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论，是胡适（1891－1962）1917年1月1日提出来的。他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中说：“今人犹有鄙夷白话小说为文学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皆文学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小道耳。”我们这些研究明清小说的人，认定是这一文学观念的大变革，改变了中国文学传统的历史结构，将历来“不登大雅之堂”的白话小说，变成了一门正经学问——“小说学”的研究对象，无不揄扬赞美，视为真理。
“古文之不宜废”论，是林纾（1852－1924）1917年2月8日对“白话文学正宗”论的反应。我们既已认定在这场阵线分明的“新旧交战”中，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是绝对正确的、进步的，则挺身出来反对他的林纾，就是自讨其辱、不识时务的“站到历史潮流对立面”的保守派、反动派，无不抨击贬斥，视为谬误。
随着年岁的增长和阅历的加深，对以上“定论”不免渐起疑窦，遂将相关资料重温一番，竟发现“史家叙述”存在的三大问题：一曰材料取舍的任意，那真相的揭示便是扭曲的；二曰事件次第的含胡，那因果的对接便是错位的；三曰价值标准的双重，那是非的判断便是颠倒的。现试从五方面略加检讨，识者正之。
一、胡适“正宗”论与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本质区别
许多人至今以为，“民国以前国人写文章用的是文言文，民国后开始方推广白话文”（见知名杂文家、新华网评论员王若谷《驳李敖之否定鲁迅论》，《江南时报》2005年8月9日）。现代文学史家则坚持说，胡适是开风气之先的“白话文始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中坚。在他们笔下，1917年1月1日之前的中国，完全笼罩在文言的黑暗之中，直到胡适的“正宗”论出来，方照亮了前进的道路。
事实上，提倡白话文并付诸新闻与文学之实践，早在十九世纪末就开始了。1897年11月7日，最早以“白话”命名的《演义白话报》（又名《白话演义报》）创刊。报纸声明：“本报当用白话，务使人人易晓。约分时事、新闻两门，时事以感发人心为主、新闻以增广见识为主。”人们也许不会想到，《演义白话报》的主笔之一章仲和，竟是“五四运动”时被斥为“卖国贼”的驻日公使章宗祥（1879－1962）！1898 年5月11 日，《无锡白话报》创刊。主编裘廷梁（1857－1943）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中，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的主张。他认为“白话之益”有八：一曰省目力，二曰除骄气，三曰免枉读，四曰保圣教，五曰便幼学，六曰炼心力，七曰少弃才，八曰便贫民。不仅比胡适之“提倡白话文、废除文言文”早了十八年，而且表述概括得更为精当。
二十世纪伊始，白话报更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创刊。计有：1901年的《杭州白话报》，1902年的《苏州白话报》（上海），1903年的《智群白话报》、《宁波白话报》、《绍兴白话报》、《湖南时务白话报》、《新白话报》、《潮州白话报》、《江西白话报》、《中国白话报》，1904年的《吴郡白话报》、《福建白话报》、《初学白话报》、《湖州白话报》，1905年的《直隶白话报》、《兵学白话报》、《通俗白话报》、《开智白话报》，1906年的《发明白话报》、《晋阳白话报》、《地方白话报》、《河南白话演说报》，1907年的《丽江白话报》、《通俗白话报》、《新中国白话报》，1908的《国民白话报》、《京都白话日报》、《绍兴白话报》、《奉天醒时白话报》、《安徽白话报》、《锡金白话报》，1909年的《武昌白话报》、《浙江白话报》、《扬子江白话报》，1910年的《苏州白话报》（苏州）、《浙江白话新报》、《桂林白话报》、《湖北地方自治白话报》、《衡山白话自治报》、《蒙古白话报》、《上海白话报》，1911年的《虞阳白话报》，及《江西新白话报》、《爱国白话报》，《晨钟白话报》，《京津白话报》等（参见史和等《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众多未标举“白话”的报刊，包括《新小说》（1902年创刊）、《绣像小说》（1903年创刊）、《月月小说》（1906年创刊）和《小说林》（1907年创刊）等小说期刊，刊登的也多是舆论普遍看好的白话作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晚清确实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白话文运动。
然而，进入民国以后，原有的白话报刊几乎都销声匿迹了，新创报纸也没有以“白话”相标榜的。鼓吹白话的《新青年》开始使用的也是文言，连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也是地道的文言文。1918年1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方改用白话，那已是《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一年之后了。胡适的“呐喊”，其时少人问津，赞同者既罕，反对者尤稀，于是便想到“制造”对立面：“王敬轩”的“双簧戏”，正反映了胡适受到的冷落，证明它压根儿够不上称做什么“运动”。
尤为重要的是，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兴起的白话文运动，不仅比第二个十年胡适的鼓吹要热闹得多，而且与他的“正宗”论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有崇高的目标和正当的宗旨，但并不排斥文言文，不否定传统文学形式；后者并无崇高的目标和正大的宗旨，却执拗地排斥文言文，否定传统文学形式。
