么什么“本”什么呢?就是“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语出《墨子·非命上》)

 

    今人过于傲慢,科技方面稍有进步,就轻诬古人,甚至斥之为愚昧,何其愚蠢。笔者长期致力于中国古典政治经济方面的研究,开始亦未想到所谓现代政治经济学远未超过古圣贤的深度。“至少在人文领域,我们无法超越古圣贤”,这决非谦虚,实在是笔者的切身感受。

 

    有此感受者恐非笔者一人。清代大学者,四库全书总篡官纪昀(1724~1805年,因嘉庆帝称其“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故卒后谥号“文达”),几乎读尽了天下书,最后仍然感叹,古人已穷尽人类主要知识,后人所谓“创新”是自不量力,所以除了笔记之类,纪昀一生不著书。《清代名人轶事·文艺类·纪文达生平不著书》云:“纪文达生平未曾著书,间为人作序记碑表之属,亦随即弃掷,未尝存稿。或以为言。公曰:“吾自校理秘书,纵观古今著述,知作者固已大备。后之人竭其心思才力,要不出古人之范围,其自谓过之者,皆不知量之甚者也。”

 

    多年以来,笔者亦曾见过许多自称在中国传统文化领域有“发明”者,他们多以中医和儒学为根本,但最后发现,这些“发明”大抵是在西方学术外套上披了中国文化马甲,常常沦为肤浅的文字游戏,比如将西方的三权分立改装成儒家宪政、将中医理论改装成经济学(管理学)之类。这些人不知道,中国政治、经济原典圣人在黄老书中(其中的轻重术专讲经济)讲得已经十分完善了——黄老之学是最合于大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为学师乎圣,这是修习中国文化的根本法门。故憨山大师《费闲歌》云:“修行容易遇师难,不遇明师总是闲。”

 

    圣贤,我们一生能遇几人,悲夫!但记载圣人言行的文章,犹可见也——这就要求我们宗经。《文心雕龙·征圣第二》 所谓:“窥圣必宗于经。”

 

                      宗经:体乎经

 

    宗经,就是《文心雕龙·序志第五十》所说的:“体乎经”,以经为根本,守经达权——圣贤、大道因之而不朽。

 

    什么是经呢?它是在一个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标志性的原典,是构成一个民族灵魂的基本质料,从而具体超越时空的特征。《文心雕龙·宗经第三》开篇解释道:“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皇世《三坟》,帝代《五典》,重以《八索》,申以《九丘》,岁历绵暧,条流纷糅。自夫子删述,而大宝咸耀。于是《易》张《十翼》,《书》标七观,《诗》列四始,《礼》正五经,《春秋》五例,义既埏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故能开学养正,昭明有融。然而道心惟微,圣谟卓绝,墙宇重峻,而吐纳自深。譬万钧之洪钟,无铮铮之细响矣。”这段话的大意是说,讲述天、地、人三才常理的书籍叫“经”。所谓“经”,就是永恒的、最高的道理,不可改易的伟大教导。圣人创制经典,取法于天地,证验于鬼神,探究事物排列的秩序,从而制定出人伦纲纪。这样的经典,可以说是深入到了人类灵魂的深处,探究掌握了文章的根本。三皇时出现的《三坟》,五帝时出现的《五典》,加上《八索》《九丘》这些经典,因为时代绵延久远,流传越来越不清楚,后来的著作也纷糅杂乱。自从经过孔夫子对古书的删削整理,这些经典才放射出光辉。于是《周易》的意义由《十翼》来发挥,《尚书》中标立了“七观”,《诗经》中列出了“四始”,《礼记》确定了五种主要的礼仪,《春秋》提出了五项条例。所有这些,在内容上既能陶冶人的性情,在文辞上也可称为写作的典范。因此,它能启发学习,培养正道,这些作用永远历历分明。然而大道十分微妙,圣人的见解十分高深,而且他们的道德学问高超,因此他们的著作就能体现出深刻的大道。这就好比千万斤重的大钟,不会发出细微的响声一样。

 

    经有两个重要作用,即上文所说的“义既埏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进而言之,从内容到形式,经典构筑了一个文明的品格。在内容上,经典是一个文明世界观念的基础;在形式上,所有重视经典、有背诵经典传统的文明都能持续性地延展自己的文化,按经典风格写作使文章具有超越时空的性质。比如中华文化经典几乎皆是由文言文写作的,所以两千多年前的古书放在我们面前,懂得文言的人亦能轻易看懂——这是由于历代文人皆宗经、匠于文理之故。

 

    近代藏书家、训诂学家吴曾祺先生(18521929年)在其名著《涵芬楼文谈》中,首篇亦题为“宗经”,其主张仍不离经“义既埏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他写道:“学文之道,首先宗经。未有经学不明,而能擅文章之胜者。夫文之能事,务在积理,而理之精者,莫经为最。盖出自圣人所删定,其微言大义,自远出诸子百家之上。吾人生平持论,常得此为据依,自无偏驳不纯之弊。至其文词之美,如钟鼎彝器,古色烂然,任后人极力摹儗,亦终不可及。”(吴曾祺:《涵芬楼文谈》,金城出版社,20114月,第1页。)

 

    “经也者,恒久之至道”,“圣因文而明道”,今人弃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如敝履,其恶果表现在“辞”、“义”两个方面,就是流传不会遥远的白话文得逞于一时,国人价值观念的极度混乱,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已经发展到难以收拾地地步。何以故,经典为圣人明道之书,废经典,即大道废矣,文化之根绝矣。

 

   近代佛教大德印光大师(1861~1940年)曾指示学人《四书》勿只作书读,当作道学 ,更不可废。他写道:“《四书》一部,乃《五经》之注脚。凡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道,无不备足。惜昔人皆作书读,不作道学。故致终身读书,不知所为何事。在先只知做文章作根据,今则废之而读教科书,譬如弃摩尼宝珠而重鱼目,以故天灾人祸,日见频仍,以道本已丧,立见乱亡故也。”(《印光文钞三编卷三·复唯佛居士书》)

 

   吾友余云辉博士亦尝对吾言:“‘形而上之上’谓之‘道’。读经并非求知,而是求道之法门”——此真金玉良言!

 

   教科书(教材)不是经,光读教科书,国人怎能安身立命?是我们反思中国现代教育制度根本缺失的时候了!

 

大道在经——佛家之经、道家之经、佛家之经,乃至基督教之《圣经》、伊斯兰教之《可兰经》,皆不可废!经外求学,如心外求法,必南辕北辙,敢不慎乎!

 

    一句话,原道、征圣、宗经,乃修习中国文化必经之途,舍此无其他道路可言——学人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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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新法家网友(2013-05-30 20:19:52.0)
    现代人去圣日远,大多歪解古代经典,这是个大问题。
新法家网友(2013-05-08 11:37:08.0)
    内容说的不错,可“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理解不对,其意应该是能专心致志,不一定就能掌握规则;掌握规则,不一定就能实现;能够实现,但不一定就能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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