“清朝在它的最后的十年中，可能是1949年前一百五十年或二百年内中国出现的最有力的政府和最有生气的社会。”（《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56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版）这十年中，清廷倡导了一场“取外国之长”以“去中国之短”、“法积则敝，法敝则更，惟归于强国利民”的改革维新。梁启超1901年10月在《维新图说》中说，维新之语其时已“弥漫磅礴于国中，无论为帝，为后，为吏，为士，为绅，为商”，均以维新为时尚；“吾昔见中国言维新者之少也而惊，吾今见中国言维新者之多而益惊”。与之相互呼应的，便是白话文的勃兴，宗旨是“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梁启超《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1902年8月18日《新民丛报》十四号），以实现中国的民主和富强。宣传爱国救亡，鼓吹开明智兴民权，呼吁发展教育，振兴实业，传播科学知识，反对迷信，抨击三从四德，提倡妇女解放，介绍西学，批评时政，白话便是最好的工具。《宁波白话报》宣布的宗旨是：“专为同乡开风气长知识起见，纯用官话演成，既可使宁人通晓官话，且使他府、他省人阅览。”主持《中国白话报》的白话道人（林獬）认为：“如今月报、日报，全是给读书人看的，现在中国的读书人没有什么可望了。可望的都是我们几位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及那十几岁小孩子阿哥姑娘们。”眼睛向下，向着社会底层，是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共同特点。
晚清白话文运动既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为基本宗旨，自要兼顾不同的读者对象，“文言俗语参用，其俗语之中，官话与粤语参用”（《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就是语言方面的必然选择。《新小说》的内容有论说、历史小说、政治小说、哲理科学小说、军事小说、冒险小说、探侦小说、写情小说、语怪小说、札记体小说、传奇体小说（戏剧）、世界名人逸事、新乐府、粤讴及广东戏本等，文言文与白话文参用，故尔丰富多姿，相得益彰。蔡元培1903年12月15日创刊《俄事警闻》，为的是“同人因俄占东省，关系重大，特设《警闻》以唤起国民，使其注意于抵制此事之策”，它所“告诉”的对象，有政府、外务部、领兵大臣、各省疆吏、学生、义勇队、新闻记者、革命党、守旧党、保皇党、立宪党、全国妇女、农、工、商、会党、马贼、无业游民、乞丐、吃洋饭者、出家人、阔少、教民等，三教九流，无所不包，故每期都发两篇论说，一篇用文言，一篇用白话（或官话、京话甚至湖南白话、广东白话），题目是《普告国民》、《告诉大众》，一共刊登了73篇“告××”。《国民白话日报》虽拒登除“白话”外的来稿，但对非白话的“其馀各件”和“谕旨”，则另行付印，“随报附送，不取分文”。晚清新闻家小说家虽积极提倡白话文，却不排斥文言文，因为一切取决于最终的目标——实现中国的民主与富强。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则是在军阀专制背景下发表的。满族皇帝虽被推翻，但实现民主的起点降得更低了，比皇帝臣工素质更差的大小军阀，开始追逐自己的皇帝梦。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改国号为“中华帝国”，蔡锷旋即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组织讨袁护国军，孙中山发表《讨袁檄文》；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撤消帝制，恢复民国，6月6日死于北京，黎元洪继任大总统；1917年5月，黎元洪的总统府与段祺瑞的国务院矛盾激化，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职；1917年6月12日，黎元洪解散国会，召张勋进京共商国事；7月1日，张勋、康有为等拥清废帝宣统复辟，段祺瑞组“讨逆军”驱逐张勋，复任国务总理，拒绝恢复《临时约法》；黎元洪通电去职，冯国璋代理大总统；孙中山由上海至广州，倡议召开国会，组织护法军政府：南北对峙的局面，业已形成。面对混乱已极的政治局面，全国上下的心态是普遍绝望的。赴美留学七年甫回祖国的胡适，除了发表这篇《文学改良刍议》，不闻有任何关于时局的评论。《文学改良刍议》说：“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这“八事”乃是：“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多是故作惊人之笔，既与时局毫无关涉，亦与实现民主富强毫不相干。须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丁未（1901年1月29 日）的改革谕旨，尚且批评“晚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法之皮毛，而非西学之本源也。……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而富强耶？”（《光绪朝东华录》总4601－4602页）“学其皮毛而又不精”的胡适，其认识水准甚至连十五年前的慈禧都不如。
胡适吹捧白话为“活文学”，诋毁文言为“死文学”，其最终目标就是废除文言文。他在1918年4月15日发表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说：“中国这二千年何以没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我自己回答：‘这都是因为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用了两个“都是”，两个“只有”，就蛮横地把文言划到“国语”范围之外了。不仅如此，胡适还要否定中国传统文学形式。在谈到怎样实行“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时，他提出了“工具”、“方法”、“创造”三个步骤。关于第一步，胡适说：“我们的工具就是白话，我们有志做国语文学的人，应该赶紧筹备这个万不可少的工具。”他指出的预备方法有两种，一是“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学”，二是“用白话作各种文学”。关于第二步，在拉拉杂杂说了一通“文学的方法”之后，强调要“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实际上又否定了“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学”的主张。他说：
第一，中国文学的方法实在不完备，不够作我们的模范。即以体裁而论，散文只有短篇，没有布置周密、论理精严、首尾不懈的长篇；韵文只有抒情诗，绝少纪事诗，长篇诗更不曾有过，戏本更在幼稚时代，但略能纪事掉文，全不懂结构；小说好的，只不过三四部，这三四部之中，还有许多疵病；至于最精采之“短篇小说”、“独幕戏”，更没有了。若从材料一方面看来，中国文学更没有做模范的价值。才子佳人、封王挂帅的小说，风花雪月、涂脂抹粉的诗；不能说理、不能言情的“古文”；学这个、学那个的一切文学，这些文字，简直无一毫材料可说。至于布局一方面，除了几首实在好的诗之外，几乎没有一篇东西当得“布局”两个字！——所以我说，从文学方法一方面看去，中国的文学实在不够给我们作模范。
第二，西洋的文学方法，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即以散文而论，我们的古文家至多比得上英国的Bacon和法国的Montaiene，至于像Plato的“主客体”，Huxley等的科学文字，Boswell和Morley等的长篇传记，Min、Franklin、Giddon等的“自传”，Taine和Bukle等的史论，……都是中国从不曾梦见过的体裁。更以戏剧而论，二千五百年前的希腊戏曲，一切结构的功夫，描写的功夫，高出元曲何止十倍。近代的Shakespcare和Moliere，更不用说了，最近六十年来，欧洲的散文戏本，千变万化。远胜古代，体裁也更发达了，最重要的，如“问题戏”专研究社会的种种重要问题；“寄托戏”（Symbolio Drama）专以美术的手段作的“意在言外”的戏本，“心理戏”，专描写种种复杂的心境，作极精密的解剖；“讽刺戏”，用嬉笑怒骂的文章，达愤世救世的苦心。……更以小说而论，那材料之精确，体裁之完备，命意之高超，描写之工切，心理解剖之细密，社会问题讨论之透彻，……真是美不胜收。至于近百年新创的“短篇小说”，真如芥子里面藏着大千世界；真如百炼的精金，曲折委婉，无所不可；真可说是开千古未有的创局，掘百世不竭的宝藏。
关于第三步，胡适则轻描淡写地说：“至于创造新文学是怎样一回事，我可不配开口了。我以为现在的中国，还没有做到实行预备创造新文学的地步，原可不必谈创造的方法和创造的手段，我们现在且先努力做那第一、第二两步预备的功夫罢！”便匆匆结束全文，所以重点仍在“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上。胡适企图借夸大西方文学的优势，以达到颠覆中国文学传统的目的。既然“中国文学的方法实在不完备”，中国小说“好的只不过三四部，这三四部之中还有许多疵病”，“才子佳人、封王挂帅的小说……简直无一毫材料可说”，加之又要“不讲对仗”，驯致被胡适奉为“正宗”的“足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的章回小说，彻底没落了。章回体小说讲究回目对仗的工稳，还有那回前、回中、回后诗词骈俪的精工，这些都需要下功夫学习，当时的白话小说家做不来，只好向“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的“西洋的文学方法”讨生活，使被胡适难得颂扬的我佛山人、南亭亭长、洪都百鍊生的章回小说，在“新文学家”手中都成了绝响。
二、林纾对“白话文学正宗”论的责难
胡适对“白话文学正宗”论并没有进行起码的论证，更谈不上有什么“现代性维度”。《文学改良刍议》“八事”第一项“须言之有物”说：“思想不必皆赖文学而传，而文学以有思想而益贵，思想亦以有文学的价值而益贵也；此庄周之文，渊明、老杜之诗，稼轩之词，施耐庵之小说，所以夐绝千古也。”既将“庄周之文、渊明老杜之诗、稼轩之词”与“施耐庵之小说”相提并论，则可知非为“白话文学正宗”而发。第二项“不摹仿古人”说：“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即以文论，有‘尚书’之文，有先秦诸子之文，有司马迁、班固之文，有韩、柳、欧、苏之文，有语录之文，有施耐庵、曹雪芹之文，此文之进化也。……凡此诸时代，各因时势风会而变，各有其特长”，既然“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且“各因时势风会而变，各有其特长”，就万不该得出“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的结论。第七项“不讲对仗”说：“今人犹有鄙夷白话小说为文学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皆文学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小道耳。”惟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小说之回目皆“讲对仗”，书中的“骈文律诗”亦在在皆是，亦谈不上对“正宗”论的科学论证。惟第八项“不避俗字俗语”，借“吾国言文之背驰久矣”的题目，说：“以今世眼光观之，则中国文学当以元代为最盛；可传世不朽之作，当以元代为最多。此可无疑也。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矣。使此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几有一‘活文学’出现，而但丁、路得之伟业，几发生于神州。不意此趋势骤为明代所阻，政府既以八股取士，而当时文人如何、李七子之徒，又争以复古为高，于是此千年难遇言文合一之机会，遂中道夭折矣。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稍稍触及论述之正题，可惜从学理和文学史实际看，胡适都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一个月后，比胡适年长三十九岁的林纾，便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论古文之不宜废》，迅速作出了回应。作为晚清启蒙文学家，林纾此举不是偶然而发的。早在1904年，他就在《〈英国诗人吟边燕语〉序》中说过：“欧人之倾我也，必曰识见局，思想旧，好言神怪，因之日就沦弱，渐即颓运；而吾国少年强济之士，遂一力求新，丑诋其故老，放弃其前载，维新之从。”且举“英人固以新为政者也，而不废莎士之诗”为例，证明“政教两事，与文章无属”，实现现代化并不需要抛弃传统，这些见解完全适用于反驳十二年后胡适的高论。
文章题为“论古文之不宜废”，鲜明地亮出虽赞成白话，但不应以废古文为前提的观点。首句“文无所谓古也”，堪称深谙文学真谛之慧言。文无古今，唯有优劣，故“汉唐之《艺文志》及《崇文总目》中文家林立”，而“马、班、韩、柳独有”；优秀的古文，具有恒久的魅力。胡适之所谓“八事”，不构成文言必废的理由；用白话作文章，谁能保证篇篇“言之有物”、“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呢？
《文学改良刍议》在“可传世不朽之作，当以元代为最多，此可无疑也。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矣。使此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几有一‘活文学出现’，而但丁、路得之伟业，几发生于神州”一段，忽从中加了一条长注：
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著作书籍皆用之，如吾国之以文言著书也。其后意大利有但丁[Dante]诸文豪，始以其国俚语著作。诸国踵兴，国语亦代起。路得[Lutber]创新教，始以德文译《旧约》《新约》，遂开德文学之先。英法诸国亦复如是。今世通用之英文新旧约，乃一六一一年译本，距今才三百年耳。故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
喝了洋墨水、好借西人说事的胡适，本意乃在宣扬拉丁是“死文学”、1611年后之俚语方为“活文学”的高论，以为废除文言文张目；有过外国小说翻译经验、了解西方文化史的林纾，则予以轻轻一拨：“呜呼，有清往矣，论文者独数方、姚，而攻掊之者麻起，而方、姚卒不之踣。或其文固有其是者存耶？方今新学始昌，即文如方、姚，亦复何济於用？然而天下讲艺术者仍留古文一门，凡所谓载道者皆属空言，亦特如欧人之不废腊丁耳。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自有其不宜废者。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则嗜古者之痼也。”尹雪曼《中国现代文学史话》评论道：“我们揣测林氏之意，乃说拉丁文虽然早已不再被普遍使用，但是，西洋人并没有把拉丁文完全废弃。既然西洋人尚且如此，我们中国人又怎能把古文完全丢掉呢？这两句话虽然说得十分有理，但因后边两句话说得太坦白了，结果被胡适与陈独秀抓住小辫子，就‘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大肆抨击，弄得林琴南颇有点招架不住。”（《国魂》1977年4月号）。“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则嗜古者之痼也”，不能从字面上理解。林纾也许是谦虚，也许是不想在短文中铺得太开，胡适回避其提出的关键，抓住一两句话嘲讽一通，便“得胜”而去了。
作为对民族有责任心的老成人，林纾忧心忡忡地说：
民国新立，士皆剽窃新学，行文亦泽之以新名词。夫学不新，而唯词之新，匪特不得新，且举其故者而尽亡之，吾甚虞古系之绝也。向在杭州，日本斋藤少将谓余曰：“敝国非新，盖复古也。”时中国古籍如皕宋楼之藏书，日人则尽括而有之。呜呼，彼人求新而惟旧之宝，吾则不得新而先殒其旧。意者后此求文字之师，将以厚币聘东人乎？夫马班韩柳之文虽不协於时用，固文字之祖也；嗜者学之，用其浅者以课人，转转相承，必有一二钜子出肩其统，则中国之元气尚有存者。若弃掷践唾而不之惜，吾恐国未亡而文字已先之，几何不为东人之所笑也。
《论古文之不宜废》发表时，将“意者后此求文字之师，将以厚币聘东人乎”与“国未亡而文字已先之，几何不为东人之所笑也”二句，用特大号字体排印，尤突现了林纾的殷忧。按，斋藤少将，时为日本公使武官。日本的维新比中国早，却不一味图新而废旧，故斋藤有言：“敝国非新，盖复古也。”林纾发问道：“彼人求新而惟旧之宝，吾则不得新而先殒其旧”，岂不是太愚蠢了么？当时中国古籍如皕宋楼之藏书，为什么会为日人则尽括而有之？恐与时人鼓吹尽废古书、尽废文言不无关系吧？“意者后此求文字之师，将以厚币聘东人乎？”后来的事实，皆不幸为林纾所言中。林纾还指出，“马、班、韩、柳之文虽不协於时用，固文字之祖也”，虽不一定要所有的人都去学习，但嗜者学之，转转相承，必有一二钜子出肩其统，则中国之元气尚有存者；相反，“若弃掷践唾而不之惜，吾恐国未亡而文字已先之”，可谓语重而心长。
1919年4月，林纾又在《文艺丛报》创刊号发表《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进一步就“白话正宗”论与胡适商榷。文章说：“至白话一兴，则喧天之闹，人人争撤古文之席而代以白话，其但始行白话报。忆庚子客杭州，林万里、汪叔明创为《白话日报》，余为作《白话道情》，颇风行一时。已而予匆匆入都，此报遂停。沪上亦闻有为白话为诗，难者从未闻尽弃古文行以白话者。”又说：“近人创为白话一门，自衔其持见，不知林万里、汪叔明固已先汝而为矣。”庚子即1901年，林万里即林獬（1874－1926），其时主持《杭州白话报》笔政，作《论看报的好处》，并以“宣樊”、“宣樊子”笔名作白话文鼓吹新政；五十岁的林纾时客居杭州，为之撰《白话道情》，很受欢迎。行文本意十分清楚：即便是“倡导白话”的话题，“不知林万里、汪叔明固已先汝而为矣”，自己亦比胡适有更多的发言权。
在立定有足够资格议论白话的前提下，林纾以绝对高明的古文家身分，畅论古文的性质和功用：它有时“似无关於政治，然有时国家之险夷系彼一言”；有时又似“无涉於伦纪，然有时足以动人忠孝之思”。他品隲唐文、宋文、元文、明文的优劣短长，洋洋洒洒，仿佛是信手拈来，挥斥皆成警句。其论明人之学汉，喻之为“《品花宝监》学《红楼梦》者也”：“《红楼梦》多贵族手笔，而曹雪芹又司江南织造，上用之物，靡不周悉。作《品花宝监》者，特一秀才，虽极写华公子之富，观其令厨娘煮粥，亲行命令如某某之粉宜多宜寡，斟酌久之，如在《红楼梦》中则一婢之口吻耳。”特意引白话小说为例以喻之，不惟十分得体，亦为题中应有之义。即便是《红楼梦》的赏鉴，早在1907年，林纾译《孝女耐儿传》即曰：“中国说部，登峰造极者无若《石头记》……（其）用笔缜密，著色繁丽，制局精严，观止矣。”与三年之后撰《红楼梦考证》、言“红楼梦的真正价值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上面”的胡适相比，林纾此文谓“《红楼》一书，口吻之犀利，闻之俨然，而近人学之，所作之文字，乃又癯惙欲死，何也？须知贾母之言趣而得要，凤姊之言辣而有权，宝钗之言驯而含伪，黛玉之言酸而带刻，探春之言言简而理当，袭人之言贴而藏奸，晴雯之言憨而无理，赵姨娘之言言贱而多怨，唯宝玉所言，纯出天真。作者守住定盘针，四面八方眼力都到，才能随地熨贴。”无疑要内行老到多了。
林纾也看到了古文与时代不相适应的一面。1913年春秋之交，作《送大学文科毕业诸学士序》，勉诸生云：“呜呼，古文之敝久矣。大老之自信而不惑者，立格树表，俾学者望表赴格，而求合其度，往往病拘挛而痿于盛年。其尚恢富者，则又矜多务博，舍意境，废义法，其去古乃愈远……。意所谓中华数千年文字之光气，得不黯然而瓒者，所恃其在诸君子乎？世变日滋，文字固无济于实用。苟天心厌乱，终有清平之一日。则诸君力延古文之一线，使不至于颠坠，未始非吾华之幸也。”1915年，为国学扶轮社《文科大辞典》作序云：“综言之，新学即昌，旧学日就淹没，孰于故纸堆中觅取生活？让名为中国人，断无抛弃其国故而仍称国民者。仆承乏大学文科讲习，犹兢兢然日取左、国、庄、骚、史、汉八家之文，条分缕析，与同学言之。明知其不适于用，然亦所以存国故耳。”“世变日滋，文字固无济于实用”、“新学即昌，旧学日就淹没”，但为了使“中华数千年文字之光气，得不黯然而瓒”，“明知其不适于用，然亦所以存国故耳”，这些意见是十分通达的。《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亦坦然承认，随着时代的变迁，古文已退居次要之地位：“今官文书及往来函札，何尝尽用古文。一读古文，则人人瞠目，此古文一道已厉消烬灭之秋，何必再用革除之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废除古文，甚至将古文斩尽杀绝，他深刻地指出：“其曰废古文用白话者，亦正不知所谓古文也。”这是为什么呢？林纾巧妙地借《水浒》艺术而言之曰：
白话至《水浒》、《红楼》二书，选者亦不为错。然其绘影绘声之笔，真得一肖字之诀。但以武松之鸳鸯楼言之，先置朴刀於厨次，此第一路安顿法也。其次登楼，所谓揸开五指，向前右手执刀，即防楼上知状将物下掷，楂指正所以备之也，此第二路之写真。登楼后见两三枝灯烛三数处月光，则窗开月入，人倦酒阑，专候二人之捷音，此三路写法也。既杀三人，洒血书壁，踩扁酒器，然后下楼，於帘影模糊中杀人，刀钝莫入，写向月而视，凛凛有鬼气，及疾趋厨次，取朴刃时，则倏忽骇怪，神态如生，此非《史记》而何？试问不读《史记》而作《水浒》，能状出尔许神情耶？《史记·窦皇后传》敍窦广国兄弟家常琐语，处处入情；而《隋书·独孤氏传》曰“苦桃姑”云云，何尝非欲跨过《史记》，然不类矣。故冬烘先生言字须有根柢，即谓古文者，白话之根柢；无古文，安有白话？
“《史记·窦皇后传》敍窦广国兄弟家常琐语”，见《史记·外戚世家》：窦皇后弟窦广国，四五岁时为人略卖至宜阳，为其主入山作炭，闻窦皇后新立，上书自陈。窦皇后召见，复问何以为验？对曰：“姊去我西时，与我决于传舍中，丐沐沐我，请食饭我，乃去。”于是窦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横下，故曰“处处入情”；而“《隋书·独孤氏传》曰‘苦桃姑’云云”，见《隋书·外戚传》：高祖外家吕氏，其族盖微，平齐之后，求访不知所在。开皇初，有男子吕永吉，自称有姑字苦桃，为杨忠妻。勘验知是舅子，留在京师。永吉从父道贵，性尤顽騃，言词鄙陋。初自乡里征入长安，上见之悲泣。道贵略无戚容，但连呼高祖名，云：‘种末定不可偷，大似苦桃姊。’是后数犯忌讳，动致违忤，故曰“何尝非欲跨过《史记》，然不类矣”。林纾借此说明“古文者，白话之根柢，无古文，安有白话”，“能读书阅世，方能为文，如以虚枵之身，不特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的道理，是令人信服的，也是符合文学演进规律的。胡适以“言文之背驰”与否，奉辽、金、元通俗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无疑是错误的。中国文化源头在先秦，没有证据表明其时一定“言文背驰”，而以《诗经》、楚辞为代表的先秦诗歌，以《春秋》、《左传》 、《国语》、《战国策》为代表的先秦史书，以《论语》、《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为代表的先秦诸子，莫不以其深厚的思想底蕴，成为后世取之不尽的思维源泉。胡适说“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表面上指“作文”，实际上是指“读文”，既不作矣，又何读焉？从而粗暴地切断中国文化的本源，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1919年3月18日，林纾在《公言报》发表《致蔡鹤卿书》，进一步申述他对“正宗”论的看法：“若《水浒》《红楼》，皆白话之圣，并足为教科之书，不知《水浒》中辞吻，多采岳珂之《金陀萃篇》，《红楼》亦不止为一人手笔，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若化古子之言为白话，演说亦未尝不是。按《说文》：演，长流也，亦有延之、广之之义，法当以短演长，不能以古子之长，演为白话之短。且使人读古子者，须读其原书耶？抑凭讲师之一二语，即算为古子？若读原书，则又不能全废古文矣。矧于古子之外，尚以《说文》讲授，《说文》之学，非俗书也。当参以古籀，证以钟鼎之文，试思用籀篆可化为白话耶？果以篆籀之文，杂之白话之中，是引汉唐之环燕与村妇谈心，陈商周之俎豆为野老聚饮，类乎不类？”讲得十分中肯，可谓语重心长。
“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数语，颇为时人与后人痛恨，以为是“对劳动人民的极大污蔑”。其实，林纾说的是由口语提炼为书面语言，属语言的继承和发展的范畴。“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实为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
三、两篇被“激”出来的文言小说
纵观林纾“论文言不可废”诸文，说理辩难，皆是心平气和的。他最为史家诟病的是作了《荆生》、《妖梦》两篇小说，竟然诋毁新文化运动是“禽兽之言”。实际上，这原是钱玄同（1887－1939）、刘半农（1891－1934）演出的双簧激出来的。在那位由钱玄同扮演的子虚乌有的“王敬轩”身上，隐约有林纾的若干特征，故文史家说：“钱、刘的‘双簧’戏上演后不久，真正的新文化运动反对派确实跳了出来。他们因王敬轩被批驳而坐立不安，要为王敬轩鸣不平了。1919年春，赫赫有名的桐城派代表林琴南在上海《新申报》上的《蠡叟丛谈》中发表文言小说《荆生》影射攻击《新青年》的几个编辑，以皖人田其美影射陈独秀，以狄莫影射胡适，以浙江人金心异影射钱玄同。林琴南在小说里幻想出一个英雄‘荆生’，让这个伟丈夫寻衅闹事痛打田、狄、金三人，发泄他维护旧礼教、反对新文化的积怨，从精神上满足了卫道者们的私怨。”文史家指林琴南“使用卑劣手段”，采用的纯是双重标准。既然对方不按规矩出牌，以近乎无赖的手段“唐突前辈”，将可笑的油彩涂抹在对手鼻尖上，为人慷慨、个性倔强、素有剑侠气的林纾，站出来痛骂几声，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借小说以影射之事，史上早已有之。唐代李德裕与牛僧孺交恶，命其门人韦瓘以牛僧孺名义撰《周秦行记》以诬陷之，就是最著名的例子。小说叙牛僧孺贞元中落第，归途误宿古墓，会到了汉代的薄太后，又召请戚夫人、王昭君、潘淑妃、杨贵妃、绿珠等饮酒赋诗。薄太后问：“今天子为谁？”牛僧孺答云：“今皇帝先帝长子。”太真笑曰：“沈婆儿作天子也，大奇！”按，“沈婆”指代宗的沈后，安史之乱两度被胡人掳去，“沈婆儿”则指当时的皇帝德宗。李德裕又亲自作《〈周秦行记〉论》，攻击牛僧孺“以身与帝王后妃冥遇，欲证其身非人臣相也，将有意于狂颠；及至戏德宗为‘沈婆儿’，以代宗皇后为‘沈婆’，令人骨战，可谓无礼于其君甚矣！”张洎《贾氏谈录》云：“开成中，曾为宪司所劾，文宗览之，笑曰：‘此必假名，僧孺是贞元中进士，岂敢呼德宗为沈婆儿也。’事遂寝。”与李德裕之从政治上诬陷对手，欲置人于死地的鬼蜮伎俩相比，林纾所做不过是游戏文章，且堂堂正正地署上自己的大名，何“卑劣”之有？
《荆生》载1919年2月17－18日《新申报·蠡叟丛谈（十三—十四）》，小说勾画出林纾心目中“新文人”的尊容，言田其美（影射陈独秀）、金心异（影射钱玄同）、狄莫（影射胡适）“悉新归自美洲，能哲学，而田生尤颖异，能发人所不敢发之议论，金生则能《说文》”。一日，三人来至陶然亭，温酒陈肴，坐而笑语：
田生中坐，叹曰：“中国亡矣，误者均孔氏之学，何由坚言伦纪，且何谓伦纪者，外国且妻其从妹，何以能强？天下有人种，即有父母，父母于我又何恩者？”狄莫大笑曰：“惟文字误人，所以至此。”田生以手抵几曰，“死文字，安能生活学术，吾非去孔子灭伦常不可！”狄莫曰：“吾意宜先废文字，以白话行之，俾天下通晓，亦可使人人咸窥深奥之学术，不为艰深文字所梗。唯金君何以默守《说文》，良不可解。”金生笑曰：“君知吾何姓，吾姓金耳。姓金者性亦嗜金，吾性但欲得金，其讲《说文》者，愚不识字之人耳，正欲阐扬白话以佐君。”于是三人大欢，坚约为兄弟，力掊孔子。
虽是玩笑之作，却将三人之宗旨，概括得并不走样，颇有唐人小说之意趣。其后，忽有“伟丈夫”荆生破壁指三人曰：“尔乃敢以禽兽之言，乱吾清听！”于是按田生首，以足践狄莫，取金生眼镜掷之，三人只得敛具下山，“回顾危阑之上，丈夫尚拊简而俯视，作狞笑也”。篇末蠡叟曰：“如此混浊世界，亦但有田生狄生足以自豪耳，安有荆生？”林纾骂其为“禽兽自语”，矫为快意而已。小说因势阐释“孔子圣之时”论道：“孔子何以为圣之时？时乎春秋，即重俎豆；时乎今日，亦重科学。譬叔梁纥病笃于山东，孔子适在江南，闻耗，将以电报问疾，火车视疾耶？或仍以书附邮者，按站而行，抵山东且经月，俾不与死父相见，孔子肯如是耶？”驳斥时人对孔子的曲解，与《致蔡鹤卿书》中“时乎潜艇飞机，则孔子必能使潜艇飞机不妄杀人”是一致的，惟有浅薄之徒，方得视为“笑柄”耳。
《妖梦》载1919年3月18－22日《新申报·蠡叟丛谈（四十四—四十六）》，荒唐色彩更为浓郁。小说叙郑思康梦中为长髯人所邀，往游阴曹，遂并辔至白话学堂，见门外大书一联云：“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甚么东西。”入第二门，见匾上大书“毙孔堂”，又一联云：“禽兽真自由，要这伦常何用；仁义太坏事，须从根本打消。”闻校长元绪（影射蔡元培）、教务长田恒（影射陈独秀）、副教务长秦二世（影射胡适），皆鬼中之杰出者，入而面之。谈次问名未竟，二世曰：“足下思康，思郑康成耶？孔丘尚是废物，何况郑玄！”田恒曰：“郑玄作死文字，决不及活文字，非我辈出面提倡，则中华将被此腐儒弄坏矣。而五伦五常，尤属可恨，束缚至于无转旋地步。”结末谓罗睺罗阿修罗王至，直扑白话学堂，攫人而食。食已大下，积粪如丘，臭不可近。笔墨未免刻薄，非怪“新人”要勃然大怒了。话又要说回来，将对方说成妖魔，最先还是新派自己。陈独秀不是说他要“明目张胆地与十八妖魔（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宣战”，“愿拖着四十二生的大炮”，为“吾友胡适”之前驱吗？
撇开小说的诡诞色彩，对“正宗”论的批评同样深刻酣畅。结末蠡叟曰：“‘死文字’三字，非田恒独出之言也。英国大师迭更先生，已曾言之，指腊丁罗马希腊古文也。夫以迭更之才力，不能灭腊丁，讵一田恒之力，能灭古文耶？即彼所尊崇之《水浒》《红楼》，非从古书出耶？《水浒》中所用，多岳珂《金陀萃编》中之辞语，而《红楼》一书，尤经无数博雅名公，窜改而成。譬之珠宝肆中，陈设之物，欲得其物，须入其肆检之；若但取其商标，以为即珠宝也，人亦将许之乎？作白话须先读书明理，说得通透，方能动人。若但以白话教白话，不知理之所从出，则骡马市引东洋车之人亦知白话，何用教耶？此辈不能上人，特作反面文字，务以惊众，明理者初不为动。所患者后生小子，小学堂既无名师，而中学堂又寡书籍，一味枵腹，闻以白话提倡，乌能不喜。此风一扇，人人目不知书，又引掖以背叛伦常为自由，何人不逐流而逝，争趋禽兽一路。善乎西哲毕困腓士特之言曰，智者愚者俱无害，唯半智半愚之人最为危险。何者？谓彼为愚，则出洋留学，又稍知中国文字，不名为愚；若指为智，则哲学仅通皮毛，中文又仅知大略，便自以为中外兼通。说到快意，便骂詈孔孟，指斥韩欧，以为伦常文字，均足陷人，且害新学。须知古文无害于科学，科学亦不用乎古文，两不相涉，尽人知之。唯懒惰不学之少年，则适为称心之语可以欺瞒父母，靡不低首下拜其言。矧更有家庭革命之说，则无知者，欢声雷动矣。吾恨郑生之梦不实，若果有瞰月之罗睺罗王，吾将请其将此辈先尝一脔也。”讲这番话的时候，林纾心中在流血。
1919年4月5日《公言报》刊出林纾的《腐解》，袒露了自己“性既迂腐”的性格：“……予乞食长安，蛰伏二十年，而忍其饥寒，无孟韩之道力，而甘为其难。 名曰卫道，若蚊蚋之负泰山，固知其事之不我干也，憾吾者将争起而吾弹也。然万户皆鼾，而吾独嘐嘐作晨鸡焉；万夫皆屏，吾独悠悠当虎蹊焉！七十之年，去死已近。为牛则羸，胡角之砺？为马则弩，胡蹄之铁？然而哀哀父母，吾不尝为之子耶？巍巍圣言，吾不尝为之徒耶？ 苟能俯而听之，存此一线伦纪于宇宙之间，吾甘断吾头，而付诸樊于期之函；裂吾胸，为安金藏之剖其心肝。黄天后土，是临是监！子之掖我，岂我之惭？”1924年，林纾逝世前一月为擅长古文辞的四子林琮所写的遗训曰：“琮子古文，万不可释手，将来必为世所宝。”其弥留之际，仍以手指在林琮手上写道：“古文万无灭亡之理，其勿怠尔修。”当废文言文的潮流滚滚而来，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能挺立潮头，甘为其难，卫护中国传统文化之道，非林纾而谁何？
四、史家叙述难以调和的矛盾
文学史家叙述的微妙处，是将胡适倡导的“废除文言，使用白话”的白话文运动、青年学生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爱国运动、北洋政府的“国民学校改国文为语体文”的法令，都装进一个篮子，统统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其实，胡适最经典的文章从来没有说要“外争国权，内惩国贼”；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也根本不曾以胡适为领军人物。胡适到晚年时还说：“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 1919 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胡适口述自传》第 1836 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在胡适眼中，“五四运动”竟是对他倡导的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干扰”，史家还有什么理由说“新文化运动是政治变革在文化领域的投影，它和五四运动是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没有白话文运动，五四运动不会有那样的规模和影响，没有五四运动，白话文运动也不可能在社会上取得如此迅速，彻底的成功”呢？
尤为匪夷所思的是，1919年5月4日，北洋政府残酷镇压了青年爱国运动，1920年1月2日，却遵照“新文化运动旗手”胡适的意愿，颁布了废除文言文的法令：“定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使白话文运动取得“迅速彻底的成功”。请看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
1919年10月，孙中山在上海宣布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1920年3月，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
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
9月，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
10月，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
年底，广州、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成立。
1921年春，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成立；
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
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成立。
不知史家为何未曾想到，内外交困的北洋政府，竟会成了胡适的支持者，在他提出“废除文言文”仅仅三年，就急切地将它付诸实施了。胡适1920年5月17日不无得意地说：“这个命令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他的影响和结果，我们现在很难预先计算。但我们可以说，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20年。”（《〈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便可窥见个中的秘密。至于北洋政府是颟頇昏愦，还是真的支持对“新文化运动”，或是另有更深层的原因，尚需对文献作更多的发掘与梳理，此文已不能深究。
这里想说的是，应否废除文言文作为学术问题，讨论一二百年都无伤大局；但一旦成为政府的行政决策，情势就不可逆转了。且不论废除文言文是否正确可行，尚需认真论证；单是文言废除后如何使用白话文，就是亟需严肃对待的科学问题。胡适1918年4月还在说：“我以为现在的中国，还没有做到实行预备创造新文学的地步，原可不必谈创造的方法和创造的手段，我们现在且先努力做那第一、第二两步预备的功夫罢！”然而，1920年的北洋政府，却越过了那第一、二步的预备功夫，将他们“审定”的语体文教科书正式推出了。1920年1月教育部的训令说：“查吾国以文言纷歧，影响所及，学校教育固感受进步迟滞之痛苦，即人事社会亦欠具统一精神之利器。若不急使言文一致，欲图文化之发展，其道无由。本部年来对于筹备统一国语一事，既积极进行，现在全国教育届舆论趋向，又咸以国民学校国文科宜改授国语为言；体察情形，提倡国语教育实难再缓。兹定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合亟令行该厅局校转令所属各校，遵照办理可也。”训令之理论依据，诸如“文言纷歧”、“言文一致”，都是源于胡适的；而“实难再缓”、“合亟令行该厅局校转令所属各校遵照办理”，甚至比胡适还要着急。史家为此大唱赞歌道：“从那时开始，中国儿童的启蒙教育不再是他们似懂非懂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和‘上大人孔乙己’，而是他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最适合于他们的东西。”那么，北洋政府究竟拿出什么货色代替“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来做启蒙教材呢？且让我们请出几位世纪老人来作见证。
第一位要请的是贾植芳先生。他在《狱里狱外》中写道：
我生性冥顽不灵，从孩提时代就在家里闹事，外面闯祸。家里为了图个清静，从五岁时起，就由哥哥带我，到同村一个不第的老秀才家里读私墊，每天围在一张圆桌边，跟上同学们嚎叫：“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但字却不识一个。念了半年，老秀才死了，我家住在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村，没有小学。家里把我送到邻村小学读书，这次是读《共和国语文》，我又跟上同学吆喝：“人、手、足、刀、尺、山、水、牛、羊”。我跟着没嚎多久，又换了《语文教科书》，第一课课文是：“大狗跳，小狗叫，大狗跳一跳，小狗叫三叫，汪、汪、汪!”我老子虽然每七天赶一集都给我买一本新的《语文教科书》，但我把它拴在裤带上，买一次，丢一次，又买一次。虽然只是跟着嚷叫，却觉得这些话说得很好玩，引出兴趣来了。但字还是不识。老师让我背课文，我背得倒很流利：“大狗跳，小狗叫，大狗跳一跳，小狗叫三叫，汪汪汪汪汪……”明明是叫三叫，我却一股劲儿地叫下去，不是老师拍桌子，我还会“汪汪”下去，叫得特别积极卖力。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每每批斗我时，我就往往想到我那份“汪汪汪汪……”的积极性。老师制住了我“汪汪汪”，叫我转过身来，随便指一个字要我念出，指一个我摇头，指另一个我又摇头，指了好几个，我不好意思再摇头，便报以沉默的微笑，——照例每个字都不认识。（第119－120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
贾植芳先生生于1916年，他正赶上读1920年4月北洋政府《语文教科书》第一版的荣幸。
第二位要请的是舒芜先生，《舒芜口述自传》中写道：
……在府右街北口路西，有一所培根小学。大约在我5周岁时，被母亲送到这所小学读一年级。如今回忆起来，别的课有些什么内容，都记不大清了，只有语文课还有印象。第一课的课文好像是“狗，大狗、小狗，大狗叫，小狗跳……”（第1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舒芜先生生于1922年，他入小学一年级应在1928年。“还没有做到实行预备创造新文学的地步”的“白话文学家”，就用这种最彆脚的“大狗跳，小狗叫”来“启蒙”天真无邪的孩童！请看，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第二个十年，就这样发生了以“废除文言文”为名，实质上是摧毁传统文化的事件。其结果是导致全民族道德的空前劣化，导致全民族文化水准的普遍下降。由于是从体制方面入手的，就其终极影响而言，甚至比二十世纪后五十年的第二个十年从器物上的摧残还要恶劣，还要不可挽救。
“废除文言”的鼓吹者和护法者说，文言束缚思想，不适合表达新时代新内容，所以要加以废除。但文言不单是写作工具，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都是以文言为载体而代代承传的。在教育体系中废除文言文教学，不仅使青年学生从此丧失阅读古代文献的能力，而且从根本上破坏中国文化的生态环境，导致国民素质全面彻底、无可挽回的下降。正如钱穆先生所说：“近人为慕西化，竞倡白话文，不知白话与文言不同。果一依白话为主，则几千年来之书籍为民族文化精神之所寄存者，皆将尽失其正解，书不焚而自焚，其为祸之烈，殆有难言。”（《文化中之语言与文字》，《中国文学论丛》第23页，三联书店2002年版）人文教育是培养人格的基本途径，关系到立国之本。中华文化立人的精髄是修齐治平，《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孟子·离篓下》：“天下之本在于国，国之本在于家，家之本在于身。”是义利之辨，《论语·述而》：“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告子下》：“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以“小狗”、“大狗”为启蒙教材（后来又改为“公鸡大，麻雀小，公鸡走，麻雀跳”或“叮当叮，上午八点钟”了）、以“做大官、发大财”为人生目标（据新华网河南频道2005年8月5日电，郑州市南彩社区李女士儿子小学毕业纪念册留言 ：“祝福你将来长大做大官，一定要多包两个美女二奶，早日生龙凤双胞胎”；“将来发大财，吃遍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包括鳄鱼果子狸”。用胡适的“要有话说，方才说话”、“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说过的话”、“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四条标准衡量，留言都可称得上地道的白话文），既未确立“修齐治平”的根本信念，也未确立“义利之辨”的做人原则，战争时期鲜有不叛变投敌的，和平时期鲜有不贪污腐败的。抗战中汉奸之多（参见胡平《抗战烽火中的历史画卷》，《粤海风》2005年第4期），二十年来贪官之多（参见央视国际2004年10月16日《“腐败”不只是拿了几个钱的事》：“老百姓甚至说‘十个局长抓来全毙了，也许找不出一个是冤的。’”），似乎都可以从中找到解释。常说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但畏惧监督而不敢腐败是暂时的，一旦监督出现了疏漏（这倒是必然的），腐败势将乘虚而入。何况监督权力的权力也会腐败，每种监督权力都可能给寻租者提供以权谋私的机会。惟有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人，才会时刻警惕。不从自己做起，从自己家庭做起，哪怕把“做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都有变成口头禅的危险。
《胡适口述自传》的译注者唐德刚，尤其注意到只教白话文的严重后果：“学龄儿童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实是他们本能上记忆力最强的时期，真是所谓出口成诵。要一个受教育的青年能接受一点中西文学和文化遗产，这个时候实在是他们的黄金时代——尤其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学习与研读，这时如果能熟读一点古典文学名著，实在是很容易的事——至少一大部分儿童是可以接受的；这也是他们一生将来受用不尽的训练。这个黄金时代一过去，便再也学不好了。如果我们把一些智力上能够接受这些宝贵文化遗产的学龄儿童们的黄金时代，给‘喔喔喔’或‘叮当叮’，叮当去了，岂不是太可惜了吗？胡适之先生他们当年搞‘革命’，非过正，不能矫枉，原是可以理解的。加以他们又都是一批高高在上的‘决策人’，原不知‘民间疾苦’。在他们大旗之下受教育的孩子们将来是‘祸’是‘福’，不是他们可以想象出来的。本来一个政策——尤其是教育政策——的成效如何，也不是应该可从想象中得出的；它只有在长期实践之中，才能找出真正的答案。六十年过去了。今后的教育家，千万不可再讲大话、讲空话。办教育的人一定要实事求是，去研究出受教育儿童的真正需要才好。”（第178页）1920年教“大狗跳，小狗叫”的老师，尚懂得文言文；而只读“大狗跳，小狗叫”的学生变成老师，就不懂文言文了；他的学生再变成老师，又当如何？如今不要说中文系学生读不懂古文，教授古典文学的博导也有不会句读，不懂平仄的，他们“培养”出来的博士，又当如何？国民语文程度一代不如一代，一年不如一年的逐代劣化，成了不争的事实。我常说，年青人缺少的不是智慧，而是时间。十岁前该读的书，二十岁前该读的书，到了二十岁上大学、二十五岁上研究生以后才来读，还来得及么？那么，时间到哪里去了？浪费在少年时代读“大狗跳，小狗叫”之类的东西上面了。
五、 “白话正宗”论对明清小说研究的负面影响
即便从明清小说研究角度看，“白话正宗”论的负面影响亦不可小视，因文章篇幅已经超长，只能从三方面约略言之：
一、人为割断历史，使小说研究失却厚实根基，知文学而不知非文学，知小说而不知非小说，知名著而不知非名著，眼界狭隘，识见局促，底气不足，难成大器。
二、漠视文言小说，使小说研究长期处于“跛足状态”。研究者只强调宋元“平话”为“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却不正视文言小说实际上在滋养了它，正如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所云：“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夷坚志》无有不览，《琇莹集》所载皆通。动哨、中哨，莫非《东山笑林〉；引倬、底倬，须还《绿窗新话》。”这些书都是勾栏瓦舍“说话人”所必读的，是他们所取材所学习的典范。又，今之人但知文言小说的名著如《聊斋》，进入研究视野的文言小说寥寥无几；不曾读几本文言小说，就摇头说“没有价值”，皆为“正宗”论在小说研究领域的翻版。
三、过分拔高一二名著，尤以《红楼梦》为甚。“拥挤的红学世界”人越聚越多，《红楼梦》也越说越玄。“封建社会百科全书”说之外，近又有《红楼梦》是“属于中华大文化的代表著作”说，至高，至大，至佳，至妙，“比《诗经》、《楚辞》、《史记》、《杜诗》等等深厚得多，博大得多 ”，仿佛整个中国有一部《红楼梦》足矣。俞平伯先生说： “一切红学都是反《红楼梦》的，即讲的愈多，《红楼梦》愈显其坏。”有网友题诗道：
早该给“红学”挖个坟墓 并给它立碑了
当一部小说变成一门学科或吃饭的工具时
就是它该灭亡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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